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年,廣州。
杜鳳治坐在南海縣衙的后堂,翻著剛寫完的日記,突然想起幾年前肇慶知府郭式昌對他說過的一句話:“君太認真太直性,官場不可與人有真性情,廣東更甚。”
那時候他剛到廣東不久,還不大明白這話的意思。如今在官場混了五年,他總算懂了。
他在日記里寫下四個字:“官場如戲場。”
生旦凈末丑,樣樣都得有。唱得好的,升官發財;唱砸了的,革職查辦。而他杜鳳治,不過是個在臺上跑龍套的。
杜鳳治在廣東當了十四年官,見過的大小官員數以千計。他在日記里給這些人畫像,有的幾筆帶過,有的濃墨重彩,把那些年官場上的“名角”全記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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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說丑角。
有個叫鐘謙鈞的,是捐班出身,從九品小官一路爬到三品大員。杜鳳治在日記里罵他:“是何傖夫,以一司事得九品虛銜,一生卑污諂諛,保舉至三品大員,仍然佐雜面目。”
這話夠狠的——說他就算當了高官,還是一副小吏的嘴臉。
還有更損的:“偶得中堂一言半語容與委蛇,看他出來連屁眼都是快活的。”
杜鳳治私下和另一個官員方功惠,給鐘謙鈞擬了一副對聯:上聯“卑鄙無恥,不脫佐雜習氣”,下聯“刻薄寡恩,確是絕后行為”,橫批“是為賊也”。
這副對聯,他記在日記里了。鐘謙鈞如果知道,估計得氣死。
再說凈角。
一百多號人,帶著戲班子來上任。這哪是來當官,是來開分公司。
杜鳳治在日記里沒評價,但字里行間能讀出那種“服了”的意思。
杜鳳治在官場混了十幾年,最頭疼的還不是同級的同事,而是上下級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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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知府梁采麟是他的頂頭上司,又是同鄉,關系本應親近。但杜鳳治在日記里記了一件事:同治九年,梁采麟接印那天,道賀的州縣官員擠滿了大堂,一百多號人挨個叩拜。
梁采麟六十多歲的人了,要一一跪下回叩。沒到一半就受不了了,大呼“實在來不得了,氣都喘不過來”,被人攙扶進去休息。
杜鳳治在日記里感嘆:“此實惡頑笑,年已六十余,如何能連請百余安?”
可這是規矩。下級拜見,上級必須回禮。哪怕累死,也得撐著。
還有一個叫嚴先佑的,67歲了,還在當讞局總辦。開封印的時候,跪下就起不來了,得兩個人架著才能站起來。
杜鳳治看著這些老家伙在臺上硬撐,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
對下屬,杜鳳治也沒少操心。
他在南海當知縣時,手底下有個叫席寶書的典史,本來在南海干得好好的,突然被調去東莞。席寶書不想離開省城,就來找杜鳳治,求他幫忙謀個按察使監印的差事。
杜鳳治幫不幫?日記沒寫。但這種事在官場太常見了——有關系就有門路,沒門路就等著被調去窮鄉僻壤。
除了那些有品級的官員,官場里還有一群“跑龍套”的人——幕客、書吏、差役,杜鳳治在日記里也沒少寫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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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叫方功惠的,是瑞麟的親信,晚清著名藏書家,學識淵博,精于版本目錄之學。杜鳳治和他關系不錯,兩人經常一起“手談”(賭博)。
但方功惠有個煩惱:他辦事能力強,上司常派他處理科場事務,可他沒實職,沒印信,辦起事來處處受阻。
方功惠找杜鳳治訴苦。杜鳳治聽了,幫他想了個辦法:找布政使再發一札,明確方功惠是總辦,福綸是副手,再發給方功惠一個木質關防作為憑據。
這事辦成了。杜鳳治在日記里記下來,沒多說,但看得出他對方功惠的同情。
還有那些書吏,杜鳳治也沒少打交道。有一次,戶房典吏湯新欠了“公禮”(其實就是下級定期上交的灰色獻金)五百兩,杜鳳治把他叫來,訓斥了一頓:“今日要錢亦大聲疾呼!”限期繳清。
五百兩不是小數目。這筆錢從哪來?自然是從百姓身上刮。杜鳳治知道,但他不管。書吏的“公禮”是他的重要收入來源,不能不收。
光緒六年,杜鳳治辭官回鄉。臨走前,他在日記里寫了四個字:“如釋重負。”
他終于不用再唱這臺戲了。
可他的日記留下來了。那些年他見過的上司、同僚、下屬,那些他罵過的、幫過的、同情過的、厭惡過的人,都被他記在日記里,成了這臺“官場戲”的見證。
一百多年后,人們翻開他的日記,還能看到那些人的模樣——鐘謙鈞的諂媚,英翰的排場,梁采麟的狼狽,方功惠的無奈。
官場如戲場,生旦凈末丑,樣樣都得有。
至于誰唱得好,誰唱得差,那就要看各人的造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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