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士星丨感受晉商會館——寫在《晉商會館》出版前夕

山東聊城山陜會館

明清兩代，晉商稱雄商界五百多年，創造了輝煌的歷史，同時，也給后人留下許多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人們所熟知的晉商大院以及遍及全國的晉商會館，就是晉商給我們留下的最具歷史價值、藝術價值和文物價值的珍貴文化遺產。對于這些文化遺產，我們作為晉商的后人，理應責無旁貸地認真進行搶救、保護、學習、研究和宣傳，以使更多的人了解晉商，讓晉商文化和晉商精神在新的歷史時期得以發揚光大。《晉商會館》一書正是出于這個目的而編寫的。

近年來，山西省戲劇研究所將晉商會館列入重點研究項目，陸續收集到許多有關晉商會館的珍貴資料。2006年，山西臨縣一位名叫榮浪的23歲的年輕小伙，用了近一年的時間，歷經艱辛，走遍大江南北，用他手中的相機記錄下晉商在全國各地修建的不少會館。山西省戲劇研究所將這些資料加以梳理，于2007年先后在太原、北京、內蒙等地巡回展出。并且選擇一批珍貴資料在山西靈石王家大院舉辦了晉商會館專題展覽，引起了各級領導的高度重視和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晉商會館》一書就是在上述活動的基礎上開始編寫的。晉商在全國各地修建的會館，有的以省名或地域代稱而冠名，如：山西會館、三晉會館、三晉鄉祠、全晉會館、河東會館等（同外省商幫合建的則稱山陜會館、秦晉書院、山陜甘會館、北五省會館等）；有的以府、縣命名，如臨汾會館、潞澤會館、平定會館、汾陽會館、平遙會館、太谷會館等；有的則以修建者所從事的行業命名，如：顏料會館、鐵行會館、紙行會館、煙行會館等。無論是以省、府、州、縣冠名的會館，還是由山西商人獨資修建或同其它外地商人合建的會館，為了敘述方便，本書中皆統稱為晉商會館。《晉商會館》一書中收入全國五十多個晉商會館的五百多張攝影圖片，并配以簡要的文字說明，是一本內容豐富、資料翔實、圖文并茂，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和收藏價值的圖書。

會館是供人們聚會、議事的場所。據史料記載，會館始于明代，盛于清代，衰落于民國年間。會館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即文人試館、工商會館、同業會館。工商會館、同業會館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它既是旅居異地的同鄉、同行商人聚會、議事、祭祀、娛樂的活動場所，也是一種民間性的自律、自衛、自治的社會組織。晉商是明清兩代中國最強盛的商幫，他們修建的會館在全國會館中數量最多、分布最廣，最具有代表性。晉商會館是三晉文化的重要載體，是晉商當年艱苦創業，闖蕩天下的歷史見證，是研究晉商文化、三晉文化的珍貴實物資料。

在較長的一段時間里，我對晉商和晉商會館的歷史知之甚少，是余秋雨先生《抱愧山西》一文震醒了我。余先生在文中說：“長期以來，我居然把山西看成是我國特別貧窮的省份之一，而且從來沒有對這種看法產生過懷疑。”經過長期的考察和研究，余先生改變了對山西的看法。他說：“在上世紀乃至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中國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們現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區，而竟然是山西……在清代全國商業領域人數最多、資本最厚、散布最廣的是山西人。”余秋雨先生是外省人，過去不了解山西是可以理解的，像我這樣的山西人過去對晉商及他們的歷史功績缺乏基本知識，實在是愧對先人，愧對養育自己的這方熱土。

1983年，在編纂國家重點科研項目《中國戲曲志·山西卷》的過程中，我開始接觸到晉商和晉商會館。當時從收集到的大量戲曲史料中發現，全國許多晉商會館里都建有十分精美的戲樓，當年身居異鄉的山西商人都把家鄉的戲班帶到住地演出。晉商會館和會館戲樓是研究山西戲曲乃至中國戲曲的珍貴資料。于是萌發了到全國各地做深入調查，將所有晉商會館與會館戲樓的資料全部收集回來，進行認真梳理與研究的想法。由于多種原因，這個任務沒有完成。1996年，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劉文峰先生出版了《山陜商人與梆子戲》一書，對全國晉商會館和會館戲樓作了較為全面的考證和研究，我讀后深受啟示。最近，我又翻閱了不少有關晉商與晉商會館的資料，并同省戲研所的朋友們一起外出，對幾座具有代表性的晉商會館進行了實地考察，加深了對晉商會館的了解，對晉商會館形成以下六點認識。

河南開封山陜甘會館

一、星羅棋布 遍及全國

明清以來，晉商遠離家鄉、闖蕩天下，走遍大江南北，長城內外。正如民諺所說：“凡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的足跡。”他們走到那里，就把會館蓋到那里。山西商人究竟在全國修建了多少會館，目前尚無確切數字。山西省戲研所王能長先生用20多年時間，收集了大量有關晉商會館的資料。據他在《中國晉商會館目錄》中統計，截至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全國有資料可考的晉商會館有558處（包括晉商在本省范圍內修建的會館65處）。東自山東、江蘇、浙江、福建，西達甘肅、青海、新疆，南起兩廣、云南、貴州，北到內蒙、遼寧、吉林、黑龍江，全國幾乎每個省、市、區都建有晉商會館。其中，河南84所、北京71所、內蒙58所、湖北54所、山東34所、四川25所、甘肅、河北各 22所、陜西20所、云南13所、貴州12所、江蘇10所、遼寧、湖南各9所、安徽7所、寧夏、新疆各6所、青海5所、上海、江西各4所、天津、重慶、廣西各3所、黑龍江、廣東各2所、吉林、浙江、福建、臺灣各1所。數量之多，范圍之廣，真可謂是星羅棋布，遍及全國。這在中國乃至世界各國商業發展史上不能不說是一種令人驚嘆的奇觀。

二、選址合理 位置優越

晉商會館的館址是晉商認真考察，精心策劃而確定的。有的修建于全國著名的大都會，如北京、天津、南京、漢口、上海、廣州等，有的則分布在全國的重要商埠和小鄉鎮，如山東聊城、江蘇蘇州、內蒙多倫、甘肅張掖及河南社旗、北舞渡等地。無論是大城市，還是小鄉鎮，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交通便利，商業繁榮，便于商品集散，便于商賈往來。

明代中葉以來，隨著北京（時稱京都）政治、文化的發展，工商業逐漸發展起來，成為北方的經濟中心。當時北京的工商業幾乎完全控制在地方商幫手里，其中實力雄厚，聲勢煊赫當推山西商人。清人徐珂在《清稗類鈔》中指出“京師大賈多晉人”,山西商人不僅壟斷了京城的票號、錢莊、當鋪、顏料、染坊、糧食、干果、雜貨等一些重要行業，而且無孔不入地滲透到北京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成立前夕，北京一些有著悠久歷史，具有自己獨特風格和特殊風味，素為人稱道的商號，如六必居醬園、都一處飯館、洪吉紙號等，都是由山西商人所經營創辦的。山西商人在北京修造的會館有七十多處，其中建于明代的有平遙會館、臨汾東館、臨汾會館、潞安東館和平陽會館，其余會館大都建于清代，如山西會館、三晉會館、太原會館、臨襄會館、浮山會館、汾陽會館、介休會館等。也有少數會館建于民國年間，如豐臺區山西會館、門頭溝山西會館。

天津在清末民初為我國北方最大的商業城市，且緊靠京城。天津不但是漕運重地，而且海運日益發達，商埠貿易的集散功能也越來越強。早在明代，山西商人就在天津開始經營鹽業。到清乾隆、嘉慶年間，山西商人在津人數達到各省在津人口的八分之一。道光年間山西票號興起后，平遙、祁縣、太谷三幫的日升昌、蔚泰厚、大德通、三晉源、志成信、合盛元等25家票號在天津開設了分號。據有關資料記載，山西商人在天津建有三座會館，一座在糧店后街，一座在估衣街，另一座在津西楊柳青鎮。

多倫諾爾，簡稱多倫，位于內蒙古自治區東部，緊鄰河北省。據史籍記載，多倫在明朝弘治年間便定期開互市，蒙漢兩族人民以物易物、漸成集市。清王朝統一中國后，多倫便成為漢蒙人民互通有無的重要商品集散地。山西商人源源不斷地將南方的茶葉、絲綢及山西的鐵貨等日用品運至多倫，并將蒙地的牲畜、皮毛等物運回內地。清乾隆十年（1745年），200多家在多倫經商的商家共同集資修建了一座規模宏大的山西會館，至今保存完好。

張家口，（又稱張垣）位于華北平原和塞外草原的銜接處，是內地通往蒙古及俄羅斯的主要門戶，為蒙漢貿易的東路要口，故又稱“東口”。東經多倫可去往東三省，西經集寧可通向內蒙古河套地區及寧夏、新疆。明隆慶五年（1571年），穆宗準許在萬全縣（今張家口）及大同等13處邊鎮開放互市，設立市場，由商民自由貿易，政府則派官員依據“茶馬法”收取交易稅。從此政府嚴格控制的漢蒙貿易，由“官市”階段進入由邊商、邊民自由議價交易的“民市”階段。精明的山西商人抓住機遇，迅速占據了張垣這塊風水寶地，開通了張家口通往庫倫的（今蒙古烏蘭巴托）“張庫大道”，即“茶葉之路”的塞外通道，并且取得了極大成功。到明末清初時，山西商人幾乎控制和操縱了張家口的貿易活動，其中王登壽、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賓、田生蘭、翟堂、黃云發八家資本最為雄厚，號稱“八大家”。據清道光《萬全縣志》記載：“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時以貿易來張家口。本朝龍興遼左，遣人來口市易，皆此八家主之。”自清康熙年間至道光年間，山西商人尤其是晉中商人如太谷曹家、榆次常家、祁縣喬家、渠家及日升昌、蔚盛長、大盛魁等著名商家和票號，先后在張家口開設了茶莊、錢莊、票號、當鋪、鹽店、飯店、雜貨等商鋪，他們奉行“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他鄉遇故知，經商大吉利”的古訓，紛紛集資修建了聯鄉誼、敘鄉情、通商情的會館。據有關資料統計，晉商在張家口修建的會館有十多處，主要有太谷會館、榆次會館、祁縣會館、汾陽會館、孝義會館等，可惜的是，這些會館均已不存。

地處華東地區的山東、江蘇、安徽、浙江、上海等省市在明清時期商品經濟已相當繁榮，除糧、油、茶等農副產品外，江浙的絲綢、棉布和兩淮的食鹽吸引了各地商人到此從事商業活動。其中山西商人和新安商人資產最為雄厚，勢力最為強大。《清世祖實錄》載：“夙聞東南巨商大賈，號稱輻輳。今朕歷吳越州郡，察聞市肆貿遷，多是晉省之人，土著者蓋寡。”自清康熙年間始，山西商人陸續在山東濟南、泰安、聊城、江蘇南京、蘇州、揚州、徐州，安徽亳州、福建福州、浙江杭州、上海等大中城市及交通便利，商業繁榮的鄉鎮修建了多處會館，其中建筑華麗，裝飾精美且保存完整的當屬安徽亳州山陜會館，山東聊城山陜會館和蘇州全晉會館。

山東聊城是一座水中有城、城中有水的重要碼頭和商業城市。據晉人李弼臣撰聊城《舊米市街太汾公所碑》記述：“聊攝為漕運通衢，南來商舶絡繹不絕。以故我鄉之商販云集焉，而太汾兩府者尤伙。自國初至康熙間，來者踵相接。”又據李正儀所撰《重修山陜會館戲臺、山門、鐘鼓亭記》記述：“東郡商賈云集，西商十居七八。”聊城為古東昌府治，故稱“東郡”。清乾隆八年（1743年），山西商人聯絡陜西商人修建了山陜會館，館址選在聊城縣東二里處，緊鄰運河西岸，面河而立。這是一處交通便利、市場寬廣、得天獨厚的風水寶地。優越的地理位置，為山西商人從事商貿活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河南、湖北兩省在明清時期均為水陸交通便捷、商品貿易發達的地區。是山西商人東進齊魯，南下閩粵的必經之地。清康熙《睢陽志·卷十風俗》載：“民憚遠涉，百物取給外商。若布帛鹽鹺諸利，率皆秦晉徽之僑寓茲是者。”山西商人在當地從事錢莊、當鋪、票號、鹽茶、布、鐵、糧等商業活動的同時，選擇水陸交通要塞城鎮、或自建、或同陜西、甘肅等省商人合建了許多會館。其中社旗山陜會館、周口山陜會館、開封山陜甘會館、洛陽山陜會館、洛陽潞澤會館等，至今仍然保存完好。

河南社旗地處南北九省商品集散地；是“南船北馬，總集百貨”的水旱碼頭，也是當年福建、湖南等地茶葉北運的必經之地。從明代開始，這里就有山西解州商人在此經商，到清乾隆年間，深謀遠慮的山陜兩省商人集資選址修建了山陜會館。不僅方便了自身的商業活動，而且促進了當地城鎮的發展和商業的繁榮，使社旗逐步發展成為“天下店，數社旗”的商業重鎮。

漢唐時代，首都長安通過絲綢之路，與中亞和歐洲各國建立了廣泛的經濟、文化聯系。絲綢之路上的城鎮店鋪林立，東來西往的客商成群結隊。明王朝平定中原后，為防御蒙古勢力的入侵，沿長城一線屯集幾十萬大軍，并采取一系列的優惠政策，鼓勵內地商人將軍用物資和生活用品送至邊關。于是內地至邊關沿長城一帶的城鎮集市貿易隨之繁盛起來。李夢陽在《明故王文顯墓志銘》中記述山西平陽府蒲州商人王現“乃出為商，嘗西至洮隴，逾張掖、敦煌、窮玉塞，歷金城，已轉入巴蜀，沿長江、下吳越，又涉汾晉。”張四維在《海峰王公七十榮歸序》中說，“凡蒲人外出經商者，西到秦、隴、甘、涼、瓜、鄯諸郡，東達淮海揚城，西南則蜀。”清王朝建立后，在康熙至乾隆年間幾次平定蒙古準格爾部叛亂的戰爭中，山西商人因輸送糧草等軍需物資有功，從而壟斷了西北的商品貿易，并在西安、三原、天水、蘭州、張掖、酒泉、西寧等地開設了錢莊、票號，修建了會館。主要有陜西三原山西會館、甘肅天水山西會館、張掖山西會館、酒泉山西會館、寧夏銀川三晉會館、青海西寧山西會館、新疆烏魯木齊山西會館和巴里坤山西會館。

甘肅天水為隴南重鎮，是關隴古道的必經之地。從長安出發，走寶雞，翻越隴山，就達天水。從天水南下可達漢中、四川，西出可達臨洮、金城而遠至西域。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獨特的人文地緣，使天水成為一個商貿聚集之地。山西商人在天水修建的山西會館，從地理位置上來看，有著“一館連六省”的作用。

張掖位于甘肅省東西兩部之間狹長的地帶，東臨武威，西連酒泉，是古絲綢之路的河西四郡之一，也是山西商人經略陜、甘、青“小西路”和開拓新疆“大西路”的重要商埠，清雍正二年（1724年），山西商人在張掖城內小南街修建的山西會館，歷經近300年的滄桑歲月，至今仍然屹立在河西走廊上，向人們訴說著晉商當年創業的艱辛。

東三省是清王朝“龍興之地”，清王朝入主中原后，為鞏固后方根據地，從順治年間即開始向關內招商。山西商人捷足先登，在東三省廣大的地區開設錢莊、當鋪、貨棧、作坊、商店，促進了當地的商品經濟發展和城鎮的建設。故在遼寧有“先有曹家店，后有朝陽縣”之說。（曹家店為山西太谷曹家始祖曹三喜在東北遼寧朝陽縣開設的雜貨鋪）。隨著東北地區的商業不斷繁榮，越來越多的山西商人踏上闖關東之路，從事商貿活動。為了加強和鞏固同鄉商家之間的聯系，他們陸續在遼寧沈陽、海城、朝陽、新民及吉林吉林市、黑龍江五常縣等地修建了會館。這些會館大都有祭祀關羽的關帝廟，有演戲酬神的戲樓（戲臺）。當時民間曾流傳這樣的民謠：“先蓋廟（會館），后唱戲，錢莊當鋪開滿地。請鏢局，插黃旗，大個元寶拉回去。”這首民謠生動地反映了山西商人在東北地區經商活動的過程，同時也證明會館不僅是晉商聚會議事，處理商務的中心，而且還是向關外傳播關內文化的主要場所。

海城位于渤海灣遼寧之營口與鞍山之間，明代為海州衛，清順治時改為海城里。關內接踵而至的各地商家曾先后在海城修建了會館，如山西會館、山東會館、直隸（河北）會館等，至今保存完整的僅存山西會館。

綜觀遍及全國的座座晉商會館，由于選址合理、位置優越，數百年來，不僅為晉商的興盛發揮了無可取代的作用，而且時至今日仍為世人所關注。有的會館已被列入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著名的旅游景點，吸引著無數的中外游人。

江蘇徐州山西會館

三 規模宏大、建筑精美

晉商腰纏萬貫，財力雄厚，出手大方，對會館建設的要求標準高，氣魄大。因此所修的會館大多規模雄宏、格局嚴謹、工藝精湛。高大的山門、華麗的牌樓、宏偉的殿閣、精致的雕刻，非常引人注目。那一座座雄宏壯美的會館將明清時期的商業建筑推向一個巔峰。

從建筑手法上看，這些會館將宮殿、廟宇同民間傳統建筑形式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布局上一般坐北向南，即如老子所說的“負陰抱陽”。主體建筑都建在中軸線上，以軸線為中心，從南向北依次為照壁、山門、戲樓、鐘鼓樓、拜殿、獻殿、正殿、春秋樓。兩邊有東西廂房，左右均衡對稱，屋頂覆蓋金碧輝煌的琉璃瓦。為了顯示自己的經濟實力和炫耀張揚本土文化，晉商對會館的裝飾也非常講究，盡現豪氣。各類建筑上布滿造型別致、色彩華麗、精雕細刻的木、石、磚三雕作品，幾乎達到了無石不刻，無木不雕的程度，這些晉商會館建筑集我國傳統雕刻藝術之大成，在傳統建筑裝飾方面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財富。

被列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河南社旗山陜會館，雖然只是建在南陽境內的一個鄉村古鎮，但因其建筑壯美，裝飾華麗，博得“中國第一會館”的美名。著名古建筑專家楊廷寶、羅哲文、鄭孝燮、單士元先后到會館考察研究，均對其建筑裝飾藝術給予高度評價。羅哲文，鄭孝燮二先生欣然題詞：“高樓杰閣，巧奪天工。精雕細琢，錦繡裝成。公輸匠藝，壯哉斯館。”原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單士元先生亦寫下：“輝煌壯麗，天下第一”的贊語。該會館始建于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經嘉、道、咸、同至光緒十八年（1892年）才竣工，歷時136年。會館為一座宮殿式建筑，分前中后三進院，占地面積10000多平方米，各類建筑152間。位于會館前端的琉璃照壁仿故宮九龍壁而造，是用近千塊彩釉大方瓷磚砌成的。照壁前后兩面裝飾玲瓏剔透的二龍戲珠、丹鳳朝陽精美圖案。山門前兩側豎兩根高28米，重五萬余斤的盤龍鐵旗桿。在會館大殿前3米多高的月臺上建有左、中、右三座石牌坊。中坊為三間四柱柱出頭式，左右兩坊為單間兩柱柱出頭式。中坊須彌座浮雕夔龍、流云、卷草、蝙蝠等吉祥圖案，在夾桿石、石鼓和坊頂，分別雕有麒麟、獅、虎、“招英”（俗稱人面獸）梅、蘭、菊、牡丹、山石圖案及“八愛圖”。柱間坊板、雀替上布滿用高浮雕、透雕等手法雕刻的雷公、文王訪賢、王羲之愛鵝、八仙慶壽、福祿壽三星、李白騎鯨、杜甫夜讀、趙匡胤賣華山、趙顏求壽等人物故事場景和鹿鶴同春、鳳凰麒麟、白猿獻桃及動物、花草圖案，四柱上部透雕蟠龍祥云。在東西兩坊上還雕有天官賜福、八仙慶壽、二龍戲珠及《封神演義》中的趙公明下山、太極圖收殷洪、殷洪岐山受犁等圖案。所有石雕精美細膩、生動傳神，堪稱精品。

據碑文記載，修建和重建此會館兩次捐銀商戶達506家，共耗白銀數百萬兩。為保工程質量，在修造過程中“運巨材于楚北，訪名匠于天下”，甚至燒制琉璃磚瓦的瓷土都是用騾馬從山西馱來的。這座會館處處透露著濃烈的儒商文化氣息，令人驚嘆。

河南周口山陜會館，是來自山西潞州（今長治）、蒲州、新絳和陜西大荔、澄城等地商家集資修建的。會館工程浩大，始建于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經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年間不斷擴建，至咸豐二年（1852年）才全部落成，歷時159年。占地面積21000多平方米，在現存的晉商會館中面積最廣，規模最大，共有殿閣樓廊140年間。整個建筑為仿宮殿式三進院，中軸線上從南至北依次為照壁、山門、鐵旗桿、石牌坊、碑亭、饗殿、大殿、戲樓、拜殿、春秋閣。會館內古木參天，碑碣林立，殿堂宏偉。在建筑構建上巧妙地運用木雕、石雕、磚雕、琉璃、彩繪、鐵鑄等工藝，融合了園雕、浮雕、鏤雕、陰刻等不同技法，使一件件作品造型造型完美，形象傳神，突出反映了清代中晚期那種追求精美、精雕細琢、裝飾華麗的審美風尚。

山東聊城山陜會館始建于清乾隆八年（1743年），嘉慶十四年（1809）建成今日之規模，工程跨時66年。會館布局緊湊，設計合理，疏密得當。遠望瓊樓玉宇，璀璨多姿，近看雕梁畫棟，金碧輝煌，一派華貴氣象。會館中現存大小碑碣19通，完整地記載了會館購地、始建、歷次重修所用的銀兩開支數目及各家捐銀商號名稱。其中《山陜眾商會館續拔厘金碑記序》為清代山西壽陽著名書法家祁雋藻所撰。在會館戲場院內雄踞著一對各高3.25米的石獅，由底座、須彌座、石獅三部分組成。底座和須彌座上雕滿了各種精美的吉祥圖案，石獅的神態既令人可畏，又給人以溫順的感覺。據傳，這對石獅是在山西老家雕好后運到聊城的，共花費銀兩634.49兩，可謂耗銀巨大，匠心獨運。會館山門為三間牌坊式門樓，下用四根木方柱和四根木圓柱支撐樓頂。外墻方柱下均為神態活潑的石雕麒麟做柱礎。山門有中間大門和兩側便門。大門高3米，寬2.3米，門框用灰石雕成，紋飾為20只不同姿態的仙鶴正翔于祥云之中。便門門框以青石砌成，其紋飾為祥云蝙蝠。山門頂部為歇山式，由六層如意斗拱承著綠黃二色琉璃瓦頂。中門樓頂高聳，兩側便門略低中門而兩翼張開，檐角高翹，顯得巍峨壯觀。山門正檐下有木雕垂花門罩，上方懸掛“協天大帝”巨幅豎匾。下方是石雕“山陜會館”匾額。兩側便門上各有石刻兩方，左為“履中”，右為“蹈和”，體現了儒家的中庸之道和商人和氣生財的理念。便門兩側為八字型影壁，上有磚雕垂花壁罩，兩座影壁分別石刻有“精忠貫日”和“大義參天”八個大字，反映了商家對關羽的崇敬。整座山門不僅華麗壯觀，而且設計含義深刻，建筑工藝精致，駐足于此，令人流連忘返，頓生無限遐想。

漢口號稱“九省通衢”，為長江沿岸著名港口。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山、陜兩省商人將原關帝廟進行擴建，創立了山陜會館。館址在漢口西北隅循禮坊夾街后，是當時漢口的六個會館之一。咸豐四年（1854年）在清軍與太平軍的作戰中，會館被戰火焚毀。同治九年（1870年）重修，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竣工。據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編纂的《漢口山陜西會館志》記載，當時參與捐資的商幫有：太原幫、汾州幫、紅茶幫、盒茶幫、卷茶幫、西煙幫、聞喜幫、雅幫、花布幫、西藥幫、土果幫、西油幫、陸陳幫、匹頭幫、皮貨幫、眾帳幫、核桃幫、京衛幫、均煙幫、紅花幫、當幫、皮紙幫、匯票幫等23幫，可見商家之眾，實力之強。漢口山陜會館規模宏大，自南至北三部分組成，南部通往西關帝廟巷，兩側為會館房舍，租賃供館資。中部為主建筑群，北部為附屬建筑，建有泰山廟、瘞旅公所等。會館總占地面積約為26000多平方米，其中主館占地面積約為8960平方米，分東中西三路建筑。西路、中路各有四套院落，東路有兩個院落和一座花園。主要建筑有照壁、山門、東西轅門、拜殿、鐘鼓樓、春秋樓、佛殿、財神殿、天后宮、呂祖閣、文昌殿、七圣殿等，其中規模最大者當屬春秋樓。春秋樓高七丈，凡五楹，加左右兩邊夾道共七楹，“飛翚四聳上出云霄”，“與晴川、黃鶴二樓鼎峙相望”。這座規模宏偉，精美華麗的古建筑群，惜于1938年被侵華日軍的炮火摧毀。幸有《漢口山陜西會館志》一書存世，尚可使我們從中了解會館的興衰歷史及當年的壯觀景象。

開封是著名的歷史古都，地處中原腹地，黃河之濱，歷來水陸交通運輸方便，車船四通八達，各地商賈云集。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山陜兩省客商購原明朝開國元勛中山王徐達裔孫徐府舊址修建了山陜會館（后改稱山陜甘會館）。會館占地面積3629平方米，建筑面積1882平方米。進入會館，一座造型奇特，裝飾精美的高大牌樓十分引人注目。它位于會館正殿之南，戲樓之北。為三間六柱五樓重檐歇山頂式建筑。其平面布局為三柱一組，三角鼎立，呈雞爪形，故俗稱“雞爪牌樓”。牌樓主樓高聳，左右次樓略低。樓頂用綠琉璃瓦覆蓋，正脊為牡丹花雕，中間置一方亭，兩側一獅一象，獅擁蓮臺，象馱寶瓶，瑰麗之至。檐檐層迭，翼角飛翹。上下各層檐部均設置象鼻昂嘴斗拱，明間十一踩，次間九踩。主樓正中前后兩面懸掛近兩米高的“大義參天”、“流芳千古”匾額。次樓花板上繪有八幅“三國故事”彩畫，八根垂花柱上分別雕刻石榴、佛手、葵果、蓮蓬、牡丹、荷花、花籃等。牌樓由兩根中柱和四根邊柱支撐，中柱下部各用三塊近兩米高的抱鼓石將柱身前、后、外三面夾峙。抱鼓石浮雕蒼龍、丹鳳、云鶴等圖案。其中東西兩側分別雕刻李三娘與后漢隱帝劉承佑母子井臺相會和狄仁杰登山望母的故事。這兩幅雕刻故事中的人物均為山西人，從中人們可以體會到在異鄉的山西商人那種濃濃的思鄉之情。

會館中木雕裝飾藝術規模最大、數量最多、成就最高，堪稱會館“一絕”。木雕題材廣泛、內容豐富，山水樹木、花鳥魚蟲、珍禽異獸、亭臺樓閣，人物故事，神話傳說，無所不收，皆可入畫。精美的木雕幾乎布滿每座建筑外露的木構件上，從而形成一個滿目皆是木雕的藝術世界，使人應接不暇，驚嘆不已，流連忘返。會館大殿內梁枋上，木雕與彩畫有機結合，相映成趣，琳瑯滿目。大殿前后檐60個拱眼板，每板兩面均有雕刻，計有120幅畫面，布局精巧，雕刻精致。大殿檐桁以下至額枋寬1.7米，全有木雕裝飾。梁頭下墜垂花，一律鏤空透雕，共計26個。所雕瓜果形象逼真，栩栩如生，石榴啟唇含珠，葡萄晶瑩欲滴。尤其是檐下的“七層木雕”更為精彩。在最下層寬約一尺的額枋上。雕刻著醒目的二龍戲珠、鳳凰牡丹。鳳凰展翅欲飛，金龍騰云駕霧。技藝高超的民間匠師采用浮雕、圓雕、透雕、懸雕等多種手法，將龍頭懸空突出畫面以外，伸向空中，極具立體感、韻律感和跳躍感，取得了非常巧妙的視覺藝術效果。用雕梁畫棟，繁簇如錦，鬼斧神工來形容和贊美山陜甘會館的木雕藝術恰如其分，毫不夸張。

四 崇奉關帝 館廟合一

三國名將關羽，是山西解州人。他的傳奇故事家喻戶曉，婦孺皆知，他的高尚品德歷來為世人所推崇。關羽的品格其核心和精髓可用誠信忠義四字概括，誠信即赤誠相處，主持公道，言而有信，一諾千金；忠義即以忠事主，以義待友，患難與共，生死相隨。這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也是人們做人做事的根本準則。晉商恪守誠實守信、以義制利的經商理念,將關羽視作自己從事經商活動的精神支柱和保護神，奉為至高無上的神靈頂禮膜拜。并在會館的顯要位置修建了莊嚴肅穆的拜殿、正殿、春秋樓（閣）、寢宮、牌樓等關廟主體建筑，將這位老鄉作為主神供奉起來。商家除了按時在關廟內舉行祭祀關羽的儀式活動外，如遇有關重大事項的議事決策也需在關羽神像面前由神明監督進行。會館中的其它附屬建筑設施如廊坊、偏院既是商家日常議事、辦公之處，又是接待同鄉、同業、同行之所。這樣就形成了一種會館即關廟，關廟即會館，館廟合一的特殊形制。因此，在對會館的稱謂上，當時或當地人多稱之為關帝廟、山陜廟、山西會館、山陜會館，一般在會館大門（山門）上也既標明是關帝廟，同時也標明是山西會館或山陜會館。

當時，全國各地的商幫，普遍都在其經商之地建有會館，各地會館中一般都供奉鄉土神祗或本籍名人，如徽幫供奉朱子（朱熹），浙幫供奉禹王，川幫供奉川主（李冰），福建、廣東等地會館供奉天后等。因此會館名稱也有所不同，諸如：“禹王宮”、“川主廟”、“天后宮”等，只有山西或山陜會館稱“關帝廟”。由于關帝本為通祀之神，再加上明清兩代的統治者至上而下的大力提倡，同時又有晉商所產生的影響，最后逐漸演變為各地商幫除供奉鄉土神袛和本籍名人外，普遍把關羽作為商業的保護神和財神共同供奉起來。此后又通過移居海外經商的華僑華人，把供奉關羽的習俗傳到東南亞和歐美各國，并在華人華商集中的地方建起了關廟。

館廟合一的形制，使晉商會館成為“祭神明、聯桑梓、敘鄉情”的具有多種功能的建筑。會館內最豪華的建筑是供奉關帝的拜殿、正殿和演戲酬神的戲樓、戲臺，最高的建筑是供有關帝夜讀《春秋》神像的春秋樓。人們頌揚關羽的楹聯、匾額、繪畫在會館中比比皆是，觸目可見。清光緒年間漢口山陜會館掛滿了由山西、陜西商人敬獻的匾額楹聯，其中僅關圣殿和春秋樓就有匾額84方、楹聯41副。河南周口山陜會館春秋樓檐下、至今仍懸掛著“氣肅千秋”、“大義參天”、“精忠貫日”三方藍底金字木雕匾額，青石柱上刻有四幅楹聯，其中兩幅為：“赤面表赤心，千里常懷赤帝；青燈觀青史，一生不愧青天。”“魯夫子、晉夫子兩位夫子；著麟經、讀麟經一部麟經。”對仗工整，寓意深刻，堪稱聯中佳作。甘肅張掖山西會館的大拜殿前懸有關帝廟大匾，殿內塑關羽神像，墻面繪有關羽“刮骨療毒”、“千里走單騎”等壁畫，殿門兩旁掛著“漢朝忠義無雙士，千古英雄第一人”木制楹聯。山東聊城山陜會館極盛時，大殿內外供有各種花燈350盞，殿內供桌上的一對大蠟燭有五尺多高，直徑超過一尺。據說這兩支蠟燭點著后可燃燒一年，是一位經營蠟燭生意的山西商人在老家特別制作的。每年快到關帝生日時，這位商人就算好日期，用一頭小毛驢，馱著兩支大蠟燭啟程了。在關帝生日這一天，一定會準時趕到聊城，點上新蠟燭，以表對關帝的崇敬。這樣年復一年，從不間斷。

中國歷代封建帝王，一直奉行關帝崇拜，對關羽不斷加封。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關羽被封為“義勇武安王”，明萬歷年間，關羽先后被加封為“協天護國忠義帝”、“三界伏魔大帝”、“聲威遠震天尊關圣帝君”。清順治皇帝不僅再封關羽為“忠義神武關圣大帝”，而且每年祭祀，倍加尊崇。清乾隆皇帝時將關羽封為“忠義靈佑關圣大帝”，到道光時，關羽又被封“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關圣大帝”，至此關羽的封號已經達到了頂點。有一副對聯曾這樣描寫關羽：“漢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儒稱圣，釋稱佛，道稱天尊”。這副對聯概括反映了人們對關羽的評價和推崇。

晉商順應時勢與潮流，通過館廟合一的特殊形制崇奉關帝，將關羽誠信忠義的精神引入商界，既增強了本籍商人內部的凝聚力，強化了同鄉、同業的自律規范，使晉商的社會地位和人格形象得到提升，同時也突破傳統建房的制度，提高了會館建筑的標準和等級。不但將我國的傳統建筑藝術推向了最高水平，而且也使關公崇拜在更大范圍得到傳播。這是晉商對我國商業文化和關公文化的重大貢獻。

安徽亳州山陜會館

五 戲樓壯觀 鄉音回蕩

晉商會館還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在供奉和祭祀關帝的正殿或拜殿前，都建有戲樓。有些會館的戲樓還不只一座，如開封山陜甘會館就建有三座戲樓。一座大戲樓是演唱大戲供多數人觀戲的場所，兩座小戲樓建在會館的東西偏院，專供會館的主人和家眷看戲使用。漢口山陜會館則分別于正殿前、正殿兩側及財神殿、天后殿、七圣殿、文昌殿前共建有大小七座戲樓。

晉商修建會館戲樓，一為酬神祭祖，祭拜關公，以求神靈的護佑；二為聽鄉音、敘鄉情、欣賞家鄉戲，以消解遠離故土，遠離親人的思念之情；三為借演戲娛樂溝通與當地官方、各路客商的聯系，以增進友誼，交流信息、洽談生意，拓寬商路。舊時，每逢春秋兩祭及農歷五月十三（關公磨刀日）等重大節日，晉商都要不惜重金，千里迢迢從家鄉請來戲班和名伶在住地會館戲樓上演出。屆時，戲樓上鼓樂喧天，鄉音回蕩；戲場內人神同樂，人流涌動。會館戲樓成為人們聚會、聯誼、娛樂、購物的活動中心。

中國戲曲形成于宋代，成熟于元代，興盛于明清兩代。宋元時期受“一人主唱”雜劇體制的 局限，腳色行當較少，故事情節較簡單，演出所需之舞臺面積也較小。明末清初，梆子腔等地方戲興起后，腳色行當逐步增多，劇目情節復雜，人物眾多，演出場面宏大，演出所需舞臺面積也相應擴大。晉商會館戲樓主要是供梆子戲演出使用的，因此，會館戲樓舞臺面積普遍較大。同時，前后臺也有了明顯的界線，一般以木隔扇或磚墻相隔，兩旁留有上下場門。前臺為演戲使用的舞臺，后臺為演員化妝、候場和休息的場所。會館戲樓方位以坐南朝北者居多，大都建在會館山門之上或山門之內的中軸線上，與會館的正殿相對，中間為看戲場院，兩側還建有看樓。在建筑形制上會館戲樓保持和發揚了我國古代建筑藝術的民族形式，有單檐歇山式、重檐歇山式、硬山式、懸山式、卷棚式、歇山卷棚結合式、硬山卷棚結合式等。從建筑材料上看，有木結構、磚木結構、石木結構、土木結構等。從觀演關系看，有伸出式三面觀舞臺、有封閉式一面觀舞臺，有露天室外劇場，有頂棚室內劇場。為了增強視聽效果，許多會館戲樓內頂還裝有圓形、八角形或八卦形藻井，并在戲樓臺口兩側建有增加音響效果的八字形音墻。酷愛家鄉戲曲的山西商人，對會館戲樓的建設極為看重，不惜投入巨資，全力打造。戲樓屋頂普遍用琉璃瓦覆蓋，有寶瓶、鴟吻、鳥獸、人物、花卉等 裝飾，戲樓楣枋、斗拱、雀替、藻井、隔扇等處或繪畫或木雕，布滿花草瑞獸、歷史人物、歷史故事等圖案。因此會館戲樓不僅宏偉壯觀，造型別致，而且色彩斑斕，富麗堂皇。

由山西平陽府20余縣商人聯建的北京平陽會館，內有戲樓一座，是我國現存規模最大，歷史最早，建筑最為講究的室內劇場。戲樓為卷棚前后雙步廊懸山式建筑。舞臺為正方形上中下三層結構，有方形孔道上下相通。舞臺面積約50平方米，上層正面有三個木雕花紋的 伊斯蘭風格門窗。舞臺為伸出式，三面敞開，正面及兩側建有上下兩層看樓。兩側看樓面闊五間，長約17米，寬約3米，正面看樓面闊三間，中間一間突出，面積寬敞，上有垂花罩棚裝飾。據傳說，慈禧太后在此看過戲。三面看樓護欄有雕花欄板和望柱，四角設有樓梯，供觀眾上下。舞臺兩側的墻壁上繪有壁畫，設有神龕供祭祀神祖之用。看池為長方形，東西長約12米，南北約10米，看池和看樓可容納觀眾數百人。

河南社旗山陜會館內，有一座氣勢宏偉，飛檐凌空的戲樓，又名懸鑒樓、八卦樓。該戲樓興建于清嘉慶元年（1796年）竣工于道光元年（1821年）歷時25年。樓高三層，坐南面北，一層為會館山門，二層為戲臺，三層為帶回廊的房間。樓長18米，寬15米，高約30米。三重檐歇山琉璃頂。二十四根大柱把巨大的三層戲樓凌空托起，柱下有雙層石柱礎，上層為鼓形，下層為須彌座。柱礎分別雕牡丹、石榴、松、鶴、鹿、麒麟、龍、虎、獅、馬、牛、蝙蝠等吉祥物。臺口四根石檐柱上草書鐫刻兩副楹聯：“幻即是真，世態人情，描寫得淋漓盡致；今亦猶昔，新聞舊事，扮演來毫發無差。”“還將舊事從新演，聊借俳優做古人。”臺口上方懸掛一塊道光二十四（1844年）浩生社敬獻之巨匾，匾週以暗八仙飾邊，中刻“懸鑒樓”三字。三字據傳出于明末清初山西太原書法家傅山之手，其用筆奇巧，瀟灑遒勁，潤燥兼收。此匾以鑒命樓，點明戲樓更高一層功能即教化眾生之作用，大大提高了戲樓的藝術品位。戲臺上下布滿用浮雕、深浮雕，多層次浮雕等技法雕作的木、石圖案，其內容多為傳統戲曲故事，如《白蛇傳》中《借傘》、《采藥》、《水漫金山》等情景。戲樓正脊正中立一三重檐玻璃樓閣，內刻“天五尺”三字。兩側為獅馱寶瓶及十二仙人。兩端大吻為仿金、元時代龍吻形象，盤騰相向而峙。垂脊和戧脊上均有牡丹、卷草圖案和奔獅，龍首套獸，武士等裝飾。檐下為五彩斗拱，斗拱昂嘴雕飾各種瑞獸。戲樓東西兩面為上下兩層、面闊十三間的看樓，戲場院用青石鋪地，平坦寬敞，可容納萬名觀眾，故稱“萬人庭院”。舊時，每逢農歷五月十三日祭祀關羽大典之后，會館均要演戲三日，方圓百里的群眾都要趕來燒香祭神，看戲娛樂。

亳州位于安徽省西北部，是一處水陸交通要塞和商品集散地，以老子、曹操、華佗之故里而聞名。山西商人早在明中葉就來此地經商。清順治十三年（1656年）,山西藥商與陜西藥商聯合在縣城西北隅修建了山陜會館。康熙十五年（1676年）在會館內修建了戲樓。戲樓坐南朝北，與關帝大殿遙相呼應，其背部與會館山門建為一體，為三層牌坊式結構。青石為柱，水磨青磚砌墻。戲樓建筑精致，裝飾華麗，尤以磚木雕刻彩繪最為精美，故當地人稱之為“花戲樓”。戲樓臺面由六根抱柱支撐，翼角飛翹，臺口前伸，三面敞開。臺上木屏風雕二龍戲珠圖案，屏風上方懸“演古吟風”匾額，上下場門楣書有“想當然”、“莫須有”，耐人尋味。臺口抱柱上書有楹聯“一曲陽春喚醒今古夢，兩般面貌做盡忠奸情。”在戲臺梁柱等木構件上雕刻彩繪各類故事50多幅，其中三國故事有：趙子龍大戰長坂坡、諸葛亮舌戰群儒、蔣干盜書、三英戰呂布、連環計、空城計、關羽千里走單騎、華容道義釋曹操等35幅。戲臺前檐垂花柱上方圓雕長坂坡，是一幅趙云單騎救主的長卷式畫面。高約一尺，寬約四尺的有限空間，從上至下分幾個層次刻畫了30多個人物。中間趙云騎在四蹄騰空的白馬上，懷抱阿斗，奮力拼殺；迎面一穿紅袍者是曹操，正在揮手發令；四周曹軍馬步將士，將趙云團團圍住，揮槍舞刀，吶喊沖殺。整個作品場面宏大，層次清晰，人物傳神，極具動感，給人留下極為強烈的印象。在戲樓背面（即會館山門）的墻面上，布滿了鏤空精雕、細膩絕妙的磚雕藝術品，題材廣泛、內容豐富。有劉備請諸葛的“三顧茅廬”、郭子儀慶壽的“全家福”、包公“寒窯迎太后”的戲文；有文人逸事的“四愛圖”、“三酸圖”；有傳說中的神仙故事“魁星圖”、“爛柯圖”等；還有“九獅圖”、“雙鳳戲牡丹”、“松鶴延年”、“葵花向陽”等50余種瑞獸花卉圖案。琳瑯滿目，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郭子儀上壽”圖。唐朝中興名將、汾陽王郭子儀端坐廳堂正中，面帶微笑，敦厚慈祥，儼然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壽星形象。兩旁七子八婿、文武百官，或騎馬、或步行，陸續前來朝拜祝賀，場面熱烈。左上角雕一組扶老攜幼看熱鬧的人群，更增加了歡樂氣氛。技藝高超的工匠將40多個各具神態的人物形象雕刻在高不及二尺，寬不到七尺的墻面上，并襯以用鏤空手法雕刻的亭臺樓閣，花草樹木，絲毫不顯得繁亂擁擠，反而使畫面向不同的縱深方向發展延伸，從而取得了使觀者產生更多聯想的藝術效果。

蘇州是我國華東地區重要的繁華商埠，向為山西商人矚目。明中葉實行“開中法”，山西商人紛紛南下，蘇州是山西商人云集的城市之一。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春，由山西商人集資在蘇州城外山塘半塘橋開工興建山西會館，歷時12年，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秋，才竣工建成。咸豐十年（1860年），清軍與太平軍作戰時，將此會館焚燒。光緒五年（1879年），山西匯票、辦貨、印帳三幫客商再次集資，購置蘇州城內平江路中張家巷舊庭院宅，新建會館，名為全晉會館，又稱三晉會館。此工程用了33年時間，直至民國元年（1912年）才大功告成。會館內建有一座造型別致的戲樓，坐南朝北，與關帝殿相對，單檐歇山頂。臺基高2.7米，臺寬6.5米，進深6.24米。兩根朱紅明柱托頂。臺邊圍有俗稱“吳王靠”的弓形欄桿，形成約36平方米的正方形舞臺。臺頂屋面覆蓋黑筒瓦，龍形吻脊，飛檐翹角。檐下額枋綴飾浮雕雙鳳對翔、二龍戲珠、金獅倒垂臺柱，蝙蝠靜伏裙壁。臺頂中心為造型結構十分奇特的“雞籠頂”藻井。藻井內壁將324只黑色淺雕蝙蝠和306朵金黃色園雕云頭鑲嵌在由數百塊黑色小板拼成的底板上，分別排成18只黑色蝙蝠圖案和十八塊金黃色云頭圖案，相依相繞，盤旋18圈，匯集在藻井頂端中央銅鏡上。整個“雞籠頂”用大紅底色做烘托。銅鏡與四方形的臺面上下對照呼應，構成天圓地方、天動地靜的意境。這種高超的建筑手法，不僅使戲樓壯麗美觀，而且應用了聲學原理，使演唱者的聲音產生共鳴，從而得到余音繞梁的音響效果。這座戲樓受到國內外許多專家學者的高度評價和贊賞，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一文中說：“蘇州有一個規模不小的中國戲曲博物館，我多次陪外國藝術家去參觀，幾乎每次都讓客人們驚嘆不已。尤其是那個精美絕倫的戲臺和演出場所，連貝聿銘這樣的國際建筑大師都視為奇跡，但整個博物館的原址卻是三晉會館，即山西人到蘇州來做生意時的一個聚會場所。說起來蘇州也算富庶繁華的了，沒想到山西人輕輕松松來蓋了一個會館，就把風光占盡。要找一個南方戲曲演出的最佳舞臺做為文物永久保存，找來找去，竟在人家山西人的一個臨時俱樂部里找到了。”

山東聊城山陜會館有一座造型獨特的倒坐戲樓，坐東朝西、臺基高2米，為三層三間重檐歇山建筑，上連以遮雨過樓同山門相接。正脊為歇山式，又與左右各出歇山，朝東北、東南方向各伸出兩個挑角，朝西北、西南方向各伸出三個挑角，呈十翼角。看去如鳳凰展翅，似俊鳥爭飛，顯示出生氣勃勃的氣勢。戲樓正面為三間臺口，檐下五塊木質額枋，透雕有“福祿壽”三星及人物、飛龍、花卉等。檁條有彩繪《桃園結義》、《三戰呂布》、《贈赤兔馬》、《斬顏良》、《封金掛印》、《灞橋挑袍》、《古城相會》等頌揚關羽的 戲畫。八根檐柱上刻有楹聯兩副，其中一聯為“宮商合奏，賞心時金榜題名、洞房花燭；扮演成文，快意在坦途駿馬、高帆順風”。此聯隱含儒、商并重之意，并體現了山西商人的理想與追求。戲臺藻井，彩繪著團鶴祥云，似有福比天高之意。特別是精工細作的復臺結構，更是比較少見。它不僅可以與北京頤和園中的德和園大戲臺相媲美，而且還可以和故宮的淑芳齋戲臺爭高低。該戲樓始建于清乾隆八年(1743年)，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重修，據《重修山陜會館戲臺山門鐘鼓亭記》碑文記載：“斯役也，梓匠覓自汾陽，梁棟來自終南，積慮勞心以有今日。今眾商聚集其中者，肫然藹然，如處秦山晉水間。“遍觀其戲臺，基廣十數弓，高出云表，前三楹與正殿對峙。上可容梨園子弟百余。歲時報賽，霓裳羽衣爭輝于金碧璀璨中，雖天上瓊樓玉宇何讓焉”。在戲樓后臺的南、北、東三面墻壁和兩側室內四壁上，至今留有從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到民國八年（1919年）山西、山東等省戲曲班社藝人在此演出的許多舞臺題記，其中涉及山西戲班的有多處，如光緒口年十月，山西澤州府鳳臺縣（今晉城）全盛班演出了 《一捧雪》、《二進宮》、《三上殿》、《四才子》、《五神宮》、《六人節》、《七人賢》、《八仙圖》、《九連燈》、《十美鏡》等劇目。這些題記，對研究我國戲曲史有著極為重要的史料價值。佇立在寬敞的戲場院中，凝視著這座由家鄉工匠修造的戲樓，遙想當年家鄉戲班在此演出的盛況，那鏗鏘有力、慷慨激越、熱耳酸心的梆子腔聲仿佛回蕩在耳邊，久久不能散去。

在甘肅、新疆、內蒙、遼寧等邊遠地區也有不少晉商會館戲樓，至今保存完好且具有代表性的是甘肅張掖山西會館戲樓和內蒙多倫山西會館戲樓。

張掖山西會館戲樓始建于清雍正二年（1724年）。戲樓坐東朝西，建在山門之上。磚木結構，青筒瓦覆蓋，屋脊龍獸陶樓裝飾。額枋、斗拱、雀替木雕彩繪，裝飾華麗。四

山東聊城山陜會館

山東聊城山陜會館

根明柱支撐梁架，臺口用木雕裙板裝飾，并圍有欄桿。戲樓通高10米，寬8.25米，深4.25米。戲樓兩側建有面闊七間高兩層的看樓，戲樓前的庭院可容納千余人。

內蒙多倫山西會館戲樓，俗稱“水鏡臺”，始建于清乾隆十年（1745年），道光年間和民國年間曾做過兩次大的修繕。戲樓坐南面北，臺基用長方形條石砌成，高約八尺，呈凸字型，兩旁有階梯上下。兩根大紅明柱支撐臺頂前半部分，樓頂四角飛檐高翹，斗拱、梁架均施彩繪。戲樓正中懸掛雕刻鎏金花邊的長方形匾額，上書“水鏡臺”三個大字。會館院內還有一座小戲臺，其建筑形式同大戲臺相似，是專供會首及家眷內部看戲的演出場所。據傳，多倫的山西客商每年都要邀請張家口的山西梆子戲班來此演出兩、三個月，而且演出劇目不得重復。

商路即戲路。熱愛家鄉、熱愛家鄉戲曲的晉商是山西戲曲的支持者和傳播者。他們不僅在本省不惜重金修蓋戲臺，組建戲班，創辦科班，促進了山西戲曲的發展和繁榮，而且他們走到哪里，就把具有本土特色的戲樓蓋到哪里，并把家鄉戲班帶到哪里。商以戲繁榮，戲以商遠播。晉商是山西戲曲的經濟支柱，也是山西戲曲走向全國的重要橋梁。晉商將山西戲曲推向全國，通過與各地的戲曲文化相互交流。既促進了自身藝術的提高，也對各地戲曲藝術的繁榮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如河北梆子、河北西調、山東棗梆、內蒙二人臺、遼寧喇叭戲等就是受山西戲曲的影響而形成的地方戲。晉商為山西戲曲文化乃至全國戲曲文化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功不可沒。晉商熱愛戲曲藝術、支持戲曲藝術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

山東聊城山陜會館

六 底蘊深厚 彌足珍貴

晉商會館是晉商當年馳騁天下，搏擊商海的真實記錄，是我們了解晉商，認識晉商文化、三晉文化難得的活教材，也是研究明清以至近代特殊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活化石、活典籍。

晉商會館所包容的文化內涵十分豐富，其文化底蘊也非常厚重，它涉及到宗教、歷史、政治、經濟、軍事、商貿、哲學思想、倫理道德、民風民俗、民間藝術、建筑藝術等諸多領域。晉商會館可供研究的內容十分廣泛，人們可以從社會學、民俗學、經濟學、商業學等方面進行研究，也可以從建筑學、藝術學、戲劇學、美學的角度深入探討。可以說，晉商會館像一部讀不完的博大精深的百科全書。

晉商會館作為晉商為我們留下的歷史文化遺產，十分珍貴。這種珍貴絕不僅僅表現在物質形態上，更為珍貴的是它使我們強烈感受到蘊藏在晉商會館中的那種令人震撼和令人敬佩的晉商精神——即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闖蕩天下的開拓精神，敢為人先的創造精神，誠實守信的仁義精神，同舟共濟的團隊精神，不甘人后的進取精神。這種精神就是偉大的民族精神，也是中華民族永遠強盛的根基和靈魂。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在構建和諧社會的當今時代，特別需要繼承和弘揚這種精神。

有一種財富叫精神。記載著山西商人智慧和傳奇的晉商會館，作為物質形態，雖大都已消失，但體現在晉商會館中的晉商精神，卻永遠不會消失。在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長河中，這筆無比珍貴的財富將與天地共存，與日月同輝，永遠閃耀著璀璨的光芒。

《晉商會館》一書即將出版，倉促寫下以上文字，謹為對晉商會館的一點粗淺感受，不當之處，敬請讀者指正。

來源：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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