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末，當時的人們是如何意識到明朝要亡了的?

十七世紀上半葉，是明朝的大衰期。后金叛亂，李自成起義，自然災害，財政萎縮，黨爭不斷，宦官專權，民不聊生。是個人，都能感覺出，大明這是要完。不要說明朝人，就是朝鮮人都感覺出明朝要亡了。

但是，南原之戰后李自成不知所蹤，張獻忠等農民起義軍大部投降，國內趨于平穩，洪督師在遼西接連取得大捷，至少在這個時間段在大明內部沒多少人覺得大明要亡，至少不會認為大明會在此后短短幾年內就亡了。

為什么很多人會覺得明朝將亡呢？

崇禎九年最后一位赴明朝貢的使臣金堉，在京師目睹了明朝官員貪腐之猖獗，他說了一句話：外有奴賊，內有流賊，天旱如此，而朝廷大官只是愛錢，大天朝之事亦可憂也。翻譯成大白話就是，外面后金在進攻，中原內地是李自成張獻忠，天下又大旱，而北京朝廷的大官們卻只是在撈錢，這種事實在令人憂慮啊！金堉隱晦地表示了對大明前程表示不安，不抱希望。

朝鮮使臣投宿到路過的遼東一家明人家中，驚訝地發現，即使是富農小地主家中也不富裕。因為明朝收人頭稅，家里男丁一人一年一兩銀子，如果有十幾個男丁，那算完了，即使田地多也養不起。一年十幾兩銀子，把人都刮窮了。詢問本地的御史大官，地主只知道姓郭，卻很少見到人，說明官員從不下鄉。又問御史哪里人，都只知道是一個南方來得，剛上任時是個瘦子，現在已經成了一個胖子。可見搜刮得多厲害。

朝鮮使臣抵達薊州，住在一個明人莫違忠家中。他一家10口，有田100畝，屬于有力富農。豐年繳稅七八兩，欠收繳稅二三兩，平均按五兩算，即每畝五分銀，基本就是明朝官方平均田賦額。又因家族有官身庇護，免于過多徭役。但豐年一年打糧200斛，即100石，平均僅數十石，按糧價1兩/石計算，平均每口年收入不到10兩。按每人每年食糧5石計算，豐年能有所盈余，平年不過足夠糊口，不致挨餓。如果有徭役，很快就會破產被兼并。整個莫違忠其實一直在溫飽線上掙扎，這還是一個有100畝地的人家，都很難養起10口人。

從西方人角度來看呢？利瑪竇在1584年抵達肇慶，在中國開始傳教活動。這一年，廣東寒災，肇慶府高要降雪，次年又地震，在幾年后的1593年爆發了大規模饑荒。“肇慶府高要旱、 大饑荒。韶州府英德連年饑荒”、“山中蕨根、 民食過半。” 類似的災荒在全囯連片，明朝完全無能為力，已然一副搖搖欲墜，天災人禍亡囯跡象。利瑪竇目睹了這一切，且來中國不久就目睹了饑民殺女嬰的現象，給他留下了很深的陰影，在他的中囯札記中多次記載并批判明朝民間的殺嬰傳統。利瑪竇敏銳地觀察到明朝的官府雖然很大，行政架構森明，但幾乎不向社會尤其底層提供任何公共服務與救濟，貧民得不到任何醫療資源和兜底救助。社會普遍赤貧，明朝政府一直在向社會索取，而很少投入資源進行恢復建設。

比如明代田賦，這類直接稅，與歷代比其是偏低的，但是可捐雜役等間接稅太多，綜合折算也快三成了。結果朝廷直接稅收不了多少，反而讓朝廷官員從苛捐雜稅等間接稅中自肥。深究起來還是朱元璋的埋的坑，其立國之初在稅制上留下的隱患很大。

王朝周期律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朝代，只要國家和平穩定幾百年，因為人性的貪婪，必然形成利益群體然后日益壯大。有家無國，無孔不入，無時無刻去逐利，去鉆營，去侵害國家和百姓的利益，跟人體內的腫瘤似的。結果一是造成劇烈的社會矛盾，引發內部革命，二是掏空國家，外敵入侵時國家損失慘重。明就是亡于這種癌癥。

歷朝歷代都有不堪重負的編戶齊民，往漠北逃、往南洋逃、往西南的森林和大山里逃。刀耕火種、茹毛飲血的生活確實辛苦，但也好過被征發去服自帶干糧盤纏的勞役，然后死在工地上。很多人不知道，長城的一個重要作用其實就是防止編戶齊民外逃，至于是否抵擋得住匈奴鮮卑蒙古？那倒是其次。

連續幾年天無雨地焦旱，人相食，陜甘地區蝗災旱災頻發，貪官污吏欺上瞞下，上面就不發糧賑濟。易子而食吃觀音土，吃樹皮草根。偶爾有直言敢諫的大臣上表饑荒真實情況，再不賑災要亡國了。但賑災依然執行歪了，糧食沒到災民手里。不敢反抗的餓死了，敢于反抗的上山為寇九死一生。

因此，明朝將亡時，大把的人意識到了。但是沒法確定是正月初八還是臘月二十八。張居正說過：士習人情，漸落晚宋窠臼！皇太極說：以朕度之，明有必亡之兆。何以言之？彼流寇內訌，土賊蜂起，或百萬，或三四十萬，攻城掠地，莫可止遏。

有一個小故事，明朝末年，雖然還沒到崩盤，北京城里卻已悄然發生了一些改變。有一天，有人忽然開始賣一種沙雞，這種鳥并不產于北京一帶，其天然棲息地在更北邊的戈壁南緣。當地人傳說，一般只在北方邊界有部隊調動，棲息地受到驚擾時，才會飛到這么南邊。當時北京人心里都隱隱覺察到了，沙雞之所以出現，是北方邊境有女真騎兵準備入侵了。但沒有人敢說出口，怕殺頭，市場里仍然天天有人在買賣沙雞。

李自成攻入北京時，錦衣衛還在查“闖賊將攻北京”的流言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