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馬識途隨賀老總接見起義代表，見面后驚奇發現：代表是我親哥

1950年初冬的成都，寒氣還沒散盡，西南軍區機關大院里卻一片忙碌。解放軍剛進城不久，川西起義部隊的代表就要來向西南軍區司令員賀龍匯報。很多人只把這看作一場再普通不過的接見，卻沒人想到，這次會面背后，藏著一段分隔十多年的兄弟緣分，也牽出兩條完全不同、卻又指向同一方向的人生路。

那一天，受命來見賀龍的，是國民黨第十五兵團的一位少將副師長，名叫馬士弘；而站在賀龍身邊，負責協助接待起義部隊代表的中共川康特委副書記，則叫馬千木。等馬士弘抬頭一看，愣住了幾秒，脫口而出的，不是軍禮用語，而是一聲難以壓抑的驚呼：“老四？”這一聲，仿佛把時間一下子拉回到幾十年前的四川三峽老家，只不過，此時兩人的身份，一個是剛剛起義的國民黨將領，一個是早已在地下斗爭中摸爬滾打多年的共產黨干部。

有意思的是，這樣一段頗帶傳奇色彩的兄弟重逢，放在漫長的中國近現代史里，不過只是一個小小的切面。但順著這一切面往里看，既能看到大時代下國共關系的復雜變遷，也能看到普通中國人如何在夾縫中做出選擇，并且一直走到最后。

一、川西起義與兄弟重逢：戰局大勢中的小小轉折

如果把時間往前撥一點，撥到1949年深秋，就不難理解這場接見為何如此關鍵。1949年11月初，劉伯承、鄧小平率領第二野戰軍，在第一、第四野戰軍配合下，從湖北、湖南一線繼續西進，解放大西南的戰役正式展開。那時，東北、華北、華東大局已定，長江以南的大片地區也相繼解放，蔣介石手中能運用的力量越來越少，只能把最后的希望壓在西南。

在這種局勢下，蔣介石急忙調兵，妄圖以西南為“最后堡壘”。他一邊抓壯丁、一邊擴編舊軍隊，依托地方勢力殘余匆忙拼湊起所謂第十五兵團，由羅廣文擔任司令員，想堵住解放軍進軍川渝的通道。表面看，兵團番號不小，旗號也響亮，背后卻是人心漸散、軍心動搖的現實。

值得一提的是，蔣介石當時完全沒想到，羅廣文早已在長期的接觸和觀察中，對國民黨政權的前途心存疑慮。在我黨負責工作的干部不斷爭取下，他最終做出決定：不再為一敗涂地的舊政權賣命，準備帶隊起義。這步棋，一出就是全盤皆變。

1949年12月25日，胡宗南乘飛機倉皇逃往海南島，這是國民黨軍在西北戰場潰敗后的又一次狼狽轉移。僅兩天之后，羅廣文在川西安德率領第十五兵團起義。這一天，對大西南戰局來說是個關鍵節點：川西門戶打開，解放軍入川的阻力大為減小，西南局勢開始快速一邊倒。

起義消息傳到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軍區后，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南軍區司令員賀龍非常重視，不但致電歡迎，還安排專門的接見與改編工作。1950年1月，羅廣文兵團奉命開赴川北蓬溪，準備接受統一整編。為此，他特意派出少將副師長馬士弘，前往西南軍區當聯絡官，向賀龍當面匯報情況。

這時的馬士弘，肩上扛著的是一個舊軍將領的軍銜，背負的卻是整支部隊的去向。他或許已經隱約知道，自己這一趟不僅是“走程序”，更是為部隊未來謀一條真正的出路。但他絕對沒想到，在賀龍身邊，會重新遇見當年從家鄉出峽遠行的弟弟。

走進辦公室，他剛報上自己的職務，視線不經意地掃向一旁，整個人突然僵住了一下。賀龍注意到他的表情，笑著說：“怎么，認出熟人了？”短暫的沉默之后，兄弟倆對視了一眼，幾十年積壓在心里的話，一時竟不知從何說起。這一幕若寫進小說，很多人可能會覺得太過戲劇化，可放在那個年頭，只能算是歷史給普通人開的一個小小玩笑。

二、馬家出峽：一個家庭，兩條道路，同一戰場

要真正看懂這場重逢，必須把視線拉回更遠的地方——拉回到四川軍閥混戰、三峽煙雨的歲月。馬家兄弟出生在這樣一個年代，卻有一個在當時算得上優越的起點。

他們的父親馬玉之，在劉湘麾下做過三任縣長，是地方實力派體系里頗為能干的一位官員。也正是因為這樣的家庭背景，馬家子弟多數受過相對完整的教育，在那個“讀書都成問題”的年代，這是一種不小的優勢。

在家里，有一條流傳已久的家訓：“本家弟子，必須出峽。”意思很直接，年輕人不能只守在大山里，要走出去，去見更大的世界。于是，年少的馬家兄弟，一個個從夔門出發，順長江東行，踏上各自的人生路。

年長的馬士弘，比馬識途大四歲，屬于家中“領頭”的那一批。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略者占領東北，又步步進逼華北，北平、天津漸漸籠罩在戰爭陰影之下。那時，馬士弘正在北平讀大學，書還沒念完，外面已經是風聲鶴唳。

眼見北平一步步陷入危局，報紙上屢屢傳來前線敗退的消息，年輕人的血氣，很難在課堂中安靜消化。他心里的怒火難以發泄，又苦于找不到直接抗敵的路子。就在這個時候，黃埔軍校第十一期在北平招生的消息傳來，像一束光一樣照了進來。

馬士弘沒有猶豫，遞交報名，順利考入黃埔。1935年10月，他從黃埔畢業，按國民政府的安排被分配回四川，到鄧錫侯部川軍第二十八軍第一六三師任職。這一步，既是他踏入軍旅生涯的起點，也是被納入蔣介石“改造地方軍”的布局。

不久之后，陳誠嫡系將領羅廣文向他發出邀請，希望他加入第十八軍第十四師第四十二旅，擔任偵察連連長。從地方軍到中央軍嫡系，這一步的含義不言自明：他從此置身于國民黨軍隊的核心序列，在抗戰的槍林彈雨中奔走。

淞滬會戰、常德會戰、石牌要塞保衛戰……抗日戰爭爆發后，馬士弘跟隨部隊輾轉南北。穿草鞋、打硬仗，和無數普通官兵一樣，他用自己的方式對抗侵略者。不得不說，在這一點上，無論立場如何，流血犧牲的事實，都不容輕易抹殺。

再看弟弟這邊，路子卻完全不同。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東北迅速淪陷，國民黨政府在“攘外必先安內”的搖擺政策里遲疑不前，日本卻毫不拖泥帶水地向華北伸手。整個北方一片緊張。1933年前后，日軍逼近天津，北平也愈發不安全。為了繼續學業，馬識途選擇南下，到上海讀中學。

上海是當時中國最熱鬧的城市之一，也是各種新思想、新文化的匯聚地。中學時期的馬識途，一邊上課，一邊接觸大量新式書報。他喜愛武俠小說，癡迷那些“行俠仗義”的故事。那時候，很多年輕人都有類似的愛好，這背后其實是對現實的一種潛意識反應：苦難太多，總希望有個“高手”挺身而出，替眾人打抱不平。

只是年紀漸漸長大，他慢慢意識到，武俠小說里的大俠并不存在，真正要改變命運，靠的不是“天降英雄”，而是腳踏實地的現實選擇。

1936年，馬識途考入南京中央大學，選擇的是化學工程系。他當時的想法很典型：工業落后，就要工業救國，學好技術，國家才有底氣。那一屆的很多學生，抱的都是類似的念頭。與此同時，他也參與聲援北平“一二九”運動的請愿游行，在南京街頭高呼口號，表達不滿和憂慮。

轉折點在1937年。

七七事變爆發，戰火席卷華北，日本全面侵華，盧溝橋的槍聲幾乎把“工業救國”的理想一槍打碎。試想一下，當一個國家連領土都保不住時，再談發展工業，自然顯得有些空泛。也是在這個階段，馬識途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接觸到中國共產黨人關于救國道路的闡述，內心的天平開始慢慢傾斜。

1937年10月，在朋友和進步人士的牽線下，他隨同同學，帶著董必武的介紹信前往鄂豫皖邊區，參加由方毅主持的黨訓班。這次黨訓班，對許多年輕人來說，是一次“重新認路”的過程。課程不華麗，卻切中要害：為什么中國會走到這一步？農民問題怎么解決？民族獨立靠什么實現？這些問題，逐漸構成他后來一生選擇的基礎。

1938年8月，經湖北省委組織部長錢瑛介紹，馬識途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時，他把原名改為“馬識途”——“覓得正途，老馬識途”之意。名字一變，路從此定下。

從這時開始，馬家兄弟走上了兩條看似對立的道路：一個在國民黨軍隊中抗日，一個在共產黨地下組織中奔走。身處不同陣營，卻又同在抗日戰場，這樣的家庭，在當時其實并不少見。難就難在，日后內戰爆發，他們必須面對更復雜的抉擇。

三、地下斗爭與兩次生死邊緣：隱蔽戰線的代價

進入抗戰中后期，馬識途將更多精力放在地下工作上。他在湖北棗陽、鄂北地區、鄂西山區一帶輾轉，先后擔任棗陽縣縣委書記、鄂北特委委員、鄂西特委副書記、書記等職。白天是普通青年，夜里則是負責聯絡、組織、宣傳的中堅力量。有時候還會在公開報紙上發表文章，以公開言論為掩護，暗中推動抗日宣傳。

地下工作，表面看“不打槍”，實際非常兇險。1941年皖南事變后，國民黨當局掀起新的反共高潮，不少地方黨組織被破壞，拘捕和暗殺頻頻發生。鄂西特委也難以幸免，被敵特滲透，造成大批黨員干部和群眾相繼被捕。

這一波打擊，直接把危險推到了馬識途身邊。他的妻子劉惠馨，就是在這樣的時候落入敵手的。

兩人結識于1939年，在并肩從事地下工作的日子里，革命感情和個人情感交織，最終結為伴侶。遺憾的是，這段婚姻從一開始，就被戰爭緊緊裹挾。1940年代初，他們艱難成婚，女兒出生還不到一個月，妻子就因叛徒告密而被捕。

同年11月底，劉惠馨被國民黨特務殺害于湖北恩施，時年26歲。這樣的犧牲，在那個時代并不罕見，卻讓人難以輕描淡寫。對于馬識途來說，這是他在隱蔽戰線上的第一次沉重代價——一個家庭在最溫馨的階段被生生撕裂。

更糟的是，那段時間，他本人也已經被國民黨列入通緝名單，處境極其危險。一邊是妻子、同志接連被捕，一邊是自己隨時暴露的風險，這種心理壓力，可想而知。

關鍵時刻，是老父親馬玉之站了出來。身為一個在軍閥混戰中摸爬滾打多年的地方政客，他比誰都清楚當前的兇險。老父親動用了多年來積累的人脈關系，找到時任國民黨軍少校參謀的長子馬士弘，請他設法營救弟弟。

這件事頗有幾分戲劇意味：國民黨軍官要冒險保護一名被通緝的共產黨地下干部，而且還是親弟弟。按照當時的政治高壓，這無疑是在刀尖上跳舞。馬士弘沒有退縮，憑借自己的身份和活動范圍，冒著被懷疑和牽連的風險，從重慶一路奔波，終于把四處躲藏的弟弟接回四川忠縣老家隱蔽。

這一趟，如果稍有風吹草動，兩兄弟很可能一起陷落。但事情最終順利完成。馬識途得以暫避鋒芒，躲過了一次極可能致命的追捕。這段經歷后來被不少人稱為“兄弟情深”的佳話，可把光環拿掉，其實更多的是那一代人對親情、對信念的雙重堅守。

值得注意的是，從抗戰到解放前夕的十多年里，馬家兄弟真正面對面見面的機會極少，有記載的，也只有這樣一次。一個在國民黨軍隊奔波，一個在地下黨系統隱蔽工作，聯絡困難，互相不能多說，也不敢多說。表面上看，是“一個國民黨，一個共產黨”；實質上，他們都在各自的戰場上抗擊侵略，只是立場和道路不同而已。

躲回老家之后，馬識途很快通過黨組織關系，被安全轉移到云南昆明。那時，西南聯合大學正在招生，他拿出自己的高中畢業證，略作筆名修改報名，順利進入校園。這里既是校園，也是戰場。他利用學生身份，繼續參加學生運動和地下工作。

也是從這段云南歲月起，他開始更系統地寫作，把看到的現實、經歷的斗爭，化進小說和散文當中。后來許多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和情節，多少都能在這一時期找到影子。文壇讀者看到的是故事背后的想象力，知情人則能讀出其中隱約顯現的歷史現場。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外敵暫退，但新的斗爭并沒有結束。根據組織安排，馬識途被派往滇南，負責當地黨的領導工作，同時指揮游擊武裝活動。1946年8月，他又奉調回四川，出任成都工委副書記。不久之后，成都工委撤銷，改設川康特委，他仍任副書記，開始承擔更大范圍的地下斗爭任務。

解放戰爭全面展開后，川康地區成為國共雙方爭奪的重要陣地之一。地下黨組織在這里負責情報、統戰、策反、發動群眾等工作，成效顯著，也自然引起國民黨方面的強烈警覺。1949年1月，川康特委書記蒲華輔被捕并叛變，這一叛變幾乎掀翻了整個組織網絡。大量黨員和骨干相繼暴露，被捕入獄，很多人最終倒在解放前夕的監牢里。

在這場風暴中，身為副書記的馬識途，再一次來到了生死邊緣。敵人已經掌握不少線索，逮捕名單上遲早會出現他的名字。他被迫以普通身份隱蔽在成都城內，一邊躲避追捕，一邊組織掩護仍未暴露的同志安全轉移。可以想象，那一段日子，他每一次出門，每一次會面，都是在賭命。

直到1949年2月，他才被組織安排輾轉赴香港，向上級匯報川康地區的真實情況。這次轉移，也被后來很多人視作他人生中的第二次“撿回一條命”。

從九一八到皖南事變，從鄂西斗爭到川康特委被破壞，這條隱蔽戰線貫穿了整個抗戰和解放戰爭。很多時候，它不如正面戰場那樣有硝煙味，卻同樣血腥。馬識途之所以被后世記住，固然有文學成就的原因，但如果只看到《夜譚十記》《盜官記》，而忽略他在這一條線上的長期付出，就難免有失偏頗。

四、從法庭作證到古文字案頭：百歲兄弟的不同晚景

1949年春天，戰局已經基本明朗。4月，隨著全國性軍事進攻的展開，北平成為新的組織協調中心。馬識途輾轉來到北平，很快又隨東北野戰軍（四野）主力南下，參與接管武漢等城市。

南方局勢迅速發展，西南地區的解放，提上日程。為了更好接管四川、重慶等地，新中國的軍事和地方領導機關，需要一批熟悉當地情況、又有斗爭經驗的干部配合工作。馬識途正好符合這一要求，被抽調到南京匯報川康實際情況，繼而又被派往西安，隨賀龍率領的第一野戰軍第十八兵團入川。

這一年，他四十歲出頭，既是老地下工作者，也是新政權接管地方的重要干部。等部隊揮師入川、成都即將解放的時候，另一邊的馬士弘，已經在國民黨軍內經歷了抗戰勝利后的曲折變化。

抗戰結束后，國民黨在內戰中的政策和所作所為，引起不少舊部隊軍官的不滿。長期在前線打仗的軍人，最清楚戰場上誰在流血，誰在后方謀算。在這種背景下，一些原本只關心軍事專業的軍官，開始在心里打問號：繼續跟著舊政權走下去，到底能走到哪里？

羅廣文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逐漸發生變化。作為陳誠系統出身的嫡系將領，他對國民黨內部的腐敗與混亂看得很清楚，而共產黨軍隊在抗日、解放戰爭中的表現，也擺在眼前。思考了一段時間之后，他選擇用起義的方式，結束過去的軍旅身份，為部隊換一條道路。

馬士弘作為他的部下，見證并參與了這一過程。等他以起義兵團聯絡官的身份來到西南軍區機關，與賀龍見面的時候，他在政治選擇上的“轉身”，其實已經完成了一大半。只不過，在很多老兵眼里，真正讓人難以釋懷的，不僅是陣營的轉換，更是這些改變對“過往一生”的重新審視。

起義之后，舊部隊要接受新軍隊的改編，要學習新的紀律和作風，這對許多出身黃埔的軍官來說，是一次不小的心理調整。當馬士弘在成都重逢弟弟，看到昔日被自己冒死營救的那位“共產黨人”已經成為西南局領導身邊的重要干員時，內心的沖擊可想而知。

兩人的后半生，也從這一刻起，漸漸走向又一次分叉，卻并不再對立。

195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分別在沈陽、太原公開審判日本戰犯。這是一場具有標志意義的審判，既是對侵華罪行的法律追究，也是對國民記憶的一次集中喚起。馬士弘以“抗日戰爭親歷者”的身份，出現在沈陽法庭上，成為到庭作證的重要證人之一。

庭審現場，面對其中一名日本戰犯，他給出一個具體數字：“你們當時殺了五百二十一個人。”這不是籠統的控訴，而是基于親眼所見、親身統計得出的數字。對于戰犯來說，這是無法辯解的事實。面對鐵證，那名戰犯不得不承認自己的罪行，承認當年的屠殺確實發生過。

多年以后，回顧那段經歷，馬士弘用一句話概括自己的心情：“我是抗日戰爭的親歷者，永志不忘。”這句話并不華麗，卻直白地表達了他的態度：當年的選擇，無論站在哪一邊抗日，面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都沒有退路。

時間來到2014年，這位百歲老人把自己撰寫的抗戰經歷，連同親眼目睹的日軍暴行記錄，整理成一本書，題為《日本戰犯的侵華罪行自供》。書名里“自供”二字，既指戰犯們在法庭上的供述，也隱含著一種歷史的公開對證。他以百歲高齡出席出版座談會，親筆撰寫發言稿，聲音依舊洪亮，態度依舊堅決：“愿意為國再上戰場。”這句話說出口的時候，戰場早已遠去，但他心里的那場戰爭，顯然從未結束。

與之形成呼應的是，弟弟馬識途在同一年，也有一本重要著作問世——《百歲拾憶》。巧合的是，兄長的回憶錄名為《百歲追憶》，弟弟的是《百歲拾憶》，一“追”一“拾”，兩位百歲老人從各自的角度，把那段漫長的歲月重新梳理了一遍。

對讀者來說，這兩本書并排放在書架上，很有意味：一個講的是在國民黨系統中抗戰、起義、作證的經歷，一個講的是在共產黨地下戰線與新中國政權建設中的軌跡。兄弟倆的選擇不同，經歷不同，終點卻都落在對那段歷史的見證和記錄上。

再看馬識途的個人軌跡。

很多人認識他，是通過《夜譚十記》這樣的作品。那部短篇集里，《盜官記》后來被姜文改編成電影《讓子彈飛》，在大銀幕上掀起熱議。觀眾看到的是戲謔、荒誕、黑色幽默，而創作者背后站著的，卻是一位從抗戰到建國前后，都在地下斗爭中摸爬滾打的人。

可以說，文學創作在他人生中更像一種“副業”。他的“主業”，長期是革命工作，是在各類崗位上完成組織交代的任務。新中國成立后，他歷任地方黨政重要職務，有實務工作，也有文化戰線上的安排。直到年歲漸長，才逐漸把更多精力轉向寫作與學術。

2016年，馬士弘因肺部病變在成都去世，享年105歲。這個數字，放在當下都算長壽，更不用說經歷過戰火年代的一代人。那一年，對馬識途來說，不只是“送別兄長”的一年，也是自己健康狀況發生變化的一年。

同一年，他被查出患有肺癌。按一般人的理解，這個年齡再得重病，多少讓人捏一把汗。治療過程并不輕松，但結果出乎很多人預料：他恢復得很快，不久便順利出院。出院之后，他并沒有選擇完全休養，而是回到書桌前，投入到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的研究當中。

有人問他，為何在這個年紀還要鉆研這么“費腦子”的東西，他笑著說：“打倒病魔以后，就是想找點事情做。”這句話聽起來輕松，其實透露出一種頗為罕見的狀態：對生命沒有多余感嘆，只是順勢而為，把剩下的時間用在自己真正在意的事上。

2020年7月5日，他正式宣布封筆，放下寫了大半輩子的筆。四年之后，2024年3月28日，這位從抗日戰場走來、在隱蔽戰線拼殺多年、又在文壇留下鮮明印記的老人，在成都病逝，享年110歲。

回望這一對兄弟的人生，一條從黃埔軍校走向抗日戰場，再到起義、作證；一條從學生運動走向地下斗爭，再到新中國建設與文學創作。路徑不同，分合起伏，卻不約而同走向對侵略的抵抗、對國家命運的關切以及對歷史的記錄。馬士弘坐在沈陽法庭上，說出“你們當時殺了五百二十一個人”；馬識途在書桌前，用一個個故事、一個個名字，把隱沒在檔案和記憶深處的人和事重新寫出來。

如果把那場“1950年成都大院里的偶然重逢”當成一個起點，那么之后漫長歲月里，兄弟倆各自在自己的位置上，繼續做著同一件事：用不同方式，為那段被戰爭和動蕩撕裂的時代，留下可以對照、可以追索、可以思索的痕跡。這些痕跡，既來自戰場上的槍聲，也來自案頭的文字，最終匯入同一條歷史的長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