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穎超去世后，秘書趙煒對后事提出4個問題，中央：人民不會同意

很多人都知道周總理去世后骨灰撒向江河，卻少有人知道鄧穎超早早就和總理約好，身后事一切從簡。鄧穎超去世后，跟著她工作了37年的秘書趙煒，按照她生前的囑咐給中央提了四個關于后事的問題，可中央看完卻犯了難，說就算我們同意，老百姓也絕對不會同意。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954年，剛參加工作沒幾年的趙煒突然接到通知，要調到總理辦公室上班。她當時整個人又興奮又忐忑，開心終于能見到周總理，又怕自己經驗少干不好這份活。就這樣，她走進了中南海西花廳，一待就是37年。

周總理身邊從來不離兩樣東西，一樣是手表，一樣是保險柜鑰匙，就連睡覺都要放在枕頭底下。鑰匙一共三把，分別由值班秘書、警衛和總理自己保管，連鄧穎超都不會碰。只有總理出國這種特殊情況，才會臨時交給鄧穎超保管。

鄧穎超本身就是原則性極強的人，每次拿到鑰匙都會細心封進信封訂好，總理一回來就親手交還，半點兒不越界。很多人都聽過周總理鄧穎超的愛情，兩人從鬧革命的時候走到一起，看重的從來不是外貌，是靈魂同頻。

兩人都認準了對方是能和自己走一輩子革命路的伴侶，這份超越外物的感情，放到現在都讓人羨慕。周總理病重的時候，兩人隔著病床靜靜相望，都還有好多話沒來得及說，最后只一句“只好都帶走嘛”，道盡了一輩子的不舍。

1976年周總理走后，鄧穎超就開始安排自己的身后事，她和總理早早就說好，死后火化，不保留骨灰。當年給總理選骨灰盒，鄧穎超挑了個最普通的，還特意囑咐工作人員好好收著。

大家那時候都摸不著頭腦，直到后來鄧穎超才說，等我走了，就用這個骨灰盒。趙煒當時就勸她，公家給買個新的也花不了多少錢，鄧穎超說啥都不同意，說不管是公家掏還是自己工資，都是人民的錢，能省就要省，不能浪費。

1978年的一天，鄧穎超一見到趙煒就要紙和筆，說要給中央寫封信，安排自己的后事。趙煒當時嚇了一跳，連忙說大姐您身體好好的，寫這個太早了。鄧穎超笑了笑沒多說，拿起筆就寫了自己的要求。

一開始寫了五個請求：遺體解剖后火化，骨灰不保留，不搞遺體告別，不開追悼會，公開這些要求。后來又補了兩條，住所交還給國家，不要搞故居紀念館，也不要因為她的關系給親屬特殊照顧。

1982年，鄧穎超又寫了第二封遺囑，說要是自己已經病得治不好，就別做搶救了，讓生命自然終結。工資全部上交黨費，房子交公家處理，私人用品就分給親屬和工作人員留作紀念。

她說趁著自己腦子還清楚，早點寫清楚，省得給組織添麻煩。她這一輩子，心里裝的全是黨和人民，半點兒位置都沒留給自己。

1992年7月11日，鄧穎超逝世，趙煒按照她生前的遺愿，向中央請示了四個問題。分別是鄧穎超不愿舉行追悼會要怎么安排，遺體告別該在哪里辦，工作人員要不要守靈，外國友人來吊唁該怎么接待。

這四個問題全都是按著鄧穎超一切從簡的要求來的，滿是老一輩革命家替組織著想的本色，可就算中央愿意答應，全國人民也不會答應啊。那些受過鄧穎超幫助、記著她好的人，都想來送她最后一程。

中央綜合考慮各方面的意見，沒有完全按著鄧穎超的遺愿辦喪事。最后決定在西花廳辦一場莊重低調的追悼會，自發前來吊唁的群眾全部接待。

遺體告別定在八寶山，怕人太多擁擠，就安排分批次分時段進場。工作人員的守靈，就按著大家的實際情況輪流來，外國友人吊唁就交由對外友好協會負責接待。

那幾天，西花廳從室內到庭院，從平臺到臺階，全都是自發送來的鮮花，成了花的海洋。靈堂里擠滿了來吊唁的人，每個人臉上都滿是化不開的哀思。

趙煒后來回憶，鄧穎超臨終前還特意囑咐她，要穿自己最喜歡的那套黑西裝走。趙煒懷著沉痛的心情翻出來，一看到衣服眼淚就止不住了。

這套穿了幾十年的西裝，袖口磨得破了邊，扣子的地方都開線了，褲子上還布滿了補丁。趙煒和幾個工作人員縫著衣服，眼淚吧嗒吧嗒往衣服上掉。

之后趙煒拿出存了16年的那個骨灰盒，這么多年過去，還和新的一樣，鄧穎超終于實現了和周總理共用一個骨灰盒的愿望。最后她的骨灰撒進了天津海河，和周總理一起，永遠留在了人民心里。

說真的，見過太多身后事講究排場的事，再看鄧穎超的選擇，真的會打心底里敬佩。一輩子無私奉獻，臨走都不想給國家添一點負擔，這樣的人，人民怎么會不記一輩子呢。

參考資料：

人民公仆 西花廳記憶 聽趙煒講“與周總理鄧大姐在一起”的那些故事

黨史縱覽 鄧穎超葬事親歷記

人民網 鄧穎超的“骨灰盒”遺囑

黨史文匯 兩封遺囑展現出鄧穎超的革命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