考上隔壁省公務員那天,我爸在書房里看了我一眼。
就一眼,然后他低下頭,繼續看手里的文件。
“手續都辦完了?”
“辦完了。”
“去吧,到基層鍛煉鍛煉也好。”
這就是我們家的溝通方式。
他是那種在省里開大會都能讓人不敢大聲出氣的人,回到家反而惜字如金。
但我懂他的意思:你自己的路,自己走。
報到那天,我特意穿了件大學時買的白襯衣。
人事科在三樓,一個靠走廊盡頭的房間。
門開著,里面煙霧繚繞,兩個中年男人正對著?ū?表格抽煙。
我長長的呼了口氣后,敲了敲門。
“進來。”
說話的是個戴眼鏡的中年人,頭頂稀疏,眼神里帶著長期坐辦公室的人特有的疲憊。
他接過介紹信,掃了一眼,又抬頭看我。
“陳恪?”
“是。”
他翻開桌上的檔案袋,那是從組織部轉過來的我的材料。
我看見他翻到家庭成員那一頁,目光在上面停了兩秒。
父親:陳衛東。工作單位:漢江省委。
他抬起頭,打量我。
那個瞬間我知道他在想什么——省委?是領導還是干事?是實權還是閑差?
我往前站了一步,聲音不高不低:
“我爸在下面的招待所工作,普通干部。”
“哦。”
他低下頭,翻過那一頁。
后來的事證明,那個“哦”字就是我在這個單位最初的定位。
招待所也好,普通干部也好,對他而言都一樣。
反正是外省的,反正是沒人打過招呼的,反正是沒根沒葉的。
他合上檔案,從抽屜里摸出一張表。
他邊寫邊問我:“綜合科,缺個寫材料的,能寫嗎?”
“能。”
“行,去二樓綜合科找周科長,就說人事科吳科長讓去的。”
我接過表,轉身往外走。
走到門口的時候,聽見他在身后跟另一個抽煙的人嘀咕:
“又來一個外地的,學歷倒是挺高,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干活。”
另一個聲音笑了一聲:“學歷高的見得多了,都眼高手低,哪有幾個能干的。”
下到二樓,發現綜合科在走廊另一頭,門開著,里面傳來鍵盤敲擊聲和打電話的聲音。
我敲了敲門框。
一個四十來歲的女人抬起頭,圓臉,短發,戴著副金絲邊眼鏡。
“找誰?”
“我找周科長,人事科讓我來報到。”
她上下打量我一圈,然后沖里面喊了一聲:“老周,新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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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間走出來一個男人,五十出頭,肚子挺得老高,手里端著個保溫杯,杯壁上印著“先進工作者”五個字。
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一眼我手里的表,接過去,掃了一遍。
“陳恪?”
“是。”
“哪個學校畢業的?”
“江漢大學。”
果然,周科長的下一個問題是:
“本地人?”
“不是。”
“對象呢?在本地嗎?”
“沒有對象。”
他點了點頭,保溫杯往嘴邊送了一口,目光從我身上移開,投向走廊盡頭。
“行,先坐著吧。”
他指了指外間一張空桌子,“那個,小劉,你帶帶他。”
圓臉女人應了一聲,從座位上站起來,往門口最破的那張桌子一指:“你先坐那兒吧。”
我走到那張桌子前,桌上堆著幾本許多年前的內部刊物,鍵盤上落了一層灰,顯示器的電源線垂在地上,插頭不知道被誰踢到了桌子底下。
我蹲下去撿插頭。
身后傳來劉姐的聲音,不大不小,剛好能讓我聽見:“又來個男的,咱們科都快成和尚廟了。”
我把電源插頭插好后,打開了電腦。
屏幕上是上一個人留下的桌面,幾個文件夾亂七八糟地堆著。
其中一個名字叫“年終總結-最終版-真的最終版-不改了”。
我扯了兩張紙巾,開始擦桌子。
一周后,全科室都知道了:新來的小陳,話少,能加班,材料寫得快。
周科長開始把最難寫的活兒往我桌上扔。
凌晨兩點的急件,周末的調研報告,還有誰都不愿意接的匯報材料。
“年輕人,多鍛煉。”他拍拍我肩膀。
劉姐也開始把跑腿的活兒往我這兒塞。
復印、裝訂、送文件、取快遞,理由是“你年輕腿快,順便”。
“小陳,這個順路幫我帶一下。”
“小陳,那個不急你先把這個弄了。”
我都說好。
一個月后,單位里流傳著一個段子:綜合科新來的那個,特別好使。
沒人問我家里是干什么的。
沒人問我周末回不回家。
更沒人知道,每個周五晚上,我要開三個小時車回漢江省。
我爸偶爾會問兩句單位的事,聽完點點頭,從不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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