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山找到崔姑娘你，你卻讓我忘了你——那一夜，雨停了心碎了

朝鮮惠山在下雨。

不是雪，是雨。細細密密的，打在臉上涼颼颼的，把路上最后那點殘雪沖得稀爛。泥巴路一腳下去，能陷半個鞋。

我在這個山溝溝里轉了兩天。

問了好多人，走了好多路，敲了好多扇門。有的門開著，里面的人搖頭；有的門關著，敲半天沒人應；有的門開著，里面的人看著我，像看一個從天上掉下來的人。

第二天傍晚，終于有人指了一條路。

“村東頭，靠山那邊，有間小草房。住著一個女人，帶著個孩子。好像是從北邊來的。”

我順著那條路往前走。雨小了，霧起來了，山腰上白蒙蒙一片，什么都看不清。

草房很矮，墻是土坯的，屋頂蓋著玉米秸，壓了幾塊石頭防風吹。門口堆著幾捆柴火，濕漉漉的，像剛劈的。窗上糊著塑料布，破了個洞，用塊布頭塞著。

我站在門口，心跳得厲害。

抬手，想敲門。手停在半空，又放下了。

深呼吸。再抬手。

敲了三下。

里面靜了一下。然后有腳步聲，很輕，很慢，像怕踩碎什么。

門開了。

她站在門口，比走的時候更瘦了。顴骨高高的，眼窩深深的，臉上一點肉都沒有。頭發用根布條扎著，穿一件洗得發白的舊棉襖，袖口磨出了絮。

她看見我，愣了。

就那么愣在那里，像被人點了穴。

“崔姑娘。”我說。

她張了張嘴，沒出聲。

然后眼眶紅了，眼淚順著臉頰往下淌。一滴，兩滴，砸在門檻上，砸在那雙露著腳趾頭的布鞋上。

她想說什么，可嘴唇哆嗦著，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我也說不出話。

就那么站著，隔著那扇矮矮的門，隔著那兩年的雪和雨，隔著那一千多里的路，看著她哭。

屋里傳來咳嗽聲。很小的聲音，像貓叫。

她擦了擦臉，側身讓我進去。

屋子很小，一張炕，一個灶，一張桌子。炕上躺著個孩子，七八歲，瘦得皮包骨頭，蓋著一條薄薄的棉被，臉燒得通紅。

是那個孩子。

那個等了三天的老太太的孫子。

我走過去，蹲下來。孩子閉著眼睛，眉頭皺著，呼吸很重，呼哧呼哧的，像拉風箱。

崔姑娘站在旁邊，輕聲說了幾句話。聲音很輕，像怕吵醒孩子。

我聽不懂，可看懂了。

她說，病一直沒好。時好時壞。好了能下地走兩步，壞了就躺著燒。沒錢去大醫院，就在村里抓點藥，熬著。

她從灶臺上端出一個碗，里面是半碗糊糊，玉米面的，稀得能照見人影。她把碗放在炕沿上，用手摸了摸孩子的額頭，嘆了口氣。

我看著她，看著這個瘦得脫了相的女人，看著這個住著漏雨草房、帶著生病孩子、喝著稀糊糊過日子的女人。

她是我認識的那個崔姑娘嗎？

是那個每天下班領兩個包子、小心放進布包里的人嗎？是那個給我織了十六雙襪子、針腳一年比一年細的人嗎？是那個走的時候鞠了三躬、說“廠長好人”的人嗎？

是。

就是她。

我從口袋里掏出那沓錢——來之前取的，五萬塊，用塑料袋包著，怕淋濕。我放在炕上，推到她面前。

她看著那沓錢，愣了好一會兒。

然后搖搖頭，推回來。

“拿著。”我說，“給孩子看病。”

她還是搖頭。眼淚又下來了，可嘴抿得緊緊的。

她又說了幾句話。這回我聽懂了一個詞——“廠長”。

她說的是：廠長，我不能要。

“為什么？”

她低下頭，半天沒說話。

雨打在塑料布上，啪啪的。孩子翻了個身，又咳嗽起來。

她抬起頭，看著我。眼睛紅紅的，可那眼神，和以前不一樣了。以前是怯怯的，是渴求的，是不安的。現在呢？是平靜的。是那種把什么都想明白了之后的平靜。

她說了一長串話。聲音很輕，很慢，一個字一個字地往外蹦。我聽著，雖然大部分聽不懂，可那意思，像刀子一樣，一刀一刀往心里扎。

“廠長，你回去吧。”

“廠子開了，我知道。有人告訴我了。”

“可我回不去了。”

“這個孩子，我答應過他奶奶，要把他養大。”

“他是朝鮮人。我也是朝鮮人。”

“廠長，你是中國人。你有你的家，你的老婆，你的孩子。”

“我們……不是一路人。”

我張了張嘴，想說點什么。想說廠里給你留了位置，第三排靠窗，光線最好的那個。想說窗臺上放著那個線軸，纏著那截白線頭。想說我一直在等你。

可她看著我，輕輕搖了搖頭。

那一下搖頭，把什么都搖碎了。

她蹲下來，從炕沿下面摸出一樣東西。是一雙襪子，灰色的，嶄新的，針腳細細的。

她遞給我。

我接過來，翻過來看。里面縫著一個小布條，上面用歪歪扭扭的漢字寫著：

“廠長好人”

和以前那些，一模一樣。

她把襪子塞到我手里，然后退后一步。

鞠了一躬。

和兩年前一樣，直直地，深深地。

站直了，又鞠一躬。

再站直了，再鞠一躬。

三鞠躬。

然后她抬起頭，看著我，說了最后一句話。

這句話我聽懂了。

“廠長，忘了我。”

那天晚上，我住在村里的一個老鄉家。炕很涼，被子很薄，可我一夜沒合眼。

懷里揣著那雙襪子，灰色的，嶄新的。

腦子里一直轉著那句話。

忘了我。

忘了我。

怎么忘？

那個第一次來廠里、瘦得跟竹竿似的、問我“能帶回去嗎”的人。那個每天領兩個包子、小心放進布包里、抱在懷里的人。那個給我織了十六雙襪子、針腳一年比一年細的人。那個走的時候鞠了三躬、說“廠長好人”的人。

怎么忘？

窗外的雨停了。霧散了。月亮出來了，又大又圓，照在山溝溝里，照在那間矮矮的草房上。

她在里面。帶著那個孩子。喝著稀糊糊。熬著日子。

她讓我忘了她。

可她給我織的襪子，還在我懷里。

溫熱溫熱的，像她的體溫。

忘不了。

這輩子都忘不了。

天亮的時候，我走了。

沒去告別。

站在她門口，把那沓錢塞進門縫里。五萬塊，夠那孩子看一陣子病了。

然后轉身，走進霧里。

走了幾步，回頭看了一眼。

那間草房，矮矮的，小小的，在霧里模模糊糊的，像隨時會被風吹散。

門口，好像站著個人。

瘦瘦的，小小的，穿著件洗得發白的舊棉襖。

我看不清。

霧太大了。

也可能是眼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