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恩斯“動物精神”思想溯源

在《就業(yè)、利息和貨幣通論》（以下簡稱《通論》）第12章“長期預期狀態(tài)”中，凱恩斯一共有三次提到“動物精神”（animal spirits），而這三次都出現(xiàn)在第12章第Ⅶ小節(jié)的前兩段，而且在凱恩斯所有的其他著作和論文中，也僅有此三處提到“動物精神”。

理性與非理性的平衡

凱恩斯《通論》中的“動物精神”

在這一章中，凱恩斯提出“動物精神”的基本背景是，他認為資產(chǎn)價格與預期價值的數(shù)學計算存在很大關系的觀點值得懷疑。人們對于未來是無知的，并沒有辦法對其現(xiàn)值作出可靠的估計，一切把未來收益予以貼現(xiàn)的做法，都只不過是建模者的一廂情愿。正是這種對于未來的無知，才使得人們熱衷于短期的“投機”，而不是從事長期的“事業(yè)”——做企業(yè)。真正能夠開啟“企業(yè)”這一生產(chǎn)過程的，并不是理性的預期，而是根植于人性深處、一種渴望有所成就的沖動。

《通論》第12章的主體是關于不確定性的。在這一章，凱恩斯顯然使用了他在《論概率》一書中的思想，他使用動物精神來討論投資的波動性問題。1937年，為了進一步發(fā)展其關于不確定性的思想，凱恩斯曾于《經(jīng)濟學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QJE）發(fā)表了一篇文章，但這篇文章并未提到動物精神。凱恩斯在這篇文章中進一步指出，之所以會出現(xiàn)投資的不確定性，部分原因在于對未來實際經(jīng)濟的預期基礎非常不牢靠，因為這些預期本身也會有較大的變動，部分原因在于證券交易本身的劇烈波動。我們可以把凱恩斯1937年的這篇文章看作對《通論》第12章的延續(xù)，但它并沒有就動物精神給出更多的內(nèi)容。所以，我們還是以《通論》中對“動物精神”的闡述為準來探討凱恩斯這一思想更為深遠的根源。

“動物精神”概念的笛卡爾淵源

《凱恩斯全集》（30卷）的編者唐·莫格里奇（Don Moggridge）認為，“動物精神”這一思想的最初來源是凱恩斯。在對羅賓·C.O.馬修斯（Robin C.O.Matthews）就該問題的詢問中，他這樣回復道：

“動物精神”的根源似乎可以追溯至凱恩斯。最早的參考文獻來自他的一套筆記，這套講義現(xiàn)在收藏在馬歇爾圖書館，題為“對現(xiàn)代哲學I的筆記——笛卡爾、萊布尼茨、麥克塔加特的講義，艾特曼的歷史——[包括斯賓諾莎的倫理學]”。在笛卡爾的生平和傳記中寫道，“身體由動物精神所驅使——心臟的熱量蒸餾出血液中的火熱粒子。這些粒子通過滲透和運動全身的神經(jīng)和肌肉來使身體發(fā)生運動……但這不會增加運動量嗎？不會，因為動物精神總是處于運動之中——只有意志才能引導它們”。凱恩斯之后還在這里加了一句評論：“無意識的心智活動。”

但莫格里奇所舉出的凱恩斯早期筆記中的這種對“動物精神”的提及，到底在凱恩斯的思想中如何從年輕時期逐漸過渡到他五十多歲撰寫《通論》之時，卻并不清楚。馬修斯在1984年劍橋大學凱恩斯講座上所作的演講中指出，凱恩斯非常崇拜的哲學家大衛(wèi)·休謨也曾使用過“動物精神”一詞，而且還指出，自馬歇爾以降，劍橋經(jīng)濟學派的一大特點就是對經(jīng)濟行為的心理根源給予較為重要的關注，雖然這些心理根源沒有被放在理論構建的第一位，但也沒有令人滿意地把它們納入所構建的理論主體中。比如，在解釋經(jīng)濟周期時，著名的A.C.庇古就曾引用過“樂觀主義和悲觀主義的交替浪潮”這樣的觀點，而這一觀點正是源自馬歇爾的《經(jīng)濟學原理》的相關論述。

根據(jù)莫格里奇的這段文字可知，凱恩斯似乎是從笛卡爾那里借用來的“動物精神”一詞。不過，“動物精神”最初是一個醫(yī)學術語，而非一個經(jīng)濟學名詞。最早使用這個詞的似乎是公元2世紀的蓋倫，他是一名來自小亞細亞的希臘醫(yī)生，也是繼希波克拉底之后古代世界最著名的醫(yī)生，他將“動物精神”一詞解釋為大腦指揮的肌肉活動。蓋倫提出了一種精神學說，他認為肝臟產(chǎn)生由靜脈輸送的自然精神，心臟產(chǎn)生由動脈輸送的生命精神，大腦產(chǎn)生由神經(jīng)輸送的動物精神。不過，自1628年哈維發(fā)現(xiàn)血液循環(huán)之后，蓋倫的這種動物精神理論就不攻自破了。但笛卡爾試圖將動物精神注入哈維的血液循環(huán)理論之中。

笛卡爾認為，血液在心臟中被加熱，然后通過主動脈被推向大腦。血液中最“活躍和細微的部分”——動物精神，便大量涌入大腦。動物精神也是物質的，不同之處在于它們極其微小，運動速度極快。它們從心臟冒出來，有一些進入大腦，又由大腦引導到神經(jīng)，然后從神經(jīng)進入肌肉，通過肌肉而以不同方式遍布全身，從而引起肌肉運動。笛卡爾的理論還解釋了人們?nèi)绾巫龀鲞`背自己最佳判斷的行為，因為身體的運動是由動物精神的運動所引起，但動物精神既會受情緒的影響，也會受思想或靈魂的影響。最終，笛卡爾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個人的判斷往往是錯誤的，甚至建立在某些激情之上，而意志以前正是因為這些激情而屈服或誤入歧途的。”

無論是笛卡爾的生理學還是凱恩斯的經(jīng)濟學，他們都認為動物精神會使人們不顧理性甚至違背理性行事，甚至會帶來錯誤，但二者之間存在著微妙的差別。凱恩斯使用“動物精神”是一個比喻，一種對深藏于人性中的內(nèi)在沖動的隱喻，而笛卡爾的動物精神則旨在引導人們對真理的認識，因為個人判斷經(jīng)常受到激情的侵擾而使靈魂誤入歧途。凱恩斯的本意在于，企業(yè)家若想對生產(chǎn)過程作出理性決策，往往無所憑借，真要使經(jīng)濟繁榮發(fā)展，離不開超越理性的企業(yè)家的動物精神。

“動物精神”概念的休謨淵源

雖然有不少學者認同凱恩斯對“動物精神”的引述有可能就是從笛卡爾那里來，但也有人認為，凱恩斯的思想來源也可能包括大衛(wèi)·休謨，而不僅是笛卡爾。大衛(wèi)·休謨有一句名言：“理性是并且也應該是情感的奴隸，除了服務和服從情感之外，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職務。”休謨認為，我們?nèi)祟愲m然通常感到自己是理性的，我們的決策和判斷都是理性思考的結果，但實際上，我們的絕大部分日常判斷都是基于直覺和本能作出，而且直覺判斷是先于理性判斷發(fā)生的，理性的主要作用是合理化直覺判斷，讓判斷看起來合理和自洽。

最早是馬修斯在1984年的講座中提到，大衛(wèi)·休謨也在著作中使用了“動物精神”一詞，不過他也提及凱恩斯對笛卡爾的熟悉，對莫格里奇的觀點他其實是認同的。但馬修斯還提到了笛卡爾、休謨和《通論》之間的第二個可能的聯(lián)系，那就是通過凱恩斯作為藏書家的活動而產(chǎn)生的關聯(lián)。《通論》第12章基本完成于1934年，這一年凱恩斯正在積極購求笛卡爾的著作。而就在此前一年，梅納德·凱恩斯通過他的弟弟、著名藏書家杰弗里·凱恩斯得到了一份極為罕見的文件，名為《最近出版的一本書的摘要：該書題為〈人性論〉》（Abstract of a Book Lately Published:Entitled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傳統(tǒng)上，這本書被認為是亞當·斯密所著，但凱恩斯和皮耶羅·斯拉法確信這是休謨本人所著，并于1938年在該書的重印版的前言中對此進行了論證。雖然這番論證發(fā)表于1938年，但凱恩斯在1934年初就對作者問題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雖然這份文件中并沒有出現(xiàn)“動物精神”的字樣，但就在他仔細閱讀這份文件時，凱恩斯很可能通過重讀休謨的其他作品補充了這一內(nèi)容，并在當年寫作第12章時想起了這個詞。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學經(jīng)濟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圖片來源：AI制圖

責任編輯：梁華

新媒體編輯：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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