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達臨終前的一周時光，葉永烈為何特地前去探訪他？

1989年9月的北京，已是初秋，天氣卻還帶著股悶熱。那段日子里，一個85歲的老人，每天在六樓的小書房里翻閱舊書、整理回憶，偶爾停下筆，呆呆看著窗外灰蒙蒙的天色。他清楚自己一生走過的路，也清楚自己背負的名聲，很難再改變什么。

這個人，就是陳伯達。

和很多同齡人不一樣，他的晚年不算熱鬧，沒有大院熙熙攘攘的探訪，也沒有絡繹不絕的記錄者，更多時候是安靜，是回想，是在字里行間反復審視自己。不得不說，這種安靜背后，有時代的影子，也有他個人命運的沉重分量。

有意思的是，就在他生命結束前的一周，一個熟悉的訪客又一次推開了他的家門。這次談話，本來只是一場普通的采訪、一次常規的造訪，誰也沒有想到，它會成為一位風云人物在人世間留下的最后一段清晰聲音。

一

一、刑滿獲釋：從高處跌落后，遲來的“自由”

時間往前推一點，1988年10月17日，對陳伯達來說，是一個標志性的日子。這一天，他的18年刑期正式服滿。

當時他人還在醫院里，因為急性前列腺肥大又住了進去。獲釋儀式就簡簡單單在病房里舉行，地點看上去有些冷清，卻也貼合他當時的處境：不再是政治舞臺的風暴中心，只是一個年邁的、病中的服刑人員。

那天上午十點，多名工作人員來到病房。公安部副部長于桑鄭重宣布：“今天，是你服刑滿18年的刑滿之日。”按理說，這樣的節點，對任何一個經歷漫長羈押的人，心情都會翻涌。但在場的人都注意到，陳伯達的反應很平靜。他沒有激動得哽咽，也沒有高聲感嘆，只是低聲說了幾句，聽不太清，神情里更多的是疲憊。

隨后，他被分配接收的單位派來負責人，姓徐，在儀式上講了幾句話，算是一種組織上的態度表明。話不長，儀式也不隆重，很快就結束了。

很多年以前，他曾經站在理論高位，參與制定方針、撰寫文稿；此時，他不過是一個剛剛恢復人身自由的老犯人。值得一提的是，獲釋之后的一小段時間，反而成了他生命里相對“安穩”的一段時期：不用再面對審訊，不必再為前途擔心，身邊的大事已經不再和他直接相關，剩下的，是疾病與記憶。

從1988年到1989年的這一年，外人看去，他的生活范圍很窄：醫院、家里、少數來訪的熟人，還有堆滿書籍和稿紙的書桌。可能正是在這種狀態下，他開始用更直白的話評價自己——“我的一生是一個悲劇”“我是個罪人”，他多次向葉永烈提及，態度里帶著一種執拗的自我否定。

有人會覺得這話太重，但對他而言，這是一種固執的自我定位。他甚至引用“能補過者，君子也”這樣的古訓，然后自貶為“小人之輩”，說自己愿意“永遠批評自己”，希望能在精神層面做一點補償。

這并不是公開場合的姿態，而更像是一位年邁的參與者，在歷史冷卻之后，對自己做出的判斷。

二

二、六樓書房里的那一下午

到了1989年9月中旬，北京依舊悶熱。13日下午，葉永烈穿著短袖襯衫，氣喘吁吁爬上六樓，敲響了陳伯達家門。門開的一瞬間，熱浪迎面撲來，屋里的窗戶全部緊閉，空氣沉悶得有些壓抑。

開門的是陳伯達的兒媳小張，她認出了來人，很客氣地把他讓進屋。葉永烈心里暗暗感嘆：外面熱得很，屋里居然把窗都關上了。直到他走進書房，才看清陳伯達的穿著——長袖襯衫，里面有衛生褲，外面套著中山裝和藍色長褲，腳上是黑布鞋，頭上還戴著藏青色帽子，整個人仿佛比季節快了一個月，仿佛已經到了深秋。

這并不是老先生刻意擺架子，而是年紀大了，極怕受涼。他平時幾乎不讓風直吹，門窗常年關得嚴嚴實實，夏天也不例外。

書房不大，卻很整齊，有一對沙發，地上鋪著墨綠色地毯，寬大的書桌上放滿了書籍和稿紙，那是他常年伏案的地方。兩人坐下后，起初還有一點生疏，不過因為此前已有多次接觸，這種拘謹很快就消失了，語氣也由客套轉為隨意。

有一段小插曲，挺能說明當時的氣氛。葉永烈看到桌上有硯臺、毛筆、宣紙，就問了一句：“您是在練書法嗎？”陳伯達用帶著閩南口音的普通話回了一句：“鍛煉鍛煉身體。”語氣很輕，甚至有點幽默。說話時，他眉毛一挑，眉梢上那一根足有五厘米長的長眉特別顯眼，彎彎垂下，讓人一眼難忘。

這一幕在事后看，多少帶著些諷刺意味：當時葉永烈完全看不出他有什么大病，精神還不錯，說話清楚，思路也不亂。誰能想到，一周之后，這位老人就會在午飯桌旁突然倒下，來不及多說一句話。

當然，他的身體不是完全沒問題。真正明顯的，是健忘。短時間內發生的事情，他容易記不清，甚至連常來看診的醫生，有時候都認不出。但說到幾十年前的經歷，他卻能一件一件地說得極細致。

這一天，葉永烈特意試探了一句：“您還記得我是誰嗎？”陳伯達愣了半秒，隨即回答：“哦，上海的葉永烈。”停頓了一會兒，他又補了一句：“我那篇小小說《寒天》，還是你幫我找到的。”

這就牽扯到他年輕時的一段小故事了。1925年，21歲的陳伯達在《現代評論》雜志發表過一篇小說《寒天》，那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篇小說。幾十年后，他已經經歷了留蘇、抗戰、解放、建國和政治風波，卻始終記得這篇作品，請人幫忙尋找。葉永烈回到上海之后，費了些力氣，終于幫他找到了原刊，復印給他。這件事，他記得很清楚。

那天下午，他的心情顯然不錯。剛起午休，精神狀態較好，再加上熟人到訪，話題一展開，就從老家，說到母親，又談到早年的戀愛和蘇聯歲月。

他說母親是福建省崇武縣獺窟人，說到“獺窟”兩個字時，他特意在紙上寫了下來，還說明發音和方言習慣。他笑著說：“小時候，我對母親叫娘，對祖母叫阿媽。”提到這里，他突然想起鄭成功，說鄭成功收復臺灣，就是從崇武下海的，語氣里帶著一點自豪。這種對故鄉和家人的重視，貫穿他一生，晚年更是如此。

緊接著，他聊起在蘇聯留學時結識褚有仁，兩人在海外相識相愛，又因為回國后在天津被捕，失去聯系。這些往事，說起來并不輕松，但他講得卻還算平靜，多是細節，少有情緒渲染。葉永烈只是不斷調整錄音機的位置，讓聲音錄得更清楚一些。

說到這里，門外忽然響起一陣敲門聲，打斷了房間里的談話。

三

三、中秋前的月餅與“快完蛋啦”的玩笑

門開后，走進來三個人。一位五十多歲的中年男子，身材壯實，穿著中山裝，手里拎著兩盒“稻香村”月餅。后面是一位年輕女子，穿連衣裙，手里提著一袋蘋果，明顯是秘書；再后面，是司機，拿著一個塑料桶，里面幾條活魚在水里晃著尾巴。

為首的中年男子微微俯身，說道：“陳老，明天是中秋節，我們給您送月餅。”從口氣和站位看得出來，這是他現在所分配單位的負責人，也就是當初在刑滿儀式上發言的那位徐主任。

陳伯達看著幾人，眉頭皺了皺，很坦率地問：“為什么給我送月餅？你們是哪里的？是醫院里的嗎？”健忘發作得很突然，倒也一點不遮掩。這幾位顯然已經見怪不怪了，年輕女子馬上笑著說：“陳老，我們來過好多回，您怎么不記得啦？我是每個月給您送工資的那個人。”

說著，她又指了指身邊的中年男子：“這是您的領導徐主任，也來過好幾次了。”

這時候，徐主任順勢接上：“陳老，去年十月，您刑滿的時候，組織上分配您到我們單位。當時，我在您的刑滿儀式上還發表了講話，您忘了？”這一提醒，陳伯達才反應過來，連聲說：“真該死，真該死，我把頂頭上司都忘記了。”一句“頂頭上司”，把屋里的人都逗笑了，氣氛也一下子輕松起來。

笑過之后，他又突然嚴肅起來，說自己上了年紀，記性不好，請大家多擔待。話鋒一轉，又提到那些老話：“我是一個犯了大罪的人，活在世上是多余的。你們為什么還給我這樣的人送月餅？”這句話帶著一種非常明顯的自責，聽上去有點沉重。

徐主任顯然不愿讓氣氛往這個方向走，馬上接過話頭：“您已經刑滿了，而且分配在我們單位里，我們單位就有責任關心您、幫助您。”這話不復雜，卻點出了一個現實態度：從法律意義上講，他已經服完刑期，恢復了自由人身份，單位對他有基本的照顧義務。

陳伯達聽完，眼眶明顯有些濕潤，說：“這么多年，第一次有人給我送月餅！”這一句里，藏著不少東西：從高位跌落之后那段漫長的歲月里，他體驗過什么樣的冷暖，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他又連聲道謝，說“謝謝你們，謝謝你們的關心！”

年輕女子趕緊補充：“這月餅是軟的，適合老人吃，還有魚、蘋果。祝您過一個愉快的中秋節。”這些很生活化的細節，對一個多年失去社會角色的人來說，反而顯得格外具體。

“太謝謝你們了，我實在心中有愧。”他慢慢恢復到比較自然的語氣，說起自己這幾年的處境：以前歸公安機關管理，經常有人來，印象深；改由單位接管之后，一個月一兩次來訪，加上他記性不好，居然連自己的領導都認不出來，他自己也覺得“抬不起頭來”。

徐主任見氣氛有點沉，又問了句：“您最近身體還好嗎？”陳伯達笑著回答：“快完蛋啦，快完蛋啦！”這句話當時大家都當成玩笑話，誰也沒有往心里去，只當是一個老人的自嘲。誰能想到，短短幾天之后，這句輕飄飄的話就變成了事實。

再聊了一會兒，時間不早，三人起身告辭。陳伯達站起來，挪著步子把他們送到門口。徐主任臨走前回頭說：“過些日子，再來看您。”這算是一個普通的客套，但在后面的時間線里，它成了一個再也無法兌現的約定。過些日子，徐主任見到陳伯達時，已經是在八寶山的遺體告別廳里了。

三人離開后，屋子重新安靜下來。陳伯達又和葉永烈坐回書房，繼續剛才未完的話題。錄音機還在轉，機器的輕微嗡嗡聲，混在兩人的問答當中。

過了一會兒，葉永烈提出，想為他拍幾張照片。他原以為老人會拒絕，畢竟經歷了那么多波折，對“留下影像”這件事，有些人心里多少會有陰影。誰知道這天陳伯達心情很好，居然爽快答應了，還讓他拍幾張沒戴帽子的。

上一次拍照時，他一直戴著帽子，對脫帽有些排斥。這一次，在葉永烈再三請求下，他慢慢摘下帽子，戴上老花鏡，拿起桌上一張報紙，靠在沙發上坐定，擺了一個非常平常的閱讀姿勢。頭頂的頭發并沒有完全脫落，只是稀疏了些。他怕吹風，所以平日才總戴帽子。

快門一次次按下，那幾張照片后來成了極為特殊的存在——那是他在世間留下的最后影像。

其間，葉永烈又提議，請他題一段字。陳伯達略一沉吟，提筆寫下《論語·微子》里《楚狂接輿歌》中的一句：“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這八個字，既有古意，也有個人意味；對他這樣一個曾站在大潮中央，又被大潮卷入深淵的人來說，這句話的分量，自然不言而喻。

寫完，他并沒有署“伯達”，而是用“仲晦”二字落款。這個筆名他很少在公開場合使用，多半只是在題字、寫條幅時偶爾署一署，大概更像是一種私人標記。

天色漸暗，兩人又談了一些零碎話題，多是往事：早年的讀書，延安的歲月，建國前后的工作，也有對個人錯誤的反思。他說得不算激烈，更多是反復強調自己的責任和罪過。等到夜幕完全落下，葉永烈才起身告辭。

臨走時，陳伯達又托付他一件事：讓他回上海后幫忙找一本《真理的追求》文集，其中有篇《論譚嗣同》，他很想再看看。如果能找到，希望能復印一份寄來，或者哪天帶來。葉永烈答應下來，心里只當是一件可以慢慢做的事情，并沒有料到時間會如此緊迫。

那天的錄音和題字，在后來的很多年里，一直被反復提起。那只是普通的一次拜訪，卻因為之后發生的事，被賦予了一層特殊意義。

四

四、猝然離世與低調的告別

時間很快走到1989年9月20日。這天中午，家里像往常一樣吃飯。小張把飯菜端到陳伯達面前，叮囑了幾句，自己則帶著孩子在客廳一邊吃飯一邊看電視。家里氣氛很普通，沒有任何征兆。

突然，一聲沉悶的撞擊聲從里間傳出，像是有人重重撞到墻上。小張被嚇了一跳，立刻放下碗筷跑過去。眼前的情景讓她有些發懵：陳伯達斜靠在墻邊，頭剛剛撞過墻，嘴里吐出了剛吃下去的食物，人已經倒在地上。

她事后回憶：“父親突然頭一歪，碰到墻上，嘴里吐著……”中間的描述雖不完整，但情狀可以想見。她一時間六神無主，只能趕緊去找附近熟悉的“蕭叔叔”幫忙。

這位老蕭聽說情況，立即拿出家里常備的藥物趕過來，先做了簡單處理，很快醫生也趕到了。現場搶救持續了一段時間，終究沒能把他從死亡線上拉回來。對于一個85歲，并且長年有基礎疾病的老人來說，這樣的突發情況，說殘酷也殘酷，說意外，卻也在醫學上不算極罕見。

當時陳曉農正在石家莊看望母親，一時趕不回來。家里人和相關部門商量后，決定先做基本處理，等他回來再統一安排后事。等到消息傳到石家莊，陳曉農第一時間動身回京，隨后和有關方面的負責人一起商量喪事安排，態度比較一致：從簡。

幾天后，在北京八寶山舉行了告別儀式。場面不算大，大約四十多人前來吊唁，主要是老同事、朋友、家人，還有過去的部下、學生。一些普通吊唁者看到靈前挽聯上寫著“陳建相先生千古”，不以為意，因為大部分人并不知道，“陳建相”才是陳伯達的原名。這種陌生本身，也說明了他的晚年是如何淡出公眾視野的。

花圈中有一個名字格外醒目——劉淑宴。她是陳伯達的第三任妻子，兩人早已離異多年。盡管如此，她還是送來了一個花圈，以這種方式表達對舊日歲月的一點紀念。這類細節不需要過多解釋，多少能看出一些人情冷暖。

火化之后，他的骨灰暫存在八寶山老山骨灰堂。按照當時的規定，存放時間不宜過長。到了1991年2月，陳曉農和小張將骨灰從北京帶回福建惠安縣嶺頭村老家，安置在故土。

這樣一來，陳伯達離開出生地輾轉八十五年，又被送回了起點。沒有隆重的遷葬儀式，也沒有多少外界喧嘩，這個曾經站在風口浪尖的人物，最終還是回到了一塊普通鄉土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的告別儀式上，那幅“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的題字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告別詞”。這八個字既像是對他個人經歷的概括，又像是給后來人的一句話。他常說自己是“罪人”，希望人們能從他的“悲劇”中吸取教訓，這種說法未必涵蓋全部復雜歷史，但至少說明，他把個人責任看得很重。

回頭再看這條時間線：1988年刑滿獲釋，1989年中秋前夕接到單位送來的月餅，說“快完蛋啦”；9月13日和葉永烈有了最后一次長談與題字、拍照；一周之后，突發倒地，搶救無效離世；再過兩年，骨灰被帶回閩南老家。每一步都不復雜，卻串起了一個跌宕起伏一生的收束過程。

人這一輩子，走得再高、風光再盛，到晚年也難免要面對身體衰老、記憶模糊和生活回歸平淡的問題。陳伯達的特殊之處，在于他不僅要面對這些自然規律，還要面對政治風云留下的烙印，以及自己在那段歲月中的角色。

他自己說“希望人們能從我的悲劇中吸取教訓”，說到底，這句話既是對歷史的一種態度，也是對個人命運的一種遲來的認知。怎么去看待他，怎么評價他，歷史自有更長久的討論空間。但有一點很清楚：在生命的最后一周，他已經用自己的方式，給出了想說的話，寫下了想留下的字，剩下的，就交給后來的人去整理、去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