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發現的大冢牙璋談二里頭式牙璋結構的演變

摘要：牙璋被認為是二里頭最具影響力和生命力的高等級禮玉，可能在早期國家形成階段有著重要的政治含 義。本文新公布了二里頭遺址大冢南側Ⅵ區采集到的一件牙璋，通過對牙璋扉牙的細部特征分析，推測該牙璋 制作年代介于二里頭ⅤM3 ∶ 4和ⅦKM7 ∶ 5兩件牙璋之間，進而探討二里頭遺址出土牙璋的早晚關系，嘗試重建 二里頭式牙璋結構形成過程。

2021年6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 里頭工作隊隊員張飛與河南省洛陽市偃師區翟鎮 鎮圪垱頭村村民、二里頭第一件青銅爵發現者郭 振亞交談中得知，他早年在遺址中采集到一件墨 綠色玉器，經過觀察實物，張飛認為該件玉器具 備牙璋扉牙部分的特征。之后郭先生將玉器送至 工作隊駐地，由在隊工作的筆者等人進行實測研 究。據郭振亞回憶，該件文物系他年輕時在二里 頭宮殿區北，大冢南側附近拾得，后一直保存在 家中。經郭先生確認，文物出土地點大概位于遺址第Ⅵ發掘區內，該區域1984年曾清理出數座二 里頭文化四期早段貴族墓葬，為貴族墓聚集區。 以下將該牙璋稱為大冢牙璋，該件牙璋具有典型 的二里頭牙璋特質，本文擬從細部特征及制作工 藝等角度探討其與二里頭遺址出土諸牙璋的關系。

一 大冢牙璋的屬性信息

大冢牙璋通體呈墨綠色，殘斷，僅存一側扉 牙以及柄部和本體的一小部分。（圖一） 拾得時為本體斷開的兩碎片，斷口 吻合可拼接，應是埋藏前經 過毀器處理，經郭先生粘連 成一整體。從斷面觀察可見 礦物的顆粒狀晶質結構。大 冢牙璋 B 面及 C 面附有大量 板結的土塊和泥點，A 面除 少數泥點外，無肉眼可見附 著物。殘長 10.49 厘米，殘 寬 5.31 厘米，厚 0.74 厘米， 整體造型上具有典型的二里 頭牙璋風格特征。值得注意 的是，該牙璋扉牙部位由龍 （獸） 頭、小齒、大齒幾部 分組合而成，盡管 C 面已被 結塊土壤包裹，仍可辨識出 小齒共兩組，每組由兩個小 尖齒組成，這是二里頭文化 第三期才出現的二里頭式牙 璋 最 典 型 的 指 紋 特 質 ［1］， 即龍牙璋“4-2-2-1”扉牙的變體，延續了獸頭 和“2-2-2-1”的扉牙結構，兩面均見垂直于扉 牙的平行弦紋，以三條為一組，AB兩面各四組。 扉牙長5.48厘米，參考二里頭遺址既往出土 四件牙璋扉牙的長度在 5.91～7.44厘米的區間及 器身總長都在50厘米左右的屬性，可以推算大冢 牙璋完整長度應在40厘米以上。

二 大冢牙璋的文化歸屬

大冢牙璋的年代歸屬，仍需借鑒于二里頭遺 址出土的其他玉器，因此我們先對二里頭遺址考 古出土牙璋進行分析。二里頭遺址迄今共出土牙 璋四件，分別出于三座高等級貴族墓葬中，兩座 墓葬在分期上屬于二里頭文化第三期，一座墓葬 被劃歸于第四期。盡管年代接近，牙璋之間仍然 存在一些形態上的差別。具體而言，牙璋本體和 柄部位置的形態都較為穩定，扉牙位置的變化最 為明顯，因此扉牙可能成為辨識牙璋年代早晚的關鍵位置［2］ 。第三到第四期之間的牙璋風格，反 映出一個動態發展的趨勢。鄧聰與王方曾撰文指 出，二里頭牙璋具有普遍巨大化、龍形扉牙及三 段臺階式的結構［3］ 。巨大化，主要體現在牙璋的 尺寸上，由龍山文化較為常見的20～30厘米，擴 大至 50 厘米左右；龍形扉牙，指牙璋扉牙的前 端，呈現張嘴龍頭的形態，連同龍頭身后的列齒 和大齒，共同組成一個矯若游龍的形象，二里頭 之后的牙璋大多繼承了這種扉牙傳統；三段臺階 式結構，指牙璋的本體、扉牙、柄部三段構成了 相對獨立的三個整體，在側邊上呈現階梯狀起 伏。龍山文化所見的牙璋扉牙全部都附在牙璋本 體兩側，由本體伸展開，自二里頭 80ⅤM3 ∶ 4 始，出現了與本體、柄部有明確分界的扉牙，劃 分出一片獨立區域，之間有成組平行弦紋分布。 龍山時代牙璋的扉牙左右兩側一高一低是常態， 而二里頭所有牙璋，兩側扉牙均處于同一水平高 度上，雖然同屬于二里頭文化第三期，相較Ⅴ M3 ∶ 4 來說，ⅢKM6 ∶ 8 扉牙形態較原始，且ⅢKM6 ∶ 8、ⅤM3 ∶ 5 兩者的扉牙 仍依附于本體兩側，未形成分 段臺階式結構。可見在二里頭 式牙璋的傳統確立之前，存在 著一個二里頭式牙璋的形成 期，在形成期中，山東龍山式 牙璋、石峁式牙璋的某些特征 仍得以延用保留，而后又被摒 棄取代，并且這個過程并非一 蹴而就，在二里頭三四期之際 不斷遞進，最終誕生了以龍形 扉牙為核心的龍牙璋，擴散至 整個東亞。我們認為這并非是 一種簡單的傳播繼承關系，而 是 對 知 識 、 技 能 有 意 識 地 選擇。

（一）ⅢKM6 ∶8 Ⅲ KM6 ∶ 8 牙 璋 （圖 二 ： 3） 的出土單位 1976ⅢKM6 為 高等級貴族墓葬，從層位和典 型器物的類型學上分析均屬于 二里頭三期晚段［4］ 。有多位學 者曾指出，ⅢKM6 ∶ 8牙璋的年 代略早于ⅤM3 ∶ 4和ⅤM3 ∶5［5］ 。 以扉牙的形態觀之，該認識十 分合理。ⅢKM6 ∶ 8牙璋的扉牙 十分奇特，每側扉牙都有兩組 列齒構成鉗嘴形的突齒，突齒 之間有一條起伏不規則的凹 陷。兩齒之間的起伏位置看似 不規則，然兩側完全對稱，凹 陷也由帶弧度條形礪石研磨形 成，四處大小、形態相近的內 凹夾著三處形狀各異的凸起，或稱之為細齒，可 見該牙璋的扉牙是專門磨礪而成，且有著特定 形態。 ⅢKM6 ∶ 8牙璋的兩個大型突齒極為特別，在 二里頭玉器中僅有82YLⅨM5 ∶ 1的玉刀上有相同 的發現，鄧聰將之命名為“列齒式”扉牙，可見于山東大汶口及龍山時期的玉器上［6］ 。相似的扉 牙被施用于牙璋僅見于山東羅圈峪采集的YL ∶ 10 牙璋 （圖三：1），經欒豐實考證，該牙璋應屬大 汶口晚期［7］ ，是目前所知最為古老的牙璋。除扉 牙外，山東牙璋還為二里頭牙璋貢獻了本體和柄 部沿器物中軸對稱的特質，羅圈峪YL ∶ 10整體端莊周正，左右兩側扉牙位于同一高度上，柄部整 體沿牙璋中軸對稱，底邊平直，與左右兩側邊基 本垂直。

上述這些特征均在二里頭牙璋中有普遍體 現，而二里頭之前，僅在山東龍山文化期大范莊 LD ∶ 211 牙璋 （圖三：2）、河南新砦期花地嘴牙 璋中可以尋得其共性。鄧聰、欒豐實等人也都已 論述過花地嘴牙璋與山東牙璋的密切關系，看似 二里頭牙璋柄部的形態和扉牙的對稱是承襲自新 砦，實際上大汶口晚期的牙璋列齒傳統為我們揭 示了更為久遠的文化記憶。ⅢKM6 ∶ 8牙璋前后兩 齒也略有不同，看似形制一致，然而中間研磨出 的凹字形開口卻大小不一，靠近刃沿一側較小， 靠近柄部一側較大，具有某種象征意義，這種結 構在ⅤM3∶ 5上也有所體現。

（二）ⅤM3 ∶ 5 位于圪垱頭村公墳南側的 1980ⅤM3 墓葬是 二里頭迄今為止出土牙璋最多的墓葬，ⅤM3 ∶ 4、 ⅤM3 ∶5兩件牙璋鋒刃朝向一北一南置于墓葬正中 位置。雖然埋藏時間相同，兩件牙璋在類型學 上，仍有諸多差別。鄧聰指出，ⅤM3 ∶ 4和ⅤM3 ∶ 5 代表了二里頭式牙璋的兩大類型，分別是側沿三 臺階型和側沿平緩收束型［8］ ，在向南中國的擴散 過程中，二里頭ⅤM3的兩件龍牙璋可以說是二里 頭式牙璋諸多特質的因素祖型。

ⅤM3 ∶ 5 的扉牙由一大一小兩背向開口的龍 頭組成，頭位置已雕塑出典型的張嘴龍頭造 型，尤其是鼻部的刻畫方式與綠松石龍形器如 出一轍［9］ ，是二里頭時代最早的龍形扉牙。大 頭頭上三齒，頭后一處馬鞍形凹陷又列有兩 齒，小頭頭上頭后皆為兩列齒，兩頭之間有一臺 階式凹陷，凹陷中間列有一組列齒。從結構的視 角來審視ⅢKM6 ∶ 8、ⅤM3 ∶ 5 牙璋的扉牙，可以 發現ⅢKM6 ∶ 8 體現了帶有龍山風格的形成期向 二里頭式龍牙璋演變的過程。在結構主義中， “結構”指的是由一系列相互關聯的要素組成的 整體，這些要素之間存在固定的關系模式或規 則。這些關系和規則構成了整體的內在邏輯和 意義［10］ 。如圖四所示，兩牙璋扉牙呈基本對稱的結構排布，若我們將條形礪石所研磨出的 U 型凹槽視為一個獨立單位，這些凹槽將ⅢKM6 ∶ 8 和ⅤM3 ∶ 5 扉牙的各個位置區分成五個不同的 組別，兩牙璋的扉牙呈近似左右對稱，ⅢKM6 ∶ 8 靠近柄部的齒較大，靠近刃部的齒較小，齒 的大小差異，與ⅤM3 ∶ 5 龍頭一大一小之關系亦 可一一對應，ⅢKM6 ∶ 8 凹陷出的三細齒與龍頭 后的列齒以及二層臺階下的列齒，也相互對 應。（圖四中同色區域）

以上，ⅤM3 ∶ 5 牙璋延續ⅢKM6 ∶ 8 扉牙的排 列規則，盡管構成這種規則的元素形態發生了改 變，但是秩序性的象征結構以另一種方式傳承， 顯示出兩件牙璋在形制之外的聯系，這種結構很 可能代表著某種關聯和暗示，在特定的情境中發 揮作用。此外，兩牙璋在墓葬中的位置及擺放方 式尤為一致，均基本南北向置于墓葬中部位置， 牙璋刃朝南向，可能指向墓主足部，在相同情景 下顯示出一致的使用方式和功能，ⅤM3 ∶ 4 與Ⅴ M3∶5同出一墓，但刃朝北向，兩件牙璋鋒刃朝向 完全相反，柄部錯置，暗示著不同的意義。Ⅲ KM6 ∶ 8 和ⅤM3 ∶ 5 的埋藏年代均屬于二里頭文化 第三期晚段，扉牙也具有相同的秩序結構，但從 二里頭式的龍形扉牙替代龍山時代的列齒來看， ⅢKM6 ∶ 8的制作年代應略早于ⅤM3∶5。

（三）ⅤM3∶ 4 同墓葬出土的ⅤM3 ∶ 4與ⅤM3 ∶ 5兩件牙璋的 早晚關系，同樣可以從扉牙的特征之中得到辨 識。日本學者林巳奈夫首先指出兩者扉牙制作工 藝方面的差異，他認為“（ⅤM3 ∶ 5）在研磨好的 凹陷上進行倒角并取出平面”，而ⅤM3 ∶ 4扉牙的 制作則是石峁牙璋那類系統［11］ 。如圖五所示（圖 五：1、2），ⅤM3 ∶ 5牙璋的扉牙小齒之間的凹陷 位置，均是先以手持的片或條狀礪石在水平方向 上研磨出一定深度，后改變方向，從上方垂直于 凹槽的方向繼續研磨，將凹槽兩端的邊緣打破， 并向下延伸，通過先后兩次不同方向的研磨，與 現代工業倒角的程序幾乎一致，因此林氏謂之 “倒角”，其本質仍是以手持條形礪石在特定位置 銼磨，形成高低起伏的表面，與龍山時代玉器流 行的“減地”工藝本質相同。這類扉牙的雕塑工 藝，同樣見于大汶口—龍山時期牙璧類玉器扉牙 的制作上。（圖五：3）而ⅤM3∶4扉牙部分齒之間 的凹槽，并非是馬鞍形截面，而是矩形截面。 深度遠甚于ⅤM3 ∶ 5，且齒的形狀整齊有序，雖 然也是以銼磨成形，但兩者之間卻有根本差別。 ⅤM3∶4牙璋齒與齒之間銼磨得十分平整，拔地而 起。扉牙的工藝及風格相差迥異，很難認為是同 一時期的作品。此外，兩牙璋扉牙的排列結構亦 差距較大，依前所述，ⅤM3 ∶ 5 扉牙脫胎于Ⅲ KM6 ∶ 8之傳統，如本體的雙翼加持在側，從制作 方法到形態都保留了龍山時代的遺響。ⅤM3 ∶4則 在ⅤM3∶5龍形扉牙的基礎上，創造出三臺階式扉 牙，成為其后三代牙璋的祖型，在二里頭四期到 二里崗階段，中原所見的牙璋均為三臺階型，受 到ⅤM3∶ 4的直接影響，可見在二里頭文化的核心 范圍，牙璋整體的演化進程是三臺階式的扉牙取 代了依附于本體的扉牙，三段式扉牙標志著二里 頭式牙璋穩定結構的確立。由此觀之，ⅤM3 ∶ 4與 ⅤM3 ∶ 5兩者在扉牙結構之關系同樣可以推測制作 年代的先后。 除林氏外，諸多學者也都指出石峁是二里頭 牙璋的主要源頭［12］ ，鄧聰指出復雜式扉牙最早出 現于石峁遺址，因此當命名為“石峁式牙璋”［13］ ，

且二里頭牙璋有些因素是來自石峁式牙璋［14］ 。石 峁牙璋的業字形扉牙與小齒的排列方式對二里頭 龍牙璋的扉牙結構產生了重要影響［15］ ，龍形扉牙 是否為二里頭首創暫無定論，其雛形見于戴應新 在石峁遺址采集的牙璋SSY15 （圖六：1），該牙 璋側沿收束。扉牙下端呈一開口獸頭狀，獸頭中 間位置有一W形凹陷，夾有一突尖。雖結構并不 完全一致，但已具備張嘴獸頭之神形。此外， SSY15獸頭后有兩段由兩小一大三個緊貼本體外 沿的齒構成的山字形牙，每段之間間隔相當，且 有四條陰刻弦紋連接著兩側扉牙相互對應的齒， 每組弦紋之間夾有幾何形方格紋飾，顯示出和二 里頭牙璋的密切關系。二里頭遺址目前所見五件 牙璋，除年代較早的ⅢKM6 ∶ 8 和ⅤM3 ∶ 5 外，其 余三件均于扉牙間施以成組弦紋。ⅤM3∶ 4牙璋鑲 嵌有一綠松石原片，這是大汶口—龍山常見的玉 器傳統，在片狀有刃玉器上開孔并鑲嵌圓形的玉 片或綠松石片，與ⅤM3 ∶4牙璋同一墓葬的一件玉 鉞也被綠松石圓片鑲嵌，這種行為與組合并非單 純的裝飾意義。同時，牙璋柄部有一缺角，由于 拋磨平整光滑，加之附著物較多，難以判斷是有 意切割出缺角還是受限于玉料形態取最大體積的 結果。新石器時代的工具類玉器中常見尾端有一 處缺角或破裂的現象，推測可能因這些工具的原 型多為裝柄使用的石質工具，在裝柄使用過程中 由于反作用力尾端發生崩裂，可能會留下一個類 似的破裂面。可以觀察到夏商時期不少玉錛、玉 鑿尾端是有意以鋸片切出一個平整的斜面，這種 “缺角”行為是否是對這種使用后工具狀態的模 擬，還是玉器制作過程中某種特定的儀式行為， 有待進一步討論。其余幾件二里頭牙璋都未見有 此現象，但這種缺角的傳統，卻在石峁遺址出土 牙璋中十分常見。鄧聰曾提到，石峁牙璋與二 里頭牙璋之間的密切關系，但二者之間存在 缺環 ［16］ 。近年邵晶根據石峁遺址出土牙璋的層 位關系判斷，扉牙形態簡單的“素牙”牙璋和形 態復雜的“花牙”牙璋 （即石峁式牙璋） 存在年 代早晚關系，前者早于后者。石峁式牙璋可能出 現于石峁文化晚期，絕對年代為公元前 3900—3800 年 ［17］，由于石峁文化絕對年代下限早于 1980ⅤM3所屬二里頭文化第三期的絕對年代，故 而張嘴獸頭的扉牙制式和扉牙之間的陰刻紋，應 來自于西北的文化傳統。

三 大冢牙璋的年代推想 由于玉器具備不易損壞可長期使用的性質， 且常有前代遺玉被留用進而出現在晚期單位等現 象發生，導致玉器的生命史過于漫長，玉器的類 型學也因這種種干擾因素并不可靠。然而，對比 二里頭之前龍山時代諸龍山文化出土牙璋和二里 頭之后商代諸遺址出土牙璋，均與二里頭牙璋存 在著一定差異，二里頭文化牙璋具備獨特風格和 穩定的特征性結構，支撐以類型學方式對二里頭牙璋研探。 綜合上述條件，重 新考察大冢牙璋的諸特 點，雖然該牙璋殘缺不 全，但最具類型辨識度 的位置均較好保留，已 兼具三臺階型結構、龍 形扉牙以及扉牙間成組 陰刻弦紋等特征，其上 限理應不早于ⅤM3 ∶ 4的 制 作 年 代 ， 而 早 于 Ⅶ KM7∶5，以下進行詳述。 1975ⅦKM7 ∶ 5 （圖 六：2） 牙璋是非考古發 掘出土的，一般認為其 出土單位為四期晚段的 墓葬。該牙璋整體上延 續了ⅤM3 ∶ 4的二里頭式 特征，但其扉牙的幾個 細 部 特 征 ， 仍 值 得 討 論。首先，ⅦKM7 ∶ 5 的 龍頭被鄭光稱之為“向 背張嘴獸頭”造型，左 右兩邊有兩個形象一致 的獸頭，正向龍頭和背向龍頭的上部沿中間一W 形缺口呈軸對稱，將其與ⅤM3∶4比較，若拋開或 忽視中間的 W 形缺口，與ⅤM3 ∶ 4 的龍頭結構幾 乎一致，近似于石峁式牙璋中的業字形扉牙，若將 ⅦKM7 ∶ 5 龍頭之上每組列齒視為一個完整單位， 前后兩龍頭之上有四組列齒，每組之間間隔相 當，則龍頭整體與業字形扉牙結構幾乎一致。Ⅶ KM7 ∶ 5 龍 頭 間 的 W 形 凹 陷 亦 可 溯 源 至 石 峁 SSY15，似乎在龍頭結構的設計上，年代更晚的 ⅦKM7 ∶ 5 反而顯示出更加強烈的石峁因素。Ⅶ KM7 ∶ 5龍頭后幾組齒的排列形式也與SSY15極為 相似，ⅦKM7 ∶ 5臺階狀凹陷 （龍身） 上有三組列 齒，對應三組弦紋，靠近本體部分 （龍尾） 同樣 有兩組列齒和一個方形平臺，從弦紋看來，尾段 同樣應視作三組獨立的齒，因為即使是分隔臺階結構的方形突柱也有一組對應齒的弦紋穿過，將 方形突柱從中間處研磨出一道深U形凹槽，因而 方形突柱結構上也是作一齒，所以在這組扉牙結 構中，可以視為“龍頭+三齒+三齒”的組合，而 前文已述SSY15為“獸頭+三齒+三齒”的組合方 式（圖六），質言之，ⅦKM7 ∶ 5的扉牙結構深受石 峁式牙璋之陶染。然而，該件牙璋的陰刻線與眾不 同，每條弦紋均具有一定深度，寬度更是ⅤM3 ∶ 4 的二至三倍。

大冢牙璋扉牙同ⅤM3∶ 4結構基本相同，分為 龍頭、頭后臺階式下沉。一個平直的長邊雖被板 結土壤覆蓋，依稀可辨上有兩組列齒，之后臺階 升起，一個方柱形齒聳立，與本體相連。大冢牙璋龍頭僅有一象形輪廓，未 開口，龍頭之上有前后兩 齒，前齒有一處破裂打破了 頂部平整的研磨面，可能是 毀器時造成的。從兩齒之間 的加工程度來看，應將Ⅴ M3 ∶ 4 式牙璋扉牙結構“4- 2-2-1” 簡 化 為 “2-2-2- 1”，因此整體形態呈中間無 齒的舟底形，沿中部一V形 凹陷軸對稱，龍頭后兩組列 齒的組合以及與齒對應的 弦紋與ⅤM3 ∶ 4 關系密切。 又同ⅦKM7 ∶ 5 一脈相通， ⅦKM7 ∶ 5 龍頭上的 W 形凹 陷中夾有一深V形缺口，使 龍頭兩端沿該缺口中軸對 稱。（圖七）ⅤM3 ∶ 4的龍頭 處有隱現三條弦紋，而大冢 牙璋亦有三條平行弦紋穿 過龍頭 （圖八），沿 V 形凹 陷左右對稱，這一特質在 ⅦKM7 ∶ 5 上亦可被觀察到， 成為此種傳統之源頭。

值得注意的是，大冢牙 璋的“龍頭”和“弦紋”的 制作上有其獨特的技術特征。首先A面龍頭的正 臉處有一條平行于邊緣的片狀鋸切割痕，邊緣基 本磨圓，且被往復的摩擦線痕打破，是牙璋上保 留的較為古老的制作痕跡，推測為玉工在制作扉 牙時定位龍頭位置和形態而施，這種痕跡不見于 二里頭出土的其他牙璋上。其次，大冢牙璋的平 行弦紋刻劃，對比二里頭另外兩件有平行弦紋之 牙璋，則有著極為特殊的工藝特征。據觀察該牙 璋弦紋應是由有龍頭一側向龍頭斷裂一側垂直刻 劃，然在靠近扉牙一側可以觀察到幾處顯著的短 曲線，每條弦紋的右側或向下打破一條與之對應 的短曲線，應是在刻劃前 （可能是制作扉牙階 段） 而留下的弦紋位置定位線。（圖九） 從后續線狀磨痕的打破關系來看，并未有針對性的對于 這些用于定位的弦紋進行磨滅。不僅如此，可以 觀察到大冢牙璋的弦紋在龍頭下方掏空位置的延 續情況，是遇空處停頓，至牙璋體上再重新起 刻，根據弦紋打破龍頭下頜這一點來看 （圖 九），該牙璋的制作工序極有可能是先制作好龍 頭等扉牙，再刻劃弦紋，與ⅦKM7 ∶ 5牙璋先刻劃 深闊弦紋，再細致雕刻龍頭有著極大差異。大冢 牙璋弦紋平而淺，與ⅤM3 ∶ 4更為接近。行為考古 學家Schiffer曾指出，操作序列的差異，并不能簡 單解釋為工匠的知識、經驗與習慣，而是多種情 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是十分復雜的社會過 程［18］ 。這背后的情境因素變化可能預示著時代上 的差異。 綜上認為，埋藏于二里頭三期晚段的三件牙 璋的制作年代，ⅢKM6 ∶ 8 最早，ⅤM3 ∶ 5 次之， ⅤM3 ∶4再次。而大冢牙璋的年代應晚于第三期晚 段，又具備早于ⅦKM7 ∶ 5的結構特征，因此將它 的制作年代置于ⅤM3 ∶ 4 和ⅦKM7 ∶ 5 這兩件牙璋 之間可能是較為合理的。

結 語

基于以上認識，我們可以簡單歸納二里頭式 牙璋的形成過程，該過程令我們觀察到自龍山時 代以來玉器傳統的諸多變化。在二里頭第三期牙璋初現時，山東龍山式 的扉牙被作為最初的選 擇，而后山東龍山傳統 式微，石峁文化的許多 風格特征被改造并挪用 于二里頭牙璋之上，并 奠定了二里頭式牙璋的 主要形式，上述討論 中，我們得出如下觀 點：二里頭式牙璋的某 些主要特征，在二里頭 文化之前就已經存在于 石峁文化和山東龍山文 化牙璋中，但二里頭時期這些特征被加以改造組 合，形成一種典型的扉牙結構。可以說夏商時期 牙璋在南中國廣泛傳播，一定程度得益于二里頭 對牙璋的重新塑造，我們推測這種塑造使得牙璋 具備了更高層面的宗教和政治意義，而本文對牙 璋細部特征的考察，就意在揭示塑造行為的 表征。 前文對二里頭牙璋結構的討論中，我們揭示 了二里頭人在不同階段對牙璋風格的創新和對前 代傳統的“取舍”，更像是一種動態過程，隨著 時間的推移不斷演變。換而言之，我們所觀察到 的二里頭牙璋扉牙的動態變化不僅僅是圖形和外 觀的變化，更是一種活躍的媒介，溝通著隱含的 意義。這些結構的變化、基調的形成，無不體現 著玉器本身的能動性與其背后復雜的歷史情境。 基于牙璋在二里頭社會中的重要角色，作為二里 頭玉禮器群中的重器，在早期國家的禮儀儀式中 占據著重要地位［19］ ，我們有理由相信它是與政治 和社會權利密切關聯的。有學者曾提出一個有趣 的政治假設，特定器物風格的變化代表著社會動 態和集體記憶，控制風格的本質是一種權力行 為，進而塑造社會記憶，來形成有利的社會秩序［20］ 。 二里頭的牙璋傳統在被塑造之初，有選擇地延續 了山東龍山文化的某些因素，之后又轉換方向， 選擇了更具石峁特色的扉牙形制。令人不禁推 120 測，這些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傳統有何深層含義，而那些擁有特權的社會精英是否會通過使用 特定的傳統來維持自己的權力地位，傳達他們的 統治地位與文化優越性。換句話說，由于玉器的 特殊社會價值，二里頭牙璋扉牙結構的歷時性變 化，不單關乎審美或文化傳播，可能涉及了權力 和儀式的表達，作為政治精英鞏固其統治地位的 手段，這些結構的內涵只有在更廣泛的社會背景 下才能被理解。李旻也曾撰文指出，二里頭的喪 葬習俗與核心符號代表了不同的宗教和文化背景 在伊洛盆地的早期國家中的聚合［21］ 。相較于傳 播，二里頭牙璋扉牙變換的歷程是深諳著龍山時 代扉牙規則的人物在重組、重構，并創建了一種 新的秩序。在二里頭早期國家背景下，玉器的使 用方式和制作工藝可能象征著某種特定的意識形 態或宗教信仰體系，這一體系在隨后的國家權力 結構中占據了重要地位。二里頭牙璋對新的牙璋 結構的構建與對不同舊傳統的舍取之背后，也很 可能暗示了人群的流動以及特定知識的流傳。

劉佳林1 趙海濤2 許 宏2 何佩嶺1 張 飛2 郭振亞3 鄧 聰1* 1.山東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山東 青島 266000；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005； 3.河南省洛陽市偃師區翟鎮鎮圪垱頭村黨支部，河南 洛陽 471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