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河水兮《遼河》浪

（來源：遼寧日報）

轉自：遼寧日報

王充閭

曲彥莉

王愛民

薛寶民

本報記者 劉臣君

內容提要

一條河對于一座城市意味著什么？營口詩人王愛民搶先表達出來：“從源頭到入海，遼河像一個一天天自強，喝稀粥長大的少年。喝遼河水的人，滿臉都是遼河浪。”

這何嘗不是一種人與城市最深的羈絆？枕著遼河、擁著渤海的營口，其獨有的“話語”，就藏在河海的浪濤與文學的文脈里。從河海交匯的壯闊景致到百年開埠的煙火余溫，從鄉土深處的鄉愁呢喃到《遼河》雜志的薪火相傳，作家們以筆墨為媒介，將母親河的故事與這座城的氣度，鋪展成溫潤綿長的文學長卷，讓營口的城市話語，在字里行間回響。

遼河：精神底色的生命滋養

“歷史離不開記憶與敘述。一個地區、一座城市，像歷史人物一樣，有其獨特的個性、鮮活的情貌，而且，刻錄著時代的痕跡。”著名作家王充閭在散文《前程向海》中如此描述營口的精神氣質。

這些精神氣質，離不開遼河的滋養。“我的故里就在山下東南方向的大荒鄉狐貍崗子屯。一條小街坐落在遼河沖積平原的一片沙磧上，前面有一座長滿茂密叢林的沙山，側面是成片的蘆葦蕩、馬草場……”王充閭在《譬如登山》中，以深情筆觸回溯生命起點。

遼河沖積出來的肥沃土地，對營口人來說絕非單純的地理概念，而是人格與文格奠基的“精神沃土”。很多營口作家的回憶里，都有童年時光中“夜晚光著腳板跟隨父親在河堤旁舉火照蟹，白天和小伙伴跳進葦塘捕魚捉蝦”的場景，這些與河流、土地親密無間的經歷，讓人自感“整個少兒時代都在泥土中摔打過來”。

著名兒童文學作家薛濤早期創作的短篇兒童小說《漂》，講述的便是一個少年在遼河解凍時誤上冰排，朝入海口漂去，就在這生死時刻，他的狗出現了，在遼河岸邊奔跑追上冰排，最后躍進遼河，救下了少年。這篇小說1995年發表于《兒童文學》，被當年的《小說選刊》復刊號轉載，后被翻譯成日文，發表在東京出版的《彩虹圖書室》上。

3月中的大遼河畔，兩岸還未泛出新綠，《遼河》文學雜志主編王愛民陪記者走在岸邊。他生于蓋州鄉間，蓋州的碧流河、大清河都曾影響過他，而對故鄉的吟唱，讓他獲得了第四屆金青藤國際詩歌獎之鄉愁詩歌獎，“他的詩歌是北方水土孕育的鄉愁結晶。他以河水中跳躍的石階般的靈動筆觸，將故鄉記憶淬煉成鋒利的詩意匕首——每個意象的留白都是通往精神原鄉的秘徑。”

對王愛民而言，遼河從來不是單純的地理河流，而是整個營口地域的精神符號，這片鄉野故土便是他永遠的“心靈原鄉”，“愁煩了，回望這片土地，心頭的郁結就散了”。他的詩句里，龍爪槐、龍門吊、跨河大橋皆成“龍”的化身，“每一棵春芽萌發都是龍抬頭”，蓋州鄉土的靈秀與遼河的壯闊相融，都化作筆尖的詩意與風骨。

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學家已經在精神上直抵故鄉，以文字創造的精神原鄉。

已過鮐背之年的王充閭在《生命還鄉的欣慰》里感喟：“無論如何，山川萬物總是與我們同在。詩人使人達到詩意的存在。正如荷爾德林吟唱的那樣，‘我們每個人走向和到達/我們所能到達的地方。’”

遼河的滋養，渤海的翻涌，塑造了營口人“包容開放、精明務實”的精神氣質。營口地處大遼河入海口，也是遼河干流千年來的入海口，自古便是移民匯聚、商賈往來的文化交融之地，河海交匯的獨特區位，讓多元氣息在此碰撞共生。營口市作協副主席海丹青坦言：“遼河流域跨越數省，最后在營口入海。這種‘河口—腹地’的雙向流動，帶來了人的流動、物的流動、信息的流動。”

這種流動性成為作家們觀照人生的精神底色。作家薛寶民（筆名薛雪）筆下《較量》中，在工地周旋的包工頭、《逆襲》里于市井與自然間尋得生存智慧的于友祿，其性格深處無不藏著河海文明碰撞下的務實與堅韌。

營口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韓瑞祥認為，遼河這樣的“大川”該有自己的胸懷與氣魄，他指著遼河老街的牌坊說：“遼河下游受潮汐影響，漲潮時海水會倒灌入河，呈現出‘海納于河’的獨特景象。‘納海’的遼河才配稱為真正的‘遼川’。”

遼河：豐沛多元的創作源泉

如果說遼河水滋養了營口作家的精神血脈，那么這片土地的百年滄桑與獨特風情，則為文學創作提供了掘之不盡的“故事富礦”。1861年營口開埠，作為東北最早對外開放的港口之一，這段歷史沉淀為遼河老街的歐式建筑、老銀號與碼頭遺址，更沉淀為無數小人物在時代浪潮中的悲歡離合。營口市作協副主席海丹青曾感慨：“營口坐擁8000年人類活動史、160余年開埠史，有太多故事值得書寫。”

沿著遼河前行，便可進入營口老街。穿行在青石板路上，兩側的歐式洋樓、老式銀號舊址錯落排布，磚墻上的斑駁痕跡記錄著歲月滄桑。“你看這座瑞昌成舊址，當年是東北最大的綢緞莊，生意遠及關內和朝鮮；還有東記銀號，見證了營口開埠后的金融繁華，已有80多年的銀爐歷史。”開埠后，山東、福建、河北移民帶來的不同文化，在這里交融共生，形成了營口獨特的市井氣質，這在文學作品里都能找到痕跡。

事實上，營口作家早已深耕這片沃土。做過記者、當過包工隊隊長的作家薛寶民創作的小說《雪落工地》剛剛刊登在《人民文學》上，成為營口首位在《人民文學》發表小說作品的作家。他的一系列工地題材作品，聚焦當代農民工與工程領域，筆下人物帶著闖勁與情義。

讀薛寶民的小說，會感慨他豐富的生活閱歷，其對傳統工匠技藝的書寫準確而精微。在《雪落工地》中，他描寫了施工隊拆除工地廢舊建筑物的場面：“宋文忠站在吊車旁，目光沿著煙囪往上爬。老趙和另外三個工人后背拴著白色的安全繩，似從橘黃色吊車臂吐出來的蜘蛛……蠶食著他們捕獲的獵物……一塊塊磚從高處紛紛墜下，砸在地上，濺起一團團夾著泥的雪花，像是炮仗埋在下面爆炸了一般。”

同樣關注“糧食和蔬菜”的還有鄉村女作家曲彥莉。

她在散文集《我講的村史不在博物館里》中，將目光投向蓋州市梁屯鎮綿延村，以細膩筆觸書寫草木物產與日常。她告訴記者：“人之所以看不到自己，一定是因為無知鄙視或有意忽視身邊的這些普通的人和事物，父母、家鄉、糧食，包括像綿延頂山上的這些草木。”

她在書中的《到綿延頂山做客須知》一章中如此寫道：春天到綿延頂山的游客最多，每一株植物都打開了自己家的大門。野菜最早就發出了邀請函。見到一棵黃瓜卷，就意味著走進了一個村子和一個家族，會看到那么多的黃瓜卷圍過來。你要像見到親人那樣熱情，跟它們握手要使勁揉搓，它們會傳遞出清香的味道，讓你感受到春天的原味，不是土地被犁開時散發出泥土的味道，而是植物心靈沁出的月光。

這是營口質樸的一面，但歷史的風云，也讓營口的地域特色與歷史元素，為文學創作增添了獨特質感。1934年的“營口墜龍事件”，當地稱之為“降龍”，為這片土地蒙上了奇幻色彩。王愛民在《喝遼河水的人，滿臉都是遼河浪》一詩開篇即寫：龍降營口——龍潭寺，青龍山，蟠龍山/北海龍宮，臥龍泉，海龍川/在營口，在大龍郵票誕生的地方/到處是龍，街邊的龍爪槐/港口龍門吊，山間蒼松，攀爬的藤蔓/跨河的大橋，都成了龍/更不用說，那雨后的彩虹了/胸有丘壑，龍身子一擺/就是一條條遼河，大清河，碧流河/有一條彎彎曲曲回家的路，也是龍/龍，從一枚郵票上騰起煙云。

近代以來，營口“敢為天下先”的精神更孕育了諸多傳奇人物。1912年，伍連德博士在主持東北鼠疫、霍亂防治成功后，主導創立的營口海港檢疫所正式成立。這是中國早期由中國人自己管理的現代化檢疫機構之一，為1930年中國全面收回全國海港檢疫主權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和法理依據。

從28萬年前的金牛山古人類遺址，到“春來秋去如候鳥”的“古漁雁”群體及其瀕危口頭傳統；從開埠后山東、福建、河北移民的創業史，到1927年營口第一個黨小組成立前后的革命斗爭史，遼河兩岸的故事俯拾皆是。

作家高作智的31萬字抗戰題材小說《大葦蕩》，以遼河三角洲大葦蕩為背景，書寫遼南抗日義勇軍的英雄壯舉。“老者從大葦蕩里出來，于曠野中見到那個少年，只見那少年兩把樂器互用，正唱著《葛巾紫》，歌聲高亢，委婉動聽。”高作智書寫出一部拓寬抗戰題材邊界的“葦蕩史詩”。

這些風格各異的作品，讓營口的歷史與現實在文字中相遇，既留住了城市記憶，也讓地域文化在書寫中代代傳承。

《遼河》：薪火相傳的文學載體

精神的滋養與故事的儲備，需要橋梁抵達讀者。對于營口作家而言，這座橋梁便是創刊于1978年的《遼河》雜志。四十余年來，它以“奔流不息，匯納百川”的辦刊理念，成為無數營口作家的創作起點與精神家園。

《遼河》的首要功績在于“發掘與培養”文學新人。雜志專門開設“遼河新銳”欄目，為文學青年鋪路搭橋。“1982年，我們在這個欄目刊發了70位青年作者的處女作。”《遼河》雜志編輯部總監任杰回憶，“對新人來說，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印成鉛字，那種喜悅足以支撐他們走很遠的路。”這種對“第一次”的珍視貫穿始終。

1985年至1992年擔任《遼河》主編的作家雁翎（程振家），是很多人刊登作品時的鼓勵者和導師。

曲彥莉第一次公開發表作品，就是在《遼河》上。“第一次投稿是把一首首長短不一的詩，排滿在一張大白紙上，是家里糊墻剩的紙，有四張稿紙那么大，字寫得也不好，看上去非常混亂和沉悶。這本是被扔進廢紙簍里的命運，但遇到了雁翎老師這樣敬業專注的人，才幸運地躲過這一劫。”曲彥莉那時還在家務農，她自評處境像《平凡的世界》中孫少平的那種掙扎和努力。但作品發表后，她終于有勇氣為了寫詩，整天觀察屯子的一切。“它是地球上一個小小的村落，但每天照樣迎接日月星辰的照耀，四季從不將它遺落。”

為了鼓勵還在鄉村的文學愛好者創作，雁翎經常給他們寄稿紙。曲彥莉笑說，可別小看這些稿紙，不但有實際的幫助，更是一種精神鼓勵。

薛寶民第一次公開發表小說，也是在《遼河》上。作家馮偉記得，上世紀80年代末《遼河》筆會上，年輕的薛寶民（筆名薛雪）修改短篇小說《瓜王》時便“小小年紀出手不凡”，而薛雪正是在雜志發表早期作品后，逐步走向全國。

從營口文壇走出的著名兒童文學作家薛濤，始終感念雁翎的點撥之恩。早年他還是懷揣文學夢的青年時，便常到營口市文聯拜訪雁翎、高作智等前輩，剛涉足兒童文學創作便得到悉心指點。“當時我寫兒童文學，雁翎老師鼓勵我‘要堅持方向別輕易改變，走到底才能成功’，這句話我記到現在。”正是這份來自《遼河》的初心認可，讓他堅定了兒童文學創作之路。隨后的二十多年里，薛濤創作出《九月的冰河》《小城池》《樺皮船》《孤單的少校》等五十余部作品，先后斬獲重磅獎項；多部作品入選國家重點出版工程，被譯成英、日、俄等多國文字走向世界，《河對岸》《小山羊走過田野》等作品還斬獲國際童書獎項，他用兼具東北地域風情與人文溫度的文字，成為當代中國兒童文學界的標桿性作家。

一位作家把雁翎稱為“營口文學守燈人”。“我13歲發表第一首詩歌《月牙》，就是雁翎老師在《遼河》刊發的，他還特意寫了點評。”他至今記得詩句“月牙像銀色魚鉤，在夜空垂釣星星”，以及編輯評語中“童心與詩意的完美交融”的贊譽。

至今令很多人難忘的是，雁翎不僅編發稿件，更自費給農村作者寄稿紙，留宿趕不回去的遠路作者，深入工棚給農民工講詩歌。“那時候他去講文學創作課，遼河兩岸的文學愛好者都來聽他講課。”

這種帶著體溫的扶植，讓文學的火種在遼河兩岸燎原，也讓《遼河》雜志超越了普通刊物的意義，成為連接作家與文學、連接文學與城市的精神紐帶。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