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去世后，許廣平被日軍抓捕，拳打腳踢慘遭電刑受盡凌辱和折磨

1936年魯迅因病去世，留下了孤兒寡母許廣平和孩子，以及一個遠在北平的朱安。當時，許廣平的生存壓力也是很大的，一方面要照顧孩子，一方面還要定期給朱安寄錢。后來因戰爭原因，物價飛漲，許廣平自顧不暇，生存也是頗為艱難。

但是，真正的艱難還在五年后，1941年12月初，日軍武力占領并控制了上海的公共租界，使得原先在租界內可以受到一定保護的人，全部暴露在日軍的刺刀之下。這其中，就包括住在法租界內的許廣平。

作為魯迅的遺孀，因為魯迅的名聲，以及魯迅踐行的愛國、反日路線，使得許廣平受到了日軍的抓捕和審訊。

1941年12月8日，凌晨四點，上海法租界霞飛坊（今淮海中路淮海坊）64號。

許廣平被遠處傳來的坦克履帶聲驚醒。她披衣起身，輕輕推開二樓窗戶。霞飛路上，日本軍隊的卡車一輛接一輛駛過，車燈刺破冬夜的黑暗。租界巡捕房的印度巡警站在路邊，茫然地看著這一切——就在幾小時前，他們的英國上司已經接到投降命令。

“媽媽，是日本人嗎？”十二歲的周海嬰揉著眼睛走到窗邊。

許廣平把兒子摟進懷里：“嗯。租界……沒了。”

這是太平洋戰爭爆發的第二天。前一天，日本偷襲珍珠港，向英美宣戰。此刻，日軍正全面接管上海租界——這塊被稱為“孤島”的最后自由之地，終于淪陷。

許廣平沒有像許多文化人那樣提前撤離。她有必須留下的理由：三樓堆滿了魯迅的遺物——一萬四千多冊藏書、兩千多封書信、二十五年的日記手稿、大量手稿和拓片。這是魯迅留給民族的遺產，她曾對朋友說：“這一草一木，一桌一椅，一書一物，凡是魯迅先生留下來的，都好好地保存起來，這不是私產，這是所有全國人民的精神財富。”

她也不愿托付他人。“我不敢在任何危難的時候交托任何人，”她在《遭難前后》中寫道，“以人民立場的我，始終沒有離開上海一步，也就為此。”

窗外，日軍的廣播車開始喊話：“大日本皇軍已進駐租界，全體居民保持鎮靜……”

許廣平關緊窗戶。她知道，最壞的時刻要來了。

12月15日，清晨五點，天還漆黑。

急促的敲門聲像鼓點一樣砸在門上。女工雙喜剛打開門，十多個穿便衣的男人就沖了進來。為首的是個矮壯的日本人，用生硬的中文問：“許廣平在哪里？”

許廣平從樓梯上走下來，已經穿好旗袍，頭發梳得一絲不茍。“我就是。”

“搜！”日本人一揮手。

便衣們開始翻箱倒柜。書房、臥室、客廳，所有抽屜被拉開，所有書籍被扔在地上。他們特別關注魯迅的手稿和日記——那是許廣平最珍視的東西。

“這些，帶走！”日本人指著攤在桌上的《魯迅日記》手稿。

許廣平的心揪緊了。但她保持鎮定，對站在樓梯口的海嬰說：“海嬰，去王阿姨家等我。”

海嬰咬著嘴唇，點點頭。這個早熟的孩子知道，媽媽要被帶走了。

便衣們把搜出的東西打成兩大包：除了《魯迅日記》手稿，還有《魯迅三十年集》、魯迅和許廣平的十幾枚圖章、《上海婦女》等進步刊物。連海嬰的集郵簿也沒放過——因為里面有蘇聯、英國、法國的郵票，被懷疑是“通敵證據”。

正要上三樓時，雙喜突然攔住：“這是租給別人家的！”

日本人愣了一下。他們剛進駐租界，還沒掌握詳細的戶口資料。猶豫片刻，他們放棄了搜查三樓——那里存放著魯迅的全部藏書和遺物。這個機智的謊言，保住了民族文化的瑰寶。

“走！”日本人推了許廣平一把。

她被押上一輛沒有篷布的卡車。車子發動時，她回頭看了一眼——海嬰站在門口，小小的身影在晨霧中越來越模糊。

卡車開過外白渡橋，進入虹口區，最后停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的日本憲兵隊總部。這里原是郵政大樓，現在成了人間地獄。

登記處，許廣平交出手套、手表、隨身帶的100多塊錢。最后，連褲帶也被收繳——這是防止犯人自殺的慣例。

她被帶進五號囚室。門打開時，一股惡臭撲面而來。

囚室只有普通客堂間大小，卻擠著四十六七個人，男女混雜。所有人像沙丁魚一樣并排躺在木地板上，稍微動一下就會碰到別人。北面是廁所，糞尿的臭味彌漫不散；南面躺著一個垂死的犯人，全身水腫，膿血直流。

許廣平被塞進四五個女囚中間。左邊是茅廁臭，右邊是膿血臭，她感到一陣眩暈。

“新來的？”旁邊一個二十多歲的中國士兵低聲說，“記住，最要緊的是前后口供一致。實在熬不住就哭，女人哭不丟人。”

許廣平點點頭。她環顧四周：有人目光呆滯，有人低聲呻吟，還有一個白俄姑娘精神失常，在人堆里爬來爬去。

清晨四點，哨聲響起。犯人圍著兩個裝醬油的舊木桶洗漱。早飯是米麥混合物，盛在脫了瓷的洋瓷碗里，筷子油膩膩的。偶爾“改善伙食”，吃的是沒清理腸肚的腥臭魚，或者又黑又硬的死軍馬肉。

這就是貝當路（今衡山路）10號——原美童公學校舍，被日軍改為滬南憲兵司令部。文化人私下稱它“比76號更恐怖的人間煉獄”。

上午九點，審訊開始。

審訊室在地下室，沒有窗戶，只有一盞刺眼的吊燈。桌子后面坐著奧谷曹長——滿臉橫肉，眼神兇狠。翻譯是個戴眼鏡的中國人，表情麻木。

“姓名？”

“許廣平。”

“職業？”

“家庭婦女。”

“家庭婦女？”奧谷冷笑，“我們知道你是誰。魯迅的夫人，文化界的名人。”

許廣平沉默。

奧谷翻開一個筆記本：“說說吧，你都認識哪些文化人？他們在哪里？做什么？”

這是日軍逮捕許廣平的真實目的：她是魯迅遺孀，必然熟悉上海左翼文化圈。通過她，可以一網打盡抗日文化人。

頭四天，敵人用了“欺、嚇、哄、誘”各種手段：

欺：假裝友好，“我們很尊敬魯迅先生，你是他的夫人，我們不會為難你。”

嚇：展示刑具，“這些東西，你不想試試吧？”

哄：許諾好處，“說出來，馬上放你回家，還能給你錢。”

誘：利用母愛，“你兒子還小，需要媽媽。”

許廣平始終回答：“我只是個家庭婦女，不認識什么文化人。”

第五天，奧谷失去了耐心。

“站起來！”他吼道。

兩個憲兵把許廣平按在墻上。奧谷走過來，抬手就是一記耳光。許廣平感到嘴里有血腥味。

“說！鄭振鐸在哪里？柯靈在哪里？《文獻》雜志是誰辦的？”

許廣平咬緊牙關：“不知道。”

接下來是拳打腳踢。她倒在地上，護住頭部。疼痛像火焰一樣燒遍全身，但她腦子里只有一個念頭：不能說。一個字都不能說。

她想起魯迅的話：“對付酷刑，要緊的是熬過最痛苦的一剎那，過了這一剎那，人就昏迷，失掉知覺了。”

但最殘酷的折磨發生在轉押到極司非而路76號之后。

1942年2月27日，許廣平被押送到滬西極司非而路（今萬航渡路）76號——汪偽特工總部。這里以酷刑聞名。

審訊官換成了中國人，手段更陰毒。

“許女士，我們知道你和新四軍有聯系。”審訊官慢條斯理地說，“去年，你幫一批‘難民’轉移，他們棉衣里縫著新四軍聯絡圖，對吧？”

許廣平心里一驚。這件事極其隱秘，敵人怎么會知道？

但她面不改色：“我不知道你在說什么。”

“那就幫你回憶一下。”

她被帶進一間特殊的刑訊室。墻上掛著各種鐵器，中間有一臺發電機似的設備。

“這是電刑，”審訊官說，“電流通過身體時，每一根神經都會尖叫。很多人試過一次，就什么都說了。”

許廣平被綁在椅子上，手腕和腳踝接上電極。

“最后問一次：上海文化界抗日分子的名單？”

許廣平閉上眼睛。

開關按下。

劇烈的疼痛瞬間貫穿全身。肌肉不受控制地痙攣，牙齒咬得咯咯響。她感到意識在飄散，但拼命抓住最后一絲清醒：不能暈，暈了可能會說夢話。

電流停了。她渾身濕透，像從水里撈出來。

“說不說？”

“……不。”

第二次電擊更強烈。她終于昏了過去。

醒來時，她發現自己被拖到院子里。旁邊跪著幾個男人，都是遍體鱗傷。

“這些是抗日分子，”憲兵說，“今天槍斃。讓你看著，這就是不合作的下場。”

這就是“陪斬”——不直接處決，但讓犯人親眼看著別人被槍殺，進行心理摧殘。

槍聲響了。許廣平閉上眼睛。但她沒有恐懼，只有憤怒：這些野獸，遲早要償還血債。

回到牢房，許廣平開始秘密記錄。

沒有紙筆，她就用指甲在墻壁上劃記號：一道杠代表一天。她數著：七十六天。

她觀察獄中生活，默默記下細節，準備將來寫成文字：

那個水腫的犯人第三天死了，尸體被拖出去時，在地上留下一道膿血痕跡。

白俄姑娘半夜尖叫，被憲兵用木棍打得頭破血流。

一個年輕的女學生，因為藏了一本《西行漫記》，被拔光了指甲。

許廣平也遭受了人格侮辱。有一次，奧谷命令她脫光衣服檢查。“這是例行程序，”他獰笑，“魯迅的夫人，也要檢查。”

許廣平站著不動。

“不脫？那就幫你脫。”

幾個女看守上前撕扯她的衣服。許廣平沒有掙扎，只是冷冷地看著奧谷。

那種目光，讓奧谷感到不安——那不是恐懼，而是蔑視。

最終，檢查草草結束。許廣平穿好衣服，對奧谷說：

“你可以侮辱我的身體，但侮辱不了我的人格。”

這句話，她后來寫進了《遭難前后》。

支撐她的，除了魯迅的精神，還有對同志的責任。她知道，自己一旦開口，上海的文化抗戰網絡就會崩潰。“犧牲自己，保全別人；犧牲個人，保全全體”——這是她的信條。

她也用智慧周旋。有一次，敵人逼她帶路去搜捕文化人。她故意帶他們去已經轉移的同志舊家，讓敵人撲空。

1942年3月1日，牢門突然打開。

“許廣平，出來！”

許廣平以為又要受刑。但看守說：“有人保釋你。”

她愣住了。走出76號大門時，陽光刺得她睜不開眼。七十六天沒見太陽了。

門口站著內山完造——魯迅的日本好友，內山書店老板。他穿著和服，神情凝重。

“許先生，受苦了。”內山用中文說，“我找了憲兵隊的關系，總算保出來了。”

許廣平鞠躬：“謝謝。”

但她知道，真正起作用的是地下黨的營救。黨組織通過內山等渠道多方活動，加上敵人確實沒拿到證據，才迫使日方放人。

回到霞飛坊，海嬰撲進她懷里：“媽媽！”

許廣平緊緊抱住兒子。她瘦了二十斤，頭發白了一片，但還活著。

家里被翻得亂七八糟，但三樓魯迅的遺物完好無損。這是最大的安慰。

鄰居們來看她，悄悄說：“許先生，我們知道你是為什么進去的。你是好樣的。”

許廣平笑笑。她開始整理獄中記憶。

1945年12月，抗戰勝利后兩個月。

鄭振鐸主編的《民主》周刊開始連載一篇長文：《遭難前后》。作者：許廣平。

她在序言中寫道：“我決心無論如何要掙扎著活下去，要留作生命等待，等待在可能的時刻，向識與不識者，把遭遇記錄下來，做一個血的抗議，抗議那些法西斯野獸。”

文章詳細記錄了七十六天的非人遭遇：

惡臭的集體牢房、奧谷的耳光與拳腳、電刑的劇痛、“陪斬”的心理折磨、脫衣檢查的人格侮辱。

但她更強調堅守的意義：

“我沒有透露一個名字，沒有牽連一個人。這是我對魯迅精神的繼承，對民族氣節的堅守。”

鄭振鐸在單行本序言中評價：“這是中華兒女們最好的一個偉大模范，值得千百年后的人誦讀的。”

《遭難前后》成為抗戰時期文化人受難的重要見證。它告訴后人：在貝當路10號和極司非而路76號，曾有一個女子，用瘦弱的身軀，守護了上海文化抗戰的火種。

許廣平活到了1968年。晚年，她常對海嬰說：“那七十六天，是我一生最黑暗的日子，也是最光榮的日子。因為我沒有背叛。”

今天，衡山路10號（原貝當路10號）已成為創意園區，年輕人在這里拍照打卡。很少有人知道，這棟紅磚建筑的地下室，曾關押過魯迅的夫人。

但歷史記得。

記得1941年冬天，一個女子在霞飛坊的黎明被帶走；記得她在貝當路的魔窟里挨過耳光、受過電刑；記得她堅守七十六天，沒有說出一個同志的名字。

這是許廣平的七十六天。

也是一個民族在至暗時刻，依然挺直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