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巡撫是太平天國時期的高危職位，不是自殺就是賜死

1855年正月初六，武漢三鎮(zhèn)仍籠在薄霧中，蛇山腳下的鐘聲忽然急促。幾名衙役猜到不妙，低聲嘀咕：“又來了？”他們嘴里的“又”，指的正是太平軍第三次逼近武昌。巡撫衙門內(nèi)燈火通明，卻沒有多少人真正相信這座城還能再撐多久。

追溯到三年前，咸豐二年臘月，常大淳仍是湖北最高地方長官。他出身湖湘，素來以硬骨頭自許。石達開挾銳氣而來，外城綿延的白雪很快染上火光。常大淳留下遺命，囑全家以死殉國。城破當夜，他帶頭投井，妻子兒孫緊隨。消息傳出，京城震動，御史們盛贊其“干城之節(jié)”，可這份贊譽并未減輕后來接任者的壓力。

常大淳身后的人選本應(yīng)是崇綸。這位來自正黃旗的滿洲官員行事圓滑，自認不喜硬碰硬。武昌首陷，他還在京師收拾行李；等趕到任所，太平軍早已東下。眼見兵力不足，他寫折子請求主動野戰(zhàn)，實則想借機抽身。咸豐帝看穿心思，堅決不準。崇綸便再祭“丁憂”老招，仍被扣在武昌。如果說前任死得壯烈，他則是在猶豫與算計間一步步把自己送入絕境。1854年武昌再陷，他倉惶西竄，最終因陷害同僚被賜毒自盡。朝中有傳言說他死前嘆道：“原以為跑得快就安全，沒想到皇恩比炮彈更兇。”

崇綸尸骨未寒，青麟被欽點救火。青麟學問不差，脾氣卻是文弱書生一派。太平軍水陸并進，他試圖修補城防，無奈兵心渙散。城門告急，親兵簇擁他翻出西水關(guān)。一路奔長沙，再折荊州，逃難之態(tài)盡現(xiàn)。咸豐的諭旨如影隨形，一紙“越境偷生”，將他斬于城東校場。軍機處筆錄冷靜記錄：“梟首示眾，以儆守土。”由此，高危職位的名聲愈發(fā)坐實。

短短數(shù)月，三位巡撫不是自裁就是被處，武昌卻依舊幾度易手。京師中有人建議干脆讓曾國藩兼管湖北。皇帝先是點頭，隨后又收回成命，理由是“軍務(wù)需分權(quán)”。于是，陶恩培從山西布政使的案牘堆里被推了出來。陶恩培固執(zhí)，決心要在廢墟上重建武昌，拒絕把衙門遷往更安全的荊州。他的運氣不錯，一年多里太平軍主力調(diào)往長江下游，武昌得以休養(yǎng)。然而好景極短，1855年春，石達開再度折返。城外炮聲一晝夜不歇，陶恩培親上城樓指揮，終因寡不敵眾，退至紫陽塘邊自沉。目擊者說池水翻滾，衣冠片片，宛如春寒里驟然凋謝的桃花。

在接連四任折損后，胡林翼挑起了擔子。論出身，他是道光十九年進士；論人脈，既是陶澍女婿，又與左宗棠友誼深厚。與前面幾位不同，他既懂打仗，也懂招撫，最拿手的是團練制度的推廣。湘軍和本地綠營在他手里被重新整合，兵餉則靠士紳捐輸。1855年夏，他在長江北岸布置浮橋火筏，封鎖太平軍水路。拉鋸一年后，1856年秋，武昌終于收復(fù)。胡林翼趁勢清剿湖北腹地，隨后支援曾國藩西征。太平天國內(nèi)部爆發(fā)天京事變，失去再戰(zhàn)之力。武昌熬過最黑暗的三年，湖北巡撫的死亡魔咒也隨之解除。

但胡林翼活得并不久。連年征戰(zhàn)，積勞成疾，1861年八月病逝，時年五十歲整。病榻前，他輕聲對幕僚說：“湖北保住了，也該換別人操心。”一句平淡，卻透出太平軍陰影仍留在心頭。此后數(shù)任湖北巡撫皆在相對平靜的環(huán)境下離任，昔日“閻王帖”忽而成了肥缺。朝中老臣回想此前三四年，仍禁不住搖頭：同一頂烏紗，在不同節(jié)點，居然有天壤之別。

如果把1852年至1856年的武昌比成一座漩渦，常大淳、崇綸、青麟、陶恩培先后陷落，胡林翼勉強踏出，漩渦才慢慢收斂。歸根結(jié)底，湖北的兇險來自兩點：其一，地處長江中游，是太平軍東征西犯的必經(jīng)通道；其二，清廷的軍政體制對地方督撫既高要求、又低支援，失守必問罪，增兵卻往往跟不上。只要戰(zhàn)局未定，任何巡撫都像坐在火山口。

值得一提的是，這段歷史也折射出晚清政治的另一面：權(quán)責錯位。中央要求地方大員以身殉職，卻又屢屢更換主帥，導(dǎo)致軍政難有連貫；而地方將領(lǐng)必須自籌軍餉，平叛成功便成“中興名臣”，一旦失守則粉身碎骨。制度與戰(zhàn)火交織，遂成湖北巡撫連折四將的慘烈景象。

今日翻檢檔案，那幾道賜死、抄家的圣諭字跡仍清晰可辨。它們宣示的不是帝王威嚴，而是一段政局風雨飄搖的縮影。太平天國硝煙早散，武昌城早已重建，但那段歲月留給后人的警示依舊刺目：在風急浪高的時代，身系一省安危的地方長官，往往只有兩條路可走——要么扛住風暴，要么被風暴吞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