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渡時代的選擇：竺可楨的少年求學路

竺可楨15歲離開老家上虞到赴美留學這段時間，正是中國近代教育的肇始期。科舉廢除，學堂始興，在這個過渡時期，當事人對未卜的前途不免感到彷徨。竺可楨從紹興轉至上海求學，從復旦再至唐山讀書，最后考取清華庚款留美資格，中間幾度反復與抉擇，可說是那個時代青年求學的一個微小縮影。而他的個性與思想偏好，也已經從有限的記錄中初見雛形。

離開上虞

1905年，15歲的竺可楨離開剛讀了半年的紹興東湖通義學堂，從家鄉(xiāng)上虞來到上海，考入澄衷學堂的中學部，從此讀了兩年書。

20世紀80年代，竺可楨的出生地上虞縣曾組織竺可楨研究小組，對他的少年時期作了調查。他們在所發(fā)表的文章中表示，竺可楨小學畢業(yè)后，先到東湖法政學堂讀書，“這所學堂在當時還算比較進步，向學生灌輸一些政論法學知識，也介紹一些西方的法律內容”。之后的相關文章和論著，大多沿襲了這個說法。

竺可楨故居

不過這里有一個明顯的漏洞，那就是竺可楨離開老家東關時，東湖法政學堂還不存在。1901年，應清廷推廣學堂之議，紹興教育家陶濬宣將自己創(chuàng)辦的東湖書院改設為東湖通義學堂，其校址便位于今紹興東湖風景區(qū)內的陶社。校內又分為四齋：史學、子學、算學、譯學，但不知竺可楨讀的是哪一齋。1909年，陶濬宣才通過浙江巡撫上報學部，請求將通義學堂改設為紹興（東湖）法政學堂。因經費困難，1912年，紹興法政學堂又更名為紹興私立龍山法政專門學校，最后于1914年停辦。因此，竺可楨所入讀的，應當是東湖通義學堂，其課程設置在那時屬于中學程度。

在竺可楨赴滬的1905年，上海的傳統(tǒng)書院因學制變化已經紛紛停辦，或改為新式學堂。這一時期，上海已建的教育機構包括朝廷所辦的洋務學堂（工業(yè)學堂、上海電報學堂），盛宣懷創(chuàng)立于1896年的南洋公學，以及幾十所教會學校。除此之外，還有不少私人所辦的學堂也向社會開放，包括張煥綸在1878年創(chuàng)辦的正蒙書院（即后來胡適入讀的梅溪書院），鐘天緯創(chuàng)辦的三等公學（1896），王維泰于1896年創(chuàng)辦的育材書墅（1904年后改名為南洋中學堂）。

澄衷學堂則成立于1901年，是清末“新政”時期，由寧波鎮(zhèn)海人葉澄衷（名成忠）獨資所建的民辦學堂，他也是上海第一個獨立捐資辦學校的商人。1899年，葉澄衷在病重之際，捐地20多畝，規(guī)銀十萬兩，籌建澄衷學堂。1902年，其次子葉貽釗等又發(fā)起合捐了十萬兩規(guī)銀給校董會，作為辦校基金。

學堂一開始名為澄衷蒙學堂，第二年才改名為澄衷學堂，后又陸續(xù)改名為澄衷初高兩等小學校（1912）、澄衷學校（1913），私立澄衷學校（1928）等，校址位于虹口塘山路（今唐山路）鄧脫路（今丹徒路）一側（當時土名為張家灣），是當時上海“首屈一指的私立中小學堂”。

澄衷學校

校址在當時正處于公共租界東區(qū)的北側。根據葉澄衷當年寫給七位懷德堂董事的信件，這塊地包括了“英冊第二千五百二十五號道契，計地十九畝六厘；又英冊第二千二百二十七號道契，計地七分八厘八毫；又水潭計五畝六毫”。據估計，這塊地的價值也達十萬兩銀。

既是英冊道契，葉澄衷所捐這塊地便是屬于公共租界的地段。1899年也是公共租界大規(guī)模擴充的年份，擴張后的租界面積達33503畝，其北線為上海、寶山兩縣交界之線。而此塊地歸中國人所有，亦反映出上海公共租界的一個特質：它所劃分的地區(qū)只是容許英美人以永租的方式獲得土地，實際上大部分土地仍為中國人所占。1908年，外方想要擴充公共租界地盤，為此領事團特別于1909年8月致函兩江總督，表示“現在租界內之房屋，西人所有不過三千，而華人所有竟達五萬”，亦可說明部分問題。

公共租界的虹口部分有520余公頃，跨今天的楊浦、虹口、閘北三區(qū)南部。竺可楨到校時，學校南邊的塘山路剛剛建成（完成于1904年）。學校東側的公平路和西側的鄧脫路已經在1889年完成了向熙華德路延伸的部分。學校的北邊則是東有恒路（今東余杭路），建于1912年。可以說，在澄衷學堂初建之時，周邊還相當荒涼，尚有不少灘涂與內濱。

從公平路繼續(xù)往東，則是海門路，此路在同治之前也是一條河，即下海浦，據言為吳淞江入黃浦的一大支流。竺可楨入讀澄衷學堂時，此河道還留有部分，1920年代后才逐漸填浦為路。附近有一座下海廟，建于乾隆年間，供奉海神，至今尚存。海門路旁便是提籃橋，1901年建造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監(jiān)獄（今上海監(jiān)獄陳列館）。

澄衷學堂往西南，從今天的高陽路到商丘路一帶，當時是公和祥碼頭，亦稱虹口碼頭，是由怡和洋行所控制的大型碼頭。緊靠該碼頭以東，直到公平路部分，則是招商局第一碼頭，主要停靠意、法郵船和內河長江船只，1949年后改名為公平路碼頭。

塘山路的正南方向，與之平行的有兩條大路，分別是熙華德路（今長治路）和百老匯路（今大名路），這也是公共租界東區(qū)的兩條主干道。

1863年公共租界形成之后，這一塊地段的交通建設開始加速。1870年首先擴建了熙華德路；1873年，重建了連接蘇州河兩岸的外白渡橋（當時稱公園橋），橋的東北側便是禮查飯店（今浦江飯店）。1875年，擴建后的虹口路更名為百老匯路。1887年，熙華德路又向東延伸，與匯山路（今霍山路）起點相接。1892年，鄧脫路在向熙華德路延伸部分完工之后，又繼續(xù)向漢璧禮路（今漢陽路）延伸。

從學堂沿唐山路往西約1.5千米處，今吳淞路到乍浦路一帶，則是美國基督教監(jiān)理會的區(qū)域。當時那里已經有了一所西式公園，即1897年所建的昆山花園（今昆山公園），但只有外國兒童可以進入游玩。

這里也是傳教士林樂知創(chuàng)辦、于1882年開館的中西書院的所在地。部分借助林樂知當時所擁有的影響力，中西書院開辦第一年，入學人數便達330余名。到1911年并入東吳大學時，累計肄業(yè)畢業(yè)人數有4000多人。

顧名思義，中西學院的特色便是中學西學并重，且學制八年，校內圖書館與儀器設施完備，教學相當嚴謹，對當時的年輕學子來說，是一個很好的選擇。馬寅初便是在17歲（1898）入讀中西學院，之后再于1907年赴美留學。不過中西書院是收學費的，雖然并不算太高（每年中西兩學脩金24元），對家庭條件一般的竺可楨而言，或許仍然是個障礙。

竺家當時的經濟條件并不寬裕。科學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的《竺可楨傳》提及，竺可楨的父親竺嘉祥是通過約“會”（當地較常見的民間金融形式）的方式籌了一筆錢，送兒子出門。澄衷學堂不但免學費，還供給用品，只收膳費每年24元，如學英、法文，則再加24元，對竺家來說，這應當是很有吸引力的。

竺可楨會去上海讀書，主要是受到父親和大哥的影響。根據他晚年的回憶，1898年維新變法主張廢除科舉時，大哥竺可材剛中秀才不久。父親竺嘉祥見科舉之路已經不通，便讓竺可材去上海學英文。之后變法失敗，“科舉復元”，大哥才又回到老家，但“從上海帶了許〔多〕石筆石板回來作我的玩具”。（《竺可楨全集》15，35）

竺赴上海讀書的時候，清廷剛發(fā)布“癸卯學制”，與之相應的新式中學堂還不多。按照廖世承在《三十五年來中國之中學教育》的看法，近代中國新式中學教育的起點，要算1895年盛宣懷所奏辦的北洋分校，其中二等學堂便相當于后來的中學。

據統(tǒng)計，到1907年，中國已經有了419所中學，其中浙江和江蘇加在一起是44所。因此，竺可楨實際可選擇的范圍并不大。

由水路而至上海

竺可楨到澄衷的時候，公共租界已經成立40余年，周邊相關建設初步成型。上海早已成為中國第一港城，并且是最大的內河輪運中心。早在1840年以前，上海便是中國第一大港，之后它的優(yōu)勢更加明顯。1900年，上海的出口貿易額為7800萬兩，同年廣州的出口量只有1900萬兩。在交通方面，通過航運與鐵路的建設，上海也逐漸成為整個長三角的交通中心。

當時要從上虞到上海，并沒有直達的交通路線，主要方式是水路。即便是內河輪船運輸，發(fā)展時間也并不長。遲至1898年，清政府才同意“通商省份所有內河，無論華、洋商均可行駛小輪船，藉以擴充商務增加稅厘”。之后短短幾年間，蘇州河一帶便開設了不少內河輪船公司碼頭，有名的如戴生昌、大東、招商內河等。

上虞出發(fā)的航運又分為東西兩條路線，往西是先到蕭山西興，再轉船從杭州到上海。往東的話，則是先坐船到寧波，接著走海上的滬甬線。

從上海到杭州的輪運至少需要一整天，當時有一種是所謂的列船，也就是由小火輪拖帶數艘小船。杭州關對此曾有詳細描述，該船“離滬由蘇州河碼頭出發(fā)，經外白渡橋進入黃浦江。駛經外灘和內航碼頭，航線正南溯江至三江，由此向西直到松江縣城，繼而向南彎轉朝西，出江蘇省進入浙江到達嘉興縣城”，再從嘉興進入大運河抵達杭州，其盡頭在拱宸橋一帶。

1895年簽署的《馬關條約》讓外國企業(yè)獲得了開辟上海到杭州和蘇州的航運路線的權利。1896年和1897年，日本大東新利洋行便先后開辟了上海到蘇州和上海到杭州間的航線，可謂迫不及待。1900年，大東汽船株式會社改組成立，并增開了蘇州到杭州間的航線。大東雖為新公司，但最早進入蘇杭滬內河航運，占據了有利的位置。這條三角航線一經開設，生意便相當之好，到1897年，滬蘇杭間的年旅客人次已超過20萬。

同一時期，中國的輪船公司也入手布局蘇杭滬航運。1896年，已經有4家輪船局設立了從杭州往來上海、蘇州的航線，共有小輪38只。不過這些企業(yè)的實力不強，其亡也忽焉，數年之后，便紛紛關門。到20世紀初，只有戴生昌、大東、招商內河輪船等幾家公司還能經營這條航線。

在《知堂回想錄》中，周作人回憶自己年輕時從家鄉(xiāng)紹興轉道蕭山西興，再坐船過錢塘江到上海時，便說是先坐船從紹興姚家埭到西興鎮(zhèn)，第二天從西興乘駁船到拱宸橋（大約三四個小時），然后再坐小火輪到上海。

關于從拱宸橋到上海的輪運，周作人說當時有戴生昌和大東兩家公司，并評價道，“旅客多喜歡乘坐大東”。那時從杭州到上海的船票價為一元五角（根據周對船艙環(huán)境的描述，這應該是最便宜的統(tǒng)艙的價格），所費時間為兩夜一天（也就是36小時左右）。（《知堂回想錄》）比起過去需要四五天才能到達的航船來說，效率還是要高上不少。

周作人在回憶錄中沒有提到招商內河輪船公司，這是因為他乃1901年到江南水師學堂讀書，而招商內河輪船公司建于1902年。不過他在讀書時期也有數次回杭州的經歷，走的航線完全相同，卻也未提及這家公司的服務。

如果從寧波方向至上海，海上輪運方面，旗昌輪船公司在1864年從長江航線調來一艘千噸級的輪船“江西號”，正式開通了滬甬定期航班，隔日往返。在此之前，滬甬之間的海上交通則依賴于傳統(tǒng)帆船。

1869年，旗昌輪船公司又在滬甬線增加了一艘輪船“舟山號”。到1871年，這條線路的客貨運總收入已達20余萬兩，其中43%為客運收入，獲得了穩(wěn)定的客流。之后又有英國太古公司和中國輪船招商局等加入滬甬線的競爭。

19世紀60-70年代，旗昌公司在輪船航運方面具有主導地位，到1873年，已經擁有16艘輪船，凈噸數過萬噸。值得指出的是，該公司盡管是由美國商人所創(chuàng)辦，但它在擴大經營的過程中吸納了不少在滬的中國商人投資，實際上是一家中外股份制企業(yè)。

1872年起，英國太古洋行創(chuàng)辦的太古輪船公司，中國的輪船招商局，以及由怡和洋行組建的怡和輪船公司（1882），逐漸成為控制中國輪船航運業(yè)務的主要企業(yè)。

太古輪船公司在1873年往滬甬線投放了一艘小輪船，即“永寧號”，與旗昌展開競爭。輪船招商局則是以“官督商辦”形式所創(chuàng)立的民營股份制企業(yè)，成立之初，輪船招商局也立即進入滬甬線，并與旗昌公司打了一場價格戰(zhàn)，據言上海、寧波間的客運價格從每位二元，壓到了一元、半元，最后低到一角。

招商局憑借清廷的特權支持，打贏了這場商戰(zhàn)，并在1877年以222萬兩白銀的價格收購了旗昌輪船公司。1877年之后，這三家主導性公司（時稱“三公司”）組成了班輪公會，以同業(yè)聯(lián)盟的方式分享航運利潤。

招商局的成功自然引來不少中國富商試圖加入新興航運業(yè)務。葉澄衷便是在1882年提出購置輪船，另成立一家“廣運局”，卻遭到了李鴻章的斷然拒絕。杭州富商胡雪巖也試圖建立自己的輪船企業(yè)，同樣無果。“官督商辦”在本質上是一種依附于權力的特許商業(yè)經營模式，帶有鮮明的“過渡時期”特色。

在近代中國的交通運輸方式變革方面，輪船航運是先行者。1880年左右，中國還沒有一條像樣的鐵路，但“三公司”已經擁有了數十艘輪船，通行于各通商口岸之間。而且如劉廣京教授很早便指出的，“輪船對中國并不只是一場技術革新，還是一次商業(yè)改革，因為隨同輪船而來的還有資本組織和經營管理等各種新的辦法，其規(guī)模之大是當時為止還不曾為這些商業(yè)中心的人所見過。”（《英美航運勢力在華的競爭》）

1895年之后，德國、法國和日本的輪船企業(yè)也加入航運競爭，比如法國立興航運公司自1906年增設了滬甬線，共經營了5年。1907年，4家日本在華航運公司合并為日清汽船株式會社，成為長江上規(guī)模最大的航運企業(yè)。不過到了民國時期，只有日清汽船扎住了腳跟，與“三公司”并駕齊驅。

1908年，以虞洽卿為首的寧紹商人共同創(chuàng)立了寧紹商輪股份有限公司，很快便購得“寧紹”“甬興”兩艘輪船，于1909年起提供滬甬之間的航運服務。寧紹公司為了爭奪市場，將票價定為5角，并表示“永不漲價”。太古公司迅即將票價降到2角，以壓倒寧紹，后者則在寧紹同鄉(xiāng)組織及政府的支持下，通過補貼的形式把票價降為3角。經過一番激烈的價格戰(zhàn)，雙方才握手言和，將票價回升到5角。

1914年之后，虞洽卿離開寧紹公司，先后創(chuàng)建三北輪埠股份有限公司和寧興輪船公司，又改組鴻安商輪公司，航線大幅擴展，北至天津、海參崴，南至福建、廣東，外海則至新加坡、仰光等港口，構建了中國規(guī)模最大的航業(yè)集團。

到20世紀初，寧波已經成為浙江沿海及附近內河的輪船航運中心。在沿海方面，除了滬甬線之外，寧波到定海、石浦、海門、溫州等處都開設了定期航班。到1911年，已經有28艘內港輪船往返于寧波至浙江其他沿海港口，且平均噸位數遠超其他地區(qū)。

19世紀末起，寧波的內河航線也有所發(fā)展，到民國初年已經成立了十余家內河輪運公司，主要是溝通寧波與鎮(zhèn)江、余姚、奉化、西塢等地。

簡而言之，20世紀初的竺可楨要從家鄉(xiāng)赴滬讀書，從杭州與寧波兩地出發(fā)，都有到上海的定期航班，價格也相差不遠。傳統(tǒng)上，滬杭線更方便一些，這是因為浙東運河的特性所致。以曹娥江為界，浙東運河可以分為蕭山到曹娥江和曹娥江到寧波兩段，蕭曹段水路相對通暢，也不受潮汐影響。而甬曹這一段為天然河段，相對復雜。

另一方面，西興鎮(zhèn)處于京杭運河的末端部分，與全國主要城市都有固定航線，來往客商多，更為熱鬧繁盛，去往上海和蘇州等地的航班也更多，選擇起來似乎較為方便。滬甬線的主要優(yōu)勢則在于中間不用再坐駁船轉航道，可以節(jié)省換船等候的時間。

竺可楨并未記錄下，他在1905年是沿哪條航線到上海讀書的。1948年2月，他偕家人赴孤山林和靖墓時回憶道：“以前光緒卅三四年雖曾經杭州，均由西興過江，直至拱辰橋坐輪赴滬，不至西湖也。”（《竺可楨全集11》，34）也就是說，在1907年和1908年，他去上海（自然是去學校）走的都是滬杭水路。

不過，1908年冬，竺可楨在辦完母親的喪事之后，再去復旦公學讀書，這一趟是從余姚換船至寧波往上海，走的是滬甬航線。他還特別記錄道，“其時余姚到寧波的船稱埠船，在寧波上岸時，須<延〔沿〕船邊只一尺寬的邊緣而行”。（《竺可楨全集4》，87）

日本學者松浦章認為，在江南，“運載貨物和旅客的定期航行的船舶被稱作航船”。而按周作人的解釋，埠船是相對于（夜）航船而言的，路途較短，可當天來回。當時余姚到寧波已經開通了輪船運輸，當然不用再在船上過夜，或許也就沿用了埠船這個說法。

澄衷時期

1903年清廷所頒發(fā)的《奏定學堂章程》規(guī)定，幼童初學，首先入蒙養(yǎng)院，然后讀初等小學堂（學制5年），之后進入高等小學堂（4年）或相應的實業(yè)學堂，接著再讀中學堂（5年，后改為4年），再之后則是高等學堂（3年），然后才進入大學堂（3-4年）。竺可楨就學的時候，正是新舊學制變動之時，沒有那么多合格的學堂，因此盡管有宏觀設計，實際操作時自然還是因地制宜。當時的學堂，通常是根據學生的實際學力，以確定入學時的年級。

也正是根據這一章程，澄衷學堂在當年便增設了中學部，學制為三年，免收學費。第二年，校董會又將中學學制改為四年。根據胡適等人的回憶，當時的學制規(guī)定并不嚴格，而是按齋分班，如果學習程度好，便可以升齋，相當于現在的升年級。胡適在澄衷一年便升了四班，也就是跳了兩年級。（胡適，《四十自述》）竺可楨入讀澄衷的時候，是被分配到西一齋，相當于中學高年級的程度。

根據1902年所刊印的《澄衷學堂章程》，中學課程共11門，包括修身、歷史、地理、讀文、作文、習字、外國文、算學、理科、畫圖與體操，每周上課6天，每天7-8小時，其中課程最密的是外國文課，為每天2小時。

在離學業(yè)結束只有三個月的時候，全班因與校長就畫圖課的安排發(fā)生爭執(zhí)，全體罷課。后來校董會的裁決是裁撤校長、停辦中學。竺可楨晚年表示，他沒有畢業(yè)便離開了澄衷（《竺可楨全集》4，87），后來的相關文章也都據此宣稱他未從澄衷畢業(yè)。但是在澄衷校史資料中，1907年的畢業(yè)生名單上是有竺可楨的。[《澄衷校史資料（第一卷）》]

在晚年，竺可楨曾回憶道，他所記得的同班同學有許崇基、胡適、賈占鰲、劉寧維、陳受昌、葛文慶、郭傳治等人。（《竺可楨全集》20，421）

1936年，時任校長吳友孝（字粹倫）邀請各屆知名校友為學校寫三十五周年紀念文，并在紀念日當天于《申報》發(fā)布專刊。胡適所寫文章為《敬賀母校卅五周紀念》，表示“我回想，在澄衷最得益的是英文、算學兩項的嚴格訓練。兩項之中，最得力的是英文”。

當年3月27日，竺可楨也收到了澄衷校友會寄來的請柬，告知4月16日召開學校成立三十五周年的紀念會，請他赴校演講，并在紀念冊題字。他請夫人張俠魂代題了“百年樹人”四字，并在第二天寄與校長吳友孝。（《竺可楨全集6》，45-46）

竺因紀念活動日不能到校，故提前于4月10日赴澄衷學校拜訪了校長吳友孝，見到了老同學陳受昌（字梓傳，在胡適澄衷時代的日記中，也有與陳受昌一同出游的記載）及留在澄衷任教的毛顯漠（比他早一年入校），并視察了校舍。據統(tǒng)計，當時澄衷已經有67名在校教職員工，其中專任56名，兼任11名。

陳受昌是葉澄衷的后人，曾任澄衷學堂的教員，當時又擔任澄衷的校董，對澄衷的事務自然上心。1936年5月24日，他又到竺可楨處，約其赴澄衷演講。

跟同時代的學術名流如胡適、蔣夢麟等人相比，竺可楨并不太喜歡拋頭露面。1933年9月，竺可楨參加太平洋科學會議并訪問歐美之后回國，即獲時任上海交通大學校長黎照寰（字曜生）的邀請到學校演講，他卻回信以“瑣務叢集”為由婉拒。（《竺可楨全集》22，577）

在1930年代，澄衷學堂與竺可楨之間還常有聯(lián)系。1936年10月12日，竺可楨收到澄衷來函，10月19日又收到澄衷同學會的信件，具體內容不詳，大約還是邀請他參加學校活動。

1937年3月13日，竺可楨終于回到澄衷學校作演講，當時學校有中學生三百余人，小學生千余人。據竺可楨了解，此時澄衷學堂的學費為：中學生每學期28元，小學生13元。

當天首先由吳友孝介紹，接著竺可楨作了題為“享受與服務”的演講，歷時約一小時。這場演講立足于學生的人生觀，竺可楨對當時中國人的三種“國民性”作了批判，也就是“不肯作事”、“不管事”和“無進取心”，并寄望于學生有進取之心。（《竺可楨全集2》，199-201）

吳友孝乃江蘇昆山人，1923年擔任昆山縣立初級中學的首任校長，在任內頗受好評。1928年，他被黃炎培等聘為中華職業(yè)教育社總務主任。1932年轉聘為澄衷學堂教務長，1934年又獲聘校長一職，任職長達7年半，并死于任上，是又一位對澄衷的發(fā)展有深遠影響的校長。

在1961年的“思想自傳”中，竺可楨特別提到：“那時我身體瘦弱，我同班有一個同學名胡洪驛（后改名胡適）, 在背后告人說：竺某人一定活不到二十歲的。這時我就立意要鍛煉身體，每天大早起來做早操，這習慣一直保留到今天。”（《竺可楨全集4》，87）

竺可楨似乎對胡適的這一評論耿耿于懷。1962年2月28日，竺可楨在《參考消息》上得知胡適已經于24日以心臟病去世，表示“胡與我是五十年前‘澄衷’同班同學，他曾告人說我活不到二十歲，因我的體質極為孱弱云”。

1969年11月4日，他又在日記中記道：“我十六歲到上海澄衷中學，同班胡洪驛是聰明人，說我不能活過二十歲。他以后改名胡適之，與我于1910年同船去美國。我今年已80,已經多活了三個20年矣。”（《竺可楨全集19》，538）

胡適的回憶文章中自然從未提過此事，但他確實很重視體育。在《四十自述》里，胡適表示，他小時候身體多病，后來逐漸強壯起來，因為“我在梅溪和澄衷兩年半之中從來不曾缺一點鐘體操的功課”。

拋開這些年輕時的笑談，竺可楨的身體確實存在先天不足。晚年他曾回憶在唐山路礦學堂時期，有一次和同學一起登山，山高不過百米，他至山巔時已經氣喘不止，“可知我年青〔時〕身體的孱弱”。

竺可楨成年后一直存在低血壓問題，直到晚年仍然沒有什么改觀。1950年8月31日，竺可楨忽然覺得眼睛昏花，不知何故，找醫(yī)生檢查，“驗得脈搏61，正常，無間歇現象，心臟太小，惟血壓低85—50。渠認為眼發(fā)花是失神，由于腦貧血云云。”（《竺可楨全集》12，171）

1941年12月8日，竺可楨得知浙大教師張蔭麟突然出鼻血不止，且眼口亦出血。他又憶起自己在哈佛大學讀書時，也常在晚間出鼻血，“后經美國醫(yī)生將血管以電燒去一段，此患始止，但張之病則遠甚于此。若今晚不好，擬以校車送往貴陽矣。”

不過留學美國之后，竺可楨的體質已經大有改觀。1936年11月22日，浙大教職員康樂社組織登山活動，參加活動者共約60人，第一名為王淦昌，竺可楨列十三。（《竺可楨全集》6，184）

從復旦公學到唐山路礦學堂

1908年春，竺可楨轉到復旦公學讀了一年書，當時的校長是嚴復，總教習為李登輝，同學中則有陳寅恪、曾昭權等人。據竺可楨回憶，嚴復很快便離職了，他“未得親聆教誨”。

復旦公學屬于公立學堂，受到清廷的資助，校內又分為中學部和高等部兩個部分，其中高等部所承擔的就是當時高等學堂的功能。

從性質上看，晚清的高等學堂介于大學堂與中學堂之間，屬于大學預科，可以理解為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到民國初年，學制有了調整，高等學堂被廢除，正式更改為高級中學。

在這一時間段，除了教會大學如圣約翰大學，以及清廷所辦的實業(yè)學堂，如上海高等實業(yè)學堂（1905年由南洋公學改名而來）和兵工專門學堂（1905年由上海廣方言館所改）之外，上海能夠算得上高等學堂的學校只有復旦公學和中國公學這兩所。[《上海教育史（第一卷）》]

復旦公學1905年制定的章程要求，投考者應有中學卒業(yè)程度，年齡在15-23歲之間，學制為三年。如根據這一規(guī)定，至少當時的復旦公學認可竺可楨已經完成了中學學業(yè)。據復旦大學自己的統(tǒng)計，在1905年到1911年，復旦公學共培養(yǎng)出四屆高等正科畢業(yè)生，達57人。

1909年6月，復旦又將其高等部分二部，一部為政法科、文科、商科大學之預備（經學科），一部為理科、工科、農科大學之預備（格致科），各三年畢業(yè)。其中理工農部的課程包括了倫理學、國文、英文、法文、德文、數學、物理、化學、地質、礦物、動物、植物、測量、圖畫、體操、音樂和拉丁文等。

轉到復旦公學后，竺可楨入讀的是丁班，也就是高等正科的一年級。在當年6月的夏季期考成績中，他名列第四，全班共21人。

1909年，竺可楨又考入唐山路礦學堂（也就是后來的唐山鐵道學院，今天的西南交通大學之前身），學習土木工程，其同班同學包括錢崇澍等人。竺可楨自稱，轉學的原因是嫌復旦公學的管理不嚴。這一點又有旁證，1906年胡適去復旦新校址參觀時，也表示 “復旦校規(guī)太寬，上課時間亦少，非‘苦學生’也”。

盡管如此，竺可楨對復旦仍有一定感情。1947年11月19日，復旦大學創(chuàng)任校長李登輝逝世，竺可楨在杭州得知消息后，特意在日記中回顧了這位老校長的生平。12月21日，杭州的復旦同學會發(fā)起了李登輝先生追悼會，以竺可楨為主祭。竺可楨在復旦時期其實并未受李登輝親教，但亦敬其人品，稱其為一代宗師。

唐山路礦學堂是隸屬清政府郵傳部，由山海關內外鐵路總局和開平礦務局共同建設的新式高等學堂，于1907年正式招生。辛亥革命后，唐山路礦學堂劃歸交通部，第二年7月改名為唐山鐵路學校，1913年又改名為唐山工業(yè)專門學校。

學堂的第一屆學生計劃招140名，要求是精通英語、算學、代數和幾何，而且只在天津、上海和香港招生。（《西南交通大學史》）從后來的招生費用清單看，第一屆招了香港學生31人，上海學生33人，天津學生29人，共計93人。

根據竺可楨的同班同學余明德的回憶，1909年“所招新生系由北京、天津、上海、廣州、漢口五大城市招來的。據說報名投考一共不下五六百人，而錄取者僅七十余人”。唐山路礦學堂同樣不收學費，但從竺可楨那屆起，沒有學生津貼，改為每月發(fā)茶葉費兩角。

竺可楨確實一心想要離開復旦，因為在唐山路礦學堂之外，他還同時報考了江海關稅務學堂，并獲取了復試資格。

所謂江海關稅務學堂即后來（1909年）在北京正式成立的稅務學堂，1913年改名為“稅務專門學校”，也就是今天的上海海關學院之前身。清政府成立這所高等專科學校，自然是因為當時的海關幫辦和稅務司都是洋員，需要通過培養(yǎng)中國自己的專門人才，以便將來收回海關行政權。

從竺可楨的兩個入學選擇來看，當時的他已經傾向于學習實務知識，成為一名專業(yè)人士。在竺可楨之后的人生道路上，這一傾向日益明顯。

相比起復旦，當時唐山路礦學堂的課程要嚴格得多。晚竺可楨兩年入學的茅以升在回憶這段讀書生涯時表示，“我上學時，唐山路礦學堂的教師都用英語講課，而且沒有正式的課本，由任課教師隨時選用最先進的教材。因此，學生上課時非常緊張，聽完一節(jié)課整理筆記要翻閱好幾本外文參考書”。

1960年5月15日，竺可楨回到唐山路礦學堂（當時已改名為唐山鐵道學院），參加學校成立55周年校慶。他在學院副院長的陪同下參觀了校史室，并回憶道：當年學堂的“所有學員設備統(tǒng)來自英國，甚至教科學書均用英國〔的〕。英國教師：總教務師Chatby，余有Thomas、Addley等。因為英國人不能〔識〕中國學生姓名，所以每個學生有一個號，我的號是127（?），如監(jiān)獄之囚犯相似。唐校那時只二三百學生，現有3700學生”。（《竺可楨全集》15，661）

在唐山路礦學堂，竺可楨只學習了一年半。據竺在晚年的自述，他在唐山時期考了五次，都是全班第一，不過那時“我最熱烈的希望是要出洋到歐美”。（《竺可楨全集》4，88）

很快，他便通過考試成為第二批庚款留美生，赴美讀書。而在唐山路礦學堂的記錄中，則把竺可楨列為1913屆的肄業(yè)生。乘火車對竺可楨來說，在上海可以見到的一件新鮮事物便是火車。澄衷學堂往西北幾公里，便能來到當時剛落成的淞滬鐵路。這段鐵路的前身是1876年通車，卻在一年多之后被拆除的吳淞鐵路，那也是中國第一條營業(yè)性鐵路。吳淞鐵路全長14.58千米，設四站，分別是上海站、江灣站、吳淞口站和蘊藻濱站，全程35分鐘，每天往返開六次。

1910年8月3日第二批“庚款生”抵舊金山時的合影

1897年，清政府鐵路總公司用官款籌辦的淞滬鐵路動工，第二年完工并通車，全長約16千米。經過后期的延伸，該段鐵路設有上海北、寶山路、天通庵、江灣、高境廟、張華濱、蘊藻濱、吳淞鎮(zhèn)、炮臺灣等站。到1907年，此段鐵路的年度總運輸人數已達百萬。

竺可楨在澄衷學堂時期是否乘坐過淞滬鐵路，并無明確證據。胡適在澄衷時期的日記中則明確表示，他曾在1906年與同學一起乘淞滬火車至吳淞。胡適還特別記載，由于是第一次乘火車，得詩四句錄之，“嗚嗚汽笛鳴，轆轆汽車行，憑窗試外矚，一瞬象一新”。

竺可楨到復旦公學讀書時，由于學校是借吳淞提督行轅為校址，在今吳淞中學的位置，離淞滬鐵路蘊藻濱站不過數百米而已。當時的復旦學生入學讀書，許多會乘淞滬鐵路，竺可楨很可能也是如此。

1904年，清政府又以淞滬鐵路為抵押，貸款修建滬寧鐵路。淞滬鐵路從此歸由滬寧鐵路管理，改稱“淞滬支線”，線路也向西延伸至今寶山路西側。當年滬寧鐵路便告開工，3年后全線通車。

1907年1月，滬杭鐵路也宣布開工，并于1909年9月12日全線開通，一開始分為江蘇和浙江兩段，分別由兩家民營企業(yè)（商辦蘇路公司和商辦浙路公司）經營。不過此一修建仍有風波，因英商早就提出修建“蘇杭甬”鐵路并獲清廷批準，也簽訂了相關草約。兩家民營公司意圖自建一條滬嘉鐵路，這與英方的計劃相沖突。英商遂向清廷施壓，要求依原約處理。清廷外務部遂提出了一個“修路”與“借款”分開的折中方案，也就是修建仍由中國自辦，但向英國怡和洋行借款150萬鎊，已經動工興建的滬嘉鐵路也就成為“滬杭甬”鐵路的一部分。

此一方案在披露之后，遭到了江浙民眾的反對，由此掀起了一場士紳百姓認股集資“拒絕借款”的風潮，僅一個月所獲認股便達2300萬元。此一風潮后來也吹到了上海。1908年1月6日，《神州日報》刊載《澄衷學堂職員學生浙路認股報告》，其中有竺可楨認領五股。

據今天的研究，在1907年12月，進京商討的蘇浙兩公司已經同意折中方案并簽訂了借款合同。不過不清楚的是，澄衷學堂推動職員學生認股究竟是發(fā)生在借款合同簽訂之前還是之后。

1910年2月，杭甬鐵路的甬百段（寧波到上虞百官）宣告開工，于1914年1月通車，初設十三站。1914年，滬杭與甬百兩段改稱滬杭甬鐵路，收歸國有（總工程師等主要高管仍長期由英國人充任）。1915年又啟動了滬杭甬鐵路與滬寧鐵路的接軌工程，并在第二年完工，全長16.6千米，其交會站即上海北站（今上海鐵路博物館一帶），離澄衷學堂不過三千米距離。從建成之日起，滬寧鐵路便是中國最先進的鐵路線，也是中國載客人數最多，唯一年度載客量能突破千萬人次的鐵路線，滬杭甬鐵路則緊隨其后。這兩段鐵路線自開通之日起便可謂生意興隆，在20世紀20年代，滬杭甬鐵路每年有百萬元以上的盈利。

中國的另幾條鐵路干線也在同一時期陸續(xù)開工，包括從天津到南京，跨越冀魯蘇皖四省的津浦鐵路（建設時間為1908-1912），從北京到漢口的京漢鐵路（1898-1906），以及從廣州到漢口的粵漢鐵路（1900-1936）。與其他主要國家相比，中國的鐵路建設起步較晚，但到20世紀20年代初，也已經完成了超過15000千米的鐵路線路。

20世紀初的中國鐵路修建，是當時社會的重大熱點，上至朝廷，下至民商，無不以此為實業(yè)之重，青年竺可楨自然不可能不關注到這一“時髦”。他報考唐山路礦學堂，學習土木工程，很可能也是受這股熱潮的影響。

在上海打開眼界

就學習而言，竺可楨在澄衷、復旦、唐山路礦學堂的所學加在一起，也只相當于高中或大學預科的水平，自然不足以談高深學術。不過，從只能算鄉(xiāng)下的上虞來到上海公共租界讀書，這件事本身更具意義。

通商口岸與租界的開辟，交通運輸與通訊方式的變革以及科舉制度的消亡，這一系列因素共同促成了竺可楨在青少年時期求學上海。這一選擇改變了竺可楨的未來命運，其關鍵性甚至可能超過他后來考取庚款基金留學美國。

新式學堂興起之后，大量年輕學子從離家不遠的私塾、書院轉到了府城乃至初具大都會雛形的上海讀書，其所學所思自然會發(fā)生巨大的變化。

在1903年清廷所定的學堂章程中，經學仍然是初小、高小和中學學堂的保留課程，但縮減為與中國文學、算術、中國歷史、地理等十余學科并列的一門。而在實踐中，這一點也未必能完全做到。如前所述，從《澄衷學堂章程》的中學部課程來看，是不包含經學的，而學生日后回憶起來受益最多的，是英文和數學兩科。

通過上海的數年讀書生活，竺可楨不僅掌握了基本的英文、數學、物理、地理等學科知識，也體驗了大城市的繁華與建設，更重要的是隨時可以獲得全國乃至全世界的最新時政消息與思想觀點，這是他身在上虞時所不可想象的。

在竺可楨與胡適的澄衷時代，兩人的另一相通之處是，他們都受到了梁啟超的重大影響。竺可楨在晚年的“思想自傳”中表示，他15歲到上海進了澄衷學堂，才知道有所謂革命和立憲的爭論。“在理論上我贊成排清滅滿，應該站在孫中山這邊的，但是我的立場是要向上爬，所以對于梁啟超在《新民叢報》所做的文章卻極欣賞。”

作為革命組織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創(chuàng)辦于1905年10月，其創(chuàng)刊號便有一篇文章憤怒地譴責了康梁。不過《新民叢報》和《民報》之間的大爭論，還要從梁啟超1906年1月25日起在《新民叢報》連載的《開明專制論》算起，之后引發(fā)了汪精衛(wèi)等人的一系列反駁文章。在那個時候，竺可楨已經入讀澄衷學堂有一段時間了。這一點倒是可以從側面說明，他從年輕時對政治的熱情便不是太大。

《新民叢報》當時在全國各地都有經銷點，但胡適和竺可楨在到上海之前都沒有接觸過這份半月刊。胡適是1904年到上海，他初次讀到梁啟超的文章可能要拜其二哥所給的“新書”，里面有《新民叢報匯編》（也就是合訂本）。

竺可楨并沒有記錄下他首次接觸《新民叢報》的確切時間。由于上海廣智書局（同樣由梁啟超創(chuàng)辦）負責《新民叢報》的經銷發(fā)行，因此在滬上獲得這些“新文化”刊物還是相當容易的。

（參考文獻及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