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盧梭棺木前那只手舉起的不是火炬，而是一束花

1776年8月25日，休謨離世。1778年5月30日，伏爾泰離世。1778年7月2日，盧梭離世。1780年9月23日，德芳夫人離世。1784年7月31日，狄德羅離世。1788年4月16日，布封離世。短短十二年，六位啟蒙哲人相繼離去。在生命的最后時刻，這些激蕩時代的璀璨靈魂留下了什么？

法國先賢祠中盧梭的棺木

在令人目不暇接的新書推介中，與某本書相遇，既有必然，亦有偶然，有敗興而歸的失落，也有直擊靈魂的震撼。去年下半年，讀到法國革命史家馬丹的《1789年7月大恐慌》，是必然。僅憑馬丹宣稱他發現了喬治·勒費弗爾研究大恐慌的檔案筆記，我便絕不可能放過此書。然而，讀后卻讓人大失所望，徒有虛名。但與這本《唯余沉默：啟蒙哲人的臨終時刻》（The Rest Is Silence：Enlightenment Philosophers Facing Death）的相遇，則純屬偶然。若非這幾日正在讀布魯姆的《記憶縈回》，憑我極為有限的文學知識，絕難意識到The Rest Is Silence是哈姆萊特臨終前最后一句喃喃之語，更難體悟到此言背后承載著怎樣無可逃避的生死訣別與悲劇共鳴。

Joanna Stalnaker，The Rest Is Silence：Enlightenment Philosophers Facing Death，Yale University Press，2025

然而，這場偶然的相遇激起的不只是驚喜，而是接連不斷的思考與共鳴。事實上，多年前，我曾思考過研究步入暮年的啟蒙哲人的心境。因為當熟悉了他們那些啟蒙破舊的豐功偉業后，難免好奇，如此這般的生命將以何種姿態收場。傾盡半生編完《百科全書》的狄德羅又會如何看待智識世界？在我而言，這種想法多少帶有一點英雄主義的情結。正因為如此，初讀此書，便有一種故舊重逢之感。而待掩卷之時，涌上心頭的卻是一種難以名狀的沉重與惆悵。原來那種英雄主義的期待徹底褪去，真正打動我的是在直面死亡的那一刻，生命無可挽回地跌入的那種無邊無際、永恒的靜默。那是一場沒有回音的生死訣別，是一種最絕對、最深沉的孤獨。而本書所考察的文獻，正是垂暮之年的啟蒙哲人在這種無邊靜默中所留下的文字。

《唯余沉默》具有極強的敘事性，以一種深沉洗練的文學筆觸，展現了啟蒙時代的死亡詩學。全書將考察時段定位于1776至1788年這短短十二年間，在此期間，休謨、布封、狄德羅、盧梭、伏爾泰與德芳夫人這六位本書的主角先后離世。斯塔爾納克（Joanna Stalnaker）的洞見不僅體現在嚴謹的文本剖析上，更表現在她對文字物質呈現形態，如標點使用與文稿留白的敏銳捕捉。正是透過這些幽微的細節，此書呈現了這群曾以理性、寬容、人民主權等思想締造現代世界開端的哲人們，如何在人生的盡頭去真切地體認與踐履生命走向枯竭時的無常與虛無。而這些哲人在生命最后階段留下的文字，已不再是抽象客觀的理性思辨。面對迫近的死亡，他們試圖為肉身的脆弱與必然的消散賦予一種獨特的文學形式；這些“絕筆”既是生命跌入虛無的真實記錄，也成了他們直面生死大限的最終書寫。

盡管以死亡為主題，但《唯余沉默》很難被歸入傳統的“死亡史”或“死亡觀念史”范疇。它同麥克瑪納斯（John McManners）的經典研究大異其趣，似乎完全無意去探討諸如“時代心態的變遷”或“基督教的衰退”等宏大命題。與此同時，這本書雖以啟蒙哲人為主角，卻也很難被界定為一部常規的“啟蒙思想研究”。作者從浩如煙海的史料中，打撈出那些迄今為止鮮為人知或未被重視的晚期文獻（時至今日，這些啟蒙巨匠竟仍有如此多被忽視的遺篇，本身就令人驚嘆），并對其背后的意義進行了極具說服力的剖析；但她的野心顯然不在于借此去重新梳理這些哲人的理論體系，或是重構他們身處時代的文化觀念。

斯塔爾納克真正關心的，是當休謨、布封等人走到生命盡頭時，如何以各自的方式去凝視死亡。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清醒地意識到，自己一生的著作、思想乃至身后聲譽，都同樣受制于歷史的偶然性，皆有可能走向衰敗甚至被徹底遺忘。于是我們看到：休謨將自己一生的意義交托給反復無常的公眾去評判；布封將生命行將朽壞的感知，化入了探究化石與地球變遷的科學巨著中；狄德羅在凌亂破碎的筆記里，坦然交出了自己的聲音；而徹底放棄追逐聲名幻影的盧梭，則將殘存的生命感觸，封存進干枯脆弱的植物標本與殘花之中。至于生前享盡榮光、被封為“啟蒙之王”的伏爾泰，在絕筆詩里將自己比作了一只跌入虛無的“瞬息的微小粉蝶”；晚年雙目失明的沙龍女主人德芳夫人，更是用數百頁空無一字的日記，死死凝視著那無邊無際的深淵。在生命的最后時刻，這些曾無比璀璨的靈魂，皆以一種近乎斯多葛主義的蒼涼姿態，坦然接納了徹底的斷滅與沉默。這本書拂去了啟蒙時代璀璨喧囂的表象，將我們帶入了一個褪去光環、唯余無盡幽暗與靜默的另一片世界。

全書以休謨為序幕。1776年春，預知大限將至的休謨在臨終前四個月，寫下了題為《我自己的一生》（My Own Life）的絕筆。這篇寥寥十數頁的自述，原本只是他擬冠于著作全集卷首的序言，卻被他意味深長地稱為一場“為自己所作的葬禮悼詞”（21頁，無書名的頁碼均出自The Rest Is Silence）。透過對這一特殊文本的深度剖析，作者向我們展現了休謨在直面死亡時所陷入的矛盾。他一方面試圖通過書寫，緊緊攥住對自身生命與作品的最終所有權；另一方面又清醒地意識到，人類的任何智識努力都不享有必然不朽的特權。他很清楚，《人性論》有如“死胎”（dead-born），或，《英國史》剛問世，便“落入遺忘的深淵（skin into oblivion）”。他甚至設想了一段反事實的歷史：若非當初英法之間爆發戰爭，他極有可能早已退隱法國鄉鎮，改名換姓，徹底歸于無聞。這些看似輕描淡寫的敘述，實際上揭示了休謨內心的隱憂——他深知，自己的一生及其著作，最終完全受制于反復無常的公眾評判與盲目的歷史偶然，更為精妙的是，作者敏銳地捕捉到了休謨在自傳結尾處突然改變的時態：“我是，或者說我曾經是……”（I am，or rather was……，27頁）斯塔爾納克指出，休謨企圖通過這種時態的陡轉，跳脫出自身生命的框架，以死者的姿態來發表一場提前上演的葬禮悼詞。而正是借助這種不可能的主體位置與令人不安的語法斷裂，這篇絕筆袒露了一種終極的困境：人終究無法同時站在生命的內部與外部，來為自己蓋棺定論。

最后，讓我以自己的品性作一個帶歷史意味的結語。我是——不，確切地說，我曾經是（如今談到自己，我必須采用這種說法；而這反倒更使我敢于直陳我的心意）——我說，我曾經是一個性情溫和的人，能自持、能克制，胸懷坦率，合群而又樂觀開朗；能夠與人結交，卻不大容易與人結怨；在一切激情上都極為節制。甚至我對文學名聲的熱愛——那是我最主要的激情——也從未使我的脾氣變壞，盡管我屢屢遭受失望。無論是輕率放縱的年輕人，還是勤學好文的人，都不覺得與我相處令人不快；而且，由于我尤喜與謙和的女性為伍，我也沒有理由對她們給予我的接納感到不滿。總之，許多稍有名望的人都抱怨遭到誹謗，而我卻從未被那有害的利齒觸及，甚至從未遭她攻擊；盡管我曾任性地把自己暴露在政治派系與宗教派系的狂怒之下，他們似乎也為我卸下了慣常的兇猛。我的朋友從未需要為我品行與行事的任何一點做辯護；這并不是說我們不能設想，那些狂熱之徒會樂于捏造并傳播任何不利于我的故事，只是他們從未找到一個自以為看起來還像那么回事的。我不能說，為自己作這篇“葬禮悼詞”毫無虛榮，但我希望這虛榮并非不合其位；而且這是一樁事實，很容易澄清并加以證實。（1776年4月18日，27-30頁）

休謨最終放棄了對身后名譽的掌控。他特意授權好友亞當·斯密為自傳撰寫補遺，這實質上是將自己的真實死亡與身后名譽，徹底交托到了他人手中。就在他于1776年8月離世前夕，兩人進行了一次長談。根據斯密后來致信出版商斯特拉罕（William Strahan）的記述，當時的休謨正在閑讀盧奇安（Lucian）的《下行記》（Kataplous，斯密記為Dialogues of the Dead）。他笑言自己實在找不到任何正當理由，來向冥河船夫卡戎乞求遲延登船，于是只能編造出一些滑稽的借口：

休謨：親愛的卡戎，我一直在修訂我的作品，準備出版新版，請給我一點時間，讓我看看公眾對這些修改有何反應。

卡戎：等你看到這些修改的效果，你就會想做更多修改。這樣的借口沒完沒了。所以，老實的朋友，請登船吧。

休謨：親愛的卡戎，請你再耐心一點。我一直在啟迪公眾。如果我再活上幾年，或許就能親眼見證一些盛行的迷信體系瓦解。

卡戎（無法控制脾氣）：你這個游手好閑的家伙，幾百年內都不會發生這種事。你以為我會給你這么長的時間？立即上船。你這個懶散的游手好閑的家伙！（Letter from Adam Smith, L.L.D. to William Strahan, Esq.，Kirkaldy, Fifeshire, Nov. 9, 1776）

這則看似達觀的玩笑，實則是休謨對自己乃至整個啟蒙陣營企圖“喚醒公眾”這一宏大抱負的自我解構。在越過生死之界的那一刻，這位懷疑論大師卸下了所有的虛榮與執念，將一切未竟的偉業與最終的解釋權，坦然交還給了那無邊無際的沉默。

雖然我無疑已進入自己的生命末期——親愛的夫人——也許只剩下幾周，甚至也許只剩下幾天，我仍不禁為孔蒂親王之死所觸動：在各方面都是如此巨大的損失。我的思緒立刻轉向你在這件令人悲傷的事件中的處境。對你而言，你整個人生的計劃將會發生多么不同的變化！請寫信告訴我一些細節；但請用一種措辭，使你即便不幸身故，也無需在意你的信落到誰的手里。我的病是腹瀉——或者說腸胃失調——兩年來一直在慢慢侵蝕我；而在最近六個月里，它明顯加速了我走向終局。我看見死亡漸漸逼近，卻并無焦慮，也無悔恨。此刻我懷著深切的情意與敬重，向你作最后一次致意。（1776年8月20日，休謨致信布弗萊伯爵夫人，The Letters of David Hume，edited by J. Y. T. Greig，Volume 2，Oxofrd，1932，335頁）

1776年8月25日，休謨離世。

休謨（1711年5月7日-1776年8月25日）

隨著全書進入第一章，作者的目光從文本與聲譽的虛幻，轉向了肉身衰朽的物質性。“布封的石頭”這一標題承載著精妙的三重隱喻：它既指代布封生前最后一部巨著《礦物自然史》；也指代那折磨他至死，并在尸檢后被取出、分發給友人的五十七塊腎結石；更深層地，它還隱喻了布封在其生理學理論中，將死亡視作軀體逐漸“骨化”（ossification）的衰亡過程。這一核心意象，完美縫合了肉身退化與無機物自然演變的客觀規律，展現出一種專屬于布封的“死亡的科學詩學”。

長期以來，《礦物自然史》常被學界視作枯燥乏味的分類學流水賬，但在斯塔爾納克看來，這恰恰是布封極具分量的“哲學與文學遺囑”。在撰寫此書時，他正飽受腎結石的劇痛折磨；這部看似冰冷無趣的“石頭圖鑒”，實則是他那具逐漸硬化、走向礦物化的肉身在文本上的真實顯現。與其他啟蒙哲人相比，一生浸淫于自然史研究的布封，對地質變遷與文明的滄海桑田有著更為冷峻的洞察。在他所預見的地球逐漸冷卻的宏大圖景中，一切生命終將歸于滅絕，而人類個體的存在，放置于無垠的地質時間坐標系上，不過是“短暫一瞬”（brief flicker，55頁）。

正因為擁有這種近乎殘酷的宇宙視角，當他在晚年提筆探討化石——這些被他稱為“衰老大自然的珍貴紀念碑”——時，一種深沉的宿命感便躍然紙上。他清醒地意識到，自己這具風燭殘年的肉身，已沒有足夠的時間去破譯大自然潛藏在巖層中的全部奧秘。于是，在此書的結尾，這位驕傲的博物學家卸下了建立全知體系的宏愿，以一種從容而略帶惆悵的姿態，將自己未竟的凝視與探尋，坦然交托給了茫茫后世。他寫道：

我再說一遍：我是懷著遺憾離開這些引人入勝的對象、這些古老自然所留下的珍貴遺跡的；而我自己的老年已不容我有足夠的時間去細細考察它們，從而得出我所隱約看見的那些結論——但這些結論既只是憑幾次匆匆一瞥而來，便不應出現在這部著作之中；因為我已給自己立下規矩：只呈示以事實為依據的真理。后來者自會到來。（55頁）

然而，當生命的沙漏行將漏盡，單純的唯物論思辨，似乎已不足以全然概括那具衰朽肉身所承受的復雜況味。作為一生堅定的唯物主義者，布封在彌留之際，卻向相交十四年的知己——虔誠信仰新教的內克夫人（財政總監內克之妻）做出了某種隱秘的妥協。他不僅命人在病榻前朗讀內克先生的著作《論宗教觀點的重要性》，甚至順從地接受了神甫的臨終圣事。面對這位啟蒙巨匠的終局，內克夫人以一種奇特的筆觸——既交織著宗教信徒的悲憫，又恪守著博物學家般的冷靜審視——記錄下了他生命終結前的境況：

1788年4月15日，周三，傍晚七點左右，他白天小便不暢，前一夜出的汗又使他更加虛弱，突然間便出現惡心與幾乎要嘔吐的感覺，并伴隨膀胱疼痛，片刻不得安寧；他四肢同時發抖、出汗。不到一個半小時，他就濕透了三件襯衣。病勢愈重，他的力氣反倒像是隨之回升；更換襯衣時，他自己還能很利索地協助穿脫。他幾乎每隔一會兒就要喝水，有時要水，有時要一碗清湯，再滴上幾滴阿利坎特葡萄酒，嘴里不停地說：我喘不過氣！人們把他從床上扶起；就在這些可怖的臨終焦灼之中，我聽見他說：有沒有為我的兒子做點什么？到晚上九點半左右，這種持續的痛苦與恐懼仍未緩解；他不時把手伸向疼痛處，也就是膀胱一側；在一次不耐煩的瞬間，我聽見他吐出這樣的話：出來吧，討厭的石頭！出來！出來！這時，他的告解神甫伊尼亞斯神甫觸摸了他的脈搏（因為醫生都不在），察覺病人已處于瀕死狀態，便提議為他施行圣事；病人回答說：我同意，但再給我一兩個小時。可伊尼亞斯神甫見情勢緊急，便立刻趕到圣梅達爾堂區的本堂神甫處，請求攜帶圣體，并為病人準備臨終圣體與臨終涂油。在這段間隙里，我一直守在病人身旁，片刻不離；他以為告解神甫仍在場，我記下了他的話：親愛的伊尼亞斯，你認識我已經四十多年了；你知道我一向的行為如何：能行善時我就行善，我沒有什么可自責的。我聲明，我死于我出生時所屬的宗教之內，并公開見證：我信耶穌基督從天降到世上，為拯救世人；我請求他垂念并護佑我，并公開聲明我對此信而不疑。兩分鐘后，尊敬的伊尼亞斯神甫帶著終傅圣事進來；在等待攜帶圣體者到來期間，他按慣常祈禱為他施行了圣油禮。布封先生被疼痛與窒息壓得喘不過氣，自覺已到死亡前夕。我并未發現他神志錯亂，只有一次例外：當人們掀開被子為他處理腳部時，他說：這該由雷茨先生來管——雷茨先生是他的醫生。他又對伊尼亞斯神甫急切地說：快把好天主給我！快！快呀！快！同時伸出舌頭準備領受。然而攜帶圣體者遲遲未到；病人一再催促，甚至帶著幾分不耐；終于伊尼亞斯神甫為他送了圣體，而布封先生在儀式進行時不斷重復：給我吧！快給我吧！隨后，這種死亡的可怖痙攣稍稍平息，但他仍舊劇烈窒息；呼吸頻繁而艱難。人們用熱布為他溫暖冰冷的身體。他仍有力氣借雙臂支撐起身，喝下三滿勺阿利坎特葡萄酒。接著脈搏逐漸減弱，他的嘴一直張著，四肢漸漸冰冷；他好幾次緊握布萊索小姐（Mlle Blesseau，指布封女管家）的手；呼吸幾近不可察覺，至午夜零四十分，他吐出了最后一口氣。（Correspondance inédite de Buffon，Tome II，613—614）

1788年4月16日，布封離世。

令人感嘆的是，近一個世紀后，布封的曾侄孫亨利·德·布封（Henri Nadault de Buffon，1831—1890）在審視這段歷史時，竟將這場由內克夫人如實記錄的、充滿生理痛苦的離世，粉飾為一場完美契合基督教義的死亡。他如此頌揚道：“這確是一場真正的基督徒之死，是對一段光榮而勤勉的人生的相稱終結。就在十八世紀的正中——在一個有害的哲學取代宗教的時代——這是當時最深邃的哲學家所樹立的重大榜樣；這是一樁偉大的堅忍與信念之舉。”（35頁，著重號為引者所加，下同）這種跨越百年的荒謬重塑，恰恰無情地印證了這樣一種必然性：一旦越過生死大限，個體便徹底喪失了對身后聲譽的掌控權，其最終的形象只能任由后世與盲目的偶然性去隨意涂抹。

布封（Comte de Buffon，1707年9月7日-1788年4月16日）

第二章的主角是狄德羅，考察了他晚年的兩部作品。《生理學要理》（Eléments de physiologie）大約是狄德羅從1774年開始編纂的筆記，大量抄錄其他人的醫學和生理學著作片段，長期以來被視作缺乏原創性的作品。《論塞涅卡》（Essai sur Sénèque）原為受霍爾巴赫所托，為其友人、數學家拉格朗日（N. Lagrange）翻譯的塞涅卡著作所撰寫的序言，于1778年底問世，既是塞涅卡的辯護，也是對其友人，即于同年7月2日去世的盧梭的批評，即那種通過撰寫自傳，以滿足自己“在未來被人談論”的傲慢。此書后得以擴充，于1782年出版，題為《論克勞狄烏斯與尼祿統治時期的歷史》（Essai sur les règnes de Claude et de Néron）。在分析這兩部作品的過程中，展現了作者極為高超的跨文本解讀能力。作者指出，這兩部看似毫無關聯的作品，其一為醫學筆記雜編，另一本則為帶有強烈個人色彩，帶有自我辯護性質的文字，恰構成了一種以文本形式再現自我消亡的一種遺囑性詩學。她稱之為“自我抹除的詩學”（poetics of self-effacement）。

所謂“自我抹除”，意指在文本的呈現上，作者有意識地將自身隱藏于文字背后，讓他人代為發聲，而真正的“自我”則甘愿碎裂，以一種被代言的方式隱匿其中。這種姿態在《論克勞狄烏斯與尼祿統治時期的歷史》中表現得尤為極致：狄德羅不斷將話語權交托出去，時而將自己隱蔽在塞涅卡身后。而在探討文體時，為了彰顯蒙田的偉大，他甚至毫無保留地讓渡了自我：“我甘愿放棄自己寫得最好的一頁，來換取他的一頁。”（88頁）及至全書篇末，他更是將自己的聲音與評論家馬蒙泰爾（Marmontel）的評述完全揉融在一起，到了令人幾乎無法分辨孰主孰客的地步。斯塔爾納克指出，這種行文策略絕非隨性的筆法，而是狄德羅意圖抹除專有名詞與個體邊界的自覺實踐。它真切地映照出其晚年深受斯多葛派啟發后所沉潛的哲學冥想：“脫離周圍的一切，并將自身徹底湮滅。”（72頁）

事實上，狄德羅晚年的這種感悟，源于其對生死理解的巨大轉折。18世紀60年代，在雕塑家法爾科內（étienne Maurice Falconet）關于“身后名”的著名討論中，狄德羅曾熱情捍衛文學與藝術的不朽：“對哲人而言，后世（posterirty）有如信徒的來世一樣。”（第3頁，請注意，這段材料曾被卡爾·貝克爾在《天城》用于證明啟蒙對后世的崇拜）然而步入暮年，他的看法悄然發生改變，將從布封繼承而來的唯物主義思想推向一種略帶神秘色彩的理論。死亡是身體的各個部分逐漸骨化過程，骨化的結果便是局部喪失感覺并從整體中脫離（63-64頁）。狄德羅進一步認為，死亡僅僅代表作為一個整體的生命的湮滅，而那些脫離整體的局部依舊保持著活力，它們不過重回自然。這番理解既是狄德羅接受并發展了布封對生命理解的結果，也是晚年的他觀察自己身體變化得出的理解。他意識到，大腦的機能出現了明顯蛻化，但同時自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敏感。正如他在1774年9月3日致知己沃蘭（Volland）的信中所言：“我可能是你認識的人里最容易落淚的老頭。”（70頁。沃蘭[Louise-Henriette Volland，1716-1784]與狄德羅相交三十余年，兩人保持著頻繁的通信。狄德羅非常珍視這位朋友，稱她為“索菲”[Sophie]，意思是“智慧”。可惜的是，沃蘭的信件全部遺失，甚至連畫像也沒有保留下來，令人唏噓。沃蘭去世五個月后，狄德羅離世。）

既然死亡不過是肌體各部分漸次退化與剝離的自然規律，那么卸下對不朽的執念、坦然交還肉身，便是哲人最后的功課。這種毫無宗教粉飾的唯物論生死觀，也極其自然地滲透到了狄德羅女兒對其父親臨終景況的如實記述中：

他在1784年7月30日星期六起了床；整個上午都在同女婿和醫生交談；他讓人重新貼好令他難受的皰疹膏，隨后上桌吃飯，喝了湯，吃了白煮羊肉和菊苣。他拿起一顆杏子。母親想阻止他吃這種水果：“可你到底以為這見鬼的東西能把我怎么著？”他把杏子吃了，又用胳膊肘支在桌上，吃了幾顆櫻桃蜜餞，輕輕咳了兩聲。母親問了他一句，見他沉默不語，便抬起頭看向他。他已經不在了。（91-92頁）

1784年7月31日，狄德羅離世。

德尼·狄德羅（1713年10月5日-1784年7月31日）

第三章借助“花朵”意象，透視盧梭晚年的心境。和布封的“石頭”與狄德羅的“大腦”一樣，花朵，準確地說枯萎的花朵在此同樣承載著極具張力的隱喻：它不僅象征著盧梭屢次宣告放棄哲學思辨、最終退隱于吉拉丹侯爵花園的生命抉擇，更巧妙地暗合了他晚年文本的物質形態——他常將《漫步者遐想》中那些散亂的只言片語稱為“feuilles”，這個詞在法語中既指書頁，也指脆弱的植物葉片。斯塔爾納克細致梳理了盧梭自完成《愛彌兒》后發表的一系列極具悲劇色彩的“終結”宣言。這種姿態，固然源于他深陷“被現代哲人圍剿”的迫害妄想，但更深層的原因，則來自他對時日無多的感觸。盧梭宣稱，《愛彌兒》將是他哲學思考的終結，他不認同梭倫“活到老學到老”的曠達，反而宣稱，對于一個垂暮之人，唯一該做的只是“學習如何死亡”（97頁）。因此，作者敏銳地指出，《遐想》中那種時而緊迫、時而拖宕的雙重矛盾，以及字里行間通過現在時與祈使句不斷強化的焦灼感，皆是由于盧梭已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智力官能正不可挽回地走向枯竭：“我的智力官能將會失去活力。”（102頁）

在作者看來，盧梭晚年的書寫已化作一種極其脆弱的物質性殘片。這些零落的“書頁/葉片”，宛如他在《懺悔錄》中念念不忘的長春花，或是《遐想》里被大丹犬撞倒后緊握在手中的卷耳草，皆是他在肉身徹底消亡前，試圖喚回生命感知的一種物質媒介。這里的分析令人拍案叫絕：斯塔爾納克在文本與植物標本之間建立了一種絕妙的同構。那些夾在書稿中干枯的“feuilles”猶如一個神奇的“光學暗箱”（optical chamber）——僅憑一片殘葉、一頁斷簡，便能重新顯映出整個往昔生命的壯闊景象。有別于布封與狄德羅以近乎冷酷的科學主義來審視肌體的衰朽，盧梭的暮年景象顯現出一種別樣的蒼涼與生機：一個垂垂老矣的哲人，手持枯花，在生與死的交界處，任由肉身的衰竭與記憶的鮮活相互交織。

這種文本與生命的同構，在《遐想》那篇未完成的“第十次漫步”中達到了頂峰。在這篇寥寥兩頁的絕筆中，盧梭寫下這段文字時正值復活節，距他初遇華倫夫人已整整五十年。他試圖用這僅存的碎片，去追憶那段被他稱為“在短短四五年間，享受了一個世紀的純粹幸福”的時光。然而，當行文至自己深感欠下夫人恩情、卻因財務困境無力償還時，筆觸卻戛然而止。斯塔爾納克極為深刻地指出，這種毫無征兆的文本斷裂與隨之而來的絕對沉默，絕不僅僅是由于生命精力的耗盡，更是盧梭在紙面上從容“展演”了自己作為作家的死亡。這是一場終極對話：面對早已在貧病中離世的華倫夫人，這位孤獨的漫步者以這幾頁殘篇作為最后的遺囑，試圖在超越塵世的靜默中，去償還他一生的虧欠。寫完最后一行字，盧梭徹底放下了手中的筆。他不僅宣告了公共表達的終結，更坦然接納了那個將他自身與所有未竟之語徹底吞沒的永恒虛無。

我很快便意識到：我在付諸這一計劃上拖得太久了。我的想象力已不如從前活躍；它不再像往昔那樣，會被某個能使之振作的對象一經呈現便點燃；我也不再那樣沉醉于遐想的狂迷。如今，它所產出的更多是追憶而非創造。一種溫吞的倦怠使我的一切能力都變得疲軟無力，生命的精氣在我體內一點一點熄滅。我的靈魂也不再能輕易地從這具行將枯竭的軀殼中投射出去。倘若沒有對我所向往的那種狀態的希望——我感到自己有權獲得它——我便將不復存在，只能以記憶的形式茍存。（70頁）

從今以后，屈服就是我的命運：不再堅持與之抗爭，不再頑強抵擋；任由迫害我的人隨其所欲處置他們的獵物，在我余下這凄涼而衰老的日子里毫無反抗地任他們擺弄，甚至把我姓名的榮譽與身后聲譽也交到他們手里——倘若上天愿意讓他們如此處置——無論發生什么都不再為之動搖；這就是我最后的決斷。（108頁）

1778年7月2日，盧梭離世。1794年，他的遺骸被移葬至巴黎先賢祠。沃多耶（Antoine-Laurent-Thomas Vaudoyer，1756-1846）為他設計了一座別具一格的木制陵墓：兩扇雕花木門微啟，一只蒼勁的手臂從幽暗的縫隙中伸出，手中緊緊擎著一支火炬。這一官方的定型塑像似乎在傲然宣告：即便死亡，也無法熄滅這位哲人為人類點燃的啟蒙之光。然而，在審視了《遐想》中那些游走于枯萎與靜默之間的文字后，斯塔爾納克在這一章的落幅處，提出了一個極具顛覆性，也極其凄美的假設：倘若那只從墳墓中伸出的手里，握著的根本不是什么照亮人類未來的火炬，而僅僅是一束花呢？倘若這位曾為現代世界立法的思想巨匠，在生命的終局留給后世的，并非什么宏大耀眼的時代啟示，而僅僅是他那行將朽壞的雙手里，一株褪去水分、脆弱不堪的植物殘片呢？

先賢祠盧梭棺木設計圖（1795年）。現藏于巴黎卡納瓦萊博物館。

盧梭（1712年6月28日-1778年7月2日）

作為探討生死議題的主角，盧梭或許略顯張力不足。他暮年的“自我放逐”似乎始終游離于想象與現實的邊界。然而，當斯塔爾納克在第四章將目光轉向啟蒙運動的絕對巨擘伏爾泰時，生前的喧囂榮光與死后的絕對靜默之間，便形成了一種極具悲劇張力的巨大反差。與“孤獨散步者”盧梭不同，伏爾泰生前已被“封圣”。1778年，他在巴黎人如癡如狂的追捧中走向生命終點。去世同年，一份偽造的遺囑迅速問世，試圖繼續為其塑造不朽的哲人神話。然而，本章所揭示的晚年伏爾泰對生死的真實思考，卻與這種外在的喧囂榮耀形成了極其冷酷的對照。

在這里，“蝴蝶”這一意象的演變顯得尤為迷人。據作者考證（順便說句，這個考證在我看來站不住腳，這個意象背后或許有更隱秘的一段軼事），在伏爾泰的浩瀚卷帙中，作為生命隱喻的蝴蝶可能僅出現過兩次。第一次是在一則評價黎塞留的筆記中，彼時的伏爾泰仍在思忖靈魂不滅的可能，并借由“化蝶”表達了對來世的某種微弱希冀。他寫道：

靈魂是有延展的；既然有延展，靈魂便是物質的。難道因為我不了解某個存在的本質，就要把一切能觸動我感官的屬性都從它身上剝離嗎？我們死后也許會變成某種東西：毛蟲會想到自己將變成蝴蝶嗎？（Voltaire’s Notebooks，Tome II，edited by Theodore Besterman，institut et musee voltaire，1952，357）

而當蝴蝶意象第二次出現時，則是在伏爾泰去世同年所寫下的八音節絕筆詩《別了，生命》（Adieux à la vie，1778年）之中。這首絕筆徹底粉碎了前者的那一絲溫情與希冀；其文本所蘊含的悲涼、決絕與徹骨的虛無感。此詩值得在此完整引錄：

伏爾泰八音節絕筆詩《別了，生命》

這兩個文本雖共用同一個意象，其深層隱喻卻已截然相反。在前一則筆記里，“化蝶”尚且代表著靈魂的延續，寄托了伏爾泰對來世的微弱希冀。然而，在這首絕筆詩中，它們卻化作了朝生暮死的瞬息之物；它們急速地跌入深淵，傳遞出哲人對生命之渺小與虛無的最終體認。

這一意象的斷裂，恰好勾勒出伏爾泰晚年生死觀的深刻轉折。而陪伴并見證這一歷程的，是啟蒙時代的另一位傳奇人物，亦即全書第五章的主角——晚年雙目失明的沙龍女主人德芳夫人。在斯塔爾納克的筆下，伏爾泰最終接納絕對的虛無，極具戲劇性地表現為被德芳夫人反向“度化”的結果。二人維持了長達數十年的通信。起初，面對德芳夫人對存在意義的深切懷疑與對死亡的極度恐懼，伏爾泰始終自矜于一位高高在上的啟蒙導師角色。他以一種置身事外的理智姿態，用著老生常談的哲學寬慰，甚至夾雜著些許不自覺的男性說教口吻向她言道：

您的觀念不必取自其他任何地方，只需來自你自己。像你這樣既有想象力，又有敏銳思維的人而言，無需其他任何幫助，就能僅憑自身，便能洞見人性；因為所有人在深處都彼此類似，而那些細微的差別并不會改變任何底色……你既不能游戲，也不能到處奔走，更不可能整日接待賓客。能觀察到一顆天真而真實的靈魂優于那么多傲慢而晦澀的哲學家，對我而言絕非無足輕重的滿足……（139頁）

但最后，正是在德芳夫人那種對直面生命虛無的敏銳且勇敢的凝視下，伏爾泰的理性或略帶冷靜的面具被逐漸卸下。他在去世前兩年寫下了兩首詩。除了上面那首《別了，生命》外，另有《空洞的夢》（Le songe creux，具體創作時間不詳，可能是1776年，或是伏爾泰彌留之際）。在這首詩里，這位無神論哲人王夢到自己去世了，踏上了探索冥界之路，穿過三條河流，遇見三位命運女神，最后卻對地獄和天堂都倍感失望。在詩的末尾，戲劇性的結束，虛無（néant）的寓言形象才得以最終顯現：

伏爾泰《空洞的夢》

這首絕筆徹底摒棄了伏爾泰早年在刪改梅耶（Jean Meslier）《遺書》時所刻意保留的那一絲自然神論的救贖微光，更斷絕了對身后詩名不朽的任何奢望。恰恰相反，伏爾泰將自己的一生、肉身與詩句，盡數拋入了虛無的深淵。更為精妙的是，斯塔爾納克并未止步于字面釋義，而是將目光投向了紙張的物質肌理，從手稿的涂改與折痕中，捕捉到了這種絕對虛無感的真實存在。紐約摩根圖書館所珍藏的《別了，生命》手稿顯示，在長達二十行的詩節里，那個唯一沒有押韻伴侶的“虛無”（néant）一詞，被伏爾泰以極細小的筆跡局促地添寫在劃掉的詩行上方，幾近難以辨認。而在全詩的末句“告訴我吧，你們究竟是什么”（Dites-moi donc ce que vous êtes）的結尾處，他甚至省略了理應存在的問號（下圖左）。在這張對折的手稿紙頁上，留下的唯有大段的空白與兩道孤零零的橫線（下圖右）。這種文本上的突然懸置，仿佛在無聲地宣告：當生命疾速跌入深淵，一切追問皆無答案，唯余永恒的沉默。

紐約，摩根圖書館，MA 638.87，摩根（Pierpoint Morgan）于1900年購買

去世前兩個月，病榻上的伏爾泰出人意料地接受了神甫的來訪，甚至順從地在一份文書上簽了字，聲明“否認并譴責了自己所做、所說、所寫的一切——凡是可能造成某種丑聞并損害信教之人”（1778年3月4日，德芳夫人致信沃波爾，Horace Walpole’s correspondence with Madame du Deffand and Wiart，Vol. 4, Yale University Press，1939，pp. 24-25）。此舉一度令沃波爾等人大惑不解，甚至將其視作一種臨終前的怯懦與偽善。但或許最懂他的德芳夫人留下了最為透徹的見證：“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體面（decorum），為了免去煩擾，為了得以安寧。”（Horace Walpole’s correspondence with Madame du Deffand and Wiart，Vol. 4, Yale University Press，1939，34）這種卸下驕傲、近乎敷衍的妥協，恰恰是這位啟蒙巨匠為了走向最終的沉默，而向喧囂塵世所作的最后讓步。

1778年5月30日，伏爾泰離世。

伏爾泰（1694年11月21日-1778年5月30日）

倘若說男性啟蒙哲人們總對身后聲名抱有某種期許，試圖以此作為抵抗死亡與湮滅的微茫補償，那么，全書第五章所聚焦的德芳夫人，則呈現出一種極為決絕的特殊姿態。她什么也不愿留下：沒有子嗣，沒有著述，甚至在遺囑中嚴詞拒絕了伏爾泰將兩人通信公之于世的提議。斯塔爾納克指出，正是在這種近乎絕對的孤獨與隔絕之中，這位晚年雙目失明的沙龍女主人以一種令人戰栗的清醒，直面了生死的底色，并死死凝視著那無處不在的“虛無”。這種剝落了一切幻象的審視，不僅令當時高高在上的伏爾泰在通信中時常顯得左支右絀，更賦予了其絕筆以一種直擊人心的悲劇張力，令人不由自主地沉陷于她那幽暗的精神深淵。

長期以來，在宏大的啟蒙史敘事中，德芳夫人始終被塑造成一個保守的邊緣形象。一方面，有別于18世紀多數激進的沙龍，她所主持的聚會（原址位于今戰神廣場東北）偏愛古典作品，對新興的啟蒙思想表現出明顯的冷淡與拒斥；另一方面，后世學者的評價也多帶貶義。例如法國史家安托萬·里勒蒂（Antoine Lilti）便將她對“世俗社交”（sociabilité mondaine）的病態熱衷，歸結為試圖填補貴族生活內在的極度空虛（參見Antoine Lilti，Le monde des salons: Sociabilité et mondanité à Paris au XVIIIesiècle，Fayard，2005）。毫不客氣地說，里勒蒂的解釋暗含著一種武斷且居高臨下的男性視角；它輕易地抹平了個體內心的真實痛苦，也遮蔽了德芳夫人對生存底色那份極其清醒的哲學審視。

斯塔爾納克和里勒蒂一樣注意到德芳夫人在同友人通信中反反復復論及的“無聊”（ennui）一詞，但她敏銳地洞察到，這種“無聊”絕非流于表面的空虛寂寞，而是一種承襲了蒙田與斯多葛學派傳統的深刻精神癥候（174頁）。作為一名徹頭徹尾的懷疑論者與無神論者，德芳夫人實際上是以自身的病痛苦難，完成了對啟蒙時代篤信的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的根本解構。在她的邏輯里，倘若按照洛克或孔狄亞克等人的理論，人的心智不過是一個不斷接收外部感官印象并加以組合的容器；那么，對于她這樣一個雙目失明、聽力日漸衰退的老人而言，感官的全面剝奪便意味著這個容器已然退化為一個徹底的“空洞集合”（empty collection，174頁）。德芳夫人痛苦地體認到，這種感官與思想的雙重枯竭便是所謂的“無聊”，它更是死亡降臨前的一種真切預演：

我很同情你——因為我忽然又想給你寫信了。我讓人把你上一封信再讀給我聽；若說它不是一篇上佳的法文范本，那它絕對是一篇極好的英文。除去你在信里幾乎一味給我的那些夸獎，其余的一切都非常真實、非常深刻，見識也極其明澈；可我又能從中得到什么益處呢？我們對自己真有主宰力嗎？若真如此，凡是有才智的人就都會幸福。我先從你說起：我問你，你幸福嗎？我很難相信你是幸福的。不過，人也不該總以己度人。比如我，當我的靈魂失去感覺時，我便沒有觀念，沒有趣味，沒有思想；我就墜入我稱之為無聊（ennui）的虛無（néant）之中。

如果只憑推理與反思就足以使人幸福，那么我們所見的世界就該與現實完全相反；因為我每天觀察世界，都看到：最心滿意足的，恰恰是那些蠢人——他們對別人也對自己最為稱心，而且最懂得自給自足。你曾在我把“友誼”看得那么重要這件事上如此取笑我，到最后你竟把我說服了；可當你摧毀了我的幻想之后，我又不知道該拿什么來替代它。我想，把橡葉當作金子來收下，或許本身就是一種幸福吧。（在1776年3月21日致信沃波爾，Horace Walpole’s correspondence with Madame du Deffand and Wiart，Vol. 4, Yale University Press，1939，286-287頁）

德芳夫人把這種無聊與空寂比作絳蟲（ver solitaire）：

只有矯飾、矯情的自命不凡與可笑之態會讓我反感，可到處見到的偏偏都是這些。我非常明顯地覺察到，自己的精神能力正在一點一點地喪失：記憶力、專注力、表達的順暢——在需要的時候，這一切都不聽使喚。我并不渴望被愛；我知道人并不真正愛人，而這一點我從自己身上就知道得很清楚；我也不要求別人對我懷有我并不對他們懷有的情感。妨礙我幸福的，是一種厭倦：它像絳蟲一樣，吞噬一切本可使我幸福的東西。這個比喻本該解釋一番，可我卻無法把這念頭理清。（1776年3月17日致信沃波爾，Horace Walpole’s correspondence with Madame du Deffand and Wiart，Vol. 4, 285頁）

由此可見，這種“無聊”絕非單純的社交倦怠，它實際上構成了對啟蒙時代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的深刻解構。德芳夫人在信中多次將這種無聊描述為對“虛無的預嘗（avant-go?t du néant）”（如1779年10月8日致信沃波爾，Horace Walpole’s correspondence with Madame du Deffand and Wiart，Vol. 4，180頁）。通過直視自身感官的殘缺與剝奪，她比任何人都更為直接地觸碰到了肉身與靈魂注定湮滅的底色，以及理性在面對死亡時的絕對無力。然而，即便深感生存的虛無，對死亡的本能恐懼卻依然如影隨形。這種矛盾，恰恰宣告了理性的無奈：

可即便如此，人還是害怕死亡；人為什么害怕死亡呢？這不僅僅是因為未來不確定，更因為人對自身的毀滅有一種強烈的反感。而理性無法摧毀這種反感。噢！理性，理性！理性是什么？它有什么力量？它何時開口？我們何時才能聽見它？它帶來什么益處？它能戰勝激情嗎？并非如此；而且，倘若它真能阻止我們靈魂的運動，那反倒會比激情更違背我們的幸福一百倍……（176頁）

有了這些極其厚重的思想鋪墊，當斯塔爾納克在書的末尾，將目光投向晚年盲聾交加的德芳夫人那些看似瑣碎的日常細節時，一種令人窒息的悲劇張力便噴薄而出。彼時的夫人正日復一日地獨自做著“拆線”（effilage）的手工——即將織物上的貴重金線一根根拆解下來。在作者筆下，這絕非打發殘年的無聊消遣，而是透視其生命虛無感的一扇幽暗之門。這是一種極具凄美色彩的生存隱喻：在這個過程中，她不是在創造某物，而是在解構某物，或者說，她正在制造虛無（crafting nothing，192頁）。而與此同時，她將愛犬Tonton以及印有愛犬蠟像的鼻煙盒作為遺贈，交托給沃波爾。這一舉動被深刻地解讀為她試圖將自己衰朽的肉身，以一種“活的替代物”的形式交付出去，猶如蒙田當年留下《隨筆》一般。然而，最具視覺沖擊力與哲學震撼的，是她留在世上的最后痕跡。在那本記錄著沙龍瑣事、裝幀精美的綠色牛皮紙日記本里，當她生前最后一次完成口述之后，留下的竟是長達兩百零六頁毫無字跡的空白。斯塔爾納克極具洞見地指出，這片龐大的物質性留白，絕非單純因為生命衰竭而導致的記錄中斷，它恰恰是德芳夫人“遺囑性詩學”的最終形態。這片無可辯駁的絕對沉默，完美地展演了一個褪去所有歷史幻想與身后期許的個體，是如何以一種最純粹、最決絕的姿態，將自己完完整整地交還給了那個永恒的深淵。

我有時驚訝于自己生命的無用，也驚嘆于我和Tonton（愛犬之名）之間僅有極微小的差別。（175頁）

德芳夫人贈予沃波爾的金質鼻煙盒，上有其愛犬Tonton的畫像

鼻煙壺題贈：這只刻有她愛犬Tonton肖像的鼻煙壺，是德芳侯爵夫人于1780年遺贈給霍勒斯·沃波爾先生。 注：該鼻煙壺由路易十五御用珠寶匠人魯塞爾（Louis Roucel）所制。Tonton蠟像為格爾塞（Gosset）所制。現藏于耶魯大學劉易斯·沃波爾圖書館（Lewis Walpole Library）。

德芳夫人于1780年9月23日離世，與沃波爾通信長達十四年，約850封。法國文人布弗萊爾（Stanislas de Boufflers，1738-1815）曾以伏爾泰和Tonton為主題寫給一首。德芳夫人將此詩手稿也一并寄給了沃波爾。原詩內容非常風趣，現譯如下：

你覺得他們倆都迷人，

我們覺得他們倆都咬人；

這就是相似之處。

一個只咬你的敵人，

另一個咬你的所有朋友，

這就是不同之處。

德芳夫人（Madame du Deffand, 1696年9月25日–1780年9月23日)

本書在結尾部分極具匠心地安排了一個“反例”（counterexample，208頁）。與前述各章所呈現的自然死亡形成截然反差，羅蘭夫人并沒有活到足以體驗狄德羅所謂的“骨化”的年紀。她在三十九歲那年命殞斷頭臺，僅以那句“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的臨終遺言，為自己慘烈的人生畫上了休止符。斯塔爾納克坦言，無論從何種意義上看，羅蘭夫人的非正常死亡似乎都不屬于本書的既定范疇；然而，將她置于全書的落幅，恰恰是為了通過這種劇烈的反差，來映襯前述啟蒙巨匠們面對虛無時的徹底靜默。不同于其他哲人坦然接納生命與聲譽的消散，面對即將降臨的極刑，羅蘭夫人表現出了一種強烈地渴求被后世銘記與昭雪的沖動。斯塔爾納克敏銳地指出，這位生前始終隱身于丈夫背后充當代筆人與賢內助的女性，恰恰是在身陷囹圄、死神逼近之時，才真正覺醒了作為一名作家的主體意識。在為那部未能完成的回憶錄勾勒大綱時，她帶著些許驕傲宣稱，若上天能假以時日，自己便能“寫就本世紀的編年史，成為法國的麥考萊（指英國女史家麥考萊——引者注），或法蘭西的塔西坨”。（202頁）

在她的筆下，死亡本身似乎已不足為懼，真正令人戰栗的是被歷史徹底遺忘。這種對不朽與身后名的熱烈執念，在她得知那部寄托著生平辯白的《歷史筆記》（Notices historiques）被受托保管的友人因恐懼而付之一炬時，爆發出了最為絕望的悲鳴。這一刻的凄厲自白，與前述各章中哲人們坦然交出自我、步入沉默的臨終文字，構成了令人震顫的強烈反差：

我剛剛把整件事寫完，把敘述一直推進到這最后的時刻，并把它托付給一位十分珍視它的朋友；風暴卻驟然落在他頭上。就在他眼見自己將被逮捕的那一刻，他所想到的只有危險；他唯一感到的只是必須把危險擋開。于是他不假思索、不求權宜之計，便把我的手稿投入火中。我承認：我寧愿他把我也一并扔進去。這場損失攪亂我的心緒，甚于我此刻仍在承受的最嚴酷的折磨；若想到危機正在逼近——我也許第一天就會被屠殺，或者被以某種方式拖到那個統治者用來清除他們認為礙事之人的法庭上——你就會明白這是為什么：這些文字原本是我賴以安放的枕頭，我把對自己身后名譽的辯白，也把許多值得紀念的人物的辯白，都托付在它們之上。

當然！洛宗（Lauzun）的那只蜘蛛之死也未必更殘酷；而那不過是對他一個人的損失罷了。可是，既然人不該向任何事屈服，我就要把這點閑暇用來隨手、零零散散地記下那些不經意浮現在我腦海中的東西。它當然無法替代我所失去的那一切；但這些將成為一些碎片，用以喚起我的記憶，并在將來某一天——倘若我還保有這種能力——幫助我補足它。（Roland，“Portraits et anecdotes,”in Mémoires de madame Roland，tome II，Librairie des bibliophiles，1884，140-141頁）

在生命的最后時刻，羅蘭夫人褪去了早年受啟蒙思想浸染的懷疑論底色。她既不像德芳夫人那樣死死凝視著絕對的虛無，也沒有像狄德羅那樣坦然將肉身交還給冰冷的物質大循環。相反，面對斷頭臺的陰影，她轉向了對“最高存在”（Supreme Being）的祈禱。在她的筆下，死亡不再是一切的斷滅，而是靈魂的解脫；是與她深愛的吉倫特派同僚蒲佐（Fran?ois Buzot，死于1794年6月24日）經歷生死、在彼岸世界重聚的終極契機：

永別了，我的孩子、我的丈夫、我的女仆、我的朋友們；永別了，太陽——你那燦爛的光芒把寧靜帶入我的靈魂，正如它把靈魂召回天穹；永別了，孤寂的田野——它的景象曾多少次打動我；還有你們，泰澤（Thézée）樸素的鄉民：你們祝福我的到來，我曾為你們拭去汗水，緩解你們的貧困，照料你們的病人——永別了；永別了，寧靜的書齋：我在這里以真理滋養心智，以學問俘獲想象，并在冥想的寂靜中學會駕馭感官、輕蔑虛榮。

永別了……（注：省略號為原文所有）不！唯獨你，我絕不會與你分離；離開塵世，反倒使我們更為接近。（218頁）

在這段極具悲劇色彩的絕筆中，羅蘭夫人用一種傳統而溫情的期盼，生生打斷了那本該通向虛無的省略號。這番充滿現世羈絆與來世信仰的告白，固然昭示了人類精神在面對死亡時的巨大勇氣，但在斯塔爾納克看來，它卻恰恰構成了全書最發人深省的對照：那些真正老去的啟蒙巨匠們，早已剝落了所有關于來世與重逢的幻想；在他們的人生落幅里，沒有這種可以用來填補死亡恐懼的祈禱與文字。當時代的喧囂褪去，等待著休謨、布封、狄德羅、盧梭、伏爾泰以及德芳夫人的，沒有神明的慰藉，唯有那無可辯駁的、無邊無際的沉默。

1793年11月8日，羅蘭夫人被送上斷頭臺。

羅蘭夫人（1754年3月17日-1793年11月8日），全名為瑪麗-讓娜·羅蘭·德拉普拉蒂埃（Marie-Jeanne Roland de la Platiere）。

請原諒我在這份書評中大段地迻譯、引用這些臨終文字。因為我深感，似乎唯有這些褪去了一切偽飾的真實言說，才足以體現在死亡的絕對靜默降臨之前，那些曾無比鮮活的靈魂所經歷的掙扎、妥協與最終的超脫。

《唯余沉默》是一部相當個體化的研究。所謂“個體化”至少有兩層意思，首先體現在再現視角的轉換中。歷史場景不再是喧囂的公共廣場和政治舞臺，而是幽暗孤燈下的書信寫作，抑或臨終病榻前的喘息片語在斯塔爾納克刻意框定的這一私密視域內，那套為人熟知的啟蒙敘事被悄然擱置。在這里，我們看不到高舉理性火炬、為后世立法的先賢，也看不到為不公審判鳴冤叫屈的寬容斗士。相反，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個退入歷史暗影、深陷孤獨與寂寥的普通人，以及他們在衰老與病痛中日漸朽壞的肉身與心靈。正是通過這種向個體存在的極致聚焦、向內在靈魂的深度透視，作者使我們短暫地忘卻了他們的“哲人”光環，從而得以與這些垂暮之人一同潛入他們最私密、最脆弱，或許也是最能觸動人心的感悟之中。

或許可以說，這部著作完成了對啟蒙與理性敘事的某種解構——作者在導言中也的確曾做此申明。然而，我卻不愿僅以“解構”二字來匆匆概括。因為，那些被后世反復傳頌的宏大概念（理性、進步、祛魅），本身也只構成了那個時代的一半面貌；它們并非啟蒙的全部，更無法全盤代表那個時代真實存在過的男男女女。斯塔爾納克真正做的，是將聚光燈打向了歷史的暗面，為我們再現并講述了另一則同樣真實、卻長久被遺忘的故事。

這種“個體化”的另一重深刻意涵，則深植于作者構思與撰寫此書的經歷中。多年前，在完成啟蒙時代有關“描述”（description）實踐的研究后（The Unfinished Enlightenment: Description in the Age of the Encyclopedia，Cornell，2010），斯塔爾納克便被晚年盧梭將衰朽肉身與干枯標本相映照的隱喻所深切吸引，進而萌生了探究啟蒙哲人如何面對死亡的構想。與麥克瑪納斯（John McManners）等史學家致力于宏大時代心態的剖析不同，她將筆觸懸停在幽微的個體經驗之上。更值得一提的是，得益于友人一句發人深省的叩問——“難道十八世紀的女性就不會死嗎？”——作者毅然將長期被啟蒙研究邊緣化的德芳夫人，推至全書的思想核心。不僅如此，德芳夫人同諸位哲人間浩繁的通信，及其對“無聊”的深邃思辨，更是化作了穿透并縫合全書各章的暗線。

然而，這部著作之所以能具備如此撼動人心的力量，不僅因為它是一場學術意義上的拓荒，更因為它熔鑄了作者本人穿越生死幽谷的真實體驗。在漫長的研究與寫作期間，斯塔爾納克曾飽受長達兩年的“腦霧”折磨，并最終于2023年接受了緊急開顱手術。術后，腦部腫脹的痛楚、類固醇藥物引發的躁狂與失眠，以及那種自我意識與記憶幾近剝離的虛無感，使她與書中那些凝視死亡的哲人們產生了極其強烈的共振。正是在這種切膚之痛中，她對狄德羅關于生命解體的唯物論比喻，對德芳夫人那句“無聊是對虛無的預嘗”（a foretaste of nothingness）的絕望喟嘆，有了遠超文字層面的體認。在此體悟下，書中那些原本屬于學術考察的細節剖析（如凝刻著Tonton畫像的鼻煙盒），便褪去了枯燥的學究氣，煥發出一種凄美的生命質感。而作者從七八卷龐雜通信中精心萃取出的那些臨終絮語，更是沉慟至極，令人潸然淚下。

要談一點學術意見嗎？我想已無必要，也不愿為之。只想以一封信，結束這篇書評。這封信由德芳夫人于1778年6月28日寫給沃波爾。彼時，她已向對方袒露了那份關于身后之物的遺贈心愿。然而，這卻令她陷入了極度的局促與不安：她深知沃波爾或因其同性戀傾向，始終對公開兩人的親密關系懷有深深的戒備。一旦接受了這份必然會流傳后世的手稿囑托，便等同于將這段隱秘的情感徹底暴露在公眾的目光之下。斯塔爾納克在書中也曾引錄過這封信的片段（218頁），但僅截取了直奔主題的核心字句。恰恰是這種“截頭去尾”的學術處理，反而遮蔽了文本中最令人動容的底色。對于一位深陷孤獨的盲眼老人而言，這本是一份重若千鈞的生命托付，但在真實的信件中，她卻反常地拉扯出各種無關痛癢的閑言碎語——親族瑣事、宮廷秘聞、文人間的齟齬，甚至不惜自嘲將要去赴一場毫無生趣的晚宴。那個關乎她身后寄托的“正題”，被小心翼翼地藏匿、揉碎在一大片喧鬧的世俗八卦之中，以一種近乎卑微的姿態被一筆帶過。唯有通讀全信，方能深切地體認到她下筆時的那種猶疑與不安：她在極力拖延，在字里行間左右搖擺，唯恐過早地觸碰到那個令她戰栗的“拒絕”。因為在那個即將吞沒她的無邊寂寥之中，這已是她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一絲期冀：

我不能肯定地告訴你，是否有我哪封信遺失了；我想并沒有；就算真有，那也會是可能發生的最小損失。至于你今天這封、22日的信，那就不一樣了。你告訴我的種種細節使我極為開心；我認識你所有的外甥女，不過還不熟，希望以后與她們更熟悉。勞爾（Laure）、瑪麗（Marie）、奧拉蒂（Horatie）——她們不是公爵夫人的女兒嗎？主教的女兒們叫什么名字？哪幾個小的會留給你？把這一切向我講清楚吧。我覺得瑪麗的回話很機靈；看到你會度過一個非常愉快的夏天，我很高興，也希望痛風能讓你清靜些。

我看你和我一樣，并不比我更操心政治；但盡管我對外面流傳的一切都不大上心，我仍不懷疑我們會有戰爭。布羅伊元帥（Maréchal de Broglie）10號出發去巡視海岸；我不知道他會在哪里扎營。博沃先生（M. de Beauvau）是隨行者之一。他們要離開將近四五個月。

我想我已告訴過你，元帥最終還是沒能把他的兄弟帶在身邊；他要去梅茨履職；這真叫人掃興，他自己也感受得很深。

有一條確切的消息——但人們仍只敢在耳邊說——是國王給吉訥先生（M. de Guines）的女兒十萬埃居，而她將嫁給夏呂斯先生（M. de Charlus），即卡斯特里先生（M. de Castries）的獨子：這是借王后的勢力才獲準的恩典。

現在沒人再談讓—雅克及其《回憶錄》；誰也不知道這一切后來怎樣了。伏爾泰被遺忘得仿佛從未出現過；百科全書派倒希望他至少再活幾個月；他還有一些計劃，能使科學院更有用處；他是所有那些自命“風雅才子”的首領——他們的企圖是把自己結成一個團體，像貴族、教士、穿袍貴族那樣。

那位偶像和她的兒媳將于周四動身去普隆比耶爾；在那里他們會遇到我的外甥多朗（d’Aulan），我一召喚他就會來見我；他對我表現出一種順從與溫情，足以配得上一份更好的繼承。

請你自然一點告訴我：你是否介意我打算給你的那份東西；你是否完全不反感你的名字被寫進一份不可能不為人知的手稿里；我期待你的坦率，會自然地告訴我你對此怎么想。

我比較直接；我必須有自由，想到哪兒就說到哪兒。

前些日子博沃先生寄給我一份戰報，說我們的一艘名為“美麗母雞號”（la Belle Poule）的護衛艦與你們的一艘交戰（不是“母雞”，而是護衛艦）。我回信時想起拉封丹的一句詩，就寫了下來：

一只母雞闖了進來，

于是戰爭點燃。

這句引文很受歡迎；達朗貝爾竟屈尊說它“挺妙”；他還做得更多：在杜伊勒里花園遇到維阿爾（Wiart）時，他還問起我的近況。再沒有比這更新的消息可告訴你了。

我很想把馬爾蒙泰爾（Marmontel）寫的幾句極蠢的詩寄給你，打算題在達朗貝爾的肖像下面；我擔心我已經把它們寫給過你了：

他把友誼當作恒常的禮拜；

他躲開名聲，藏起對嫉妒的身影；

謙遜如天才，樸素如德性。

此刻我正要做一件最荒唐的事：我要去魯瓦西吃晚飯；同行的是舒瓦洛夫夫人（Mme de Schuwalof），也許還有她的丈夫——最陰沉、最無聊的兩個人；我還要同他們一起回來：為此跑十里路，與這愉快的同伴相處四小時，只為了去見幾位還算可親、卻對我毫不在意，而我也同樣不在意的人；這件事以及許多類似的事，都很能證明我毫無常識；但我鄭重聲明，這將是我在這類事情上最后一次犯蠢。這些舒瓦洛夫是我們那位朋友的侄子。（Horace Walpole’s correspondence with Madame du Deffand and Wiart，Vol. 5，Yale University Press，1939，53-54頁）

1780年9月23日，德芳夫人離世。

（本文寫作過程中得到了《唯余沉默》作者斯塔爾納克的指正，同時感謝浙江大學歷史學院張正萍、華東師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周保巍提供有關休謨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