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下旬,因事過洛陽,參觀位于隋唐洛陽城址附近的洛陽博物館新館,不意在石刻館中見到一件文物,大是驚奇,說明牌上寫著“吳越國王錢俶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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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于洛陽博物館中的錢俶墓志石
錢俶是吳越國三世五王中的最后一個。北宋建立之后,太平興國三年(公元978年),錢俶秉承“善事中國”的祖訓,決定以天下蒼生為念,“納土歸宋”,將所部一軍十三州、八十六縣、五十五萬六百八十戶、十一萬五千一十六卒,悉數獻給宋朝,成就了一段顧全大局、中華一統的歷史佳話。
但錢俶個人也做出了巨大犧牲,他被宋廷作為人質扣壓在都城汴梁,最后也是死在汴梁。他的墓志石怎么會在洛陽出現?這引起了我的極大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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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來查檢史籍,才知這個事情的來龍去脈,故事頗為曲折。
北宋端拱元年(988年)8月,錢俶六十大壽,宋太宗遣使祝賀,結果當夜錢俶暴斃南陽,謚號忠懿。后人或有懷疑其被毒殺者,但也沒有什么鐵證,遂成千古遺案。
根據錢俶墓志石內的記載,錢俶去逝后,先是“倌葬于京師之東墅”,整整兩年后,又“葬于河南府洛陽縣賢相鄉陶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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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俶畫像
錢俶卒后數月倌葬于京師汴梁,兩年后改葬洛陽,個中必有隱情。
錢俶所葬之地賢相鄉,原名平陰鄉,位于今河南孟津縣境內,隋唐、五代、北宋時為河南鄉和洛陽縣的分界。北宋初年,平陰鄉更名為賢相鄉,轄有上東里、上店里、旌德里、積潤里、鳳臺里、陶公里等處。
鳳臺里因鳳凰臺而得名,在今孟津縣鳳凰臺村北1里許,這里埋葬著東吳末帝孫皓,陳朝后主陳叔寶,百濟王扶余義慈、扶余隆父子,西蜀之君孟昶,南唐后主李煜等,這恐怕是我國唯一的一處“亡國之君兆域”。
論理說起來,錢俶也算是“亡國之君”(雖然他是主動納土歸宋的),但卻沒有葬在這里,而是葬在了與此域相鄰的陶公里。這又是什么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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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界有諸多的猜測。一種看法認為,錢俶雖屬亡國之君,但生前與宋太祖趙匡胤、宋太宗趙匡義個人交誼頗深,不葬“亡國之君兆域”,正是為了體現“表異恩”。
又一種看法認為,錢俶畢竟是亡國之君,宋太宗為避臣屬及后世之譏,葬錢俶于“亡國之君兆域”之側,這樣既安撫了錢氏子孫,也堵了臣屬及后世譏口。這種推測也不無道理。
第三種看法則認為,洛陽北邙山歷來為死者天國,“葬北邙,宜子孫”是沿襲已久的風俗。王溥、魏仁浦、石守信、石熙載、符守規等宋代名臣均葬于北邙,可為明證。何況北宋皇陵也在洛陽,為子孫計,錢俶要求葬于北邙,遙揖皇陵,表示“生為君臣,死為君鬼”的冥幽效忠,這種心態也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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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陽北邙山帝陵
說到錢俶這塊墓志石的來歷,其收藏及傳承經過也是跌宕起伏,頗為驚心。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洛陽縣令馬恕為搜儲古代石刻,在洛陽建存古閣,收藏晉至宋各類石刻68塊及各種石刻拓片1300多種,其中就有這塊錢俶墓志原石(可惜沒有記述出土時間和地點)。由此可知,錢俶墓在清代已經被盜,時間大約是道光至同治年間。隨葬文物不知去向,但墓志得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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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清光緒十二年(1886)刻本
清光緒元年(1875年),江蘇儀徵人、畫家兼金石學家汪鋆編著《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18卷刻印出版,其中卷16即收錄了錢俶墓志銘文,這是關于錢俶墓志的首次記載,引起世人注目。
清朝末年,金石學家羅振玉四處打聽,得知這通墓志的指向在洛陽,于是他在1911年通過友人從洛陽古董店、存古閣和洛陽北邙山農村,購得一批古文物,其中包含錢俶墓志拓片。1914年2月,羅振玉著《邙洛冢墓遺文》一書出版,該書卷下收錄有錢俶墓志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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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振玉
據《洛陽縣志》載,民國初期天下大亂,洛陽盜墓風氣盛行,墓志等文物不斷出土,“一朝出土,士人爭購。一石恒數百金,有至千金者。一入商販之手,則列石于市。一旦得善價,乃亟氈包席裹而去。”這一時期存古閣無人典守,失竊嚴重,僅剩石刻40塊,而大量石刻拓片遭盜竊,流入海內外收藏家之手。但萬幸的是,韓壽墓表、錢俶墓志等珍貴石刻得以僥幸留存。
后來世事略微平定,一些有識之士又從民間購石收藏,1919年,存古閣藏石又增至90塊。1931年春, 張鈁、劉鎮華、武庭麟等人創辦洛陽縣河洛圖書館,接管了存古閣的文物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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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洛陽河洛圖書館
日寇侵華期間,1944年洛陽河洛圖書館被日軍司令部占據,次年日本戰敗投降,由國民黨軍接管,館中文物大量失竊,藏石僅剩30多塊。而錢俶墓志原石,被拋置在院內一角落里。
1948年4月洛陽解放,市長楊少橋下令將散放在河洛圖書館內各處的石刻集中到庫房存放,后移入洛陽古代藝術館(洛陽關林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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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陽古代藝術館
令人唏噓的是,因該志石上刻志題甚長,全稱“大宋故安時鎮國崇文耀武宣德守道中正功臣、武勝軍節度、鄧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使持節鄧州諸軍事、鄧州刺史、上柱國、鄧王,食邑九萬七千戶,食實封壹萬陸千玖百戶,賜劍履上殿書詔不名,追封秦國王墓志銘并序”,內中并無出現“錢俶”字樣,故而該志石原陳列于洛陽古代藝術館東展室時,一度被誤識為“鄧俶”之志,致使這方具有較高歷史價值的“國君”級墓志沉湮多時,不為人知。
錢俶《草書手簡》,作于公元978年或983年,是錢俶寫給親近叔輩家屬的回信,其內容表露出錢俶納土歸宋后,在汴梁城屢次風疾復發,內心煩躁、痛苦的生活狀態
一直到1981年,洛陽博物館將該墓志調入時,才識讀出原來是五代吳越國末王錢俶的墓志,遂引起重視。
錢俶逝前,曾作過一首《木蘭花》詞,中有“帝鄉煙雨鎖春愁,故國山川空淚眼”句,讀來令人嗟嘆。納土歸宋后的錢俶自知無法跟先人葬在一起,只能垂淚長嘆。他或許更是不會想到,他身后的墓志石也竟然經歷了這樣多的曲折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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