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民造福就是最大的政績：從王景“安流八百年”看為政者的長遠擔當

來源：【人民日報中央廚房-博古知今工作室】

作為華夏文明的母親河之一，黃河的“最嚴厲母親”名號近年來越傳越廣。確實，如果從歷史進程和水文特點上看，黃河實在不是一條“溫順”的河流。她流量足，含沙量大，流域地形環境復雜，中上游多穿梭于高山深谷，下游卻多為一馬平川的平原。種種因素疊加之下，黃河水患在歷史上出鏡率頗高，據歷史學者粗略統計，至20世紀50年代前，黃河下游見于歷史記載的決口泛濫就達1500余次，較大幅度的改道有二三十次，洪水逼及范圍北至海河，南達淮河，縱橫25萬平方公里。然而，就是這樣一條極難治理的河流，早在兩千多年前，就有人憑借當時極不先進的生產力條件，使其在近九百年的時間里保持可控，沒有再發生過大的改道和災害。這個人，就是東漢時期的水利專家——王景。

黃河，古書中專稱為“河”，西起青海省巴顏喀拉山北麓約古宗列盆地，東出山東省入海。由于其中游流經廣袤的黃土高原，該區域土質疏松、植被稀疏，加之夏季暴雨集中，導致水土流失極為嚴重，大量泥沙匯入河道，因此黃河自古以來就是一條多泥沙的河流。《戰國策·燕一》記載，燕王向前來勸和的蘇厲詢問齊國國情時，便言齊國“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為塞”，這里的“濁河”正是指黃河。戰國時齊國的地理位置正處于黃河下游，由此可見，早在戰國時期，黃河下游河段的泥沙含量就已經很大了。《漢書·溝洫志》對黃河中泥沙含量的記載更為直觀：“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古代一石等于十斗，即黃河水中，五分之三皆為泥沙。

這些隨黃河水滾滾而下的泥沙，塑造了豐沃平坦的華北平原，為早期華夏文明的發展提供了優渥的自然條件。然而，隨著流域內農耕活動的深入開發，這些曾養育萬民的泥沙，其危害性日益凸顯。黃河進入平坦的華北平原后，流速驟減，大量泥沙淤積于河床，使河道不斷抬高，逐漸成為“地上懸河”。與此同時，人口增長導致人地矛盾加劇，民眾常在與水爭地的過程中，將堤壩間的灘地開辟為農田，致使河道被不斷擠占、束窄。在最為危險的河段，河道寬度甚至被壓縮至僅“數百步”，行洪能力大幅降低，決口與改道的風險因此急劇增加。

（明）陳洪綬繪《黃流巨津圖》，現藏故宮博物院

為了減輕黃河泛濫帶來的破壞，從戰國時起，華夏各政權便不斷為黃河修筑堤壩，試圖控制黃河。約在公元前4世紀40年代左右，處于黃河流域中的齊與趙、魏各在黃河東西兩岸修筑了綿亙數百里的堤防，使黃河擁有了一段相對穩定的河道。西漢時，對黃河河堤多有修繕，卻仍有數次黃河決口的記載：漢文帝時，“河決東郡”；漢武帝建元三年（前138），“河水溢于平原，大饑，人相食”，元光三年（前132），“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漢成帝時，“河決東郡金隄”。

這幾次黃河決口和改道，雖造成了重大災害，但因朝廷仍有余力，可以迅速調集人力物力救災，因此黃河河道仍在可控范圍。時至西漢末到王莽篡漢的混亂時局，統治者幾乎無暇再顧及黃河。新朝始建國三年（11），黃河再次泛濫，“河決魏都，泛清河以東數郡”，但王莽卻沒有治理的打算。原來，王莽的王氏祖墳位于大名縣（今河北邯鄲大名縣城區），正處于黃河泛濫的受災區。而此次黃河決口改道，河道東移，正好合了王莽不欲祖墳受災的心思，因此放任黃河東移。但河道的東移，絕非王莽所想的一時一日之功，而是年復一年的反復泛濫成災。廣大黃河下游流域的百姓，每一日都活在水患可能禍及自身的惶恐中。日后推翻王莽統治的“赤眉軍”，即出于黃河流域的泰山一帶，不能不說是王莽為一己之私，放任黃河泛濫而自取的惡果。

王莽時期黃河決口改道正好避開了自己老家。來源/央視《地理中國》截圖

王莽新朝14年后匆匆落幕，隨后建立的東漢政權同樣不得不面對黃河這一挑戰。此時，關于是否需要治理黃河，東漢朝廷出現了不同的聲音。由于連年戰亂、水患不斷，原先人煙阜盛、農田遍地的黃河下游，此時已變得荒蕪。如果要對黃河進行徹底治理，黃河下游能夠調動的人力物力遠遠不足，耗資將十分巨大，對新生的政權是沉重的負擔；不治理，則下游廣大的土地仍要繼續忍受水患之災。劉秀在位時，曾接納陽武令張汜的建議，發役卒修繕黃河河道；但在工程初見成效后，浚儀令樂俊便上疏，認為此時黃河下游“居家稀少，田地饒廣”，人們不必再侵占河道墾田，對黃河河堤的破壞并沒有那么大，即便為害，也“其患猶可”，此時的首要任務是先與民休息，平復戰爭帶來的破壞，而不是大力修浚黃河，使得“勞怨既多，民不堪命”。劉秀最終聽從了樂俊的主張，中止了治河工程。

從當時的現實條件看，樂俊的說法有一定合理性：徹底修繕黃河需要一筆巨大的開支，足以讓一個百廢待興的新生政權望而卻步。但從長遠看，治理黃河乃攸關國計民生之根本大計，利在千秋，若因一時財力困窘而擱置根本治理，實屬以消極應對取代長遠謀劃。穩定的河道環境是民生恢復與社會發展的先決條件，放任水患實則動搖國本。樂俊之議忽視了長治久安的必要基石，本質上是將難題遺留給未來的施政思路。這再次表明，主政者若僅著眼于當下之易為，而擱置雖艱卻必行之要務，終將貽害深遠。或許是天意所佑，到漢明帝時，東漢王朝還是等來了那個能夠解決黃河問題的人。

王景畫像。來源/央視《地理中國》截圖

東漢王朝建立不久，王景出生于樂浪郡謅邯縣（今朝鮮平壤西北）。其父王閎在郡頗具人望，曾“為郡三老”，劉秀收復樂浪郡時，王閎也有助力。出生于望族之家的王景從小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少學易”，且“廣覽群書”，尤其擅長“天文術數”之事。出仕后先受司空伏恭征辟，后因有治水之名，被舉薦與將作謁者王吳一起修繕浚儀渠。浚儀渠位于浚儀縣（今河南開封市）內，是連通黃河和淮河的重要水道。王吳采用了王景的“墕流法”，即在堤岸一側或泄水口門處修筑堰壩，從而控制流量，達到治理泛濫的目的。

王吳與王景的第一次合作，便收獲了可觀的成果。史書記載，經過修整后的浚儀渠，“水乃不復為害”。因此，在黃河再一次造成重大災害后，漢明帝想起了這位治水奇才。漢明帝上任不久，連通黃河與淮河的重要運河汴渠決堤，致使百姓對官府的怨懟上升到了新的高度，許多人都認為官府連年征發徭役，卻沒有真正急民之所急。民怨沸騰之下，永平十二年（69），漢明帝終于決定對黃河及其周邊水系進行一次系統性治理。為了控制規模，最開始漢明帝的計劃僅在于修復汴渠，但在召見王景并與之進行一番長談后，漢明帝下定決心，將“滎陽至千乘海口千余里”，即今河南鄭州至山東淄博的千余里河道盡數交歸王景和王吳治理。

此次治河，漢明帝發動“卒數十萬”，費用“以百億計”。王景親赴沿線，詳細勘察地形水勢，針對不同地貌與水文瓶頸，制定出一套系統而科學的工程方案。即便計劃詳密，施工過程也可謂困難重重：需要開鑿山丘，破除河床中堅硬的巖礁阻礙，以拓寬或取直河道；還要在險要處修筑堤防約束水流，又需疏浚淤塞的河段與溝澗，以暢通水道。王景卻憑借自己的經驗和才學，將這些困難逐一克服。此次治河，王景創造性地制定了“十里立一水門”的治理方法，即每隔十里修建一座水門，用以調節內外水位，使河水能夠在各水門間回旋互注，從而靈活分泄洪峰、減輕主堤壓力，極大降低了潰決風險。

王景河示意圖。來源/央視《地理中國》截圖

在治水過程中，王景還極力控制花費，注意控制工期。這樣浩大的治水工程，在王景的謀劃下，僅耗時一年便全線竣工。第二年夏天，治河工程完成，漢明帝親自巡行河堤，下詔表彰黃河得治的功績。王景也由此名震天下，屢經拔擢，成為一時重臣。

漢明帝在表彰治河成功的詔書中感慨，“自汴渠決敗六十余歲……蕩蕩極望，不知綱紀”。而如今“既筑堤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跡”，可謂完成了堪比大禹的功業。事實上，王景確是史籍明確記載中，首位成功治理黃河的歷史人物。或許連他與漢明帝都未曾預料，此次治理的影響會如此深遠。工程完成后，曾泛濫不羈的黃河被牢牢束縛于新修的堤防與河道之內，此后數百年間雖偶有決溢，卻再未發生大規模的改道。即便歷經漢末動蕩乃至王朝更迭、治水松弛，黃河依然基本維持著“安流”的局面，直至唐朝末期的景福年間（約公元893年）才再次發生大改道。此時，距王景治河已逾八百年，這創造了有信史記載以來黃河河道最長的穩定期。

完成治河偉業后，王景歷任侍御史、徐州刺史，最終出任廬江太守。在地方任上，他延續了務實為民的作風。當時廬江百姓尚不熟悉牛耕技術，土地產出有限，常受饑餒之苦。王景便率領民眾修復漢代著名的水利工程芍陂（què bēi），并推廣牛耕技術，使農業產量大增。此外，他還修定律令、教民蠶織，多措并舉改善民生，最終卒于任上。

王景晚年畫像

王景留下的，遠不止一條暫時安瀾的黃河與“十里立一水門”的治水智慧，還有超越時代的執政理念與政績觀。面對黃河泛濫這一難題，他沒有追求“立竿見影”的表面功夫，也沒有因工程浩大、耗資巨萬而選擇繞道走，而是以“商度地勢”的嚴謹、“鑿山阜”的擔當，謀求“八百載安流”的長治久安。這份留給后世數十代人的福祉，正是“為民造福”最生動的注腳。它深刻地啟示我們：樹立正確的政績觀，才能不會受困于任內是否結出碩果，而是相信相信人民是最真誠的銘記者。唯有以“為民造福”為追求，謀劃打基礎、利長遠、惠民生的實事，我們才能在時代的答卷上，寫下經得起歷史推敲和人民檢驗的答案——這是黃河安瀾八百載所給予我們的寶貴的政績觀啟示。

編輯：周斌 詹茜卉

本文來自【人民日報中央廚房-博古知今工作室】，僅代表作者觀點。全國黨媒信息公共平臺提供信息發布及傳播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