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殷汝耕這個名字,喜歡看歷史,尤其是近代史的大概都知道。抗戰那會兒,這倆字兒在報紙上一出現,老百姓見了都得啐口唾沫。要論漢奸,比他名頭大的確實還有,汪精衛、周佛海、陳公博,哪一個拎出來都比他有分量。可殷汝耕占了個“先”——他是抗戰全面爆發前,頭一個跳出來公然宣布“獨立”、成立偽政權的。就沖這個“頭一份兒”,他也得在漢奸榜上牢牢占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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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人一輩子就干了兩件事兒:頭一件是變著法兒地巴結日本人,第二件就是把自己給作死了。
說起來也怪,殷汝耕打小還是個苦孩子。他爹是個捐來的小官,帶著一身銅臭味兒在官場上受盡了白眼,沒幾年就死了。大哥拉扯著他長大,供他念書,還送他去了日本留洋。那時候能出國留學的,那都是人中龍鳳。可誰能想到,這一去日本,就把魂兒丟在那兒了。
他日語學得好,一口流利的東洋話,在日本的時候給孫中山當過翻譯,也算見過大世面。可這人有個毛病——太會來事兒了。在日本那幾年,正經學問沒學多少,倒是跟日本的特務、浪人們打得火熱。那時候他就琢磨出一條道兒來:這年頭,跟日本人走得近,吃不了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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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真讓他琢磨對了。回國以后,他靠著這層關系,在國民黨里頭混得風生水起。蔣介石跟日本人打交道,得有個翻譯吧?殷汝耕上。簽《淞滬停戰協定》,得有個人跑前跑后吧?殷汝耕干。《塘沽協定》談判,又缺不了他。那時候的他,算是國民政府里頭的“日本通”,誰見了他都得客氣兩句。
可這人心里頭,早就把自己當成日本人了。
1935年,日本人要在華北搞“自治”,想找個中國人出頭露面。挑來挑去,選中了殷汝耕。為啥選他?不是因為他多有本事,是因為他聽話。11月24號這天,殷汝耕在通州宣布成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后來改名叫“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自個兒當了委員長。
國民政府氣得夠嗆,當天就下令通緝他。可有什么用呢?通緝令是發了,人就在日本兵的保護下頭坐著,誰也動不了他。那幾年,冀東二十二個縣讓他折騰得夠嗆。日本人想挖礦?挖。想走私?走。想販毒?販。老百姓的日子是沒法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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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殷汝耕覺著自己行了。穿著西裝,打著領帶,出入有日本軍官陪著,逢人便說“中日提攜,東亞和平”。他不知道,在日本人眼里,他就是條狗。狗能跟主人平起平坐嗎?
1937年,盧溝橋事變剛過去沒幾天,他手底下的保安隊受不了了。兩個總隊長,一個叫張慶余,一個叫張硯田,帶著兵造了反。那天晚上,通州城里槍聲響了一夜,殷汝耕讓人從被窩里揪出來,五花大綁塞進了囚車。
他命大。隊伍往北平撤的時候,日本飛機來轟炸,押送他的人給炸散了,他趁亂跑了。跑到日本人那邊兒,本想求個庇護,結果人家把他關進了大牢——通州事變里頭死了不少日本人,這筆賬得算在他頭上。
關了五個月,放出來了。日本人給了他三條規矩,頭一條就是不許搞政治活動。從“委員長”變成個閑人,這滋味兒比坐牢還難受。他窩在家里頭憋了好幾年,翻運河的書,看水利的圖,琢磨著等日本人打到南方去,他這份“學問”總能派上用場。
1944年,機會來了。日本人點頭,汪精衛那邊給了個“治理運河籌備處主任”的差事。他樂壞了,熬夜寫計劃,畫圖紙,滿心想著這回要干出點兒名堂來。可他不知道,汪精衛那幫人根本不拿他當回事兒。折騰了幾個月,什么也沒干成,他又灰溜溜地回了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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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8月,日本投降了。
這回他跑不了了。9月,國民政府的特工找上門來,把他從北平押到南京。一路上他挺平靜,該吃吃,該睡睡。他心里頭存著個念想:我替日本人干了這么多年,國民政府要查漢奸,頭一個得查那幫當大官的,我算老幾?大不了關幾年,過些日子就出來了。
1946年6月27號,首都高等法院第一次開庭。法官問他有沒有罪,他說沒有。法官又問了一遍,他還是說沒有。法官把卷宗往桌上一摔,一件一件念給他聽。念到一半,他低下了頭。
10月31號,判決下來了:無期徒刑。他松了口氣,覺著這事兒就算過去了。他那些年在冀東刮地皮刮下來的錢,夠他后半輩子舒舒服服在牢里待著。
他不服,上訴了。
這回上訴,把他自個兒給上死了。
1947年7月31號,第二次判決下來。法官念了四個字:判處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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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站在被告席上,臉上的肉抖了抖,嘴唇動了動,沒說出話來。他不明白,怎么就改判了呢?
其實他應該明白。那年頭,國民政府審漢奸,審了兩年多,槍斃了好幾百個,可老百姓還是不依不饒。報紙上天天罵,參議會里天天催,都說懲辦漢奸不徹底。殷汝耕是誰?是頭一個宣布“獨立”的,是開這個頭的。這樣的人不殺,怎么跟老百姓交代?
他不服,又上訴。
11月8號,最高法院的裁定下來了:駁回上訴,核準死刑。
這回,他徹底沒話說了。
12月1號那天早晨,南京的天氣陰冷陰冷的。法警推開牢房門的時候,他正坐在鋪上發呆。押出去的時候,他腿有點兒軟,走得慢,法警在后頭推了一把。
路過院子的時候,他突然站住了。跟押送的人說,讓我念幾聲佛吧。
沒人理他。
他被按在地上的時候,眼睛閉上了,嘴里嘟嘟囔囔的,不知道是在念佛還是在念叨別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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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響了。
這個人一輩子投機,一輩子鉆營,一輩子想著怎么靠上日本人往上爬。到頭來,什么都沒剩下。他以為自己聰明,會來事兒,能左右逢源。可他忘了一件事兒——人活一世,有些底線是不能碰的。碰了,就得拿命還。
那年他五十八歲。從他宣布“獨立”那天算起,正好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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