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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堅,1952年出生于廣東省東莞市石龍鎮,祖籍萬江大汾鄉。自幼喜愛書畫。居石龍時期,詩、文、印學課業受教于啟蒙老師鐘藻彬先生,后又師從何為老師學習書畫技藝。1982年何堅加入東莞市書法家協會,承蒙羅陽先生提攜與指導,視野得以極大開闊。1993年加入廣東省書法家協會。其作品曾多次參展,并獲得觀者的一致好評。
何堅性內向、寡言辭、少外交、處低調。但如先輩所說:“畫到梅花不讓人"。在藝術觀念上卻激情亢奮。耽狂草守節律,書風顯活跳勢態;畫構嚴謹,色調鮮明。他融古匯今,工意兩極都追向旨趣。正好調合了行為與思賦兩者的動靜中和,陰陽互補。
何堅的書法作品筆法流暢,結構疏密有致,整體呈現出蒼勁而柔美。疏朗而古茂的藝術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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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書譜》是一份教學講義
何 堅
孫過庭《書譜》,其任務面對企學者進行提升層次的演詞。(若據實況其性質,按以現代意識解讀,該文是篇招生廣告的宣言耶。) 講義的深邃見解,影響之勢,被稱為古來書論中最精卓的經典著。
《書譜》取材,以書學本體為基調,兼及書壇現象的剖析,慢慢道出美原則與規律關系,社會因素的總結。這種概略性的泛論撰寫,正因為與專論研究性質的意用不同,使不少學者都信其為“序”的原因。不少研究者翻查前代史料去證實,因記載之少,僅存可靠的只有孫氏生前好友陳子昂為他死后而作的《墓志銘》和《祭文》中的一點信息。(《陳伯玉集》卷六有《率府錄事孫君墓志銘并序》卷七有《祭孫錄事文》等兩文,全文此略。)使這個疑案一直懸到今時的未完,這么多研究的譯析辨證,皆因傍證的力據不足,結局都不能以統一的認定。傍證雜據,有時使考究者又需要,又不放心,比如,多少出土的實質發現,會將他們的理論性見思,一掃瓦解。對于懸謎的好奇,又沒有其它可證的情況,勘別其性質意義,且從《書譜》所透露即孫氏說了算的推思中,尋找幾點理證試述:
一、從《書譜》卷之“上”“下”說起
現代研究《書譜》,大都是以影印墨跡本為主要參照資料。(如1978年6月上海書畫出版社印版)翻開封頁,映入眼前先是小題箋,為宋徽宗趙佶書“唐孫過庭書譜序上下”,惹起諸評論家眾說紛紜。序言與正文之爭,沒有多大的意義,總是以含金量多少而使人折服,但又因對此的研究,引申出另外意義,《書譜》是序、是全文、是上下卷,各舉其據的辯證。反正,此小標題是他人意識所書,雖不作定論,但又是意味著什么原故呢?
接著第一行抬頭書“書譜卷上,吳郡孫過庭撰”。孫氏墨跡由此開始,此獨占一行,一個段句分,中間“上”“吳”兩字推留一個空間,不同于敘文的緊貫。之后,敘文畢,尚有余位,不往下寫,還是再另行分抬頭寫跋語的分段。之后,再標一行書年號寫記。《書譜》雖是古文形式稿件,顯然是有段分的格式了,如果下卷在中間文內出現,必然是另起一行抬頭書的記段。從孫氏自署證實,是卷上的無疑,是正文,非序言也。一番論述之后,文章結尾,便是跋語,并提出今撰為六篇,分成兩卷之句,但文中卻不見有卷下字樣。由于見存墨跡本在中段處有殘缺部份,自然而然地猜測到其處合卷幅之半,計有十五行的空間,足有理由認定,卷下之插,必當于斯,《書譜》正好完璧。本來這個解釋,恰慰書人,偏偏細思結果,問題未完。查古人為了更有效的宏揚和保護唯一的實物,都善用刻本傳世。《書譜》的入石,應在墨跡本的流傳在未遭損壞時已做下的工夫,否則,缺者仍闕了,何能有補上現殘之本呢?后來,真跡殘佚,好事者一定選以最佳精妙或最全的刻本補上,即我們現在所見的影印墨跡本補后的模樣。再察刻本的質量,刻石之質,應比紙絹質耐用,沒有那么容易損壞而且又可重拓多份的。現墨跡上的補缺,看其細致,如錯漏處傍補的原貌,如實地認真保留,唯獨偏偏忘掉至關重要另起一行抬頭書或留空位書的“卷下”兩字,或“書譜卷下”,真是有點滑稽,此其一。
根據文意透露,顯然孫過庭并不在此著卷下之意,即是說,卷下不在我們現在所見的資料文中之內,但跋語此論已完,究竟在那里呢?實是一個謎,只有這種可能,另有不同形式的卷下準備,又有什么證實呢?
千多年來,書史上未曾有過記載見證,據查“書譜卷上”撰記于垂拱三年,即公元687年,時過庭年若42歲,至公元695年之前,(因寫《孫君墓志銘》及《祭孫錄事文》的陳子昂死于公元695年)過庭遇暴疾卒,其生前有言:“將其老而有述,死且不朽”。臨終前幾年,顛沛多病,天意弄人,“志竟不遂”(陳子昂語)。可能卷下未曾竣稿,或已散失,連卷上亦未謄正待梓刊行,而孫公已去。
從表象邏輯分析,只是常理的推想,人們對事物的考究,必探其源,總是在前人的基礎上進行著發展認識。
自《書譜》墨跡傳世,發現其有疑點的推至是宋宣和年間的記敘。墨跡存藏內府后,宋徽宗題的小箋,是將《書譜》稱序的證明。后至清嘉慶年間,朱履貞惋惜得直呼,《書學捷要》云:“詳覆六篇兩卷,今止存此卷上論文二篇。猶幸宋人以草書入石,得傳于后世。而世之釋文,以及編輯鏤刻各印本,皆誤合為一篇。而所謂執使用轉之法,卷下四篇,泯滅無聞。迨今訪求無所,使后學追摹無窮,良深嘆惋。世有博雅高賢,或家藏有素,或別有所得,幸付剞劂,合此二篇,遂為完文,俾名跡晦而復顯,洵藝林之盛事”。清包世臣《藝舟雙楫》云:“六篇之譜,亡于南宋,今傳者,止其敘說”。由此可見自宋至清八佰余年來,“序體”約定了。
為研究《書譜》,于是客觀地拜讀了當代搜求資料最為豐富,最具代表性的正反辯說。
第一:朱建新先生的《孫過庭書譜箋證》。其稿定于1957年,1963年發表,后1982年10月又出版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書譜》卷辯中,以全璧觀的,朱先生可為第一人也。云:“余酷愛其書,尤重其文,臨摹鉆研三十年,壬午之歲,講學金陵,課務多暇,書窗無事,乃竭數月之力,泛覽歷代論書之作,爬梳考索,為之箋證,更摭拾眾說,參以已見,為之評考”。以“世傳書譜實為全文之推證”、“前人對于書譜之評論”、“書譜墨跡及刻本考略”。考證歷代的書論記錄疑點,最終認定了放棄疑點之一的“《書譜》根本并未完篇”,而以推證之二“《書譜》原文僅此三千七佰余言已”,并無殘缺。以觀其文字:“溯源流”、“辯書體”、“評名跡”、“述筆法”、“誡學者”、“傷知音”,至矣盡矣,豈可復增。篇首題書譜卷上,吳郡孫過庭撰一行,篇末題垂拱三年寫記一行,首尾完具,即《書譜》完璧。
第二:啟功先生的《孫過庭書譜考》,其刊于《文物》1964年2月版的文章。該文以“作者之事跡”、“書譜之名稱問題”、“書譜墨跡之流傳”、“記墨跡本”、“其它墨跡異本”、“宋內府摹刻本之情況”、“所見之各種摹刻本”、“未見之各種摹刻本”、“書譜已見各本系統表”、“歷代引據傳錄臨仿及釋文各本”、“卷數問題”、“墨跡缺失諸行之臆測”、“論添注涂改剝損諸字”、“釋文異同諸字”,等十四個章節詳細引證,都是從未見有序文以外之下卷。恍然悟得其故曰:“余頗疑孫過庭此序以外之下卷,或竟未成書,或撰而未竣,僅成一序的見解”。
朱、啟的兩論,推《書譜》辯熱燃開了頭,更多研究者對《書譜》做了工夫的理解,彼伏此起地發表意見。如譯注、釋疑、持序論、全文觀, 及釋文、生卒年考等等,都刊于書法類雜志或專集。至于末顧及到散見于其它報章的論文,不一而足。綜觀諸多觀點,都以其發現趣點的切入,而由外因形制到書藝美學內涵,精神意境方面的本質角度闡述自家觀點。《書譜》辯論與《蘭亭》辯論風麾一樣,誘入到最高層次的情性哲學探索。
《書譜》是序是全文之爭的推證,筆者并不以正反論方的地位分量來權衡得失被左右,參考原開思路。為記寫《書譜讀注》隨筆時的發現,感覺中的一點體會,或一種傾向認識而展開構思。
歷代評《書譜》,文書雙絕,孫過庭是實力派人物,即現在所說的具理論兼善書的能力,他亦明白以一套道儒觀念的情性藝學所陳,“務裨學者”,真如“下士聞道”,在本體構建活動范疇內,可謂不知所從。他自己“時逾二紀”,“有乖入木之術”,尚有“學而不能”的困難,如何使后學者“披卷可明,下筆無滯”呢?固一定要“跡顯心通,隨而授之”的具體手段落實,以一種理性的如卷上論述啟發,兼及一種技學識范疇貫通上下。孫過庭的書學思想,恪守著“功宣禮樂,妙擬神仙”的技藝升華,這正是寫“書譜卷下”的素材。且跋云:“今撰為六篇,分成兩卷,第其工用,名曰《書譜》”。倘謂全論之著卷長分二,根本不用訴知上完繼下之囑,何須要“第其工用”呢?顯然是有各自內容的相互聯系著。一篇三千七佰余字的文章,以概述幾個問題的行文段句,似非六篇之分,只有在與卷下對照才得按而確定,否則,牽強附會,多涉浮華。《書譜》既論且譜之謂也,言明若此,爽剎利落。此其二。
譜式教學在唐(或之前直至今天)一定十分流行,“尚可發啟童蒙”的暗示,孫過庭一定不肯放棄此有效因素的利用,當然不是“執筆三手”的復制,一定以“無不心悟手從”,“睹跡明心”的實踐證實,除了譜式,還有緘秘之旨組配《書譜》全貌。綜合諸家勢評的推理,都是一家之言,有其理據的詳細,又有理由的直覺感悟,誰應孫公之意,誰都說自己的充分,可證得閱者的信服,然為否,只有孫公自己最清楚。
二、孫過庭的教學觀念與現身說法
從《書譜》的文意,經譯注、疏解、掇意、而發現其暗藏著孫氏的思想活動指向。不少言詞以其身份責任為那種目的而抒發的真語,及至外因素的敏感刺激所產生的動機,如“感惠徇知”的人情現象,對孫過庭來講,可能是極大的推動能量,相輔相成,也將其納入到藝術因素的五合之中。從詩人陳子昂的兩文透露暗示,孫過庭身世寒微,四十始仕,遭讒丟官,中年顛沛,堙厄貧病居家,契闊良時的景況。期間,過庭極可能以筆墨生涯,授徒養活的寫照,《書譜》即在此環境的稿寫。既然有了這個前題,孫氏當然站在這個角度去考慮為教學需要所做的工夫,旨在“務裨學者,以祛未悟”。所撰目的的安排,以其積“時逾二紀”,“味鐘張之余烈,挹羲獻之前規”,“留心翰墨”,“極慮專精”的所知所識,一腦兒拋出來,當是至精之論也,又嘗使學者們作“正文”之辨矣。
《書譜》固稱為書藝的情性說,孫過庭早已洞察時人徒見成功之美,但最終還是貫徹到所致之由的術學課題上,目標的設立,以什么手段來體現出具體效果呢?如果即問“時稱識者”,亦復“未敷厥旨”,“內迷其理”了。假如不切合實際的紙上談兵,根本不能涉及到本質的問題。然理論有美學方面的內容,亦有基礎方面的實質,之間聯系,處理解決了形而上及形而下的技理情感貫通。究竟其為重要呢?有從屬性質的人去努力,一是哲思的理論家,一是操執的書寫者,所謂面層以技藝為主,深層以心境為要,它本是體系中的一個組成因素,環扣互動,凝成整體。古人發現世事的成敗規律,研究出五行循環的生克輔損運行,處這個亮點時,它屬于“主”,處那個環節時它卻是“從”。可謂是古哲人思維的高深睿智。比如,以角度觀,書家的宣示,以他的藝術形式感語言表達,理論只不過為我所用,視理論責任為服務于實質所作的準備;而理論家以統率至極思想為目的,視面上的一切行跡,因合我而就,推動實質升華,全賴乎理論上的導向。書制特定,殊非集體分工責任制,然綜匯一身的個體修養之事,“文質彬彬,然后君子”,無強性化提練出的質姿外感,何來有反饋心源之誘引,依然由“技進乎道”的流程把握。孫過庭是理論家又是善書者,顧此及彼,不能否認他對實際方面的保持態度。
《書譜》滿布喻句,折射出藝術追求的想像空間,同時諄教 “積其點畫,乃成其字,曾不傍窺尺牘,俯習寸陰”的務實,構建書法本體內的必定形式。凡術立必技,理極本樸。《書譜》“奉以規模”的整體藍圖,當然是理論之述,及技要領的剖析了。《書譜》的論述,究竟是什么性質的文章,倘若不從實際方面出發,那么學術態度的嚴肅性,當處模糊狀態。今不揆庸昧,試從《書譜》的原文始末,折出其思想的具體,由此能否可揭窺其中的玄機所以,且按其序略列綱如下:
(一) 書法成熟的歷史確立,為教學質量的保證,向貴族意識追求的立品:“自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鐘張之絕,晉末稱二王之妙”,“彼之四賢,古今特絕”作為傳承對象。
(二) 藝術發展的趨勢:“古質而今妍”,“馳騖沿革,物理常然”。啟后學者之塞:“貴能古不乖時,今不同弊”。“何必易雕宮于穴處,反玉輅于椎輪者乎”。
(三) 考評四賢的總結:“精專一體,博涉多優”。
(四) 進行道德教育:“且立身揚名,事資尊顯,勝母之里,曾參不入”。
(五) 從承傳書風,發現了美的依據:如“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駭之姿”,“同自然之妙有”。
(六) 書法的本質意義,美的價值觀:“功宣禮樂,妙擬神仙”。
(七) 自古對技藝的保守,提出師承的重要:“設有所會,緘秘已深,至令學者茫然,莫知領要,徒見成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
(八) 以兩極書體的辯證關系應合陰陽之道:“真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情性,草以點畫為情性,使轉為形質”。
(九) 形質情性的環扣互動意義:“達其情性,言其哀樂”。
(十) 對于學習的態度:“不入其門,詎窺其奧”。
(十一) 其制作時的利害條件:“乖合之際,優劣互差”。
(十二) 反面資料的辯析:“巧涉丹青,工巧翰墨”,“文鄙理疏,意乖言拙”。
(十三) 書藝發展感悟之妙,難以言明:“粗可仿佛其狀,綱紀其辭”。
(十四) 從執使切入技巧的概述:“方復會其數法,歸于一途”。
(十五) 又分析王羲之書藝妙處的陳述:“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嘆”。
(十六) 感悟性地道出書為藝,非為體:“豈知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
(十七) 確立藝術的運用規律:“原夫所致,安有體哉”。
(十八) 其制作時的把握與心態:“心不厭精,手不忘熟,若運用盡于精熟,規矩闇于胸襟,自然容與徘徊”。
(十九) 未撰書譜之前,已有教學經驗:“粗舉綱要,隨而授之”。
(二十) 年齡之比的書學心得:“思則老而愈妙,學乃少而可勉”,“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后乃通會”。
(二十一) 對學習者的資質審定及鞭策:“蓋有學而不能,未有不學而能者也”。
(二十二) 思想行為的一致性反應:“察之者尚精,擬之者貴似。”
(二十三) 告誡學生的驕傲:“安能掩當年之目,杜將來之口”。
(二十四) 論遲速節奏的操縱:“非夫心閑手敏,難以兼通者焉”。
(二十五) 再議風格習氣意識:“莫不隨其性欲,便以為姿”。
(二十六) 對書藝的審賞標準:“書之為妙,近取諸身。”
(二十七) 藝術學的法度觀:“窮變態于豪端,合情調于紙上”,“無間心手,忘懷楷則”。
(二十八) 具有技理學識、精神意識、才是有真功夫:“有南威之容,乃可論于淑媛,有龍泉之利,然后議于斷割”。
(二十九) 書藝價值與社會現實的面對:“屈于不知己,而申于知巳”。
(三十) 結語,盡教師責任的傳授:“緘秘之旨、余無取焉”。
看其行文形式,然如課程表的切實,可以一步一步地深化展開,將其細致地分析組織,可以總結匯成一部書學問答的教材集。顯然,這就是各自內容的課程.實非一堂課時間就能貫施得下去,而是經過逐步地理解完成,于是每次以一個內容為主題的分析接受,自然出現了每個論題的講義稿本。書譜的章段串連,就是以這個方式來編撰完成的。再從其詞調中察出孫氏以其處教師身份而發的語氣句例:
①“余志學之年,留心翰墨,味鐘張之余烈,挹羲獻之前規,極慮專精,時逾二紀,有乖入木之術,無間臨池之志”。
② “不揆庸昧,輒效所明,庶欲弘既往之風規,導將來之器識,除繁去濫,覩跡明心者焉”。
③“至于諸家勢評,多涉浮華、莫不外狀其形,內迷其理,今之所 撰,亦無取焉”。
④“今撰執使用轉之由,以祛未悟”。
⑤“舉前賢之未及,啟后學于成規,窮其根源,析其枝派,貴使文約理贍,跡顯心通,披卷可明,下筆無滯,詭辭異說,非所詳焉。然今之所陳,務裨學者”。
⑥“嘗有好事,就吾求習,吾乃粗舉綱要、隨而授之、無不心悟手從、言忘意得,縱未窺于眾術,斷可極于所詣矣”。
⑦“慕習之輩,尤宜慎諸”,等等。
上述足證,《書譜》本是為教學而撰寫的稿文,當然有理由聯系譜式因素利用,以成《書譜》上下卷。孫氏真正的目的,根本是在撰寫一部全方位的書學教科書為己任了。
三、從書譜的謄抄現象,看其集結成篇的推想
對《書譜》的研究,都注意到文意詞藻精僻的重要性,其實能否又從可察的刪注信息得知一點暗示呢?墨跡本有多處的刪易痕跡,其有筆誤,有重復贅誤,及移抄之誤,皆以注點標出。前二誤為一般的注刪,沒有什么意義,但后者的移動有其信息,今撿拾如下:
“然消息多方性情不一乍剛柔以合體或勞”原擬在(十一)移至(三十四)。(注:此編號是按上海書畫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唐孫過庭書譜墨跡》末頁的釋文表號碼,以作為參查記錄,下同。)“嗟乎蓋有學而”原擬在(十六)移至(三十四)。“其有顯聞當代遺跡見存無俟抑揚自標先后”原擬在(二十)移定在(二十一)又移至(二十三)但刪去。“心之所達不”原擬在(二十一)移至(二十四)。
令人推想,此是按堆疊一起的講義稿本作翻查抄錄,以編插到什么章節才算合適。發現這份不合的即刪移,另找一份補上。有時并間插授受語氣的貫通聯系。“嘗有好事,就吾求習,吾乃粗舉綱要,隨而授之,無不心悟手從……。意謂對新學員們作安定性的聲明。亦即是具有口授身教方式,與資料(講義稿本、譜范圖解)方式的實踐經驗進行。致少在欲成“書”動機的垂拱元年之前積累。
一篇千秋之論,有時非一揮而就的,三千七百余言的長文論述形式版面,將各類意題以聯系性地集結在卷上的保留傳世,不知修抄了多少次。編構行動,有時是非常費勁的推敲,致使今天讀《書譜》,仍似有倒抄現象之感覺。今從疑似處將其作抽移研究的嘗試。比如:評者云:“彼之四賢,古今特絕;而今不逮古,古質而今妍。夫質以代興,妍因俗易。……反玉輅于椎輪者乎!(二)”可算是對鐘張二王作結案陳詞的總結段。似無理由反抄編到“又云:子敬之不及逸少,……無惑疑焉。(三)”之前,讀來兜轉拗口,此為之一。讀至“而東晉士人,互相陶染……”,但“緘秘已深“的原因,證明其“去之滋永,斯道愈微”,“古今阻絕,無所質問”,使“或乃就分布于累年,向規矩而猶遠,圖真不悟,習草將迷。”的“自閡通規。(十三)”表述的是古與后的關系,倘若并移了沿承中“今”的因素,“當仁者得意忘言”,但“罕陳其要”,“企學者希風敘妙” 卻“雖述猶疏”,再行申述出孫氏“輒效所明,庶欲弘既往之風規,導將來之器識,除繁去濫,睹跡明心者焉。(十八)”,于是顯古今后三者的傳承脈絡,《書譜》的奉以規模宗旨,與時人的保守思想對比,更添份量,更加充實完滿。此為之二。尚有“譬夫絳樹青琴,殊姿共艷,隨珠和璧,異質同妍(四十一)”句,是襯就前題才為所喻,但是插入到“至若數畫并施,……違鐘張而尚工”,與“何必刻鶴圖龍,……猶吝筌蹄”之間。其接上句似不恰當,承下文又似多余,不如抽出,正好移插到“伯英不真,而點畫狼藉,元常不草,而使轉縱橫(十五)”之后,亦為其專精一體的兩絕妥喻。此為之三。又讀至“豈可執冰而咎夏蟲哉(四十六)!”以此為探討藝理作完稿的收筆,顯得急速,隱留在鯁喉之語未吐的無奈,欠了什么呢?若將“夫心之所達……請俟將來(二十四)”移插來作論畢結句,那么形勢則改觀,在奈何中得以有待解決的希望,至有回響的韻味。此為之四。但“夫心之所達……請俟將來”之句,處于墨跡本篇中部份,書寫紙幅無縫連接。故有學者認定該處為上卷之末的推證,此又疑點之一辯也。
上述抽移嘗試,為一時窮其所以之余事趣,無敢曲改古人之著也。然《書譜》之撰,孫氏本人實在有其推敲過程的啟示。可能是反復厭抄之故,孫氏以草速用筆疾書的傳世墨跡稿本,不一定是殺青的最后定本,因未按客觀方面為印制所規的謄正。就從釋文之辯,至今仍有爭議。如果天助其時,孫氏再一次的整理,可能又會有新的易改增補。因《書譜》議題太豐富,涵書藝因素、書壇現象的包羅,不時地以他的編列邏輯或偶然想法去串編所需的教材文章。《書譜》雖只得卷上論文傳世,然其諸多的審賞意義,卻一直影響到今天。
2008年8月于點文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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