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李旭閣夫婦寫詩悼念張愛萍，被稱贊：無愧是張老的愛將

2003年7月上旬，北京的天氣悶熱得很。城里許多老干部這時已經習慣了往醫(yī)院、往八寶山兩頭跑，一邊體檢，一邊送別昔日戰(zhàn)友。對他們那一代人來說，告別成了晚年生活里難以回避的一部分。就在這樣的背景下，7月5日，消息傳來：張愛萍將軍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9歲。

李旭閣夫婦得知后，幾乎沒有猶豫，立刻趕往張家靈堂。那天靈堂里人并不算少，但大家說話都壓低了聲音，只剩下香燭燃燒的細微響動。李旭閣在靈前長時間鞠躬，起身時眼眶已經微紅。七天之后，他和妻子耿素墨又一次出現在八寶山，送張愛萍將軍最后一程。

返回住所那晚，已近深夜，屋里很安靜。耿素墨看見李旭閣一個人坐在桌前，鋪開稿紙，提筆又放下，過了好一會兒才緩緩寫下句子：“送君遠行不勝悲，從此人天路相違。猶記瀚海聆教誨，難忘戈壁響驚雷……”這首悼念詩一經在小范圍流傳，許多熟悉兩人淵源的老同志都感嘆一句：“無愧是張老的愛將。”

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只看見這首詩的感情深沉，卻未必知道，這份情感背后，是數十年生死相托、肝膽相照的經歷，是從大漠核試驗基地到第二炮兵機關的漫長時間線。

一、從賀蘭山到朝鮮戰(zhàn)場：戰(zhàn)火中的年輕指揮員

1940年前后，年紀不大的李旭閣已經穿上了八路軍軍裝。抗戰(zhàn)后期，他在部隊里一路鍛煉，到了二十出頭便擔任團參謀長。那時西北一帶局勢復雜，賀蘭山周圍土匪、殘敵活動頻繁，嚴重干擾地方安定。

組織上決定派一個營前往剿匪，帶隊的人選很快落在他身上。那片山地荒涼，交通艱難，沙石遍布，晝夜溫差極大。李旭閣帶隊翻山越嶺，反復摸清地形，靠一場場拉網式搜索，硬是把盤踞多年的股匪端了個干凈。任務結束后，部隊撤離時，他在行軍間歇寫下幾句詩：“除暴安良不畏苦，峻嶺沙原只等閑。肅清殘匪人心快，英名永記賀蘭山。”詞句樸實，卻能看出那種年輕軍官的痛快心情。

不久，他被提升至軍司令部任軍訓科長，位置從前線稍稍收了回來，但沒過幾年，戰(zhàn)火又把他推向新的戰(zhàn)場。1950年，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作戰(zhàn)。李旭閣隨部隊跨過鴨綠江，再一次面對生死較量。

在朝鮮戰(zhàn)場上，他帶領部隊執(zhí)行多次穿插、迂回等關鍵任務，常常是在敵機轟炸、炮火覆蓋的間隙抓住戰(zhàn)機。裝備差距實實在在擺在面前，美方空中力量強，中朝聯(lián)軍只能依靠隱蔽行軍、夜戰(zhàn)和靈活機動補上短板。戰(zhàn)后，他又寫下一首詩，其中有兩句意味深長：“敵軍裝備現代化，以弱勝強擊其短。中朝聯(lián)軍齊協(xié)力，聯(lián)合國軍遭圍殲。”能看出，這位參謀并非只會沖鋒，也善于從戰(zhàn)局中提煉經驗。

幾次大仗打下來，他從一名勇猛的團級指揮員，逐漸成長為兼具膽略和謀略的成熟軍官。1954年，總參謀部開始從全軍范圍內選調既有實戰(zhàn)經歷又具寫作能力的年輕干部，充實總部機關。經過層層挑選，李旭閣被選入作戰(zhàn)部，從此走進更高一層的戰(zhàn)略指揮視野。

進入機關后，他的日常工作變成研究作戰(zhàn)方案、撰寫總結材料、參與演習籌劃，和槍炮煙火有了距離。但真正決定命運的機會，往往出現在看似平靜的日子里。

二、“經國大事”：走進大漠深處的絕密任務

1964年5月，天氣剛剛轉暖，北京城郊郁郁蔥蔥。李旭閣原本答應過妻子，要帶耿素墨和三個女兒去郊外踏青。孩子們盼了許久，小背包早就收拾好，連路上吃的干糧都準備好了。就在出發(fā)前不久，作戰(zhàn)部部長王尚榮打來電話，簡單一句話改變了這段“家庭出游”的安排。

“旭閣同志，明天到西苑機場，乘專機去看‘紅旗一號’地空導彈發(fā)射試驗。”電話那頭的語氣一如既往的干脆，沒有過多解釋。掛斷電話，他只得匆匆去交接手頭工作。三個女兒聽說又去不成郊游，撇著小嘴，滿臉不情愿。耿素墨只能摸摸孩子頭，半帶抱歉地說：“你爸爸忙，改天再去。”那天，她并不知道，這次“臨時任務”，會把丈夫推向另一條極為危險卻又光榮的道路，幾年后甚至讓他忍不住半開玩笑地叮囑：“素墨，做好當寡婦的準備吧。”

抵達導彈發(fā)射場后，李旭閣第一次近距離接觸新中國自行研制的地空導彈。更讓他意外的是，現場迎接人員中有一位分外眼熟的高級將領——時任副總參謀長張愛萍。張愛萍性格爽朗，開口就帶著幾分幽默：“好啊，我一下飛機就在問，作戰(zhàn)部的人來了沒有，你來正好，時逢其人嘛。你這回，身上還背著別的任務沒有？”李旭閣如實回答，只是奉命前來觀看試驗。

張愛萍點點頭，又接著安排，說看完發(fā)射，跟他出趟差。聽到這里，他下意識問要不要向作戰(zhàn)部報告，張愛萍揮手表示：“我親自跟王部長說。”一位副總參謀長親自交代，又親自向上級說明，這種做法本身就足以說明問題——任務不尋常，而且牽涉范圍極小。

幾天后，張愛萍的專機準備起飛前，他把李旭閣叫到房間，關起門來講明情況。那天的談話，他用四個字來概括——“經國大事”。那時，知曉內情的中央領導屈指可數，只有政治局7名常委、書記處彭真以及軍委3位老總，完全稱得上絕密工程。

聽著張愛萍逐條介紹任務由來、我國核事業(yè)起步過程和開辟試驗基地的艱難經過，李旭閣心情既激動又緊繃。原來，他此行要參與的工作，是為新中國首次核試驗做準備。對于那個時代的中國來說，這不僅是國防科技的躍升，更是面對核訛詐時必須握在自己手中的底牌。

說到保密要求時，張愛萍語氣格外嚴肅，叮囑他絕不能透露分毫。李旭閣當場表態(tài)：“打死也不說。”這話說得有些豪氣，聽在張愛萍耳里，卻讓這位老將軍笑出聲來，也正是從那時起，兩人之間多了一種知根知底的信任。

1964年6月，兩人乘車深入大西北，來到了原子彈研制和試驗的核心區(qū)域。那里遠離城市，風沙肆虐，方圓數百公里都是戈壁、荒坡，外人看上去毫無生氣，卻隱藏著新中國最核心的國防機密。工廠、科研機構、試驗區(qū)分布在荒漠深處，許多建筑外表普通，內部卻匯聚了全國頂尖的科技和工程力量。

李旭閣第一次見到這些設施，被眼前景象震住了。白天隨同張愛萍巡視廠區(qū)，慰問干部職工及家屬，晚上散步時，他忍不住追問一些細節(jié)問題。有一晚，他問：“為什么把原子彈工程定名為‘596’？”張愛萍緩緩解釋，中蘇關系隨著時間推移日漸緊張，直到蘇聯(lián)專家撤走，援建的導彈、原子彈項目被突然中斷，那一天正好是1959年6月，于是就用“596”作為代號。

這一句簡單說明，背后是大國關系的急轉直下，也是中國人被迫自立、自研的起點。聽完這些，李旭閣對這項“經國大事”的理解更深，心里只剩下一個念頭——無論多難，也要把它干成。

兩個月后，張愛萍告訴他，任命已經下來，從即日起，他擔任“首次核試驗辦公室主任”，并與其他幾個同級辦事機構并行運轉。由于絕密要求極高，甚至連作戰(zhàn)部部長王尚榮都不知道他的具體去向，只知道人被部隊“借調”。張愛萍還特意提醒，要有做“無名英雄”的思想準備，外界不會知道職務頭銜，許多成績也不會寫進公開材料。

核爆試驗前一個月，李旭閣獲準回家一趟。那一次，他反常地沉默，不再像以前那樣給女兒講軍營故事，只是在臨走時輕輕拍了拍妻子的肩膀。耿素墨作為老戰(zhàn)士，自然感覺到事情不同尋常，卻沒有追問。她只是把他的行李整理好，說了一句：“注意身體。”這一家人，都明白有些任務不能細問，只能默默支持。

三、走進爆心：隱秘戰(zhàn)線上的功勛與代價

1964年10月16日下午15時，新中國第一次原子彈試驗在羅布泊上空成功爆炸，這個時間后來寫進了教科書。按既定程序，爆炸后需要對爆心區(qū)域進行詳盡勘察，獲取第一手數據。就在許多人還沉浸在成功的興奮中時，張愛萍提出一個關鍵問題：托舉原子彈的鐵塔被炸毀后的具體情況如何？周圍地表狀態(tài)如何？設備器材受損程度怎樣？這些都需要確切的現場資料。

當時，誰去現場，沒有成文規(guī)定。風險卻是擺在眼前的——核爆心區(qū)殘余輻射強度極高，任何進入現場的人，都要經受看不見的危險。沉默片刻后，李旭閣主動站出來，表示愿意乘機飛赴爆心，進行實地勘察。有人提醒他要慎重，他只答了一句：“總得有人去。”

飛行器降落在距離爆心較近的區(qū)域后，勘察人員按照預案行進，嚴格控制停留時間。鐵塔已經被炸得變形、扭曲，周邊地表呈現出燒灼痕跡，許多儀器殘片散落在戈壁上。風吹過，揚起的不是普通塵土，而是夾雜著放射性微粒的細沙。即便如此，該測的還得測，該記的還得記。這些現場數據，對后續(xù)改進試驗方案、評估威力和效果有重大意義。

回到指揮部后，他據實匯總勘察資料，在緊張工作間隙寫下了一首詞，傳遞出一種頗為悲壯的心態(tài)：“為了科學實驗，粉身碎骨何惜，雷聲鳴時體化灰，為國吐氣揚眉。”字里行間看得出，他已經充分意識到這項事業(yè)的危險，卻仍然愿意把個人安危置于次要位置。

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核物理學家鄧稼先逝世后，其夫人許鹿希開始關注曾經進入核試驗爆心區(qū)域人員的健康狀況，一一點名追蹤，發(fā)現不少人都在晚年患上了各種腫瘤疾病，有的甚至英年早逝。在這樣的背景下，許鹿希一度以為李旭閣“躲過一劫”，身體狀況還算平穩(wěn)。沒想到，2001年4月，他被確診為肺癌。

從1964年到確診那一年，間隔已經將近四十年，責任與原因不好簡單歸類。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些年反復接觸輻射環(huán)境，對身體的隱性損害難以徹底避免。對于像李旭閣這樣的參與者而言，為了核試驗的成功，他們承擔了遠超常人的危險，有些代價晚年才慢慢顯露。這種慢性傷害，往往比戰(zhàn)場上的流血更不容易被后人看到。

在首次核試驗成功、第二次試驗也取得重大進展后，中央決定組建一支全新的導彈部隊——第二炮兵。這支部隊后來成為我國戰(zhàn)略威懾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兼有核打擊和常規(guī)導彈的雙重使命。組建初期，干部來源復雜，任務又新又重，需要一位既熟悉作戰(zhàn)，又了解導彈核試驗全過程的干部擔任關鍵崗位。

張愛萍力排眾議，將李旭閣從總參作戰(zhàn)部調了出來，讓他擔任自己的隨行參謀，跟著跑遍一個又一個導彈基地。從那之后，兩人之間的工作聯(lián)系愈發(fā)緊密。很多考察任務需要翻山越嶺，行程辛苦，有時一天要走幾十公里山路。一次在山區(qū)調研時，李旭閣突然高燒，體溫達到38.5度。按當時的任務安排，本可讓他留在山上養(yǎng)病，其他人先行離開。張愛萍卻堅持先請醫(yī)生上山，給他治療，“等他緩過來再走。”在不少官兵印象里，那次老將軍反復叮囑醫(yī)護人員，一句簡單的“好好把他治好”，卻透出真切關心。

1982年，已經身居高位的張愛萍專門向中央軍委推薦，由李旭閣出任第二炮兵副司令員，為今后接任司令員打下基礎。這一舉動，既是對他多年工作的肯定，也是對能力和品德的再三認可。接過任命后，他在部隊內部辦事作風頗為“張氏”：特立獨行，敢于拍板，不避難題，不怕得罪人。有意見分歧時，他寧愿多講道理，也不愿模棱兩可。有人私下議論，說“李副司令身上，很有點張老的影子”。

對張愛萍，他一直抱有由衷敬仰，曾經這樣概括自己這一生的轉折：“我追隨張愛萍左右，他那種特立獨行，敢作敢為之人格、性格乃至性情，皆深深地影響了我，并由此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而在張愛萍眼里，這位“愛將”同樣值得托付，有一次在中央專委開會時，他半帶玩笑卻又認真地說：“在中央專委開會時，我連秘書都不帶，唯獨帶上你嘛。”這種信任關系，遠非普通上下級可比。

四、一首悼詩背后的戰(zhàn)友情與時代印記

時間回到2003年7月。張愛萍將軍離世，當年風華正茂的將領，如今一位位步入暮年，能親自趕來送行的老戰(zhàn)友越來越少。李旭閣夫婦出現在靈堂時，許多年輕干部只是禮貌性點頭，并不清楚這位老者與逝者之間的淵源。只有少數同代人，悄悄對旁人解釋：“那是張老的老部下，真拿他當心腹用過的。”

送別儀式結束回家后，那首悼念詩幾乎是一氣呵成。開頭幾句悲傷情緒很濃，“送君遠行不勝悲，從此人天路相違”，是老戰(zhàn)友陰陽兩隔的感嘆。往下“猶記瀚海聆教誨，難忘戈壁響驚雷”，又把記憶拉回到大西北的核試驗歲月：瀚海，是對大漠戈壁的別稱；“響驚雷”，則指核爆瞬間的巨響與震動。這幾句看似平靜，實則暗含許多不便明說的往事。

試想一下，在普通人眼里，核試驗只是報紙上短短的一行字，是新聞聯(lián)播中的一條消息；對他們這些親歷者來說，卻是幾十年保密生活，是一次次在爆心邊緣徘徊，是無數科研人員、工程兵、保障隊員與死亡打交道的日常。悼念詩沒有長篇抒情，沒有寫“豐功偉績”之類的口號，卻把這一切濃縮進短短幾句隱晦的意象里，懂的人一看就明白其中分量。

不得不說，這樣的文字，與其說是詩，不如說是老兵之間的一種默契表達：不張揚，不渲染，只通過幾處點到為止的場景，還原共同走過的路徑。也難怪有熟知內情的人看后會感嘆：“無愧是張老的愛將。”這句評價，既是對感情的認可，也是對他幾十年忠誠履職的一種肯定。

回顧李旭閣的一生軌跡，會發(fā)現一個有趣的脈絡：早年在賀蘭山剿匪，用的是槍炮；在朝鮮戰(zhàn)場，與敵人比拼的是戰(zhàn)術和意志；進入總參作戰(zhàn)部后，開始在地圖上排兵布陣；參與核試驗，面對的是國家命運層面的博弈；調入第二炮兵，則直接置身于戰(zhàn)略威懾力量構建的核心位置。從戰(zhàn)術前沿到戰(zhàn)略高地，再到核導力量的頂層組織，他既親歷了共和國武裝力量的發(fā)展，也親身參與了國防科技跨越式前進的全過程。

在這條長時間線上，張愛萍的身影始終貫穿其中。從大漠基地的檢閱，到機關里的辦公桌旁，再到各種會議現場，他對李旭閣的信任，從“隨行參謀”一路延伸到“接班人培養(yǎng)”。這種信任不是憑空而來，而是建立在多次重大任務中表現出的膽識、忠誠和判斷力之上。也正因為如此，當張愛萍生命走到盡頭時，這位“愛將”會用一首詩來表達心中敬意，用戈壁與驚雷的記憶，致敬一位影響自己命運的老首長。

遺憾的是，很多參與核事業(yè)早期工作的同志，晚年都或多或少地承擔了身體上的代價。2001年被確診肺癌后，李旭閣的健康每況愈下。盡管如此，提起當年核試驗和第二炮兵起步階段的工作，他很少抱怨，只是淡淡地提及“那是該做的。”這種平靜背后，其實藏著一代軍人的共識：個人生命有長度，國家安全和民族尊嚴卻不能拿來冒險。如果要有人去冒險，那么他們愿意排在前面。

2003年的那一場送別，把許多塵封記憶再度喚起，也讓人重新審視這段從戰(zhàn)火年代延伸到冷戰(zhàn)核對峙時期的歷史。那些名字出現在將帥名錄中的人，固然廣為人知；而站在他們身邊、在關鍵崗位默默承擔重任的人，同樣構成了這段歷史不可或缺的部分。李旭閣與張愛萍之間的關系，只是眾多將領與其愛將關系中的一個縮影，卻因為核試驗和導彈部隊這兩條線索，而顯得尤為典型。

耐心翻看他們留下的片段，不難發(fā)現一個共同特點：話不多，詩卻常有。無論是剿匪后寫下的“峻嶺沙原只等閑”，還是抗美援朝后提到“以弱勝強擊其短”，再到核試驗成功后的“粉身碎骨何惜”，這幾首詩之間，貫穿的是同一種精神底色——把個人榮辱、生死置于國家和民族利益之后。這樣的觀念，說起來簡單，真正做到卻并不容易。

也正因為這一層因素，那首寫在2003年夏天的悼念詩，才顯得格外沉甸甸。它不是單純?yōu)橐晃粚④娝挽`，而是為一段共同走過的歲月收束，更是為自己心中那條清晰的價值線做了一個安靜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