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如何抵抗生命的虛無與衰老？

每逢假期，我們人際交往網絡的核心都會從平常的工作職業轉向以血緣親情為紐帶的人群。由此，我們得以如此真切、如此近距離地體察到不同年齡段、尤其是那些已經退休的長輩們不斷演變的生存狀態。不久前過去的這個馬年春節，讓我感觸最深的是，那些平素喜歡舞文弄墨、有藝術喜好或人文素養的長輩，大多精神矍鑠，整體狀態普遍比實際年齡要顯年輕。而那些精神無所寄托的長輩，衰老的痕跡清晰可見，仿佛生命力的流逝速度遠超時光本身，令人扼腕。

親眼目睹這些因精神世界的差異而導致的生命狀態的落差，我不禁思考：在如今這個技術理性主導、效率至上的社會中，我們越來越追求“有用”，卻忽略了“意義”；我們注重“流量”，卻遺忘了“溫度”。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藝術以其非功利性、情感性與創造性，為日漸焦慮卻又無處安放的心靈提供了一種“溫柔的滋養”。通過藝術，我們重新學會感受、學會連接、學會創造，從而在被工具化的日常生活中，重新找回生命的那份鮮活與尊嚴。

長壽密碼：藝術是生命的“活力源泉”

春節來臨時，那些喜歡藝術的老年朋友，他們忙著寫春聯、貼福字，或者組織合唱與集體舞蹈，忙得不亦樂乎！德雷塞爾大學創造力研究實驗室的一項神經成像研究表明：當人沉浸在藝術創作中時，往往會進入一種“心流”狀態。此時，人們會高度集中于當前的任務，自我意識消失，時間感模糊，人們會全神貫注于當下，這種體驗與狀態本身就是一種積極的獎賞和深度的精神按摩，能帶給人極度的滿足感和充實感，從而減少精神的焦慮，以及對身體的損耗。

我一位朋友的父親，喜歡畫畫，退休之前因為工作繁忙不能如愿，退休之后，終于可以專心搞創作。如今80多歲高齡，身體狀態、精神狀態卻是越來越好，一心想著如何在藝術上提升自己，常常讓他不自覺進入“心流”狀態，忘記了時間的流逝，甚至不知老之已至。神經科學的研究表明，當人欣賞或創作藝術時，大腦的多個區域會被同時激活：視覺皮層處理形式與色彩，邊緣系統產生情感共鳴，前額葉進行意義解讀。更重要的是，藝術體驗能夠促進多巴胺的分泌，這是一種與愉悅、動機密切相關的神經遞質。換句話說，藝術直接在生理層面為生命注入活力，是身心健康的秘訣。

對大多數人來說，退休意味著從一種社會角色中解脫出來，但作為個體還要繼續在這個社會中生存下去，那么如何重建自己的價值與尊嚴？我想，很多老年朋友選擇藝術，是因為藝術是幫助他們整理人生、對抗孤獨、與時間和解的一種有效方式，同時也是增加社交話題與場景的一種手段。如今隨著科技的發達，藝術的逐漸普及，普通人接近藝術，或者說從事藝術創作的機會與可能性在不斷增加。人們既可以用筆與顏料，也可以用相機與手機，或畫畫，或書法，或寫作，或拍攝，依托各種AI技術與應用軟件，以及發達迅疾的自媒體，攜帶著熱氣騰騰的生活，成為藝術的創作者或者評論者。積極心理學認為，個體的心理健康不僅取決于“消除負面”，更依賴于“積累正面”。藝術活動能夠增強人的自我效能感、希望感和韌性。這些心理資本的累積，正是“活力”的內在來源。

社交媒介：藝術創造了許多非功利的社交場景

當藝術為個體注入了源源不斷的活力后，這股活力自然會向外流淌，尋求連接，這便是藝術作為社交媒介的天然屬性。人們對藝術的偏好，比如分享一首冷門的歌曲，或討論一個獨特的審美觀點，本質上是在尋找同類。這種基于審美趣味的社交，往往能建立起更牢固、更深入的連接。因此，藝術在社交中實際上是在不斷釋放自己的“信號”，并提供了一個共同關注且超越功利性的第三者，讓交流可以溫和、漸進地展開。

假如我們面前是一個空曠的廣場，人們可能就匆匆走過，但如果廣場上出現一件雕塑或者裝置，或者一場街頭音樂表演，人們往往會停留與駐足，好奇心會催生自發的交流：“你覺得這是什么？”“幫我在這拍張照吧。” 藝術像一個磁鐵，把原本毫無關聯的路人聚集在一起，創造出很多社交的機會，此時空間從當初的“通行空間”變成了“停留空間”和“交往空間”。

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曾指出，社會世界是由一系列相對自主的“場域”構成的。藝術的力量在于它能將純粹的物理空間轉化為具有特定邏輯的交往場域。當藝術介入一個空間，它便賦予了該空間一套新的“游戲規則”。在這個場域中，人們的行動邏輯從日常的實用功能，轉變為節日的“停留”與“互動”。藝術打破了日常空間的功能慣性，使其成為一個可供陌生人進行符號交換和意義共享的平臺。

藝術界可能都還記得，奧拉維爾·埃利亞松于2003年在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的渦輪大廳中，制造了一輪巨大的“人工太陽”。許多觀眾紛紛不由自覺地躺在“陽光”下的地板上，這種放松的姿態極大地降低了社交的心理門檻。因此，藝術創設了一個去階層化的公共客廳，讓素不相識的人在同一片人造天空下共同體驗、交流和休憩。

在許多城市的社區里，都活躍著由退休老人組成的合唱團。退休后，社會角色的喪失、子女的遠離、身體的衰老，往往帶來巨大的失落感與孤獨感。而每周的合唱排練成為他們生活中很重要的事情，一位78歲的團員說：“每次唱完歌，心里特別透亮，什么煩惱都沒了。”這種“透亮”正是心流體驗后的心理凈化。對于這些老人而言，合唱不是表演，而是讓原本可能日漸枯竭的晚年生活，重新涌起活力的溪流，藝術成為他們重新編織社會關系的紐帶。

根據社交心理學的理念，兩個主體之間直接交流往往存在心理屏障，藝術在此扮演了“第三物”或“過渡性客體”的角色。藝術作品的晦澀性、多義性或震撼性，為社交提供了安全的話題緩沖區。它并非指向任何具體的功利目的，而是提供了一個雙方可以共同凝視、共同解讀的客體。這種“共同關注”產生了主體間性，這就像兩個陌生人同時仰望同一片星空，雖未交談，卻在星光下達成了一種無聲的理解與陪伴。

在藝術的場域中，觀眾因剝離了社會身份，將其還原為純粹的“感知主體”。在這種狀態下，人們更容易產生情感的同頻共振，從而打破現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原子化狀態，重新編織起柔軟而堅韌的人際關系網絡，并滿足了人作為社會性動物最根本的需求：建立連接、尋求認同和共同表達。

對抗虛無：普通人通過藝術創造確證存在

然而，藝術最深層的滋養，不僅僅在于連接你我，更在于讓每一個孤獨的個體，在面對浩瀚的虛無時，能夠堅定地確認“我，就在這里”。近年來，一群被稱之為“打工詩人”“外賣詩人”“快遞詩人”開始進入公眾視野。平常，他們每天穿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面對的是系統算法的精確計時、高強度的工作節奏，以及相對單調的生活空間。然而，當“外賣詩人”王計兵，寫下“趕時間的人沒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時，他不僅僅是在傾訴個人的辛苦，更是在為千萬個穿梭在樓宇間的騎手們命名這種生存狀態。在此之前，那種“永遠的下一站”的虛無感可能是模糊的、不被看見的。現在被精準地表達出來，虛無就被具象化了，而能夠命名虛無的人，便站在了虛無之上。

作家加繆說：“誕生到一個荒謬的世界上來的人唯一真正的職責是活下去，是意識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反抗、自己的自由。”“礦工詩人”陳年喜在詩中寫下的“我在五千米深處打發中年”，這些濃縮了其作為礦工生命體驗的詩句，可能比他個人的生命更長久。當一個人意識到自己的痛苦、愛與尊嚴能被文字承載并流傳時，他的存在便獲得了一種歷史的重量。“打工詩人“許立志在詩中寫道：“工作，睡眠，工作，睡眠，這就是我們的生活，一片葉子該有的脈絡”，這種對重復性的洞察，正是對“異化”的清醒意識。能夠意識到荒謬，本身就是對荒謬的超越。

詩歌的偉大之處在于，它用最精煉的語言，抵達了日常語言無法抵達的深度。然而，這些草根詩人用詩歌對抗虛無的方式，其實并非源于高深的理論，而是源于最樸素的生存本能，當勞動將人異化為工具時，詩歌將他們重新還原為“人”。

現代人最大的疲憊之一，來自于長期的“角色扮演”。在單位是“員工”、是“下屬”；在家中是“父母”、是“子女”。這些角色都有明確的社會期待和行為規范。久而久之，人會迷失在這些面具之下，產生“我到底是誰”的困惑，而藝術創造提供了一條回歸自我的通道。

我認識一位從事審計工作的女生，周末，她報名了一個成人油畫班。在畫室里，她可以不用考慮任何人的期待，大膽地使用撞色，畫出扭曲的線條。她畫得并不好，但她說：“握著畫筆的那兩個小時，我不是任何人的下屬，也不是任何人的依靠，我只是我自己。那個被數字封印的、感性的、會做夢的我，又活過來了。”一群素未謀面的全職主婦和白領女性，組成了一個線上寫作小組。每周一個主題，大家匿名寫作，然后互相點評。在這里，她們分享的是內心深處最隱秘的感受、最不被理解的夢想。畫畫也好，寫作也罷，總之，這些藝術創作讓她們從單一的社會角色中抽離出來，滋養了那個被壓抑的“本我”。

事實上，對于很多普通人而言，藝術往往不是謀生的手段，也不是對抗生存壓力的吶喊，而是一種“精神的呼吸”。在一個被效率、責任和瑣事填滿的世界里，藝術為個體開辟出一塊屬于自己的、自由的、無用的空間。人并非先有固定本質然后去生活，而是在生活的過程中不斷生成自己，而藝術讓人在行動中確證自己，我不是一個被定義的客體，而是一個能夠定義自我的主體。

在這個AI可以寫詩、作畫的年代，我們或許更應珍視藝術中那份‘笨拙’與‘無用’。因為藝術的終極價值，不在于產出完美的作品，而在于那個不完美的、正在感受和創造的人。當技術試圖將我們量化時，藝術提醒我們，生命的溫度，恰恰藏在那些無法被算法捕捉的心流時刻，藏在陌生人因一幅畫而相視一笑的瞬間，藏在一個疲憊的打工人在詩句里為自己靈魂命名的尊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