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廷玉能被稱為第一漢臣嗎？盤點排名可能連前三都難進

雍正十三年初春，北京的風還帶著寒意。內閣值房里，張廷玉伏案校閱奏折，有人小聲感嘆：“張閣老，真是自康熙以來第一漢臣啊。”張廷玉抬起頭，只淡淡說了一句：“宮闈深處之事，豈是我們這些做臣子的可以妄論的？”一句話，既像謙辭，又像無奈。

就是這么一個在史書、評書里都被反復提起的人物，官至保和殿大學士，又是軍機處創始人之一，身前身后都風光不小，還享受“配享太廟”的殊禮，后人干脆給他扣了頂“清代第一漢臣”的帽子。聽上去很響，可要真把清代漢臣排起名來，張廷玉想擠進前三，并不容易。

有意思的是，越往細里看他的仕途，就越會發現一個怪現象：他幾乎一直站在權力中樞，卻又總是距離“真正的一把手”差半步，常年徘徊在“千年老二”的位置。這種尷尬，不是用一句“深藏功與名”就能解釋的。

接下來沿著他的職官變化和幾位關鍵人物，看看“第一漢臣”這四個字，到底含金量幾何。

一、保和殿大學士：名頭很大，位置卻總差一位

說張廷玉職高權重，多半都要提到“保和殿大學士”這頂帽子。在很多通俗寫法里，這個頭銜幾乎等同于“宰相”。但要弄清他的真實地位，還得把時間線理一理。

順治十五年，也就是1658年，清廷把原來的內三院改為內閣，以中和殿大學士為尊。順治、康熙兩朝，能坐上中和殿大學士的，屈指可數，都是一等一的人物。到了雍正朝情況變了，從制度上說，中和殿大學士成了虛銜，實際運作中，以保和殿大學士為內閣首輔。

雍正六年三月，張廷玉升任保和殿大學士，按理說，這已經是文臣頂格的配置。問題卻在于，同一時期朝中還有一個更壓得住場面的人——怡親王允祥。

允祥自雍正元年起就主持內務、機務，雍正朝前八年，凡軍國重事，大都先過允祥這一關。張廷玉雖掛著內閣首輔的頭銜，卻很難說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更像是在親王身后輔助運轉的總管。換句話說，他第一次當上保和殿大學士，真正獨立執政的時間并不長。

雍正十年情況又起變化。這一年，鎮守云貴、久經邊務的鄂爾泰被調回北京。雍正帝對這位重臣極為欣賞，上來就是一記重手筆：破格授予鄂爾泰保和殿大學士，讓他和張廷玉并列。

形式上是并列，實質上卻并不對等。清代官制中，滿大學士排在漢大學士之前，這是明文規矩。鄂爾泰是滿洲貴族，張廷玉是漢臣，在同一殿號下，排名自然要靠后。從這一刻起，張廷玉在名義上仍是內閣首輔之一，可在實際政治秩序里，已經退居“老二”。

更麻煩的是，這個“老二”一當，就是連續多年。鄂爾泰從雍正十年入閣，一直到乾隆十年去世，都穩穩壓在他頭上。二十年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對一個在康熙朝就入仕的老臣來說，這意味著什么，不難想象。

鄂爾泰去世之后，乾隆帝并沒有順勢讓張廷玉“轉正”，反而把年輕的滿洲大員訥親推了上來，授為保和殿大學士。乾隆的態度非常明確：保和殿大學士之中，滿臣仍要居先。

訥親自己也有點吃不消，多次上奏自稱資歷淺，實不敢居前于張廷玉。乾隆并沒有徹底改序，只是做了一個看似折中的安排：在內閣行走名冊中，訥親列前；在吏部某些文簿上，則與張廷玉并列前名；再在軍機處奏事登記里，按滿、漢各自為首排列。

聽起來像是平衡，其實還是把關鍵資源集中在滿臣身上。朝中誰更得皇帝寵信，眾目睽睽。

乾隆十三年，內閣權力格局又一次調整。乾隆廢中和殿大學士，增設體仁閣大學士，將原來的四殿二閣改為三殿三閣，同時規定各殿大學士不再分滿漢，各設一人。這才從制度上固定了“一個殿只設一個大學士”的唯一性。

巧的是，傅恒去世后，保和殿大學士這一職務便空缺，一直到清朝滅亡，再也沒有授人。也就是說，張廷玉是最后一批掛著“保和殿大學士”的大臣之一，但在這個位子上，他從來沒有真正坐到隊首，總要讓滿洲權臣走在前面。

名號看起來很耀眼，可在關鍵排序上，他長期只是“配角”。就這份現實，所謂“第一漢臣”的光環，多少要打個折扣。

二、軍機處的權力游戲：創始人，卻不是坐莊的人

談張廷玉，繞不過軍機處。軍機處是雍正七年前后正式形成的權力中樞，其初衷是為解決戰時軍務迅速決斷的需要，后來逐漸演變為皇帝身邊處理機密政務的總樞紐。

張廷玉是軍機處成立時的重要成員之一。從履歷看，他起點不低：雍正七、八年間，他已經是軍機大臣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但真正領銜軍機處的，卻是怡親王允祥。這一點，與內閣的情況如出一轍。

允祥在世時，軍機處內外的人事調度、軍政大事的匯總歸納，都是由這位親王主持。張廷玉排在第二位，說話有分量，卻總要多看首席一眼。

雍正八年五月，允祥病逝。這對軍機處來說是一次巨大的變動。按一般人想法，資歷最深、參加創建最早的張廷玉，該輪到他接班了。可雍正帝的選人，卻又出人意料。

允祥去世后，首席軍機大臣的位置不是留給張廷玉，而是由滿洲貴族馬爾賽暫時接管。馬爾賽的家世不低，他的祖父圖海是康熙朝著名的中和殿大學士、一等公，是開國以來赫赫有名的元勛家族。雍正帝一度對馬爾賽寄予厚望，讓他外任為撫遠大將軍，統軍出征準噶爾，想重點培養成一代名將。

可惜馬爾賽并不是打仗的那塊料，軍事行動頻頻失誤，最后因貽誤軍機、戰功不佳，被革職論死。至于他短暫掌軍機的那三個月，只能算是一段插曲。

雍正九年八月，馬爾賽出局，張廷玉這才名正言順，成為首席軍機大臣。按官場的話說，總算熬到了“媳婦熬成婆”的時刻。

但好景依然不算太長。四個月后，老熟人鄂爾泰從云貴調回京師。雍正帝給了他一整套榮耀：不僅授保和殿大學士，還讓他在軍機處占據首席位置。張廷玉剛坐穩沒多久的頭把交椅，又被生生擠回“第二位”。

這種安排，不得不說暴露了雍正帝心底的某種分層。表面上強調滿漢并用，提拔漢臣，實際上在關鍵中樞的首席位置上，多數時候還是優先考慮滿洲勛貴或皇親。

從資歷來看，鄂爾泰從康熙末年開始在地方任職，雖有功績，但論在京城中樞時間、參與機務經驗，確實不及張廷玉。雍正帝卻愿意冒著朝臣非議，把一個長期在外督撫的大臣直接拔到首輔、首揆的位置，這本身就說明，他在心理上仍偏向“重滿”的傳統傾向。

不過，話也不能說得太死。雍正在臨終之前，還是留下了讓張廷玉配享太廟的遺命。這一舉措，在當時的政治氛圍里，是極大的信任和賞識。要說完全不信任漢臣，也不合事實，更準確的說法是：在政治制度和祖制壓力之下，他總是在“信任”與“防范”之間搖擺。對張廷玉個人，是倚重的；對漢臣這個整體，則保持一定距離。

從軍機處的角度看，張廷玉是創始人，是骨干，卻一直不是整個系統里唯一的核心。他能參與決策，能輔佐皇帝，卻始終要在一個“安全的高度”工作，不被允許完全掌控中樞。這種界限，既是個人命運，也是時代格局。

三、乾隆朝的微妙變化：榮寵之下，暗藏輕慢

康熙六十一年，張廷玉四十六歲；雍正元年，他五十出頭，正是干勁最足的年齡。到了乾隆元年，也就是1736年，他已經七十多歲，屬于徹頭徹尾的老臣了。

乾隆登基伊始，表面上對張廷玉極為尊重。畢竟，這是從祖父時代就跟著辦事的重臣，而且又受過先帝遺詔，要配享太廟。這份人情賬，乾隆不可能一上來就翻臉。但在具體用人上，他的傾向和雍正相比，顯得更鮮明。

乾隆早年重用的滿臣，除了身居要位的鄂爾泰之外，還有訥親、傅恒等人。鄂爾泰在世時，乾隆對他極為信賴，軍務、藩務多所委任。張廷玉雖為保和殿大學士，參與機務，卻常常處于“意見可以提，拍板不在他”的尷尬地位。

乾隆十年，鄂爾泰去世。理論上，這時候張廷玉完全有機會上移半格，成為“無可置疑的內閣首輔”。可乾隆帝的旨意很快顯示出另一種方向——提拔年輕的滿洲貴族訥親。

訥親的資歷，在朝臣中并不算深厚。他在奏折中也多次自謙，說自己經驗尚淺，怎么能排在張廷玉之前？從這些言辭能看出，他心里其實明白這番榮寵有些“超格”，難免惹人議論。

乾隆的回應頗有意味。他下旨說，今后內閣行走名冊中，訥親排在前面；而吏部的某些冊籍，則讓兩人并列；至于軍機處的簽名順序，則按照滿、漢分別列首。這番安排看似平衡，但實權向哪邊傾斜，朝中都心知肚明。

訥親的權勢很快膨脹，成為乾隆身邊極為親近的大臣。只是他最終沒能安享富貴，乾隆十四年因貽誤軍機被處死。這一結局，倒也應了乾隆早年用人風格：重用親信，也敢狠下手。

訥親倒下后，乾隆選擇的是另一位滿洲寵臣——傅恒。傅恒不僅是重臣，更兼有特殊身份，是乾隆的親戚兼心腹。乾隆對他的信賴遠超過一般大臣，讓他擔任保和殿大學士、首席軍機大臣，統籌機務。

自傅恒上位之后，張廷玉在內閣、軍機處的排序，再一次穩定在“第二位”。哪怕他的資歷、年齡都遠超傅恒，皇帝也毫不猶豫把“首席”的位置給了自己更放心的滿洲骨干。

乾隆十三年前后，張廷玉又遇到了一件極其棘手的事：關于退休后的待遇，以及配享太廟的執行問題。雍正帝當年遺詔，要讓張廷玉配享太廟，這在制度上屬于極高的殊榮。到了乾隆手里，這件事卻變得復雜起來。

乾隆的意思很明確：既然要配享太廟，就不能讓你輕易離京。你要留在京城，以備朝廷隨時征詢機務。張廷玉年事已高，健康狀況大不如前，多次提出請求，希望回鄉養老。乾隆對他的奏請，不是立刻批準，而是反復以“祖宗家法”“朝廷體制”為理由拖延。

在這一過程中，乾隆還多次在公開場合，對張廷玉的“態度問題”提出批評。有些批語，言辭之尖刻，已經超出了普通的政務討論，帶著明顯的情緒色彩。對于一個當朝元老來說，這是非常難堪的。

關于當時的具體對話，史料記載并不多。但可以想見，朝堂之上，當乾隆當眾訓斥時，氣氛一定非常緊繃。張廷玉心里再有委屈，也只能低頭認錯。這些年來他最懂的一條，就是在皇權面前不露鋒芒。

最終，張廷玉還是獲準致仕，回桐城養老。只是這一走，多少有點“被迫退場”的味道。朝中那些原本依附在他周圍的勢力，很快四散。曾經的軍機重臣、內閣領袖，臨到晚年，卻難免落得個“形單影只”的局面。

從乾隆對待他的態度看，“第一漢臣”這個外界的評價，更像是一塊華麗的匾額，掛得高，卻未必沉得住氣。

四、“第一漢臣”這塊牌子，真能掛得住嗎

說到這里，就要回到開頭的那個問題：張廷玉是不是清代“第一漢臣”？至少從官階和榮典上看，他確實有幾張很硬的牌。

一張，是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都位居要津，屬于典型的“三朝元老”，而且真正參與決策的時間很長，不是掛名。

第二張，是保和殿大學士、軍機大臣這樣的高位。一殿一處，都是清代中樞核心機構，他既在內閣，又在軍機處，兼顧文武機務，這一點在同期漢臣中并不多見。

第三張，則是配享太廟。能陪同皇帝列入太廟受后世香火的，歷朝歷代都不多，這是對其政治忠誠和貢獻的最高象征之一。漢臣能得此恩典，更是罕見。

從這三點說，他在清代漢臣中確實屬于極高一檔。問題在于，把他簡單抬到“第一”的位置，未免忽略了兩點現實。

一是權限和排序。張廷玉在很多關鍵崗位上的確在場，但在排序上，長期屈居滿臣之后。他在保和殿大學士的位子上，從未成為唯一的、無可爭議的首輔；在軍機處，也只在個別短暫時期擔任首席，大部分時候都是滿洲勛貴在前，他在后。

二是對比對象的變化。清朝自中期往后，漢臣的作用越來越大。從乾隆朝往后，到嘉慶、道光，再到咸豐、同治，漢臣中出現一批對政局影響更深遠的人物。

比如于敏中，他在乾隆中后期的權勢和對文教政策、官場風氣的影響，要比張廷玉在乾隆朝的作用更直接；嘉慶、道光間的曹振鏞，以圓滑穩重著稱，能在皇權更趨保守的環境下左右逢源，他在政治博弈中的空間，遠非張廷玉晚年所能比。

至于咸豐、同治時期的曾國藩、李鴻章，就更不用多說了。無論是直接掌兵、平定內亂，還是主持洋務、與列強周旋，他們對清王朝中后期的興衰走向，都有決定性的影響。縱然時代不同，但論影響力和實際權力的擴張，這幾位漢臣顯然比上一百多年前的張廷玉要突出得多。

把這些人算進去，如果真的排一份“清代漢臣影響力榜”，張廷玉大概率擠不進前三，甚至不一定能穩坐前五。他最大的特點，不是權力最大，而是在滿漢格局還沒有完全松動的時代，用一種極度謹慎的方式，盡可能把漢臣能走到的邊界推到最前沿。

這種邊界，不算耀眼，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已經不容易。張廷玉的尷尬，也恰好說明了清代前中期政治結構的真實情況：漢臣可以得到重用，卻很難成為“唯一的那一個”；可以進入權力核心，卻很難凌駕于滿洲貴族之上。

回頭看他的一生，最鮮明的并不是“第一漢臣”的虛名，而是一條反復出現的軌跡：每當他接近權力頂峰，總有人被擺在前面；每當他看似坐穩首席，總有制度和祖制將他往后拉半步。

這種半步的距離，換了別人，可能會忍不住冒險邁出去。張廷玉卻偏偏選擇了知止。他不去爭那一步，但也不肯退得太遠，只用穩扎穩打的姿態，在夾縫中保持了幾十年的不倒。

所謂“第一漢臣”，若只看名號，確實不夠準確；若看在特定時代里的位置和角色，這四個字，也不至于完全離譜。關鍵在于，如何理解這四個字背后的限制與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