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臨死前最后一晚：腹脹如鼓，哀求醫生救他，不見這個人不閉眼

1967年10月17日，夜色深沉，時針指向凌晨2點30分。

北京協和醫院的一間病房里，六十歲的愛新覺羅·溥儀走完了他這輩子最后一段路。

倒推回幾個鐘頭前，那間特護病房里簡直沒法待，全是撕心裂肺的慘叫聲。

這位曾經坐在太和殿龍椅上的“萬歲爺”，到了這時候，哪還有半點體面可言。

他的肚子鼓得嚇人，那形狀，按當時照料他的護士說法，跟即將臨盆的孕婦沒什么兩樣。

因為腎臟徹底罷工，那要命的毒素排不出去，把渾身憋得全是水。

疼勁兒上來的時候，他死命攥著大夫的胳膊，那架勢幾乎是在哀求，非要打一針“安茶堿”。

其實大夫心里明鏡似的，那玩意兒就是個強心劑，根本救不了命，可病人只想哪怕再多活一分鐘也好。

嘴里除了喊疼，他還一個勁兒地念叨著要吃“河車丸”。

稍微懂點中醫的都知道，那是紫河車——也就是胎盤做的補藥。

在現代醫學已經對他搖頭的節骨眼上，他腦子里那根弦又搭回了舊社會，死活認定那種傳說中的神藥能把他從鬼門關拉回來。

看著挺讓人唏噓：一個接受了十年新思想改造的勞動者，臨了臨了，魂兒還是被舊時代的影子給勾走了。

不過，你要是把溥儀這六十年的身體底子和心里那筆賬翻開細算，就會發現，這副狼狽相還真不是沒來由的。

說白了，這是他拿一輩子在給童年的那場噩夢還債。

眼瞅著快不行了，他腦子里其實就剩下兩根筋：一是本能地想喘氣活下去，二是非得見那個人一面不可。

要是見不著，這輩子算是沒法閉眼。

咱們先算第一筆賬：早就被掏空的身體底子。

直接要了他命的是切除腎癌后引發的尿毒癥。

但這毛病可不是一天兩天攢出來的。

說難聽點，早在宣統皇帝三歲登基那年，這顆雷就埋下了。

大伙兒看戲，光瞅著皇上吃香喝辣。

可要是從生長的角度看，溥儀小時候過的日子，簡直就是一場災難。

三歲，剛斷奶不久的娃娃，硬生生被人從親娘懷里搶走，扔進紫禁城那個四面透風的大籠子里。

在那高墻深院里，壓根沒人把他當個活生生的孩子待。

太監、宮女看見他，要么嚇得跪在地上發抖，要么就在背地里使壞。

為了不讓這位小爺亂跑，或者干脆就是拿他取樂，身邊伺候的人沒少折騰他，甚至有些手腳不干凈的舉動。

后來的檔案里都扒出來了，溥儀還在穿開襠褲的年紀，就遭了罪，被人過早地進行了那方面的刺激。

這種長期的心理高壓加上身體摧殘，直接落下個絕后的病根兒：長大后那一塊兒的功能基本算是廢了。

這就扯出了溥儀這輩子最大的一個誤區——靠吃藥續命。

男人嘛，一旦在那方面抬不起頭，總想著找補回來。

溥儀的路子就是：灌藥。

從十幾歲的小年輕開始，他就跟各種補藥干上了。

他那一套邏輯特簡單：身體不行是因為“虧”，只要往里補，總能補回來。

這個念頭一直跟著他到了偽滿洲國。

那會兒，他住的地方甚至專門辟出屋子存中藥西藥，跟開藥鋪似的。

這賬算下來是這樣的：身子虛是因，瞎吃藥是招，把腎臟累垮是果。

那些個不知道啥成分的偏方、猛藥，幾十年如一日地從他腎臟里過。

這哪是治病，分明就是慢性的自我了斷。

一直熬到1966年，等到真讓他去勞動的時候，那個早就千瘡百孔的身體架子徹底塌了。

那年12月23日，人被抬進北京人民醫院，大夫一上手，腎早就壞得不成樣了。

這時候再后悔，那是神仙也難救。

所以，當他臨死前還在喊“河車丸”的時候，那不光是怕死，那是他骨子里的一種執念——他這輩子都在想方設法用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去填那個填不滿的窟窿。

再算第二筆賬：最后那根救命稻草。

躺在協和的病床上，溥儀的腦子其實已經不大轉得動了。

周恩來總理那是真夠意思，親自過問病情，特意把他轉到條件頂尖的首都醫院，還點了名醫蒲輔周老爺子的將。

能想的轍都想了。

他媳婦李淑賢整宿整宿地守著，眼瞅著丈夫遭罪。

因為護士的一個疏忽，尿導不出來，那肚子鼓得跟皮球似的。

那種滋味，沒受過的人根本想象不出來。

就在疼得死去活來的時候，溥儀嘴里斷斷續續崩出來的，始終是那個名字。

“讓我見他…

我要見溥杰…

怎么非得是溥杰？

這可不光是哥倆好那么簡單。

這后面，捆著的是半個世紀的一筆糊涂賬。

溥杰是溥儀的親弟弟，倆人前后腳就差了一年零三個月。

在那場荒唐的歷史大戲里，只有他倆能互相聽懂對方的苦衷。

要把時間軸拉長了看，這哥倆的關系變過三回味兒。

頭一回是小時候。

在紫禁城里，一個是主子，一個是伴讀。

雖說是親兄弟，中間還得隔著磕頭下跪的規矩。

那會兒，在這個冷冰冰的皇宮里，溥杰是唯一能陪皇上玩會兒的人。

第二回味道變了。

1932年日本人搞了個偽滿洲國。

那幫日本人其實心眼挺多，覺得溥杰更聽話，甚至還想讓他娶個日本媳婦嵯峨浩，生個帶日本血統的接班人把哥哥換掉。

那陣子，哥倆中間其實隔著心眼兒呢，畢竟誰都想活命。

第三回才是見真章的時候。

1945年日本一投降，哥倆全成了階下囚，先是被蘇聯紅軍抓了，后來又一塊兒進了撫順戰犯管理所。

在那里面蹲了11年，什么皇冠、萬歲、勾心斗角全成了笑話。

溥儀那人，系鞋帶都不會，誰伺候他？

還得是溥杰。

漫長的改造日子里，溥杰既是弟弟，又是保姆，更是哥哥跟這個新世界中間的一道墻。

1959年特赦回北京，沒了皇權的緊箍咒，也沒了利益的爛攤子，這哥倆終于活成了普普通通的親兄弟。

再加上溥儀沒孩子，那種孤單勁兒上來真要命。

在北京的小胡同里，老街坊常看見這倆老頭互相攙著遛彎。

對溥儀來說，只要瞅見溥杰，就知道自己前半輩子那些荒唐事兒是真的發生過，不是做了場大夢。

回到1967年那個冷得透骨的夜里。

溥儀心里明白，大清早亡了，國事輪不到他操心；身子骨爛了，大夫也回天乏術。

他手里能抓住的最后一點東西，就是這點血緣。

周總理聽說了這事兒，立馬發話：趕緊找溥杰。

那會兒溥杰已經是全國政協委員了。

接到信兒的時候，什么都顧不上了，瘋了似的往醫院沖。

這大概就是老話說的“回光返照”。

當溥杰上氣不接下氣地撞開病房門，撲到床邊的時候，原本眼珠子都要散光的溥儀，居然奇跡般地把眼皮撩開了。

他就那么死死地盯著弟弟。

沒留下什么“朕的大清”之類的廢話，也沒啥豪言壯語。

就是看。

那眼神挺復雜，有對死的怕，有對活著的饞，但更多的是一種松了口氣的勁兒——這世上，好歹還有個流著一樣血的人，看著他怎么從皇帝變成戰犯，又怎么變回個普通人，最后怎么咽下這口氣。

看了一眼，還沒夠，又看了一眼。

緊接著，眼皮耷拉下來，再也沒抬起過。

1967年10月17日，中國歷史上最后那個掛著皇帝名號的人，也沒了。

他走得挺受罪，尿毒癥那是真疼；可走得也算安穩，畢竟最后一眼，看見了最該見的人。

回頭看溥儀這一輩子，全是別人推著走。

三歲坐龍椅不是他想坐，退位不是他想退，被趕出宮不是他想走，當傀儡也不是他樂意，就連自己的身子骨，在那個變態的皇宮里，也由不得他做主。

但在人生的那個終點線上，他做了一個屬于凡人的決定：去他的一代帝王，我就是要見我親兄弟。

這大概是他這輩子，活得最像個人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