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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系AI生成
“看到目前的財務狀況,可以說沒有人會對此滿意。”
2026年3月11日,新任保時捷全球執行董事會主席(Michael Leiters)在全球2026年度新聞發布會上,沒有掩飾笑容,也沒有粉飾太平。他甚至坦言,本希望這場發布會能開得更晚一些,因為“許多問題尚無答案” 。
但他必須給出答案。
這一天,保時捷發布了2025年財報。銷售利潤從56.4億歐元驟降至4.13億歐元,跌幅92.7%;銷售回報率從14.1%的“印鈔”水平崩塌至1.1%的生死線。
1.1%是什么概念?這不再是“最會賺錢的汽車制造商”該有的數據。這甚至低于一些正在虧錢賣車的造車新勢力在毛利率上的掙扎線。
這個數據也在說明一件事情:在今天的中國,沒有品牌可以僅靠一個徽章就躺贏。
不只是“跌了”,是“結構碎了”
先看這組數字:
2025年,保時捷全球交付279449輛,同比下降10.1%。營收362.7億歐元,下滑9.5%。但如果僅看這些表面數據,你無法理解為何利潤會消失93%。
最核心的痛點在于中國市場。
2025年,保時捷在華交付量僅為41938輛,同比暴跌26%。 這是其全球唯一出現大幅衰退的核心區。相比之下,北美市場憑借8.62萬輛的交付量勉強守住了持平線,德國本土下滑16%。
保時捷首席財務官白禹翰(Dr. Jochen Breckner)在發布會上給出了一個極其悲觀的預期:2026年中國銷量可能進一步下滑至3萬輛規模。這意味著,相比2021年巔峰期的9.5萬輛,保時捷在華體量將跌去近七成。
“在中國市場,豪華車市場充滿挑戰,純電市場競爭激烈。”白禹翰解釋,“我們快速作出應對,堅持以價值為導向的銷售戰略——在世界各區域實現交付平衡,將產量嚴格控制在經銷商及客戶交付量之下。”
更致命的是,這場危機還伴隨著渠道的收縮。2025年年底,“鄭州中原保時捷中心疑閉店跑路”一事引發廣泛關注,此后該店被正式移出保時捷經銷商網絡。發布會上,白禹翰還透露了一個數字:經銷商網絡計劃從150家驟減至80家,時間表從原定的2027年提前到2026年底。
這意味著,一年之內,保時捷在中國的銷售網絡將腰斬。
這是一個極其危險的信號:當車賣不動、庫存壓頂時,經銷商不再愿意買單。保時捷試圖通過減產保價來維系品牌尊嚴,結果卻是品牌與渠道的激烈對抗。
39億歐的“學費”
如果說中國市場的失守是外患,那么戰略層面的誤判與高昂的糾偏成本,則是吞噬利潤的內憂。
財報顯示,2025年保時捷計入了高達39億歐元的特殊支出。白禹翰將其拆解為三個部分:
第一,產品戰略調整——延長燃油版Macan和718生命周期的“戰略反轉”成本;
第二,電池相關業務終止——關停Cellforce子公司獨立電池生產項目的減值;
第三,企業結構調整——工廠重組、部分純電車型上市推遲導致的研發攤銷。
這筆錢,是為過去的“激進”買單,為現在的“保守”付賬。
“這些措施在2025年造成一次性財務支出31億歐元。”白禹翰澄清了一個細節,“但我們有意為之——為了保證保時捷的長期盈利能力、抗壓能力與戰略靈活性,這些措施至關重要。”
除了戰略調整,還有外部擠壓。
美國關稅沖擊,造成價值7億歐元的額外支出。保時捷不得不兩次上調美國市場售價(1月和3月),即便如此,“我們上調了產品售價,但交付量保持不變,售價上調還不能完全抵消關稅帶來的支出。”駱明楷坦言。
此外,供應鏈成本也在上漲。生產支出上漲15億歐元,達312億歐元。原因包括供應鏈各環節物價持續上漲、電動化轉型慢于預期需向供應商支付差額補償、計入費用的研發成本高于預期。
這39億歐元的“學費”,是保時捷為過去幾年“激進電動化”交的一筆昂貴賬單。奧博穆時代,保時捷憑借Taycan初期的成功誤以為電動化轉型輕而易舉,卻嚴重低估了軟件定義汽車時代的顛覆性。當中國消費者開始習慣于用語音控制車輛、用城市NOA解放雙手時,保時捷引以為傲的操控性能,在智能化的維度上被國產高端品牌實現了“降維打擊”。
駱明楷在發布會上坦言:“憑借Taycan,我們成為了電動汽車領域的先驅,并大幅領先于時代。但是現在我們發現市場環境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歐洲客戶接受轉型的速度比我們預期的要慢,而像美國這樣的市場,在政策和監管環境方面甚至制造了相反的條件。”
他進一步表示,我們必須做出調整。我們延長燃油車和混合動力車型的生命周期。
從“大眾統帥”到“跑車狂人”的交接
業績崩壞,最終指向人的問題。
2025年10月,迫于投資者和監事會壓力,奧博穆不再擔任保時捷AG首席執行官,轉而專職于大眾集團CEO。這位自2015年起執掌保時捷品牌長達十年的老將,終于交出了自己的“基本盤”。
奧博穆的離任,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終結。在他任期內,保時捷完成了史詩級IPO,創造了14.1%的銷售回報率神話。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身兼大眾集團與保時捷兩職的三年里,精力分散、對華戰略反應遲緩,最終釀成了2025年的崩盤。 卸任保時捷CEO后,他的權柄無疑被大幅削弱。
接棒者,是2026年1月正式履新的駱明楷。
這是一個極具信號意義的人事任命。駱明楷的履歷堪稱“豪華品牌收割機”:2000年至2013年,他在保時捷度過13年,是卡宴早期開發負責人——那款車后來撐起了保時捷大半利潤。之后八年,他轉戰法拉利擔任CTO,手里握著研發與供應鏈兩條命脈,主導了多款重要車型的誕生。2022年他出任邁凱倫CEO,操盤公司全面重組,直至離任。
他的回歸,被外界視為保時捷的一次“回歸”——從奧博穆時代的“激進電動化”與“資本市場操盤手”,到駱明楷擅長的“產品主義”與“跑車基因”。
然而,當被問及“是否會讓保時捷變得更像法拉利或邁凱倫”時,駱明楷的回答極其強硬:
“我認為每一個公司都是獨一無二的,它的成功傳奇難以復制。保時捷作為一個歷久彌新的品牌,我們不需要去抄任何人——其實正相反,別人需要來向我們學習。我會學習其他公司的優勢,但我絕對不會去拷貝別人。”
駱明楷的上臺,被外界視為保時捷的一次“撥亂反正”——從盲目追逐電動化規模,回歸到“硬核跑車基因”。
伴隨他而來的,是一場管理層的大換血:財務與銷售一把手調整,甚至連效力品牌20年的設計總監毛邁恪也宣告退休,由來自邁凱倫的Tobias Sühlmann接任。這場自上而下的“洗牌”,傳遞出一個明確的信號:保時捷要通過換人來換腦袋,通過換腦袋來換活法。
駱明楷的“三把火”能燒掉什么?
在財報發布會上,駱明楷正式提出了“2035戰略”的框架。核心可以歸結為三個關鍵詞:修正、聚焦、效率。
產品層面,保時捷不再賭單一路線。萊特斯明確:燃油、混動、純電“三管齊下”,延長燃油版車型生命周期,同時向上擴張——研究定位高于911的雙門跑車、高于Cayenne的全新SUV。
然而,發布會現場,也有人拋出了一個尖銳問題:“您一方面說要精簡產品組合,另一方面又說要推出高于凱宴的新車型——這兩個說法是不是相互矛盾?”
駱明楷的回答展現了他的戰略邏輯:
“我沒有說要減少入門車型。我是說要用正確的產品優化產品陣容。 比如Macan,它在稀缺性、專屬性和可及性之間找到了平衡,這是獨一無二的。未來在其他車型中,我們也需要找到這樣的平衡點。”
“911也是一樣——它既廣受歡迎,同時它的很多限量版車型也能進入頂尖豪華市場。我們的品牌是靈活的,它已經證明能夠做到這一點。”
“至于產品組合的復雜度,我要區分兩個層面:精簡重疊,但向上擴張。 比如凱宴有燃油版和電動版,造成重復投資——這是要精簡的。但在更高價位段,我們看到了增長機會——這是要擴張的。”
效率層面,目標是重返20%銷售回報率。措施包括裁員、精簡非直接生產部門、利用集團平臺協同效應。“我們必須建立起具有競爭力的成本結構,”駱明楷坦言,“之前規劃的精簡措施已經不夠。”
但以上兩條都是“基本功”,真正的生死戰在中國。
“在中國市場,我們經歷了真正的價格戰。”駱明楷直言,“無論是國內品牌還是國外品牌,都大幅降價爭取份額。我們不希望這樣做。我們希望價格保持穩定,捍衛產品的核心——降價會蠶食二手車的價值,這是不對的。”
這是一場豪賭:寧可丟量,不丟價。
代價是銷量繼續下滑。但保時捷也在補課。駱明楷透露了一個關鍵信息:“在車機系統和數字化方面,我們已經選定中國本土伙伴。今年會推出量身定制的功能,滿足中國市場需求。”
這是一個遲到的低頭:在軟件上,必須向中國學習。
保時捷試圖在品牌尊嚴與市場現實之間找到平衡:“我們不愿意參加中國國內過于激烈的競爭。我們要想辦法保護我們的定價能力和業務模式——通過一個健康的盈利模式去爭取市場,這就是質大于量的戰略。”
問題是:當銷量跌至3萬輛,渠道砍掉近半,軟件還在補課,中國的年輕富豪們還會等保時捷嗎?
2026年,對于保時捷而言沒有華麗的復興故事,只有一場殘酷的生存戰。駱明楷接過的不是一個爛攤子,而是一個必須被重塑的舊帝國。若他能穩住中國這個最大的變量,保時捷或許能從“1.1%”的泥潭中爬起。
但如果不能,這4.13億歐的利潤,就不僅僅是財報上的一個數字,而是傳統豪華車在新時代的墓志銘。
(文|引擎視角 作者|韓敬嫻 編輯|李玉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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