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收徒只要十條干肉？馮友蘭：這才是儒家干掉百家的真正底牌

兩千多年前那場百家爭鳴，法家道家墨家，哪個不是狠角色？最后能活下來并且至今盛傳的，怎么偏偏是看起來最溫吞的儒家？

馮友蘭

有人說是漢武帝喜歡，有人說是董仲舒能說會道。

但1927年，有個叫馮友蘭的學者發(fā)了篇《原儒墨》，直接把真相告知我們。他說不能只看孔子那些大道理，得看看他干的實事。

因為這位孔老夫子，其實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搞“知識付費”的祖師爺。

孔子說過一舉“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意思就是只要拎十條干肉來交學費，他就不論出身收學生！就這么個舉動，把天捅破了。

且先說，在孔子之前，學知識就只能“學在官府”。猜猜當時的知識在哪里？在貴族的私人圖書館里，在深宮里，老百姓一個字都見不著。

就是因為，當時的老師就是官員，學生全是貴族子弟，教學大綱就是怎么祭祀、怎么打仗、怎么管理奴隸，這叫“官師合一”，完全與平民無關(guān)。

但到了春秋戰(zhàn)國，禮崩樂壞，后來大搞鐵器牛耕，隨著生產(chǎn)力爆發(fā)，原來那幫貴族自己都混不下去了，紛紛破產(chǎn)。

而這些破產(chǎn)的貴族子弟，也就是所謂的“士”，他們流落民間后就成了第一批掌握文化知識卻無官職的“失業(yè)人員”。

因此看出來，在那時候是政府聯(lián)合著貴族搞知識壟斷，普通人想學習是很難的。

所以孔子厲害就厲害在，他推出了一個顛覆性的創(chuàng)新觀念，有教無類。無論是誰，甭管是平民、暴發(fā)戶，還是刑滿釋放人員，有束脩禮他就都收、都教。

這簡直是一場教育領(lǐng)域的“工業(yè)革命”！而孔子做的事，就是把原來鎖在貴族死死捂在一個階層的“六藝”。

也就是那套關(guān)于歷史、詩歌、禮儀、音樂的高級文化，向全社會開放。他自稱“述而不作”，說自己只是傳述古人，不是創(chuàng)作。

但馮友蘭一針見血地指出，正是因為這個“教授老儒”般的舉動，才讓那些原本只在王宮貴胄間流傳的典籍，流入了尋常百姓家。

所以，儒家剛出場就在傳播的起跑線上贏了一局。與此同時，別的學派還在研究著書立說，和給君王推廣自己的治國良策。

于是儒家通過辦教育，把根基深深地扎進了社會的土壤里。他們不僅生產(chǎn)思想，更生產(chǎn)“思想的人”。

就像書中那兩千多個跟著孔子周游列國的徒弟，他們走到哪兒，儒家的理念就會傳播到哪兒。

當然，會辦教育不代表儒家就能以此取勝。因為墨家也辦教育，而且墨家作為一個紀律嚴明的組織，門徒“赴湯蹈刃，死不旋踵”，還比儒家弟子能打。

而法家更狠，手里握著生殺大權(quán)，他們著書的律法，誰不聽話就罰誰。所以儒家最后能夠勝出，其實靠的還有“六藝”。

這就是馮友蘭的第二個神級洞察。他在《中國哲學簡史》里其實點出了一個核心，儒家的“六藝”就像一個超級兼容的操作系統(tǒng)，它的彈性太大了。

這就得提到道家這個例子，思想很厲害，但動不動就講“道可道，非常道”，一般人聽不懂，也接不住地氣。

盡管法家也不錯，鐵腕、高效，但每次都會根據(jù)漏洞補充律法，搞到最后嚴刑峻法，人人都怕了它。

而儒家就不一樣了，講的那套東西，特別是孔子傳下來的那幾本經(jīng)典，里面什么都涵蓋。

既有講仁義道德的，也有講歷史故事的，還有講詩歌音樂的，甚至還有講占卜算卦的，這種包容性就給后來的“版本升級”留下了巨大的空間。

馮友蘭先生認為，正因為六藝“富有彈力性”，所以當漢武帝和董仲舒搞“獨尊儒術(shù)”的時候，他們實際上往儒家的書里，寫進了道家的宇宙觀、法家的統(tǒng)治術(shù)、陰陽家的五行學說。

晚清私塾

而他搞的那一套“天人感應(yīng)”、“君權(quán)神授”，本質(zhì)上是在給皇帝造一個合法性神像。

這種做法就叫，“儒表法里，陽儒陰法”。表面上跟你談仁政、談教化，實際上卻用著法家的權(quán)術(shù)和規(guī)矩。

所以別的學派沒有這種包容性就只能單打獨斗，而儒家卻能像把所有對手的長處都吸進來為我所用。這樣的特點一出來，其他學派怎么辦？學它嗎？那豈不是變成了儒家人。

漢武帝石像

所以啊，兩千年前大漢王朝建立之初，這個國家其實站在一個十字路口。劉邦其實更信奉道家那一套“無為而治”，都是因為國家太窮了，得休養(yǎng)生息。

可到了文帝、景帝，表面尊奉黃老，暗地里卻用著法家的刑名之術(shù)來收拾那些不聽話的諸侯王。

于是到了漢武帝上臺，治國的情況變了。經(jīng)過“文景之治”，國家有錢，倉里糧滿，這時候漢武帝不愿意繼續(xù)“無為”了。

因此國家遵循的規(guī)則就得變，國民得干活，得搞建設(shè)。更重要的是，這么大一個國家，光靠權(quán)術(shù)和嚴刑峻法，不足以讓人心服口服。

所以馮友蘭在分析這段歷史時，其實說明白了，一個王朝要長治久安，不能只靠硬權(quán)力，必須有一套能打動人心、維系社會基本道義價值的核心價值觀。

這時候從諸子百家中找，法家只教賞罰，道家教不爭，墨家要無私奉獻。只有儒家，它講了一個“內(nèi)圣外王”的藍圖。

而且它告訴世人，只要修身齊家，就能治國平天下。它給了每一個普通人，一個可以通過努力讀書、修養(yǎng)品德，就能進入官僚系統(tǒng)、改變命運的“上升通道”。

而漢武帝看重的，絕不僅僅是“君君臣臣”，而是董仲舒改造后的那套能解釋宇宙、規(guī)范社會、提供夢想的完整意識形態(tài)。

它厲害就厲害在，能讓每一個寒窗苦讀的士子，都覺得是在為自己的道德理想奮斗，同時又順便為皇帝工作。

且這種把“理想”和“飯碗”綁在一起的模式，正是當年孔子“自行束脩以上”的另一種再現(xiàn)。

因此看如今的中國，我們依然接受著儒家的思想，為什么？不是因為它的思想最高深，而是中國這塊土地，最終選擇了那種既能安頓人心、又能組織社會，既能提供理想、又能容忍現(xiàn)實的包容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