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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從一個數字開始。
美國TSA(運輸安全管理局)從2007年開始全面部署SPOT項目,花了將近9億美元,在176個機場部署了3000名行為檢測官(BDO),專門通過觀察旅客行為來識別潛在威脅者。結果呢?
2011到2012年,61000次轉介執法的旅客中(轉介執法的意思是通過所謂的異常行為識別技術后,工作人員認為很可疑于是轉交給警察或執法部門進行深度介入),只有0.6%被逮捕——而且沒有一個是恐怖分子。
零。
一個。都。沒有。
(花9億美元買了個寂寞,這大概是人類安保史上最貴的"我覺得他可疑"。)
這不是我說的,這是美國政府問責局(GAO)2013年向國會提交的報告里白紙黑字寫的。GAO審閱了過去60年超過400項研究的四項元分析后得出結論:
人類通過行為指標準確識別欺騙行為的能力,與隨機猜測相當或僅略好于隨機猜測。
好了,背景交代完了。現在我們把目光轉回國內。
我們在教什么
中國民航的異常行為識別已經進入了高職專科的專業教學標準。教育部發布的《民航空中安全保衛專業教學標準(高等職業教育專科)》里,明確要求學生"掌握識別旅客異常行為等技術技能"。在民航安檢人員的實際配置中,待檢區的工作職責里也包含了"異常行為識別"這一項。
這套體系的核心思路,大致可以拆成兩個模塊:異常行為識別和微表情識別。
前者關注旅客的肢體語言、神態舉止是否偏離"正常基線";后者試圖通過捕捉面部的微小肌肉運動來判斷對方是否在隱藏真實情緒。
聽起來是不是很科學?很"讀心術"?很《別對我撒謊》(Lie to Me)?
問題在于:這兩個模塊里,都藏著貨真價實的偽科學成分。
微表情:一場持續了半個世紀的營銷
微表情理論的教父是美國心理學家Paul Ekman。
他在上世紀70年代提出,人類有幾種基本情緒(快樂、憤怒、恐懼、厭惡、悲傷、驚訝),每種情緒對應一種特定的、跨文化通用的面部表情。當人們試圖隱藏真實情緒時,真實情緒會以極其短暫的"微表情"形式泄露出來,持續時間不超過1/5秒。
Ekman由此開發了面部動作編碼系統(FACS),并創辦了商業培訓公司——沒錯,這是一門生意。他的在線培訓課程至今仍在銷售。
但問題是:Ekman最核心的研究數據從未公開發表。理由是"出于安全敏感考慮"。
用《運輸安全國際雜志》的話說,這個借口"方便得令人可疑"。一項聲稱能保護國家安全的科學發現,卻不能被其他科學家獨立驗證——這在科學方法論里有個專門的名字,叫"不可證偽",波普爾老爺子聽了會在棺材里翻身。
那被公開發表的獨立研究怎么說?
2019年,Lisa Feldman Barrett等五位來自東北大學、加州理工、俄亥俄州立等機構的學者,在《公共利益心理科學》上發表了一篇長達68頁的系統綜述。
他們花了兩年時間審閱了上千篇關于情緒檢測的研究論文,結論是:面部肌肉運動并非特定情緒的可靠指標。
同一種情緒在不同人、不同文化、不同情境下的面部表達差異巨大。比如,生氣的時候人們只有大約35%的概率會做出皺眉動作。換句話說,所謂"通用表情"更接近文化刻板印象,而非生物學事實。
Barrett在《科學美國人》的文章中更直接地寫道:達爾文關于表情普遍性的推斷是錯的,而且錯得離譜。
再看微表情的出現頻率。Burgoon在2018年發表在《Frontiers in Psychology》的論文中指出,Porter和ten Brinke在2008年的一項研究中編碼了700個高利害情境下的真實和偽裝情緒表達,只有2%出現了微表情。ten Brinke和Porter在2012年的研究中分析了高利害的公開求情視頻,在說謊者中只發現了6次微表情,而在真誠求情者中反而發現了8次。
(高利害的意思是想說當一個人承受巨大壓力且試圖隱藏犯罪事實的情形,這種情況下的研究更接近真實。)
2%的出現率,而且說謊者和說真話者之間沒有顯著差異。
你告訴我,你要用這個來抓恐怖分子?
順便一提,Su和Levine在2016年的研究發現:看過《別對我撒謊》的人,在測謊測試中的準確率反而比沒看過的人更低。所以那部劇不僅沒教會你識別謊言,還讓你變得更蠢了。
更扎心的是:美國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在其報告中明確表示,沒有理論依據支持"說真話者和說謊者的心理情緒狀態存在顯著差異"這一假設。 而這恰恰是整個微表情測謊邏輯鏈的第一塊基石——如果這塊石頭不存在,上面搭的整棟樓都是空中樓閣。
異常行為識別: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
好,我們暫且放下微表情,來看異常行為識別本身。
標準的工作流程大致是這樣的:
觀察→依據基線發現異常→誘導→觀察異常是否被放大→確認。
比如,你覺得某個旅客看起來緊張(過度出汗、眼神閃躲、小動作頻繁),于是你走過去,用一種"你是不是有問題"的眼神盯著他看,或者用動作也好語言也好刻意引導他做出回應,然后——果然!他更緊張了!
于是你得出結論:他有異常行為。
但是等一下。他更緊張了,到底是因為他確實心懷不軌,還是因為你盯著他看他當然會緊張?
這在心理學里叫"行為確認效應",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自證預言。社會心理學家Snyder在1977年的經典實驗中已經證明:當一個人(感知者)對另一個人(目標)持有某種預期時,感知者的行為會引導目標做出符合預期的行為反應。
你覺得他可疑,你的態度就會讓他變得"可疑"。
同時,確認偏誤也在全程作祟。一旦你在腦子里給某個旅客打上了"可疑"標簽,你就會選擇性地關注支持這個判斷的信息,忽略不支持的信息。
他擦了一下額頭的汗——"看,他在緊張!"
他在找登機牌——"他在回避我的目光!"
他對你微笑——“他在試圖掩飾!”
這套邏輯鏈最致命的bug是:它無法區分"因為被觀察而產生的緊張"和"因為意圖不軌而產生的緊張"。 而在真實的安檢場景中,焦慮、趕時間、社交恐懼、文化差異、語言障礙、對權威的本能不適……都可以讓一個完全無辜的人"看起來可疑"。
GAO的報告里還提到一個數據:接受訪談的25名BDO(行為檢測官)中,有21人(84%)承認部分行為指標是"主觀的"。
主觀+確認偏誤+自證預言。
這不是科學,這是一套自我驗證的信念系統。而且它還有一個更陰暗的副作用——種族/外貌歧視。
2012年,波士頓洛根機場的TSA員工公開舉報:SPOT項目中,約80%被額外篩查的旅客是少數族裔。2017年,ACLU(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報告直接將這套方法定性為"基于偏見的、薄弱的、垃圾科學"。
那什么是真正有效的?
說了這么多"不行",那到底什么"行"?
答案是:基于認知負荷的對話式篩查。
2014年,英國學者Ormerod和Dando在《實驗心理學雜志:總論》上發表了一項大規模實地研究。他們在歐洲8個國際機場進行了為期8個月的實驗,讓安檢人員分別使用傳統的"異常行為觀察法"和新開發的"受控認知參與法"(CCE)來篩查攜帶虛假背景故事的"模擬旅客"。
結果:傳統方法的識別率只有3%。CCE方法的識別率是66%。
20倍的差距。
CCE的核心原理是"認知負荷"理論:說謊比說真話消耗更多的認知資源。
因為說謊者需要同時編造故事、記住自己說過什么、監控對方反應、抑制真實信息。
如果你用非預期的、開放式的、需要細節的問題來增加對方的認知負擔,說謊者就更容易露出破綻——不是"面部表情破綻",而是敘述內容的破綻:邏輯不一致、細節貧乏、無法提供可驗證的信息。
這個思路正確嗎?從科學證據上看,是的。Vrij等人在多項研究中發現,五個言語線索——信息詳盡度、可核實細節、旅行知情人數量、敘述中的復雜性、以及整體可信度——都能有效區分說真話者和說謊者。
但——問題來了——這套方法在我們真實的安檢場景中能落地嗎?
說實話,很難。
CCE要求安檢人員具備強大的即興提問能力、良好的語言交流技巧、對旅客背景信息的快速理解判斷力,而且每次篩查的時間成本遠高于"站在旁邊看一看"。
在國內大型樞紐機場,安檢高峰期每小時可能需要處理上千人次,安檢人員本身的認知資源已經被高強度重復勞動消耗殆盡——你讓他去跟每個旅客玩"認知博弈"?
此外,Vrij等人(2020)在國際機場的實地研究中也發現了一個尷尬的現實:在真實機場環境中,由于時間壓力,復雜的言語篩查方案的增量效果有限。時間約束是對話式篩查在大規模應用場景下的天然瓶頸。
所以真正的悖論是:有效的方法很難大規模實施,而容易大規模實施的方法恰恰是無效的。
我們該怎么想這件事
回到最初的問題:中國民航的異常行為識別體系,有多少是建立在可靠科學之上的?
我不想裝客觀。我的判斷是:微表情識別部分,基本上是偽科學。這個結論不是來自某個民間質疑者,而是來自Barrett等人的系統綜述、美國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的官方評估、GAO的政策審計、以及過去20年欺騙檢測領域的主流學術共識。
異常行為觀察部分,其底層邏輯——“偏離行為基線→可能存在異常意圖”——在概念上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但在實際操作中受到確認偏誤、自證預言、低基礎率問題(真正的威脅者在總人群中的占比極低)、以及操作者主觀性的嚴重侵蝕。沒有任何經過嚴格科學驗證的證據表明,它能在真實機場環境中可靠地識別威脅。
而真正有循證支持的認知負荷式對話篩查,在大規模高通量的安檢場景中又面臨現實可行性的巨大挑戰。
這不是說我們應該放棄行為分析的探索。這是說我們應該對正在使用的方法保持誠實——至少在內部討論中保持誠實。
把培訓資源投入到已經被反復證偽的技術上,不僅浪費錢,更危險的是它制造了一種虛假的安全感:我們覺得我們在做有用的事,但實際上我們只是在執行一套自我安慰的儀式。
用學術界的話說,這叫"安全劇場":它不一定能擋住子彈,但它能治愈管理者的焦慮。
最后說一句
能證偽的才叫科學,不能證偽的叫信仰。
如果你的安保體系建立在信仰之上,那你保護的不是旅客,是你自己的心理舒適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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