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技術物的控制（上）| 社會科學報

智能時代的技術物正在從被動的工具轉變為主動的甚至具有某種自主性的存在，其帶來的挑戰無法通過簡單拒斥或盲目樂觀來看待，這是一場關乎人類文明走向的社會行動，需要理論與治理的革新，來探索如何引導智能技術從潛在的支配性力量轉變為促進人類發展的共生性伙伴。

原文 ：《超越技術物的控制》

作者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董金平

圖片 |網絡

2024年，《紐約時報》的一則報道引人深思：一位母親起訴AI公司，認為聊天機器人誘導了她14歲兒子自殺。這一事件揭示的深層問題已超出了傳統法律責任的范疇，指向一個更為根本的挑戰：智能時代的技術物正在從被動的工具轉變為主動的甚至具有某種自主性的存在。智能時代的技術物仿佛獲得了某種不依賴于人的內在法則，它不再僅僅是人類意志的延伸，反而開始將人類納入其運行的邏輯之中。這種關系的逆轉迫使我們重新審視：何為技術物？在智能化浪潮中，人與技術物的關系發生了何種根本性轉變？人類又該如何避免淪為技術的附庸？

歷史視野中的技術物

理解智能時代技術物的特殊性，需將其置于歷史發展的長河中進行考察。技術物并非一成不變的“物”，而是人與世界互動關系的具象化中介。在不同歷史階段，技術物呈現出不同的形態特征，也塑造著不同的人類主體性。吉爾貝·西蒙東在《論技術物的存在模式》一書中，反對將技術物視為簡單的工具，而是強調其內在的生成邏輯與演化過程。貝爾納·斯蒂格勒認為技術物具有自身的“技術性”，它既和物理動力相關，又和生物動力相關，構成了介于無機物與有機物之間的“第三類存在”。這種存在既是人與環境互動的界面，又具有自身的生命論色彩——它有自己的生成規律，不完全受人類意志的支配。基于上述洞見，我們可以將人與技術物的關系演進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工具化時代——分離的主客體關系。在石器時代至前工業社會，技術物以石斧、骨針等實體工具的形式存在。人與工具保持清晰的界限，人是主動的使用者，工具是被動的客體。技術物的價值完全由人類的目的所賦予，其功能限于滿足基本的生存需求。

第二階段：機器化時代——身體的規訓與嵌入。工業革命帶來了根本性轉變，蒸汽機、流水線等復雜機器不再是簡單的工具，而是將人類吸納進生產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這一過程的雙重性：機器極大地提高了生產效率，但也使工人被“物化”為機器的延伸。卓別林在《摩登時代》中刻畫的工人形象，正是身體被機器節奏所規劃的生動寫照。福柯的“規訓理論”進一步闡明了這一時期技術物對人的塑造：工廠、監獄、學校等機構通過精密的時空安排和身體訓練，生產出符合機器生產需要的“馴順的身體”。

第三階段：智能化時代——精神的滲透與控制。當前，我們正經歷從機器化向智能化的深刻轉型。技術物以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形式存在，其核心特征是從物理實體轉向數據與算法。人類越來越多地以“數據身份”參與到技術系統中，物理身體的直接勞動逐漸退居次要地位。然而，身體的退場并不意味著控制的減弱，恰恰相反，控制變得更加深入和隱秘——它從對身體的外部操練轉向對精神的內在滲透。

智能技術物的控制邏輯

在智能化階段，技術物的控制邏輯發生了本質變化。如果說工業時代的機器通過紀律塑造了馴順的身體，那么智能時代的技術物則通過數據、算法和信息流塑造了可預測、可調控的精神主體。

數據邏輯：從行為記錄到未來預測

在智能時代，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轉化為數據：我們的購物記錄、行動軌跡、社交關系甚至情感狀態，都被技術物持續地采集、分析和存儲。這種數據化不僅僅是記錄，更是一種建構——它通過算法模型重新組織和解釋人類行為，并以此為基礎預測甚至預制未來。美劇《西部世界》第三季中的人工智能系統“羅波安”（Rehoboam）便是這種邏輯的極端體現：它通過全面數據分析，不僅預測個人未來的行為軌跡（如自殺傾向），更通過隱蔽的社會操控，使預測成為現實。數據邏輯的危險在于，它將活生生的、具有無限可能性的人簡化為可計算、可預測的數據點。當算法“判斷”一個人未來可能犯罪或失敗時，它可能通過資源分配、機會限制等方式，實際地將這個人推向那個被預測的命運。這種“算法決定論”實質上剝奪了人的自由意志和改變潛能。

感知邏輯：認知框架的算法重塑

智能技術物不僅收集數據，更通過信息過濾和推送，主動塑造我們的認知框架。社交媒體平臺的推薦算法是最典型的例證，它根據用戶的點擊歷史和停留時長，構建個性化的信息環境。久而久之，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由算法編織的“過濾氣泡”中。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劍橋分析”公司的丑聞，暴露了這種感知操控的政治潛力。通過精準的心理畫像和定向信息投放，算法可以在不知不覺中影響選民的政治態度和投票行為。赫拉利將信息比作社會存在的“氧氣”，而在智能時代，這“氧氣”的成分和濃度正日益被技術物所調控。我們感知世界的方式、判斷是非的標準，甚至情感反應的模式，都可能在算法的長期浸潤下發生改變。

真實邏輯：深度偽造與技術過載

當“深度偽造”（Deepfake）技術日益成熟，我們對于感官證據——特別是視覺和聽覺——的基本信任開始動搖。英劇《真相捕捉》描繪了一個令人不安的場景：政府利用深度偽造技術篡改監控錄像，制造虛假證據來達成政治目的。在現實中，深度偽造技術已被用于制作名人色情視頻、偽造政治人物演講，甚至進行金融詐騙。這種技術過載帶來的不僅是欺詐風險的增加，更是本體論層面的危機：如果眼睛所見、耳朵所聞都不再可靠，我們如何確認“真實”？當技術能夠以假亂真地制造“證據”時，整個社會對于事實的共識基礎就會受到侵蝕。這為操縱輿論、改寫歷史、否認真相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術可能。

[本文后續詳見2026年3月24日頭條推送]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93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社會科學報》2026年征訂

點擊下方圖片網上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