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第一豪宅如何以年俸白銀45兩，宅主娶六房妻并育百余后代？

一八八七年的春天，通山大路鄉一帶還是典型的鄂南山鄉模樣。山不算高，卻層層相疊，山腳下攤開一片平畈，水田連著水田。若是站在畈邊遠遠望去，會發現一處王姓人家扎堆而居的聚落，被當地人順口叫作“畈上王灣”。泥墻青瓦一片灰白之中，忽然跳出來一座氣勢格外突兀的建筑群，像是從江西徽州“走錯了門”的大宅院，又扎扎實實落在湖北鄉野，這種反差，本身就透出一點故事味道。

走近那處建筑，先看到的不是房，不是院，而是一座高高的門樓。門樓上“芋園”兩個字，筆畫遒勁，黑底金字，在舊時鄉民眼里，那就是這一大家子榮耀的第一道標記。門樓之內，中軸對稱的格局一眼到底，四進三天井，像棋盤一樣分列開來。東西約二十六米，南北將近五十四米，占地一千三百多平方米，在村民的口口相傳里，它有一個聽上去頗為響亮的稱謂——“大夫第”。

有意思的是，這座宅子雖然地處湖北通山，卻處處透著徽派建筑的影子。硬山頂，小青瓦，磚墻封護，內墻土坯。山墻上做成貓拱式弧線，十二道屋脊樨頭向上翹起，仿佛隨時要振翅而飛。屋脊、脊獸、吻獸都處理得靈動而不浮夸，既有江南民居的溫潤，又帶幾分官宦人家的威嚴。難怪后來有專家給了一個評價——“楚天第一大夫第”。地方上說得更直接：湖北第一豪宅。

說是豪宅，不光是房子大、用料厚實，更因為這宅子背后的主人，以及他那幾十年沉浮的官場經歷，還有一大家子子孫的興衰榮辱，幾乎都濃縮在這一進一出的門檻之內。

一、從寒門秀才到“江西干員”

查《王氏宗譜》，這宅子的主人名叫王明璠，字璞夫，湖北通山本地人。家世談不上顯赫，用譜上的話說就是“幼貧苦，篤志績學”。少年時家里清苦，能讀書已不容易，他偏偏肯靜下心來苦讀，十九歲那年，補博士弟子員，等于是踏進了科舉之門。

時間來到清咸豐年間。咸豐八年，即一八五八年，這一年他在鄉試中得中，成為舉人。對一個寒門子弟來說，這一步已經不容易。再往上，就是進士，可惜后來幾次會試都沒考中。沒能擠進京官的行列，他的仕途轉了個彎，走上了地方官的道路，受筮仕派往江西，任知縣。

江西在清中后期并非富庶之地，尤其是太平天國戰亂之后，盜匪橫行，百姓流離。王明璠做官的地方，武寧、瑞昌、上饒、南康、豐城、萍鄉，名字一串，看著平常，其實都不算好干的縣份。地方貧瘠，局面復雜，稍一不慎，就可能被上頭摘帽子，被地方豪強排擠。

譜牒和地方志里，對他的評價還算不錯。寫他“剿匪平賊，有戰功”，在當時那種亂局下，一個縣令帶兵剿匪，腦袋其實是拴在褲腰帶上的。瑞昌那邊水患頻仍，他“倡筑長堤以捍水患”，老百姓記他的好，就把那條堤叫作“王公堤”。在萍鄉，他推行保甲之法，整頓地方治安，搞得上面也覺得有成績，稱他為“江西干員”。“干員”這兩個字，在清代官場里不算小褒獎，意思是能干、頂用的人。

不過說到官職，他干了一輩子縣官，三十年兜兜轉轉，也沒能真正走上更高臺階。到了光緒年間，曾有人舉薦他入京做官，但事未成，推薦擱淺。政治氣候一天不如一天，國家積弱，他的心氣也在日漸消磨。等到了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年，以“省墓”為名辭官回鄉，這一年他剛過花甲之年，從此退居鄉里，以教書、養花、種竹打發時日，同時也開始籌劃興建那座讓鄉鄰側目的“大夫第”。

乍看起來，一個做了三十年七品知縣、晚年才獲從四品封號的老人，回鄉就修起這么一座豪宅，難免讓人心里打個問號：錢從哪兒來？

二、年俸四十五兩，豪宅從何而來

說到錢，就得把清代的官俸攤開來算一算。按清代官制，知縣是正七品，頂戴花翎上配的是素金頂，朝服補子繡的是鸂鶒。聽上去有點體面，但是真到了領薪水這件事，體面就不等于富足。

清廷給縣令開的年俸，并不是一大串銀票，而是九十石大米。按當時的折算，一兩白銀約可買兩石米，折算下來，也就四十五兩白銀。若是極粗略地往今人生活對比上挪，單靠這一點錢，只夠維持一個體面官員家庭的基本支出。吃喝、衣著、書籍、仆役、馬匹……哪一樣不花錢？想靠這點俸祿修出一處占地一千多平方米、四進三天井、青磚小瓦的大宅院，簡直是癡人說夢。

有意思的是，地方上對這筆錢的來路，早就有一套頗為直白的說法。通山一帶流傳著這么個傳聞：王明璠在江西任職時，用棺材偷藏銀子，多次順江而上，偷偷運回老家，用于修建這座大宅。燒制磚瓦就耗費三年時間，“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俗語，被鄉人順理成章地往他身上套。

當然，“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原本是諷刺性的概括，嘴上說清官，背后暗指其中油水之厚。王明璠不過是七品知縣，并非知府，但縣里的各種錢糧、罰款、攤派，究竟流向何處，外人很難說個清楚。在清末那個官場風氣之下，“不貪不夠用，小貪不夠分”幾乎被視為潛規則。一個縣官，手握稅收、差徭、罰銀，若是能把“灰色收入”精打細算攥在手里，幾十年下來，其實足以累積起一筆可觀的家產。

從賬面上看，他的收入不只七品俸祿那點。庚子事變之后，朝廷以他奔走行在、表示忠誠為由，封其為“朝議大夫”，享從四品待遇。從四品文官的年俸，是一百零五兩白銀，另有“養廉銀”等各類津貼，加在一起也不到二百五十兩。這點提升，其實已經是晚年的事，對他建豪宅那一段時間的財力影響有限。

更現實的狀況是，清代縣官手中的錢，遠遠多于“賬面工資”。知縣掌握著地丁銀、各類雜稅，還有里甲攤派。名義上要從中支出衙役薪水、公費、各項接待，真正怎么分配，往往只有自己和心腹清楚。在鄉民眼里，“知縣老爺的錢”，天生就不算干凈的。王明璠修宅，磚瓦三年，木料石材一批批運來，村里老一輩看到這陣仗，自然會把他和“銀子從哪里來”聯系到一起。

這里有一個值得琢磨的地方。家族譜牒記他的政績，地方志記他的“忠勇”，這些都偏重道德層面的評價。至于財源，基本避而不談。結果就讓民間傳說填補空白，“棺材藏銀”“運江回鄉”這些戲劇化的說法，也就順勢被附會出來。到底貪了多少、怎么貪，今天很難給出絕對數字，只能說，在那樣的時代、那樣的官職、那樣的建房規模之間，關系不言自明。

如果把時間軸拉長一點，還能發現一個小細節。一八八七年告歸，開始在通山老家經營宅院。光緒二十六年，公元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庚子之變”爆發，慈禧太后挾光緒帝倉皇西狩，車駕由北京一路西行至西安。這年，王明璠已經年過七十，按常理是該在老宅頤養天年的年紀，卻偏偏選擇冒險進京。

三、“大夫第”的門匾與六房妻妾

一九〇〇年夏，京城陷落，清廷狼狽西奔的消息很快傳遍各地。通山山鄉照樣能聽見北方風聲，雖然隔著千里，但“京師失守，兩宮西巡”的消息一旦傳來，多少還算有些讀書人會心里一震。

王明璠聽聞此事，據《通山縣志》記載，“聞兩宮西巡中，夜悲憤”，這句“悲憤”，不管是真情，還是后來修辭，都說明他把這當回事。志書還寫他“擬救時，芻議一冊，奔赴行在”，意思是他草擬了一份陳言奏議，自認為能為國家出點主意，于是拖著七十多歲的身體，千里跋涉，趕往西安行在。按當時的交通條件，從湖北通山到西安，路上少說也得走一個多月，風餐露宿，在一個古稀老人身上，這種折騰不能算輕。

然而命運和他開了個小玩笑。當他趕到行在附近，兩宮已經回鑾北京，無緣面奏圣上。志書用了句評價：“以垂暮投閑之人跋涉數千里，冀效忠愛，其志可悲也。”不論外人如何看，在朝廷這里，他的這一趟路被視為忠誠之舉。清廷也得給個說法，于是就賞了一個“朝議大夫”的封號。

“朝議大夫”屬于四品文散官，官階不低，但沒有實權，只是榮譽稱謂。對一個已經退居鄉里的人來說，這個封號更多是一塊寫在門楣上的體面。也正因如此，他回鄉后，把老宅門匾題作“大夫第”，既是炫耀身世，也是向族人昭示，這一房王家出了個“朝廷命官”。

那時候“大夫第”三個字掛在門樓，足以震住周邊幾個自然村。鄉下人從門前過，抬頭看到這個牌匾，心里自然會暗暗比劃：這可是四品大夫的宅子，不是普通人家。門匾、門樓、青磚大院，加在一起，就是一個家族最醒目的符號。

說回宅子內部，更能看出這位老縣令為后代搭好的“舞臺”。根據王姓后人回憶，王明璠一生娶妻六人，育有六子四女。六房妻妾，十個子女，后面還有二十多個孫子、幾十個孫女，這樣一算，一個大家族的規模就出來了。沒有一座夠大的宅院，根本容不下這么多人。

“大夫第”里的空間分配，明顯是經過精心安排的。宅子東西兩側廂房，各有用途。譜牒提到有“繡女房”，樓上是“繡女樓”，專供女兒居住、習字、刺繡。清代講究男女有別，“閨門”二字其實是對女性的規訓。女兒小的時候住繡女房，稍長再移居繡女樓，日常除了女紅，就是少量讀書，抬腳跨出這座院門的機會并不多。

正中的“中門”平時是不開的。外人路過，只能看到厚重的門板，看不到院里人的起居。中門既擋視線，也擋流言。所謂“家丑不外揚，家財不外露”，中門就是這層心理的實物。只有遇到貴客、大員上門，或者家族重大禮儀，才會打開中門，讓人感受到這座宅院應有的排場。

堂屋則是這座宅子的“臉”。廳堂正中掛的是一幅大中堂畫軸，中間是王明璠的畫像，神情略顯嚴肅，目光平視，有幾分“家長”的威勢。畫像兩側，懸一聯文字：“世事讓三分天寬地闊，心田存一點子種孫耕。”這對聯寫得不算驚艷，卻道出一個典型士大夫心態，一邊講涵養，一邊念家族延綿，既提醒兒孫為人處世別太爭，又不忘告誡他們要勤勉耕讀。

在這種氛圍里，家中六房妻妾各有房間，長幼尊卑排列分明。男丁有書房，有練字的桌案，有講學堂上族中子弟朗讀的聲音。女眷多在內宅，紡紗織布，繡花剪裁。對外，王家有一個體面門匾，對內，靠一套嚴密的禮法秩序維持運轉。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精心分配的房間，也從反面說明了一件事：宅子不是一時興起修著玩的，而是有明確用途——容納一個逐漸擴大的家族，維持族內等級，彰顯“出過大夫”的體面。

有一次，族中晚輩在堂上說話大聲，被長輩喝止：“在這廳堂下，不許亂嚷，這是你家祖上立的規矩！”這句看似隨口的呵斥，背后就是“大夫第”這三個字所代表的無形壓力。

四、百人后代與豪宅的冷暖興衰

民間有句話“富不過三代”，往往被掛在嘴邊當成感慨。放在通山這座豪宅上，似乎也并不算離譜。

王明璠本人還算自律，至少在史料和族譜中，看不到他沉湎享樂的記載。可是到了子孫一輩，風氣就很難完全照著祖訓走。據王姓后人回憶，六個兒子里竟有五人染上吸食鴉片的習慣。晚清民國時期，鴉片毒品滲透城鄉，一旦家中有人沾染，很難徹底戒掉。銀子一把把燒進煙槍里，田產很快就撐不住。

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大夫第”的光景已經大不如前。民國后期戰亂頻仍，稅費、兵役、匪患輪番上門，一大家子的家底被磨得七零八落。再加上內部有人揮霍，外部時局動蕩，原本厚實的家產支撐不了幾代。

一九四九年前后，地方上對土地進行清點劃分，按照土改時期的劃分標準，通山“大夫第”里的王氏后人共住有十六戶人家。其中只有五戶家中尚有較多田產，被劃為“地主”。另外幾戶有一些土地，但數量不大，被劃為“富農”。剩下的，多半已經和普通貧苦農民差不多，只能憑雙手勞作糊口。

時間繼續往后推，王明璠的后代經歷了上百年的繁衍，從第一代算起，到現代已經到了第八代。總人數超過一百人，大多成了普通農民或外出打工的務工者。昔日那位“朝議大夫”的光環，早就只剩族譜里的幾行字。后人說起祖上，也就是淡淡一句：“我們是‘大夫第’王家的后人。”

“大夫第”周邊，陸陸續續蓋起了新式磚混樓房，灰白墻面配紅瓦或者藍瓦，有的還刷上了明亮的外墻漆。在這些新建筑的包圍之下，老宅顯得有些孤獨。大門多數時間緊鎖，只有少數幾戶因手頭拮據，無力修建新屋，還寄居在老宅的一部分屋子里。屋里堆的是農具、谷筐、舊雜物，梁柱上掛著的蛛網，與當年的楹聯畫像形成了強烈對比。

有一天，有個外地人好奇問：“這么大的房子住著不香嗎？干嘛要去外面蓋新樓？”村里一位老人擺擺手：“老宅子好看是好看，就是不實用，冬天冷、夏天悶，還漏風漏雨。你別看它是豪宅，住起來可不一定舒坦。”幾句樸實的話，把這座豪宅從“榮耀”的神壇上拉回了生活的地面。

從功能角度看，這種傳統大宅院，確實更適合那個講究大家族合居、強調長幼尊卑的社會結構。一旦小家庭成為主流，分灶分家、各過各的日子，原本用來維系宗族關系的空間就顯得笨重，而不再是必需品。

再回頭看王明璠用幾十年官場積累財富，回鄉修建的這座“湖北第一豪宅”，可以說是一個時代的縮影。君主制度晚期的官場生態，家族觀念、宗族興衰，鴉片的侵蝕，土地制度的變遷，都在這一方四進三天井里留下了痕跡。門樓上那塊“大夫第”匾額，還在風吹日曬中掛著，金漆已暗，但字跡未消。對后來人來說，這不過是一處老宅、一段往事；對曾經住在里面的那一大家子來說，卻是他們起落榮枯的一座實實在在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