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獻王朱祐杬：沒當過一天皇帝，卻坐擁明朝最大帝陵

明顯陵，坐落于湖北省荊門市鐘祥市東北7.5千米的純德山，占地面積達183.15公頃，其中陵寢部分占地52公頃，是華中地區唯一一座明代帝陵，也是世界文化遺產——明清皇家陵寢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十六座明代帝陵中單體面積最大的一座，規模大于占地面積170公頃的明太祖孝陵，及作為十三陵中首陵：明成祖長陵。

明顯陵

明顯陵的主人為明睿宗朱祐杬，他在世時沒當過一天的皇帝，只是一介藩王：興王。興王殿下為何在去世后會變成明睿宗陛下呢？

最初藩地究竟是德安還是衛輝

朱祐杬（音yuán），生于成化十二年（1476年）七月初二，為明憲宗朱見深的第四子，因老大、老二早夭，序齒居次，生母邵宸妃。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七月十一日，12歲的朱祐杬，與四個弟弟一道受封為王，爵號興王，負責冊封的正副使節為英國公張懋和少傅、吏部尚書萬安。

史籍稱朱祐杬：“資稟異常，神采秀發，甫髫齔端嚴頴悟，憲廟甚鐘愛之，授以詩書，日千百言朗誦不遺”。可從明憲宗直到駕崩前才對其進行冊封觀之，其間不無溢美。

弘治元年（1488年）正月，因朱祐杬與岐王朱祐棆（音lún）、益王朱祐檳（音bīn）、衡王朱祐楎（音huī）、雍王朱祐橒（音yún）五王即將出閣讀書，明孝宗授予馬政、劉良等10名成化二十三年丁未科三甲進士翰林院檢討，教官徐用、彭美等10人為翰林院侍詔，監生劉儆、馮绖等10人為中書舍人，分別充當五王的教讀等官，組建諸王班底。

次月，朱祐杬兄弟正式出閣讀書。

弘治三年（1490年）十月，朱祐杬離開大內，出居位于十王府的興王府，文武百官依例過府行禮。這也意味著興王殿下即將成婚。然而關于朱祐杬的婚禮，實錄記載有所沖突。

弘治四年（1491年）正月“丁酉”條稱：“興王行親迎禮。”“親迎”是婚禮六禮中的最后一禮，婚禮至此便算完成，可后續記載顯示興王的婚禮才剛剛開始：

當年三月，明孝宗賜予朱祐杬淮安儀真鹽一萬引（一引三百斤），目的為“助婚禮之用”。朱祐杬得旨，立馬派兩名內侍攜數十人前往淮安收取。禮科左給事中韓鼎就此上疏，對興王殿下此舉提出異議，奏請由地方解送進京。

朱祐杬畫像

在京親王成婚屬于大事，且明孝宗命禮部制定相關禮儀。當年十一月，禮部進興王婚禮儀注：經欽天監卜選，于當年十二月十六日尚冠，二十一日行六禮之一的納徵，并發冊，冊封興王妃，次年正月二十日行親迎禮。

是故，弘治四年的正月“丁酉”條應當屬于誤記，本當系于弘治五年正月。至于興王妃人選，為中兵馬指揮司指揮蔣敩長女為興王妃。

《明實錄》中有關朱祐杬的紕漏并非單只這一條。若說“親迎”條屬于疏漏，那么關于他藩地的記載問題更大。

隨著興王兄弟日益年長，之國事宜也提上日程。弘治四年（1491年）九月，明孝宗下詔為興王三兄弟營建王府，實錄的記載為：

“壬寅，命建興王府于湖廣之德安，汝王府于河南之衛輝，益王府于江西之建昌。”（《明孝宗實錄》）

也就是說興王的藩地為湖廣德安府（今湖北安陸市）。然而次月興王殿下上疏稱，衛輝府（今河南衛輝市）土地貧瘠、地勢低洼，兼且有河水泛濫之患，非安身立命之所，請求改封到湖廣安陸州（今湖北）：

“（十月）丁未，興王以衛輝瘠洼河水泛濫不可立府，請改封于湖廣之安陸州。從之。”（《明孝宗實錄》）

這兩條記載明顯有沖突。那么興藩的始封之地究竟在哪里呢？的確衛輝府最終為汝王朱祐梈（音pēng）的藩地，可他乃明憲宗的第十一子，生于成化二十年（1484年）九月，此時年僅8歲，還是個小娃娃，尚未開府，又如何會之國，所以這條明顯有錯。而德安府則是明憲宗第五子岐王朱祐棆的封地，連老六益王朱祐檳都要之國了，自然也不會留著他。

明顯陵-莫愁村

因此九月那道詔令之中，被要求之國的為興、岐、益三王，汝王不在其列。故朱祐杬的初始藩地為河南衛輝府，之后才改為湖廣安陸州。弘治七年二月，湖廣巡撫韓文的奏疏也證實了這一點：

“今湖廣方營建興、岐二王府第，又重修吉府。三役并舉，木石瓦甓之費難以預計，其官匠人等餼廩計歲用銀四萬三千二百兩。今工未及半，不知將來所需其多幾何？”（《明孝宗實錄》）

由韓文的奏疏可以看出，明孝宗對大多數宗室雖然苛刻，但對自己的幾個兄弟卻非常優厚。

藩國生活記

弘治七年（1494年）九月，興王朱祐杬在祭拜過昌平諸皇陵，給供奉于奉先殿的列祖列宗上過香后，正式之國湖廣安陸州。龐大的隊伍在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區）張家灣登船，一路沿運河南下，抵達南京后登岸祭拜明孝陵，隨即溯長江西行，直抵安陸。

《明武宗實錄》在記述朱祐杬生平時，對其猛猛地一頓夸，將其塑造為古今少有的賢王：“持身甚嚴，不甘旨酒，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不耽玩珍奇，不談術數，不狎倡優，不崇尚仙佛。言笑必謹，衣冠必正。雖燕居，未嘗惰慢，臨位端拱，凜若神明。宮居雍睦，家政整齊，有關睢麟趾遺意，其于倫理甚篤。”

然而實際情況卻并非如此。

為確保弟弟安然之國，明孝宗下詔調集大小船只九百余艘供其使用，準許興藩校尉二人用一車，規模之大為大明建國以來之最。

受此恩遇，照理當心懷感恩，然而興王殿下的做法令人大跌眼鏡。弘治十一年，壽王朱祐榰（音zhī）之國，朝廷給予了船七百艘、車千四百六輛的額度，給銀令其自行募集。他在本府長史的蠱惑下，上疏提出抗議，要求與興王、岐王的標準看齊，結果招來兵部一頓輸出：

“本府承奉長史等官告王，謂：‘興、岐二府啟行時，船九百余艘，軍校二人用車一兩。’王遂具奏，請照二府例。兵部議謂：‘前二府出京之后，官校暴橫甚于狼虎，雖方面官亦被凌轢，余船則裝載私鹽，余車則多索銀兩，經過地方不勝煩擾，壞亂鹽法，重困斯民，此不可以為例。’”（《明孝宗實錄》）

張家灣通運橋

實錄只記載岐王之國時擾亂地方，搞得民怨沸騰，沒提及興王。但之國前的表現，也能才側面證明兵部所言非虛。

弘治七年十月，負責為朱祐杬一行準備車船的兵部員外郎莫驄，僅僅因為照章辦事，沒有給予興王殿下額外的好處而遭彈劾，稱其辦事“遲誤”，且未曾朝見自己。雖有兵部據理力爭，卻依然遭到了“錦衣衛逮治，贖杖還職”的懲處。

至于“不殖貨利”。

弘治五年（1492年）六月，賜予興王“兩淮余鹽歲一千引”，弘治六年四月，“給興王食鹽歲一千引”。注意其中的“歲”字，它表明這屬于常例，即每年都能領取這么多鹽引。

每年二千引，雖然數量龐大，可還勉強能說是王府的必要開支所需，但其他行為就不能這么算了。

弘治六年二月，在朱祐杬的奏請下，明孝宗將安陸州所屬赤馬湖與野豬湖兩大河泊所的課鈔賜予興王府。課稅屬于國家重要稅收之一，一般情況下即便賜予王府，也就賜予一年半載，三年五載已經頂天了，少有將這個河泊所賜予王府的。

明孝宗此舉可以說是莫大的恩賜。然而朱祐杬仍不滿足。弘治十年五月，他再次上疏朝廷，請求罷免所賜赤馬、野豬、蘆洑、長河諸河泊所的官吏，交由王府自行管理。

為防止藩王尾大不掉，自明太祖分封諸王起，諸王的歲祿皆由官府代為收取轉交，何況河泊所這等牽扯甚大的機構。他的行為可謂是極其僭越。戶部聞訊立馬跳出來反對，并給興王殿下扣了個“所請非惟致損民生，亦將大傷國體”的大帽子。一向與文官集團合作無間的明孝宗，對此也大為光火，順著戶部的意直接不予準許。

更過分的是興王府的建造。自弘治五年王府開始營建，可直到直到弘治十年王府依然沒有完全建成。是因為錢糧不夠嗎？非也！而是工程太過浩大，時間被延長。

對此湖廣及朝中重臣頗有怨言，比如弘治八年兵部尚書馬文升及禮部尚書倪岳就先后對此提出抗議。倪岳稱“湖廣長沙等處修造吉興岐三府，供億浩繁，所屬該上供弘治九年朱漆油蠟銅錫藥材皮張等料，請暫免一年，以蘇民困。”

鐘祥興王府

明孝宗雖表示讓有司“斟酌而行”，但王府的興建工程并未停工。

弘治十年（1497年）九月，湖廣總兵、鎮遠侯顧溥，借著當年六月“安陸州大雨，迅雷擊碎城上旗竿，四散委地”，七月初“霪雨不止，城垣垛口，并公私廬舍多塌，大洪山等處山水泛漲，渰死男婦四十三人，沖流房屋六十余間，牛馬等畜一百三十余只，損壞田地二十余頃”等自然災害，充分發揮天人感應之說，奏請約束諸藩，興王殿下正是其中被重點點名者：

“舊賜興府郢梁二府遺田三千八百三十九頃畝，蘆洑長河湖課三百七十余兩，俱有原額定數。近者奏各王府并軍民侵占，委三司等官踏勘撥，還比之原額已過數倍，而本府官屬又將鄰近小戶開墾納糧并多余田地一概謂其侵占，欲行撥還。”（《明孝宗實錄》）

明孝宗對此又是輕飄飄的一句“命下其言于所司”便算了結，猶如隔靴搔癢，對興王毫無壓力可言。于是乎繼續我行無素。

在湖廣巡按御史王恩奏請下，本省各藩皆交出所屬莊田的管理權，由官府統一收租，轉送王府，以免王府橫征暴斂。朱祐杬逆勢而動，于弘治十二年（1499年）二月提出“本府莊田與他府有糧民田不同”，要求恢復自征之權。明孝宗又給予準許。

弘治十三年二月，在興王殿下的奏請下，明孝宗賜予其京山縣近湖淤地千三百五十余頃。按照慣例賜予王莊田當為荒地或者官田，民田不管是起科納稅的熟田，亦或是開墾之后未曾起科的隱田，皆不得作為賞賜。而此次賜予興王的近湖淤地雖未起科，屬于隱田，卻是當地一千七百五十余戶百姓世代開墾而成，關乎百姓生存。故戶部尚書周經等屢次上疏抗辯，結果明孝宗依然堅持前議。

安陸州先后為郢靖王朱棟、梁莊王朱瞻垍（音jì）的封國，二藩留有不少莊田。成化年間，在襄定王朱祁鏞的奏請下，這些莊田大多劃歸近在咫尺的襄藩。興王之國之后，憑借親疏關系，虎口奪食，將被賜予襄藩的莊田奪了過來。

即便如此，朱祐杬猶不滿足。弘治十六年（1503年）八月，在他的奏請下，本用以解決郢梁二府墳園留守人員口糧和供奉所需的遺留莊田，及負責供祭的人丁統統劃歸興王府使用。這還不算，原本從中清出，已作為民田起科的二十余頃田地，也被興王府一把奪走。

身后身份的變遷

弘治十八年（1505年），明孝宗駕崩，皇太子朱厚照即位，大明不如武宗時代。與弘治年間相比，正德年間有關朱祐杬的形象要正面的多。

湖廣號稱九省通衢之地，稍有風吹草動，便有禍亂升起。西北地區的荊襄之地，從元代一直亂到了成化年間才得以消弭。正德五年（1510年）春，湖廣發生饑荒，盜賊群起。沔陽州的楊清、丘仁等僭稱天王、將軍，出沒洞庭湖間，圍岳州，陷臨湘，官軍屢次失利。

明代銀錠

眼見本地動蕩，朱祐杬捐獻白銀一千兩以助軍餉。總制湖廣、陜西、河南、四川四省軍務的刑部尚書、太子少保兼左都御史洪鐘為奏請表彰。明武宗盛贊四叔“輕財尚義”，降璽書褒諭。

正德七年（1512年）三月，在北方轉戰經年的劉六劉七起義軍攻破裕州（今河南省方城縣），逼近南陽府，大有南下湖廣之勢。安陸州地當要沖，朱祐杬因此一日三驚，請求趕緊派兵分手襄陽、德安兩府的關隘，阻止義軍南下。

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十七日，興王朱祐杬薨逝，在位33年，終年44歲，朝廷賜謚曰獻，選定安陸州東北的松林山為吉地，按親王規制營建墳園，翌年四月初三入葬。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十四日，明武宗朱厚照駕崩，身后無嗣。明武宗遵循明太祖欽定的“兄終弟及”祖訓，及支系輪序原則，遺命15歲的興王世子朱厚熜入繼大統。

四月二十二日，朱厚熜正式即皇帝位，改元嘉靖。然而權臣楊廷和與張太后耍了個詭計，強命明世宗將自己過繼給伯父，認明孝宗為皇考，稱興獻王朱祐杬這位本生之父為叔，為絕后患，甚至打算將六支的益王朱祐檳的嫡次子崇仁王朱厚炫過繼到興獻王名下。

此事不僅牽扯到當朝皇帝應當認誰為爹，更深層的意義乃皇權與臣權之爭，一旦明世宗低頭認栽，那將淪為徹頭徹尾的吉祥物，被文官集團玩弄于股掌之間。聰慧的明世宗自然不愿落得如此地步。于是乎，一場關于皇帝該以誰為皇考及興獻王尊號的皇統之爭就此爆發，雙方的斗爭長達三年，史稱“大禮儀之爭”。

整個過程中，明世宗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帝王之術，通過分化拉攏等手段，牢牢掌握了主動權，取得了最終的勝利。

正德十六年十月初一，明世宗學兩漢時期的傳統，追尊生父興獻王朱祐杬為興獻帝，尊生母蔣氏為興獻后，祖母憲廟貴妃邵氏為皇太后。注意，此次追尊的尊號為興獻帝，而非獻皇帝，兩者存在巨大不同。漢宣帝即位后追尊生父劉進為悼皇考，漢哀帝即位后追尊生父定陶恭王劉康為恭皇，明世宗的做法與二人如出一轍，不過他的目的是為了模糊概念，以便分階段奪取最終勝利。

嘉靖三年（1524年）三月初一，加尊興獻帝朱祐杬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將其抬入皇帝之列。三月十二日，正式定陵名為“顯陵”。在此之前的嘉靖二年，興獻王墳園便已開始按帝陵相應的規制升級改建，享殿的覆瓦由親王級的黑瓦換為代表帝陵的黃琉璃，并修筑神路、玉橋等。

顯陵祾恩門

加尊皇帝稱號的當月二十日，興獻王墳園正式變更為帝陵，定陵名為“顯陵”。七月，獻皇帝神主被奉安于奉先殿東室觀德殿。

嘉靖四年（1525年）五月，明世宗詔令在太廟外的環碧殿舊址上興建獻帝廟，取名“世廟”，并下令修《獻皇帝實錄》。次年九月，明世宗奉安恭穆獻皇帝神主于新落成的世廟。

嘉靖三年八月十四日，顯陵太監楊保奏稱“陵殿門墻規模狹小，乞照天壽山諸陵制更造”。工部尚書趙璜對這等邀寵行為極其不滿，以“陵制當與山水相稱，恐難概同”為由諫止。然而大孝子明世宗哪里肯依。

嘉靖六年（1527年）十二月，明世宗“命修顯陵如天壽山七陵之制”，顯陵再次得以擴建，包括修筑顯陵山即寶頂和寶城，重建享殿，增建方城明樓、睿功圣德碑亭、大紅門等，還在欞星門前的神路兩側建置了望柱和12對石像生。明嘉靖十年（1531年），明世宗嘉靖帝敕封松林山為純德山，并立碑建亭。直到嘉靖十一年（1532年）十月，顯陵改建工程告一段落。

嘉靖十三年（1534年）六月，南京太廟離奇毀于大火，明世宗借機重建北京太廟，將世廟并入，改同堂異室制為都宮別院制，更明太宗朱棣廟號為成祖，并欽定廟制：太祖廟居中，成祖居左，立文祖世室，成祖之下另立三昭廟；太祖之右為三穆廟，并在太祖廟寢后建祧廟，以奉祧主。借著這個機會，朱祐杬由世廟成功入主太廟，與明孝宗同居一廟。

雖然將父皇抬入了太廟，可廟中九個神主之中，只有朱祐杬沒有廟號，顯得太過太過特立獨行。對此自有人愿意為圣人分憂。嘉靖十七年（1538年）四月，已經致仕的揚州府同知豐坊上書，請求“復古禮、建明堂，加尊皇考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明世宗遂于當年九月給“恭穆獻皇帝”上廟號“睿宗”。

同年十二月初四，章圣皇太后病逝，明世宗決定奉母后棺槨南下合葬顯陵。為此于次年二月南巡承天府，巡視顯陵營建工程。在皇帝關注下，顯陵規模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整個工程直到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九月才得以完竣。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嘉靖帝改荊州左衛為顯陵衛，以正軍李貌才等1200余人充之。

就在顯陵擴建之時，北京太廟又鬧出了大問題。嘉靖二十年（1541年）四月一把大火中離奇將太廟燒毀，唯獨睿宗一室留存。明世宗下令重建太廟，并借機表示太廟之所以著火，是因為祖宗們不愿分開祭祀，因此恢復“同堂異室制”。

太廟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六月，新太廟即將建成，明世宗頂著朝臣的非議，親自制定廟議：“既無昭穆，亦無世次，只序倫理。太祖居中，左四序成、宣、憲、睿，右四序仁、英、孝、武。”

在兒子的托舉下，朱祐杬歷經二十四年，由一節藩王登頂皇帝，并在太廟之中獲得了一個單間。為防止后世子孫不孝的將老爹祧了出去，明世宗在第三任皇后方氏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去世后，借口將皇后升祔太廟，占住位次，為此不惜將明仁宗給祧了出去，簡直是“哄堂大孝”。

阿越說

《明武宗實錄》將朱祐杬的賢明，夸得前無古人后無來者，這種內容看看就好，畢竟該實錄是在明世宗的意志下編撰而成，作為大孝子，自然要給老爹涂抹。《明孝宗實錄》中的興王殿下才是其真面目。

從興獻王到明睿宗獻皇帝，朱祐杬是大明諸帝中唯一一個獲得官方認證的追封皇帝（不計南明，懿文太子朱標雖然也曾獲得追尊，可只有短短4年，永樂以后不被承認。），直到大明覆滅，神主依然安居太廟，沒有被祧。說一千道一萬，還是有個好兒子。

明成祖劇照

朱祐杬是開心了，然而明成祖朱棣、明仁宗朱高熾父子倆，若是泉下有知，少不得要讓明世宗享受一番來自祖宗的關愛。特別是朱棣，本身得位不正的他，不惜五征漠北、六下西洋、修撰《永樂大典》，一輩子孜孜以求的無非是一個證明自己才是最好的，太宗文皇帝這一頭銜恰巧是最佳驗證，明世宗這個不肖子孫為了彰顯自己的孝心，竟然給他改廟號。

“成祖”？這是深怕后世不清楚他是通過造反奪取皇位的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