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兩個凡是”被提出后，他帶頭做出反對，后來官至副國級

這年他六十一歲，鼻腔手術后的聲線略帶沙啞，卻依舊清晰。外界多以“老蘇南”相稱，可他的籍貫其實在福建上杭。1934年主力長征時，他與陳毅留在贛南，三冬三夏輾轉深山。那段歲月里，敵偽圍剿、糧盡彈絕，陳毅寫下“囊中存米清可數”，字句里的苦他一并咽下。山林錘煉了性格：倔強，不迷信教條。

抗戰爆發后，南方武裝改編為新四軍。改編名單繁復，電報往返數月才能抵達深山。陳丕顯奉命奔波瑞金、信豐等地搜集散落部隊，為的是讓每一桿槍都能掛牌上編制。改編完成那天，許多老兵第一次穿上統一標識的軍裝，“終于有了番號”的喜悅讓他記憶尤深。

1940年夏，他奉派去蘇中。那時蘇中留守主力僅三千余人，日偽、頑軍輪番掃蕩。陳丕顯甫一到任，就推行精干兵力、分散游擊的辦法，配合地方武裝組織“小交通”“小情報”。短短五年，兵力擴充至近三萬。縣里老支書回憶：當年村頭碾米房一晚連夜燈火，就是在趕制軍糧，“丕顯書記催得緊，他說多磨一袋米，兵就多活一個”。

抗戰勝利后，他又在蘇北、蘇南輾轉。1949年春，南京前線炮聲隆隆，他已受命兼顧蘇南軍政。年僅三十三歲的他大膽提出“松江經驗”：干部帶頭種田，扶持手工業。此舉為戰后動蕩的江南注入活力。中央電示表揚，毛主席在批語里稱“蘇南做法可資借鑒”，自此“松江”成了全國會議上的高頻詞。

1952年盛夏，他奉調上海。陳毅見到他，拍拍肩膀：“阿丕，上海攤子大，你來正好。”彼時百廢待興，地下幫會、通貨膨脹、失業潮交織。陳丕顯接管市委日常，首要任務是鎮反肅毒、平抑物價。他沿襲蘇南時期“干部蹲點”方式，抽調各區骨干下到里弄。幾個月后，黃浦江碼頭的走私潮被遏制，米面價格穩了，人心也定了。

正當事業蒸騰，1966年一紙檢查報告把他推向手術臺，鼻咽部腫瘤來勢洶洶。北京專家組會診，那年冬天動了大手術。化療反應折磨得他滿頭落發，陳毅和周總理多次探視。生命的脆弱在那時顯露，可與病魔競賽的結果是：他贏了，但剛回到工作崗位，政治風暴驟起。十年坎坷，言語諱莫如深，他很少回憶。

1975年，他被重新安排到北京。兩年后，“兩個凡是”浮出水面。作為中央委員，他敏銳察覺到其中潛藏的僵化危險。一次內部會議，他引用《實踐論》：“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只講凡是，就可能沒有真理。”有人提醒他“慎言”，他卻笑道：“講真話，也得有人帶頭。”

同年秋，他被短暫派赴云南。那是一次“開荒式”任務：整頓企業，穩定邊防。五個月里，他奔波滇南、滇西，清理庫存，修通兩條進疆公路。當地老干部回憶：“陳書記耳力不太好，匯報時他總瞇眼，但重點絕不放過。”

1978年初，他轉戰湖北。在這里待了整整四年。第一件事，他讓組織部把文革中受沖擊的科技人員、老干部名單放到桌面，“一案一議”。據統計，1979年底，湖北平反的冤假錯案逾九成結案，同時農業學大寨式的“一平二調”被悄然擱置，取而代之的是包產到隊、責任田試點。糧食產量當年增幅全華中領先。鄉下老人說：“這書記不擺架子，腳臟得和我們一樣。”

1982年九月，中共十二大閉幕，陳丕顯走進人民大會堂中央主席臺，身份變成書記處書記、政法委書記。公安、法院、檢察系統整頓任務艱巨。他強調以憲法為準繩，提出“鋼牙咬鐵腕，繡花細落實”的工作方法。一手依法打擊刑事犯罪，一手抓冤錯案件復核。參與會議的人記得，他常用鉛筆在卷宗上標出一句話：“別冤枉一個好人，也別放過一個壞人。”

1983年，新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組建，他當選副委員長。那一級別被稱作副國級，許多人說他仕途再登高峰，他卻把更多精力投向法制建設。刑法、民法通則的審議，他提出數十條意見，“法律條文像路基，必須夯得實”。

其間，他數次隨中央領導赴上海考察。外灘看著外資行林立，浦東仍是成片農田，他提醒地方干部：“碼頭、金融、技術都在，你們最大的本錢是開放的心。”幾年后，浦東開發開放拉開序幕，不少人回憶起當年的那句提示。

1995年夏，老友來京探望，他拄著拐杖在院子里踱步，仍談論上海地價、浦東航運。8月23日凌晨，病情惡化的他在北京醫院與世長辭，享年七十九歲。遺體告別儀式上，一位湖北來的老農在門外低聲嘆：“要不是他，當年我們哪有今天的莊稼收成？”

從深山游擊隊到副委員長，六十多年風雨，他始終堅持一句話：“聽真理的話，不聽空話。”1977年那場會議上的回聲，至今仍有人記得——凡是歷史證明正確的，堅持；凡是不合實際的，就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