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貝馬斯已不在人間，他的交往理論能為國際與日常爭端提供啟示嗎

看到哈貝馬斯去世的消息有點吃驚。因為我一直以為，他早已不在人間。在我的印象里，他似乎早已經是歷史人物了。

我是寫小說的，看的多是文學書籍，但是后來，我開始對政治、哲學產生了興趣。那個時期，維特根斯坦，阿倫特，福柯，德里達，福山，韓炳哲，羅爾斯，諾齊克，索維爾，哈貝馬斯，西方近現代的那些哲學家、思想家像天上的星星，熠熠生輝，吸引著我這樣的門外漢，他們既遙遠又迷人。

哈貝馬斯是一個思想深刻，非常有洞見的大家，他的知識體系非常龐大，作為一個對哲學沒有深入研究的門外漢，我想說說他的交往理論，因為它特別打動我，讓我頗受啟發。我想用淺顯的文字，說說這個享年96歲，幾乎活了一整個世紀的哲學家。

哈貝馬斯1929年出生在德國科隆附近的一個中產家庭。他的童年和少年時期正好是德國歷史上最黑暗的年代。納粹統治、戰爭、國家崩潰，這些事情發生時他還是一個孩子。十歲時，他加入了德國少年團，十四歲又加入希特勒青年團。幸運的是，他最終躲過了服兵役。1945年戰爭結束時，他只有十六歲。

對許多德國知識分子來說，戰后最大的一個問題是，一個有著深厚文化傳統的國家，為什么會滑向極權和災難？哈貝馬斯這一代思想家幾乎都在試圖回答這個問題，而他的哲學理論，很大程度上就是對這一歷史經驗的回應。

關于他的個人經歷，還有一個經常被提到的細節。哈貝馬斯出生時就患有唇腭裂。雖然小時候做過手術修補了唇部，但上腭并沒有完全修復，所以他說話始終有些口齒不清。對一個孩子來說，這種語言障礙并不輕松，他也因此受到冷落和排擠。后來哈貝馬斯回憶說，正是這種經歷讓他很早就意識到一件事情，人與人之間的理解并不是理所當然的。

某種意義上，一個說話并不那么清晰的人，后來卻成為研究“溝通”的哲學家，多少有一點命運的意味。

戰后，他先后在哥廷根大學、蘇黎世大學和波恩大學學習哲學、歷史和文學。1954年，他在波恩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

1950年代，他成為當時影響很大的思想團體，法蘭克福學派的一員，1955年，他進入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諾領導的社會研究所，并成為阿多諾的助手。當時，法蘭克福學派聚集了一群帶有明顯左翼思想傳統的知識分子，他們從馬克思主義出發，反思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并對大眾文化、消費社會以及所謂的文化工業提出了尖銳批評。

不過，哈貝馬斯其實一直保持著某種理性主義立場。他并不像后來的一些思想家那樣對“理性”本身產生懷疑。相反，他始終相信，人類仍然可以通過理性的討論逐漸接近共識。

也正因為如此，他對福柯等后結構主義思想家一直持批評和警覺態度。在他看來，如果一切都被解釋為權力結構，如果真理只不過是話語建構，那么人與人之間的理性討論就會失去基礎。

1959年，哈貝馬斯離開了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在海德堡大學擔任哲學副教授。1964年，他回到法蘭克福大學，擔任哲學教授。之后又在德國著名的研究機構馬克斯·普朗克學會的一個研究所擔任所長。1980年代以后，他再度回到法蘭克福大學任教，直到退休。

在戰后的德國，哈貝馬斯不僅是一位學者，也是一位非常活躍的公共知識分子，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公知。幾十年來，他不斷就德國統一、歐洲一體化、戰爭、移民、民主制度等問題發表意見。在歐洲的公共生活中，他一直是一種理性的聲音。

哈貝馬斯的理論系統龐大，著作很多，其中有幾本特別重要。

1962年出版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是他的成名作。這本書研究的是現代社會中“公共領域”的形成。簡單地說，就是普通公民如何通過報紙、咖啡館、沙龍等空間討論公共事務，并逐漸形成公共意見。

1981年出版的《交往行為理論》通常被認為是他最重要的著作。在這本里，他提出了“交往理性”的概念，認為社會的整合不僅依賴權力或金錢，更依賴人與人之間通過語言達成理解。

1985年，哈貝馬斯發表《現代性的哲學話語》，這不是一本簡單的理論書，而是一部帶著哲學對話精神的思想史作品。劉擎老師對此書的點評是：“在這個思想史的圖景中，黑格爾、馬克思、尼采、海德格爾、德里達以及福柯等人都曾在關鍵的轉折點上做出各自的選擇，開啟了不同的批判路徑，但最終都陷入了困境。哈貝馬斯懷著一種力挽狂瀾的抱負，力圖使現代性的哲學批判重新回到黑格爾最初面對的那個歷史十字路口，選擇一條被前輩與同代思想大師們錯過的出口，一條可能走出現代性困境的新路。”

哈貝馬斯的許多思想，也可以理解為對另一位德國哲學家的回應，那就是海德格爾。海德格爾是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之一，他在《存在與時間》中對西方理性傳統提出了深刻懷疑。在他看來，從柏拉圖以來，西方哲學過度強調理性和技術，把世界變成可以計算和控制的對象。

眾所周知，海德格爾在1930年代曾經公開支持納粹政權。然而戰后，他對這一段歷史幾乎沒有真正進行過公開反思。在哈貝馬斯看來，如果徹底放棄啟蒙理性，人類社會很容易滑向權威和命運論。因此他提出一個著名的說法，現代性是一項尚未完成的計劃。問題不是放棄理性，而是讓理性變得更加開放，更加公共。

哈貝馬斯的一生，其實就是在為這樣一種信念辯護，人類仍然可以通過語言解決沖突，而不是依賴暴力。

這里，我重點說說他的交往理論。在他的理論中，一次有效的溝通至少需要滿足四個條件：語言要清晰易懂，信息要真實可靠，表達者必須真誠，而表達方式也要得體規范。只有在這些條件都具備的情況下，人們才能通過討論逐漸達成共識。

聽起來似乎很樸素很簡單，甚至有一點理想主義。但在哈貝馬斯看來，這正是現代民主社會最重要的基礎。一個社會之所以能夠維持秩序，并不僅僅依靠國家權力或經濟利益，更依靠人們愿意彼此傾訴，并用恰當的方式溝通。

但看看今天的世界吧，俄烏戰爭已經打了四年，中東的戰爭再次升級，美國、以色列與伊朗之間的沖突不斷擴大。導彈、無人機和空襲成為新聞中的日常詞匯。國家之間的爭端往往首先訴諸的是武力，而不是對話。

在國際政治的現實面前，哈貝馬斯的理想似乎顯得有些天真。

人類已經進入了AI時代和社交媒體時代。科技讓對話變得前所未有的便捷。只要按下一個按鈕，三千里外的人就能與你實時交流。這在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都是難以想象的事情。

然而，人和人之間的溝通卻并沒有因此變得更順暢。看看我們的周遭，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人們似乎也越來越難聽見彼此。社交媒體讓信息傳播得更快，但也讓討論變得更加激烈，更加情緒化。看看我們的微信群里，爭論很快就會變成貼標簽和人身攻擊，動不動就是川粉、白左這樣的標簽，尤其是談到政治，尤其當群里有一些從來不好好說話的極端分子存在的時候。

無論是人與人之間，還是國與國之間，真正的理解似乎變得越來越困難。聲音越來越多，情緒越來越強烈，愿意耐心聽對方說話的人卻越來越少。

哈貝馬斯提出的有效溝通的幾個條件，語言的可理解性、內容的真實性、主體的真誠性以及表達方式的正確性，很耐人尋味，但這些看起來樸素的原則，其實并不容易做到。

但是，一個從小說話不清晰的人，卻用一生去研究人與人之間如何溝通，這本身就是一種深刻的隱喻。哈貝馬斯讓我們明白，文明不只是技術的累積或財富的增長，它還體現在人類是否仍愿意耐心傾聽，是否仍相信對話能夠化解沖突。

在AI時代、社交媒體時代，在戰火與紛爭不斷的世界里，這種信念顯得特別脆弱，也特別珍貴。再便捷的通訊，再強大的技術，也無法替代真誠的交流。哈貝馬斯給我們的啟發是，理性、真誠、理解與對話，才是社會最基礎的文明力量。它們可能微小，可能難以維系，但正是這些微小的努力，讓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的對話成為可能。

我不想簡單地把哈貝馬斯貼上左翼的標簽。作為一個哲學家，一個口齒不清的德國人，他用一生去守護理性溝通的可能，這個故事比他的身份更意味深長。只是，在這個喧囂的世界里，我們還能夠真正坐下來，好好說話，好好交流嗎？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