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編纂生態環境法典有何深意、新意

《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法典》是在對現行30多部生態環境單行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規、1000多件地方性法規進行系統整合基礎上的“集成升華”，致力于將傳統治理智慧、國際有益經驗和當代政治社會需求相融合。

一方面，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戰略引領。

生態環境法典編纂作為“黨中央確定的重大立法任務”，是落實“健全生態環境治理體系”戰略部署的關鍵舉措之一。這一動態過程在規范文本中將生態文明建設的頂層設計轉化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制度安排，有助于推動實現“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發展”的國家治理目標。

在戰略引領層面，這一法典并非僅限于將思想理念植入個別條款，而是深入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并將其貫穿于法典編纂全過程、各編章，實現全方位、系統性轉化。

特別是，統領性條款集中體現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核心要求，將生態文明理念、以人民為中心的民生導向、“兩山”理念和最嚴格法治等關鍵內容進行法定化，具有明顯的中國特色，為后續各編章奠定根本性原則基礎。

在此基礎上，“污染防治編”聚焦減少人類活動對自然的破壞，“生態保護編”側重維護自然生態系統完整性，“綠色低碳發展編”推動人類發展與自然承載力相適應，形成“保護+治理+發展”的共生體系。

與西方生態思潮在“人類中心”與“生態中心”的二元對立中搖擺、難以跳出抽象價值觀批判和文化決定論不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中不僅原創性構建提出“生命共同體”“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地球生命共同體”等標識性原創性概念，還基于辯證處理自然規律客觀性與人類實踐活動主觀能動性的關系，進一步提供新型生態文明范式和范本，為全球生態環境治理貢獻智慧與方案。

另一方面，以推進法典編纂體系性技術創新為思路。

實踐中，有兩大類法典框架設計思路：一是以抽象法學概念體系為邏輯主線，如以法律關系為基礎構建的私法法典編纂技術；二是以價值追求作為框架設計的邏輯主線，輔之以必要的形式邏輯編纂技術，如以公法為主的法典編纂體系性技術創新。

生態環境法典以“總則—分編—附則”為核心框架，以“價值引領—基本原則—具體制度—責任保障”為層級邏輯，實現法典的系統性與可操作性之間的平衡。

其中，總則編明確核心基本原則，為整部法典提供統領；分編細化具體規則、明確責任邊界、統一執法標準，既避免“面面俱到”的繁瑣化，又確保條款可落地、可執行，并在氣候法學等領域預留制度拓展空間，兼顧法治剛性與實踐靈活性，破解了傳統生態環境單行法的碎片化弊端。

同時，生態環境法典不僅在舊法基礎上擴展了“生態環境”的保護范圍，還在“預防為主”“生態優先”“公眾參與”“損害擔責”基礎上，增加“系統治理”“綠色發展”等基本原則。置于不同編中的環境法基本制度，如生態保護紅線、排污許可、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等，以“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體現了中國特色生態法治的核心追求。

進一步看，從技術整合到價值引領、從分散治理到國家建構，生態環境法典在實質性法典框架內注入政治引領與哲學革命的獨特范例。它不是簡單的“去中心化”法典，而是“再中心化”法律工程。這個“中心”，是價值共識的中心、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中心、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心。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環境法室主任、研究員彭峰）

原標題：《解·析｜編纂生態環境法典有何深意、新意》

欄目主編：王多 文字編輯：理論君 題圖來源：上觀題圖 圖片編輯：雍凱

來源：作者：彭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