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員風暴席卷汽車業，巨頭進入生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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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企觀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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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行業沒有避風港。從一線崗位到頂層掌舵人，震蕩正沿著組織鏈條層層傳導。這不是零星調整，而是全行業的生存收縮。

2026年3月，大眾集團拋出一份史上最激進的“瘦身計劃”：2030年前，德國本土裁員約5萬人。這是一家燃油車巨頭在轉型滯后、產品失焦之后，被迫做出的止損動作。

無獨有偶，以007座駕聞名全球的豪華超跑品牌阿斯頓·馬丁，也不得不勒緊腰帶。這家英國車企在今年2月宣布，最多裁員20%。直接誘因是美國進口關稅與持續疲軟的中國豪華車需求。

震蕩早已蔓延至產業鏈底層。歐洲汽車供應商協會（CLEPA）秘書長本杰明·克里格（Benjamin Krieger）直言：“過去兩年，我們已累計失去超10萬個崗位。但這還不是終點。”

產業鏈在收縮，高管的命運岌岌可危。

在過去的短短一年多里，全球已有9家主流車企換帥。國際咨詢公司AlixPartners在2026年2月發布的《顛覆性指數》（下稱《指數》）調查中，揭示了這一動蕩的真相，覆蓋11個國家、10個行業、超3000名企業高管的數據顯示，汽車行業已連續第二年成為全球“受沖擊最嚴重的行業”，顛覆性指數高達74分。

畢馬威全球汽車業務主管安德烈亞斯·里斯（Andreas Ries）一針見血：“如今，所有大型車企中，仍在推進戰略執行的CEO，都在接受一場公開的審判。”

汽車業正被拖入一場全方位的結構性危機。但一個更本質的問題擺在眼前，這一切，究竟只是周期性的調整，還是舊秩序已然走向終局？

01

巨頭斷臂

裁員數字背后，是傳統燃油車企在轉型深水區不得不承受的重壓。阿斯頓·馬丁率先披露了其最新一輪成本削減計劃，基于約3000人的現有員工規模實施裁員，預計可實現年化約4000萬英鎊（約合5400萬美元）的節流目標。盡管公司未明確裁撤崗位的具體時間表，但強調大部分節省將在今年內體現。這一輪動作已包含去年已宣布的5%裁員幅度。與之同步，阿斯頓·馬丁還將五年期資本支出計劃從原先的20億英鎊下調至17億英鎊，方式是對電動車技術的投資進行推遲。

作為英國頂級超豪華汽車制造商，阿斯頓·馬丁長期深陷資金周轉緊張與高額負債的經營困局，這一結構性短板始終未能得到根本性解決，當前企業負債總額已達到13.8億英鎊。企業官方坦言，美國出臺的關稅政策對其海外業務造成了嚴重沖擊，而作為全球體量最大的汽車消費市場，中國區域的豪華車型消費需求也呈現出大幅萎縮態勢，兩大核心市場的不利局面直接加劇了經營風險。

將視角從英倫超豪華品牌轉向德國汽車工業巨頭，大眾集團正在推進一場體量更大、影響范圍更廣的深度組織重構。集團計劃的德國本土裁員人數占到其德國員工總數（約29.3萬人）的17%。優化崗位業務范圍從主品牌延伸至奧迪、保時捷兩大高端品牌，以及負責軟件研發的子公司Cariad。按照集團規劃，2025年全年可通過各類精簡舉措節約近10億歐元成本，長期目標則是在2030年之前完成累計超60億歐元的費用縮減，最終將營業銷售回報率穩定在8%至10%的目標區間。

圖片源自大眾中國官方

大眾集團整體財務表現出現了顯著下滑。2025年全年財報數據顯示，企業總營收約為3219.1億歐元，同比小幅下降0.8%，營業利潤區間在88.7億至89億歐元之間，同比降幅高達53%至53.5%，稅后凈利潤約69億歐元，同比回落44%，最終營業利潤率僅為2.8%。大眾集團表示，利潤大幅下滑并非單一因素導致，而是多重外部壓力與內部調整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美國方面加征進口關稅直接帶來約30億歐元的經濟損失，再疊加保時捷品牌產品戰略調整產生的相關支出、全球匯率市場波動，以及產品定價與結構組合變化等，多重壓力共同擠壓了集團整體盈利空間。

在業績電話會上，中國市場的戰略權重被一再推至臺前。大眾汽車集團CEO奧博穆（Oliver Blume）在會上直言，大眾正以更快的節奏與更靈活的姿態，去匹配中國市場的演變速度。他披露，到2027年底，集團計劃在中國市場投放30款全新車型，覆蓋純電動、插電式混合動力與增程技術路線。此外，另有超過20款新能源車型將在同一階段完成上市。奧博穆同時強調，穩住燃油車市場的既有地位，仍然是大眾轉型過程中不可回避的支撐點。

對于2026年，大眾給出的預期更為謹慎。銷售收入同比增長上限設為3%，營業利潤率目標區間為4.0%-5.5%。但其也在前瞻中明確警示，宏觀經濟波動、國際貿易壁壘、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市場競爭的白熱化，以及排放標準持續收緊，都將成為新一年中無法繞開的變量。

汽車行業分析師顧彥濤認為，這種調整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一場被多重壓力倒逼的系統性變革。

他分析稱，作為全球汽車工業的關鍵戰場，歐洲本土需求持續疲軟，而中國新能源車企憑借技術迭代與成本優勢加速滲透，使大眾在傳統燃油車領域的既有優勢不斷被侵蝕。與此同時，德國制造體系固有的高成本結構進一步壓縮利潤空間。傳統車企正進入一輪以現金流安全、投資節奏重構與組織精簡為核心的深度調整期。

02

鏈上雪崩

當前全球汽車行業正處在格局重塑的關鍵階段，大范圍的裁員調整并非短期波動，而是行業內外多重壓力長期疊加后的集中釋放。電動化轉型在技術突破受阻、市場需求見頂的雙重約束下進展放緩，終端消費持續疲軟，國際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再加上貿易保護政策不斷升溫，整個汽車產業鏈不得不轉向收縮、降本與深度重構的生存模式。

這一輪行業變革不僅左右著企業的戰略選擇，也真實暴露出全球汽車供應鏈在轉型過程中存在的穩定性不足與現實陣痛。歐洲汽車供應商協會CLEPA對此發布了明確預警，若后續產業政策與市場環境得不到實質性改善，截至2030年，歐盟地區的汽車供應鏈將有35萬個就業崗位陷入被削減的風險之中。

據CLEPA披露，歐洲汽車零部件行業在最近兩年持續承受著巨大的經營壓力，2024與2025兩年時間里，行業內企業累計公布的裁員人數已經達到10.4萬人，產業鏈上游的收縮態勢十分明顯。身處轉型核心位置的零部件廠商，正面臨著兩頭承壓的艱難處境，企業既要持續投入資金用于電動化生產線升級與核心技術研發，又要面對純電動汽車銷量增速放緩、能源成本不斷上漲、合規要求持續提高帶來的多重擠壓，盈利空間被不斷壓縮。

德國汽車工業協會（VDA）調查亦顯示，歐洲汽車零部件企業在電動化相關領域的投入，已占到整體資本開支近四成，可對應的營收貢獻卻遠未達到匹配水平。高昂的轉型代價真實發生，而轉型帶來的收益卻遲遲未能兌現。

在這樣的背景下，頭部企業紛紛啟動業務重組與人員優化。零部件巨頭采埃孚計劃在2030年前，于電動化動力總成技術部門裁撤約7600個崗位，并以縮短工時、鼓勵自愿離職等溫和方式推進，力圖避免強制裁員。

2025年財報顯示，采埃孚全年營收388億歐元，同比縮水6.2%；凈虧損則擴大至21.47億歐元，較上年翻倍。同期凈負債雖微降至102.17億歐元，但杠桿率仍高達2.98，財務韌性逼近臨界點。多重壓力疊加之下，采埃孚不得不開啟全面自救。

博世的調整啟動更早、波及范圍也更廣。去年9月，博世便規劃到2030年削減大約1.3萬個崗位，調整主要集中在德國本土的多個業務基地，其移動出行事業部每年存在約25億歐元的成本缺口，也是此次優化的重點板塊。舍弗勒也在2024年11月公布了歐洲區域的人員調整方案，計劃裁減約4700個崗位，其中絕大部分位于德國境內，同時還會對部分產能布局和在研項目進行同步優化。大陸集團同樣開啟了全面收縮策略，據路透社披露，旗下汽車業務研發部門計劃在2026年年底前裁減3000個崗位，整個集團的裁員總規模已經達到萬人級別。

頭部零部件企業的收縮舉措，正在以極快的速度向產業鏈下游的中小型供應商蔓延。德國巴登符騰堡州的中小型配件企業Dostech已經正式啟動裁員流程，該企業聯合創始人施特芬·布勞恩（Steffen Braun）坦言，當地汽車產業集群的根基正在動搖，企業獲取外部投資的難度持續攀升，生存環境不斷惡化。

VDA數據顯示，2025年德國汽車行業就業人數約72.6萬人，較上年減少近4.7萬人，較2019年更是銳減近10.7萬人。

Ifo研究所經濟學家羅伯特·萊曼（Robert Lehmann）對此分析表示，美國關稅政策打亂了全球汽車貿易格局，對高度依賴出口的德國汽車產業造成了尤為直接且劇烈的沖擊。

03

生死傳導

整個行業的投資信心也在持續走低。VDA針對124家中小供應鏈企業開展的專項調查數據顯示，超過七成的受訪企業明確表示將縮減在德國本土的投資計劃，其中近三成企業已經著手將投資布局轉向海外市場。業內多數供應鏈企業都持有相同的判斷，本輪席卷全行業的裁員調整，并不是經濟周期波動帶來的短期行為，而是全球汽車產業產能分配與研發資源布局的長期性重構。

德國汽車管理中心（CAM）主任斯特凡·布拉策爾（Stefan Bratzel）對此直言不諱。在他看來，未來幾年行業將進入一場“達爾文式的優勝劣汰”，部分企業要么退出市場，要么徹底喪失獨立性。

顧彥濤對《企業觀察報》表示：“從產業發展的長期視角來看，歐洲汽車供應鏈出現的大規模裁員與業務重組，并非階段性調整，而是由四類核心因素共同驅動的結構性變革，這也是行業進入深度轉型的根本原因。”

歐洲汽車市場在2025年呈現出需求增長持續不及預期的態勢，這種下滑并非短期周期現象，而是終端消費根基弱化帶來的結構性變化，市場訂單縮減直接向上游傳導，導致零部件企業產能利用率下降、庫存壓力上升，現金流狀況持續惡化，需求疲軟已經從短期擾動轉變為中長期的行業常態。

與此同時，全球汽車競爭格局正在發生地緣層面的重構，中國車企依托高性價比產品與高效協同的供應鏈體系加速進入歐洲市場，從市場份額與盈利空間兩方面對本土供應商形成持續擠壓，歐洲企業難以通過小幅優化應對，必須重構成本體系與市場策略。

技術轉型帶來的投入與收益失衡同樣成為重要制約，零部件企業身處傳統燃油車業務衰退、電動化業務尚未形成規模效益的轉型夾縫中，傳統業務利潤持續收縮，電動化與智能化研發、產線升級、人員培訓卻需要持續高額投入，轉型效率偏低、成本高企成為普遍難題，部分企業為緩解資金壓力，不得不縮減自動駕駛等前沿領域的投入。

外部政策環境的多重沖擊進一步加劇了行業壓力，美國關稅政策直接損害歐洲出口型供應鏈企業的利潤，歐盟排放及產業政策的不確定性又提升了長期投資的決策風險，不僅推高當期運營成本，也降低了企業的資本投入意愿。

在顧彥濤看來，行業正在從過去以增長為主導的敘事框架，被迫切換至生存與系統性重塑并行的新階段。

04

頂層震蕩

身處這場變革中心，即便站在權力金字塔頂端的CEO也未能幸免。

一份不斷拉長的名單，記錄著全球汽車業高層的劇烈動蕩。寶馬的米蘭·內德利科維奇、豐田的近健太、保時捷的邁克爾·萊特納、捷豹路虎的P·B·巴拉吉、雷諾的弗朗索瓦·普羅沃、Stellantis的安東尼奧·菲洛薩、日產的伊萬·埃斯皮諾薩、沃爾沃的霍坎·薩穆埃爾松、現代汽車的何塞·穆尼奧斯……短短一年多，九家全球性車企更換了掌門人。

羅盛咨詢2025年《全球CEO變動指數》揭示了一個鮮明趨勢，CEO加速更迭正成為全球公司治理的常態。數據顯示，當年共有234位CEO離職，較2024年增加16%，顯著高于過去八年的平均水平。更關鍵的變化在于節奏，CEO平均任期已壓縮至7.1年。提前離任的比例也急劇攀升，任期為30-36個月便離職的CEO數量同比激增79%，任期未滿一年即告下臺的占比也從4%上升至5%。這背后，是董事會留給新管理層的適應窗口正被快速收窄，業績考核的節奏愈發緊湊。

這一趨勢在汽車行業尤為突出。對于正處在電氣化轉型、軟件定義汽車與人工智能賽道深度交織的車企而言，資本市場對“長期敘事”的耐心已逼近臨界點。巨額的技術投入與平臺建設，必須迅速轉化為清晰的盈利路徑與現金流表現，任何延誤都將在股價上被直接定價。CEO更迭加速，正是這場資本倒逼下的行業縮影。

埃森哲駐德國汽車與移動業務主管優爾根·瑞爾斯（Jürgen Reers）直言，當前汽車行業壓倒一切的核心任務是執行力與商業模式的抗沖擊性。瑞爾斯判斷，雖然行業未必會爆發普遍性的大規模裁員潮，但資本與市場對轉型成效的容忍度正在觸底，“CEO平均任期正在下降”的現象，正是這種前所未有的緊迫感最直接的影射。

一組更為細致的數據將汽車行業身處的巨大壓力與集體焦慮徹底攤開。

《指數》中有一項數字格外刺眼，近六成的汽車行業高管直言，自身所在企業在新一輪技術變革浪潮中已經處于追趕位置，甚至明顯掉隊。這不是對市場環境的判斷，而是對自身處境的坦陳。對于站在戰略核心的決策者而言，企業落后，首先意味著個人的位置不再穩固。

另一組數據則透露了更深層的焦慮。81%的高管希望公司推進垂直整合。表面看，這是對供應鏈掌控力的追求；內核里，折射出的恰恰是管理層對技術失控與供應鏈脆弱的集體不安。當外部生態不再可信，唯一的選擇便是把主動權握回自己手里。

勞動力計劃的數據，則清晰地折射出企業在人力布局上的分裂與搖擺。超過半數受訪高管預計今年將增加招聘，但仍有25%的人計劃放緩招聘，20%的人預計將進行裁員。三種截然不同的人力規劃同步存在，沒有任何一種方向成為行業絕對共識，暴露了企業在規模擴張與成本管控之間難以平衡的現實困境。

05

權力更迭

汽車行業的權力結構正在發生標志性重構，財務背景管理者正批量登上企業決策之巔，成為本輪行業調整中極具風向意義的用人趨勢。

捷豹路虎全球及中國區首席執行官、華晨寶馬總裁等關鍵職位，先后由具備資深財務履歷的前首席財務官或資金管理負責人接任。而在2026年2月6日，全球產銷規模位居首位的豐田汽車正式發布人事任命，現任首席財務官近健太將于同年4月1日出任社長兼首席執行官，這是豐田自2009年之后首次摒棄工程師與賽車手背景的傳統用人路徑，也是品牌歷史上首次由財務體系出身的管理者執掌全局。

里昂證券（CLSA）駐東京首席亞洲汽車分析師克里斯托弗·里希特（Christopher Richter）對此表示，全新的產業時代呼喚能力結構完全不同的領導者，新一代車企掌舵人必須具備復合型決策思維，在面向未來的創新布局與立足當下的穩健經營之間找到精準平衡點，同時必須牢牢守住傳統主營業務的基本盤，依靠成熟業務持續創造穩定現金流，為電動化、智能化等高投入轉型提供堅實支撐。

這段分析精準戳中了全球車企掌舵者正在面對的核心矛盾與現實困境。在行業高速增長階段，產品研發、技術突破與市場營銷能力是車企選拔最高管理者的核心標準，企業的核心使命也始終圍繞產品打造與市場擴張展開。

而當下的產業環境已經發生根本性逆轉，造車新勢力快速崛起并搶占市場份額，全域價格戰不斷擠壓企業盈利空間，電動化轉型所需的資本投入持續攀升，智能化與人工智能領域的研發投入更是以百億元為單位計量，投資回報周期卻被無限拉長。疊加全球供應鏈體系動蕩、地緣政治風險加劇等外部壓力，傳統以規模為核心的發展邏輯徹底失效。

當增長的故事講不下去，活下來便成了第一命題。

此時，財務出身者的優勢便凸顯出來。他們未必擅長定義下一代產品，卻天然精通現金流管控、成本精細化管理與風險對沖。比起“如何贏得未來”，他們更清楚“如何不在通往未來的路上倒下”。從追求規模擴張轉向堅守財務穩健、提升運營效率與聚焦利潤創造，正是外資車企集體調整管理層的底層邏輯。

這一趨勢同時拋出了一個尖銳的行業命題，當財務理性主導戰略決策，企業在前沿技術與產品創新上的冒險空間是否會被系統性壓縮？生存與變革之間的張力，遠非一紙財報所能丈量。新任掌舵者能否在保障現金流與推動長期轉型之間找到動態平衡，仍是整個汽車行業亟待驗證的核心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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