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化】四川宣漢石佛巖摩崖造像初探||向鵬錦

四川宣漢石佛巖

摩崖造像初探

向鵬錦

四川宣漢石佛巖摩崖造像，位于宣漢縣紅峰鎮橋河村7組譙沙壩村莊東北方200米處的半山腰一塊巨石上。造像分布于3個區域，佛道題材并存，有天尊、釋迦牟尼、觀音菩薩、辟支佛等內容，風格拙樸、簡單。其中2號龕為佛道合龕、4號和13號龕為道教造像、6號龕為佛教造像、10號龕中的辟支佛題材最具特色。宣漢石佛巖摩崖造像是盛唐時期中國民間信仰中佛道融合、佛教中國化的實證材料，具有較高的文化價值。2025年3月入選達州市“四普”十大新發現。

一、 造像的年代

宣漢石佛巖摩崖造像年代可從考古類型學上推斷。據三區10號龕題記記載其開鑿于唐玄宗天寶元年（742）。從崖面布局上看，三區二區布局在同一塊巖石正面和側面，分多個區域和層次排列，有的是獨個佛像雕刻在龕內，如二區4號龕和三區10號龕；有的是成組人物造像，如二區2號龕和三區6號龕13號龕，兩個區域布局類似。從造像內容上看，10號龕底座刻有出莖蓮蓬，2號龕、4號龕底部刻有同樣風格出莖蓮蓬。出莖蓮座呈現達州地區唐朝時期摩崖造像基本風格，類同于有題記記載的達州萬源杜家灣摩崖造像（唐玄宗開元三年，715年）、達州宣漢浪洋寺摩崖造像2號龕（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造像風格上，所有的菩薩像都符合盛唐時期菩薩特點：體態端直，造型豐滿，瓔珞在腹前交叉穿環，足下蓮座多出莖蓮蓬。據此可推斷，宣漢石佛巖摩崖造像所有龕都開鑿于8世紀中期。

二、造像題材

宣漢石佛巖摩崖造像為佛道兩教混合龕。在造型組合上有單尊立像、單尊坐像、三尊坐像、多尊立像并排、一主尊兩菩薩兩脅侍兩力士、一主尊兩脅侍等。主尊題材上有道教天尊、釋迦牟尼佛、辟支佛、觀音菩薩。

在同一龕中，存在佛教和道教兩種題材共存的造像。如2號龕在組合上有道教的主尊和佛教的菩薩以及道教的侍者。主尊頭光左側有一殘留小圓點，頭部可辨戴有觀帽，為道教天尊。兩側脅侍為菩薩裝，其中右側侍者持有凈瓶，左側侍者持有笏板。

再如6號龕，主尊背后的五斗星圖是道教天尊的特征，《度人經》卷1云：“東斗主算，西斗記名，北斗落死，南斗上生，中斗大魁，總監眾靈。”可見五斗星圖乃是道教祈求長生平安的象征。但主尊身穿菩薩裝，瓔珞在腹前交叉，右手持柳枝，裝飾、姿勢又是傳統的菩薩造像。所以主尊中既有佛教題材，又含有道教題材。6號龕中的其他造像也有佛道兩教的特征，比如脅侍、力士的裝扮都是常規的佛教裝束，右側侍者足穿笏頭履又有道教元素。

10號龕根據題記可知為辟支佛一尊。辟支佛（梵語：Pratyeka-buddha），音譯為“辟支迦佛陀”或“缽羅翳迦佛陀”，意譯為“獨覺”或“緣覺”，是佛教中一類通過無師自悟、觀察十二因緣而證得解脫的修行者。在現實中，辟支佛象征那些不依賴外部導師、通過內在智慧與自然觀察實現精神超越的修行者，例如隱士或苦行僧。紅峰鎮橋河村處于群山之中，海拔較高，彼時頗有“巴山楚水凄涼地”之景象。經濟以及地理因素，造就當地的獨特文化，修行者們視自己為苦行僧，在當地寂靜修行。

在并排立像順序上，不同龕佛道兩教造像左右不一。傳統觀點上，唐朝佛道兩教常被表述為二教相爭。如《宋高僧傳·處寂傳》記載，蜀僧處寂，曾受武則天禮遇，后乞歸山。玄宗開元初，新任太守王曄，本是道士，“終于釋子包藏禍心。上任處分，令境內應是沙門追集……曄俄然仆地，左右扶掖歸宅，至廳事后屏樹，如被摑頰之聲，禺中氣絕。自此人謂為妄欲加諸道人，一至于此。” 作為道教徒的蜀郡太守王曄利用職權壓制佛教徒，以至于當時僧人見官員時充滿緊張和恐懼，說明在社會高層中佛道兩教斗爭激烈。

可是，石佛巖摩崖造像中佛道兩教造像的順序并未完全遵從唐朝以左為尊。李唐王室封老子為始祖，按理造像左側應為道教造像，右側為佛教造像。而14號龕、19號龕中卻以右側為道教造像，左側為佛教造像。同時，我們通過考證發現，10號龕題記上的合率人，人名與10公里外的唐家壩摩崖造像題記中的部分人名相同。據唐家壩造像題記可知，唐家壩造像是一座佛教凈土宗造像，寫明雕刻者“雕鐫博士”郭守謙，雕鐫博士在唐代系官方工匠。由此可見，雖然當時社會高層佛道爭論激烈，但在民間并非如此。民間既信仰道教，又推崇佛教，這符合唐朝多元開放的思想趨勢。

三、造像選址

中國堪輿學從商周至今歷經數千年發展，先秦時期《禮記·月令》就記載以“陰陽五行”為框架，主張順應天時以調和生態，構建了人與自然有機統一的系統。儒家“氣論”“五行觀”“孝道”與風水文化存在深層關聯。東晉時期郭璞所著《葬經》云：“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不止，故謂之風水……”這一論述成為風水理論的重要源頭，郭璞也被視為風水學鼻祖。宋代以后風水學開始從高雅之堂流向村莊里巷，由于長期“江湖化”對風水學產生了負面影響。2004年9月，首屆中國建筑風水文化與健康地產發展國際論壇在北京舉辦，終結了風水學這一中國古代傳統文化學說長期被認為是封建迷信的認知。

宣漢石佛巖摩崖造像選址符合堪輿學中理想風水布局圖。造像面向南方，修建在叢林茂密的半山腰上，清幽避世。向北背靠山崗（今橋河村柏丫子梁），形成天然屏障，稱之為玄武；左側馬鞍山，稱之為青龍；右側有長道（今橋河村譙沙壩、何巖腳等村莊道路），稱之為白虎；南面有一大片開闊土地以及一條蜿蜒溪流（新橋河），稱之為朱雀。造像選址滿足“藏風聚氣”的風水觀，與天上四象相對應。北玄武守護，左右青龍白虎屏障利于防衛，南部朱雀平地面水，保佑人們莊稼收成。通過地理空間與宇宙象征呼應，構建一個神圣、和諧、受庇護的宗教場域，保佑當地人免受外部動蕩影響，祈求生活風調雨順。

四、造像與鄉村社區的聯系

石窟造像作為鄉村中宗教與文化場所，能在多個維度成為民眾聯系、和諧相處的精神紐帶。通過共同信仰、集體活動、歷史傳承，促進鄉村團結。

據10號龕題記可知，參與開鑿的人員中何姓、王姓、羅姓占多數，另還有譙姓一位。橋河村內部分布著許多村莊，大多按姓氏劃分居住區域。根據橋河村向達州市申報傳統村落資料，何姓在今何家坪，譙姓在今譙沙壩，王姓在今馬鞍山、何家坪、譙沙壩等村莊都有定居。石佛巖摩崖造像附近村莊老百姓于唐玄宗天寶初期共同修建這一石窟造像，不同村莊的人在潛移默化中受佛道兩教文化浸染，在這一片區形成了共同文化信仰和相同價值觀。

許多集體活動也因石窟造像修建應運而生，如祭祀。民眾祈神不僅求福、求壽、求祿，而是在平淡日常生活之外，對另一種有愉悅身心作用生活方式的追求。集體祭祀活動一般集中在每年除夕，方式為燒香、放鞭炮等，以求驅邪避祟、迎神祈福。個人的祭祀主要是朝山，民間認為某些神明的祖庭在某座山上，為表達對神明的虔誠，人們便進山朝覲和祈拜。在橋河村，當地民眾主要是對石佛巖摩崖造像進行祭拜。村民在石頭做的臺階上堆起“瑪尼堆”，中間燒香，在山間道路上磕頭祭拜，以表達對神明的敬畏。定期的祭祀，也使得石窟成為人們文化交流的公共空間。

總之，宣漢石佛巖摩崖造像選址與地理條件相符，符合中國傳統堪輿學，符合當地人的文化觀、環境觀、心理觀。同時，摩崖造像還具有團結紐帶的作用，至今仍有村民進行供養祭拜，作為一種共同文化信仰，它將區域內不同村莊人們的內心連接在一起。

本文內容系原創

轉載請注明：“來源：方志四川”

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原載《巴蜀史志》2025年第5期“巴蜀石窟文化專刊”）

作者：向鵬錦〔西南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旅游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