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遺詔叮囑乾隆照顧五人，最終只有兩人命運較為圓滿

雍正十一年冬天的紫禁城，其實并不平靜。

表面上是國喪在即、朝野肅然，深宮之中，卻已經(jīng)在悄悄安排接下來的天下格局。那一年，年近六旬的雍正帝，身體每況愈下，卻仍然堅持親筆修訂一份極為關鍵的文件——這就是后來記載在《世宗憲皇帝實錄》中的那道遺詔草稿。

有意思的是，這道遺詔里，并沒有什么驚天逆轉(zhuǎn)，也沒有推翻既定繼承人之類的戲劇性轉(zhuǎn)折。雍正早就決定由弘歷繼位，真正值得玩味的，是他在遺詔中點了五個名字，明確叮囑讓乾隆“予以照顧”。這五個人，看似出身、經(jīng)歷各不相同，卻共同參與了從康熙末年，到雍正朝，再到乾隆初年的權力交接與皇權重塑。

這五位分別是：和親王弘晝、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還有兩位權傾朝野的重臣——張廷玉與鄂爾泰。雍正對他們逐一評價、反復叮嚀，幾乎可以看作是給乾隆擬好的一份“用人清單”。

不過，列表容易，執(zhí)行卻難。乾隆登基后，這五個人并沒有都走向同樣的結(jié)局。幾十年下來，真正能說得上“結(jié)局不錯”的，只有兩人，其余三位或受冷落，或遭羞辱，甚至被政治氣候所牽連。追著這條線索往回看，既能看出雍正對局勢的判斷，也能看出乾隆在逐步鞏固皇權過程中的取舍與心思。

要把這五個人的命運看清楚，得先從那道遺詔說起。

一、遺詔中的五個名字：皇權交接后的“保護名單”

按照《世宗憲皇帝實錄》的記載，那道遺詔大致分成四部分：政績自述、傳位安排、后事政務交代，以及對幾位宗室與重臣的詳盡評價。真正牽動后世議論的，就是第四部分。

雍正對弘歷說得很直白：與和親王弘晝“同氣至親，實為一體”，必須“誠心友愛”；對宗室諸王要親近，對賢臣重臣要善加保全。緊接著，他逐一點評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以及張廷玉、鄂爾泰，既說優(yōu)點，也點出弱處，最后還破例提出，將張、鄂二人配享太廟，算是給了極高的政治榮譽。

從這個角度看，這道遺詔其實更像一份政治托孤文書。雍正明白，乾隆繼位之初根基有限，需要有宗室長輩與老成宰輔做靠山，又不能讓這些靠山變成阻礙，所以提前劃好邊界，既抬舉，又約束。

乾隆登基之后，表面上確實嚴格執(zhí)行了遺詔精神。弘晝、允祿、允禮，都被任命為總理事務大臣，參與重大政務；張廷玉、鄂爾泰更是繼續(xù)掌握軍機、總攬中樞。乾隆對弟弟弘晝另眼相看，讓他掌管內(nèi)務府財權，可見信任。

只是，帝王之心不可能固定不變。隨著乾隆個人威望的提高，政治路線漸漸清晰，這五個人和他的距離，也慢慢拉開了。

二、宗室三王：有人躲在酒杯后，有人被卷進風波

這五人里，三位是宗室，血緣天然親近。這三人命運的差別，恰好能看出乾隆對“親”與“權”的取舍。

（一）不爭皇位的和親王弘晝

說到弘晝，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活人出喪”、“荒唐王爺”之類的評價。其實在雍正年間，他的名聲就已經(jīng)不小，有點特立獨行，既不刻意討好，也不愿涉足權力中樞。與其說他放浪，不如說他刻意躲開政治核心，保持安全距離。

雍正十一年，弘晝被封為和親王。這項封賞本身，就說明雍正看重他，也看重他對皇位“不動心”的態(tài)度。對于皇子群體來說，能對最高權力真正無欲無求，很不容易。雍正心里清楚，有這樣一個弟弟，將來對乾隆是有利而無弊的。

乾隆即位以后，對這位親弟弟確實極為寬厚。賞賜不斷，待遇優(yōu)渥，幾乎到了寵溺的程度。弘晝仗著這層關系，行事就更加放縱，驕橫甚至有些荒誕。有一次朝會上，他竟當著群臣的面毆打大臣訥親，弄得乾隆非常難堪。按理說，這種行為換成別的王公，早就被重罰乃至圈禁。

但乾隆的最高處分，也不過是罰俸三年，幾乎可以說是象征性懲戒。可見在乾隆眼里，弘晝不是政治對手，而是一個麻煩親戚，卻是可控的麻煩。

弘晝留下的《金樽吟》中，有一句“世事無常耽金樽”，還有“人生難得一知己”，將一種“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態(tài)度寫得很透。后世有學者認為，這是他的“保命詩”，用輕浮表面，掩飾內(nèi)心的不爭之志。就結(jié)果看，這種選擇確實保全了自己。乾隆三十五年，弘晝病逝，獲謚“恭”，算得體面而終。

不爭權，躲在酒杯后，反倒成了他的護身符。不得不說，這是宗室子弟在高壓政治環(huán)境下的一種生存智慧。

（二）既得爵位又失權勢的莊親王允祿

和弘晝的“滑不溜秋”不同，允祿的出身和早期經(jīng)歷，要復雜得多。他是康熙第十六子。康熙晚年九子奪嫡，諸皇子爭得你死我活，允祿卻刻意保持距離，沒有卷進核心風波，這一點后來救了他。

雍正登基后，對那些曾經(jīng)支持胤礽或反對過自己的兄弟很不客氣，多有削奪與打擊。唯獨對允祿，態(tài)度相對溫和。雍正元年，原莊親王博果鐸去世無子，朝廷便讓允祿過繼給博果鐸，承襲莊親王爵位。從此，他名義上是莊親王后嗣，實際上卻是雍正刻意扶持的一個“干凈宗室”。

不過，這份“干凈”也有代價。雍正朝，允祿雖然位高，卻權不重，多擔任八旗都統(tǒng)等職務，可見雍正并不準備讓宗室過多干涉中樞政務。等到乾隆上臺，局面有了一點變化。

乾隆初年，允祿被任命為總理事務大臣，兼管工部事務，還食親王雙俸，在一眾顧命大臣中，排列靠前，甚至在允禮、張廷玉、鄂爾泰之前。這是對他輩分、身份的尊重，也旨在安撫年長宗室。

然而權力一旦真正集中到皇帝手里，對宗室的依賴就必然下降。雍正喪期結(jié)束后，乾隆對軍機處進行改革，規(guī)定宗室王公不得入軍機處辦公，這條規(guī)矩對后代影響極大。表面看，這只是制度調(diào)整，并未針對某個人，但現(xiàn)時受影響最明顯的，就是允祿等宗室重臣。

權力被實質(zhì)性削弱，心理落差可想而知。史料中可見，允祿后來與前太子胤礽之子弘皙等人有詭秘往來，被認為可能存在不滿情緒。這在一個新皇帝眼中，絕不是小事。

乾隆四年，允祿被罰停雙俸、罷都統(tǒng)職。這位曾經(jīng)位尊一時的莊親王，從此勢頭急轉(zhuǎn)直下，一直郁郁，直到乾隆三十二年去世，都沒有重新進入權力核心。對照雍正遺詔中“醇良和平，謹慎但少有擔當”的評價，他的問題就在這里：一旦權力被削，就容易心生怨氣，又缺乏穩(wěn)住局面的能力，只能在縫隙中慢慢退場。

（三）短命的“好結(jié)局”——果親王允禮

在許多研究康熙與雍正朝皇子命運的學者心中，允禮算是少數(shù)結(jié)局比較圓滿的人物之一。如果只看他的一生軌跡，這種評價并不過分。

允禮在康熙晚年，并不參與奪嫡，反而沉迷山水，游學四方。他工書法、善詩詞，對藏傳佛教典籍也有深入研究，還參與選編刻印《古文約選》，與方苞、沈德潛這些文壇名家都有交往。一個皇子能如此把精力投向文化學術領域，本身就說明他對權力的態(tài)度比較疏離。

雍正繼位后，對允禮評價頗高，說他“實心報國，盡心竭力，操守清廉”，并于雍正元年封王，六年晉封果親王。到了雍正晚期，允禮已經(jīng)是很受信任的一位宗室重臣。

雍正去世后，遺詔指名讓他為顧命大臣，在幾位王公中，排列在允祿之后。乾隆即位，對這位叔叔也十分尊重，賜免跪拜之禮，這在等級森嚴的清朝宮廷里，是相當高的禮遇。

不過，允禮的“好結(jié)局”有一個前提——他死得早。乾隆三年，允禮去世，享年不高。因為沒有親生兒子，乾隆把自己的幼子弘曕過繼給他，承襲果親王爵位。只從表面看，允禮的一生沒有經(jīng)歷后期政治清算，沒有晚節(jié)不保，確實算是圓滿。

但這多半是壽數(shù)的問題，而不是政治環(huán)境突然變好了。若他晚活二十年，是否還能一帆風順，很難保證。

三、張廷玉與鄂爾泰：太廟承諾與顧命大臣的代價

如果說宗室三王是乾隆鞏固親情基礎的對象，那么張廷玉和鄂爾泰，就是乾隆初年必須依靠的“左右手”。雍正之所以在遺詔中對兩人用詞極重，甚至破例承諾太廟配享，很大程度上，是在為乾隆鞏固政權鋪路。

（一）一文一武，一漢一滿

張廷玉出身漢軍旗世家，其父張英在康熙朝就是著名重臣，他本人更是在康熙、雍正兩朝歷練多年，參與編修《圣祖仁皇帝實錄》，深得雍正信任。雍正的上諭多由他起草，措辭精到，能準確傳達皇帝意圖，這一點在遺詔中也被點名表揚。

鄂爾泰則是旗人重臣，出身滿洲貴族。雍正朝，他鎮(zhèn)撫西南，推行改土歸流，既安民，又整飭地方官吏，有明顯戰(zhàn)功與政績，難怪雍正評價他是“不世出之名臣”。

乾隆剛剛登基時，宗室因規(guī)矩不能入軍機處，張廷玉與鄂爾泰等中樞大臣，便掌握了實際行政大權，可以說是朝廷運轉(zhuǎn)的中流砥柱。一個漢臣，一個滿臣，一文一武，再加上顧命大臣的身份，對乾隆早期政治格局影響極大。

（二）“鄂黨”與“張黨”：不合從前朝延續(xù)到新君

兩人有一個共同點——都很有能力，也都很有主見。雍正在位時，張、鄂之間就時有分歧，但在雍正強勢壓制之下，爭執(zhí)尚在可控范圍內(nèi)。等到乾隆登基，雍正不在，彼此之間多年積累的不合，就逐漸浮出水面。

朝堂上，滿臣多附鄂爾泰，漢臣多依張廷玉，慢慢形成“鄂黨”、“張黨”的分化。顧命大臣原本是用來輔佐新君的，但一旦內(nèi)部出現(xiàn)派系斗爭，新君要站在哪一邊，就成了繞不過去的問題。

乾隆初年對兩人仍然倚重，畢竟這些元老不僅資歷深，還牽扯龐大的官僚網(wǎng)絡。可是站在皇帝立場，任何形成“黨”的趨勢，遲早要被遏制。尤其是等到乾隆自覺駕馭朝局已有余力時，那些過于顯眼的“前朝印記”，自然會逐漸變成負擔。

（三）鄂爾泰的“死得其時”

鄂爾泰在乾隆元年后不久，身體每況愈下，終在乾隆七年前后病逝。因為他死得相對較早，免去了后半生可能面臨的權力清算，多數(shù)史家認為他是“死得其時”。

哪怕如此，他的政治影響仍被繼續(xù)清理。隨著“鄂黨”勢力在乾隆中期遭到打壓，鄂爾泰本人的名譽也受到牽連，被從賢良祠中撤出。這已經(jīng)是對其象征性地“矯正評價”。

試想一下，如果鄂爾泰一直活到乾隆十三年以后，隨著乾隆權威完全鞏固，他這位“先朝重臣”、“滿臣領袖”的身份，很可能會變成一種隱形威脅，是否會像張廷玉那樣晚節(jié)不佳，很難說。雍正遺詔中關于“可保其始終不渝”和太廟配享的承諾，也未必能完整兌現(xiàn)。

這也說明，遺詔再慎重，也擋不住后期政治邏輯的推動。

（四）張廷玉：從太廟之榮到晚年的尷尬

張廷玉是這五人中，命運起伏最戲劇化的一位。雍正對他的信任幾乎到了頂點，承諾將來配享太廟，在清代漢臣中，這樣的待遇極為罕見。乾隆繼位之初，也確實照著這條路走。

不過，張廷玉身上的標簽太多：三朝元老、漢臣代表、顧命重臣、軍機要員……這些標簽，在乾隆早年是支撐，但到了中期，逐漸變成遮擋。一個在朝時間太久、影響力太大的老人，對追求權力絕對掌控的皇帝來說，是個永遠在視線里的“影子”。

晚年的張廷玉，性情也有變化。年老體衰，又擔心功高震主，說話做事難免更斤斤計較。與乾隆之間的摩擦，就一點點積累起來。

史載，乾隆曾在朝上冷冷地對他說：“卿身后入太廟之事，系先帝之命，我自然不會改變。但卿若再以此自矜，便有負先帝所托。”這一段對話，多少有些針鋒相對的意味。張廷玉心知不妙，卻已難以挽回印象。

最后，張廷玉雖然保住了太廟配享之榮，卻在有生之年屢遭冷遇，甚至被削奪部分禮遇。去世前后，乾隆對他的評價遠不如雍正那樣熱烈。他個人的失當固然有，但更深層的原因，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乾隆完成從“雍正之子”向“獨立君主”的轉(zhuǎn)變后，這位曾經(jīng)代表“雍正權威”的老人，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再像從前那樣被倚重。

從結(jié)果看，張廷玉的結(jié)局并不算悲慘，卻帶著一種明顯的尷尬：名位在，感情無，承諾履行，但過程很不體面。

四、誰是真正的“結(jié)局不錯”：皇帝需要的，始終是安全感

將這五個人放在同一個坐標系里，比較他們的結(jié)局，就會發(fā)現(xiàn)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雍正遺詔中的“照顧”，并不能直接等同于“能有好下場”。真正影響他們命運的，是乾隆在不同時期對權力安全感的變化。

和親王弘晝，靠的是徹底不問政事，對皇位沒有一絲一毫的威脅，哪怕在行為上荒唐無度，也不過被視作一個“惹事弟弟”。這種“無害”，對皇帝來說最重要，所以他算是徹底善終的一位。

果親王允禮，靠的是短命。性情溫和、行事謹慎，再加上早逝，沒來得及卷入后期政治清算，也就保住了“賢王”的名聲。他的“結(jié)局不錯”，更像命運給出的巧妙安排。

莊親王允祿，本來有條件走向好結(jié)局，卻沒能守住那條線。在失去部分權力之后，不甘心、不服氣，開始與敏感人物往來，這在任何一位新君眼中都屬于警訊。乾隆對他的處罰并不極端，更多是一種警告，但從此他再無東山再起的可能。

鄂爾泰，被時代抬起，又被時代的慣性輕輕推開。死得早，免去面見真正風暴；死后依然難逃清算余波。這種結(jié)局，半好半壞。

張廷玉，則承受了一個漢臣在滿清權力結(jié)構(gòu)中能達到的最高峰和最明顯的防備。他從雍正的“心腹”變成乾隆眼中的“障礙”，本身就是權力更替中常見的軌跡。太廟配享兌現(xiàn)了，但晚年種種羞辱，讓后人評價他的命運時，總難用“圓滿”二字。

回過頭去看雍正那道遺詔，不難發(fā)現(xiàn)，他對這五個人的評價很準確，也確實為乾隆留下了相對穩(wěn)妥的班底。然而，皇帝的世界里，沒有永恒“安全”的臣子，只有階段性需要的角色。雍正能保證的是起點，保證不了終點。

從康熙末年的奪嫡紛爭，到雍正時期鐵腕整飭，再到乾隆前期借重老成、中期全面集權，這五個人的沉浮，其實就像放在案頭的一面鏡子，映出清王朝在盛世表象之下的權力運行邏輯：親情可以被利用，承諾可以被調(diào)整，唯一不變的，是皇權需要被牢牢握在一個人手里。

在這樣的格局里，真正“結(jié)局不錯”的，不過兩類人：一種，是像弘晝那樣主動遠離權力核心的人；另一種，是像允禮那樣在大洗牌到來之前已經(jīng)離場的人。剩下的人，不論當初如何被寄予厚望，只要還留在牌桌上，就難免被時代一點點推向各自的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