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松芳談劉伯溫的生平及形象變遷

周松芳（蔣立冬 繪）

文史學者、專欄作家周松芳博士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及飲食、服飾文化研究。他在2026年初出版了《大儒與半仙——劉伯溫新傳》一書，從劉基生前志在大儒，身后卻成為半仙這一角度切入，對劉基的生平、思想、文學成就等進行了全面考述，致力于揭示出一個真實的劉伯溫。為何胸懷儒家濟世志向的劉伯溫，在后世卻多以術(shù)士的形象為人所知？就大儒到半仙的轉(zhuǎn)變過程，《上海書評》專訪了周松芳。

《大儒與半仙——劉伯溫新傳》，周松芳著，東方出版中心，2026年1月出版，436頁，88.00元

您在書名中稱劉伯溫為“大儒”，他在思想上的成就有哪些？與同時代的儒學學者相比，他有哪些特出之處？

周松芳：首先解釋一下，我的書名正題是“大儒與半仙”，但這并不代表我認定劉伯溫是“大儒”或“半仙”，正如我的引言的標題“志在大儒，成為半仙”所示——成為大儒是劉伯溫的志向，成為半仙卻是后世的認知。不過志在什么樣的大儒，劉伯溫有劉伯溫的認知，世俗有世俗的認知。像顏元《存學編·學辨》所嘲的“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的宋元之儒，當非劉伯溫志之所向。其實顏元所嘲，有失籠統(tǒng)——宋儒不盡如此，元儒不當如此。儒學發(fā)展至宋代，道學或后世所謂的理學大興，成為一個時代的表征。特別是在南宋獲得正統(tǒng)地位后，其敝漸顯，宋末元初的周密已在《癸辛雜識·道學》中說，賈似道專用道學之士，“列之要路，名為尊崇道學，其實幸其不才，憒憒不致掣肘耳，以致萬事不理，喪身亡國”。須知，在南宋理學大興的同時，已有浙東學派起而矯之，其中以呂祖謙為代表的金華學派，首倡經(jīng)世致用，力主調(diào)和朱熹和陸九淵的理學之爭；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和以陳亮為代表的永康學派，更是明確反對理學家空談心性，強調(diào)“事功之學”的重要性。所以，盡管理學在元代奉為官方正學，科舉考試以程朱理學為依歸，進士出身的劉伯溫在思想取徑上，仍深受浙東學派的影響，不為程朱所囿，并有特出之表現(xiàn)。侯外廬主編的《宋明理學史》即認為劉伯溫是明初“或者沿流發(fā)揮，或者議論于‘規(guī)矩’之外，所謂體認不同、‘異錯同出’”的理學家的代表之一，并以“明一代宗師”的地位，與作為“開國文臣之首”的宋濂一道，“影響至巨，流風所及，致使理學人物一時并起”，從而在理學史上享有較高的地位。

那具體如何特出，或者說如何“議論于‘規(guī)矩’之外，所謂體認不同、‘異錯同出’”呢？首先在理氣說、天道觀這些理學核心問題上，劉伯溫表面上并未離經(jīng)叛道，但卻“避虛就實”，不空談形而上的心性。比如他說天道是“六合之外，圣人不言”（《郁離子·天道》），又說“天道幽微，非可臆也”（《郁離子·麇虎》），而后迅速作形而下的轉(zhuǎn)向：“有元氣乃有天地。天地有壞，元氣無息；堯舜湯武立其法，孔子傳其方，方與法不泯也。”這方與法是可學而至的，并非不證自明不可更易的絕對真理。又說：“元氣之不汩，圣人為之也……此天之本心也……《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歟？曰：此天之本心也?！保ā短煺f》）這就賦予了元氣以道德的意義，從而使天道走向人道，也可以說從天理走向人欲。他在《郁離子·羹藿》等詩文中提出，對婦女的“七出”不可以一概而論，要區(qū)別對待，婦女不能生子，非其所愿，也不能視為其罪過。這種通脫之論也是正統(tǒng)理學家所難以接受的。

劉伯溫由天道觀衍生出的“盜天地”等的經(jīng)濟思想，可以說是另一種就人欲的思想。他在《郁離子·天地之盜》開篇即說：“人，天地之盜也。天地善生，盜之者無禁。惟圣人為能知盜，執(zhí)其權(quán)，用其力，攘其功，而歸諸己，非徒發(fā)其藏，取其物而已。”把取諸自然界名為盜天地，而將統(tǒng)治階級的剝削稱為盜于人，“故天地之盜息，而人之盜起，不極不止也”。提出“遏其人盜，而通其為天地之盜”。以“盜”分喻圣人與奸愚，真是奇詭之極。他在《感懷三十一首》詩中也說：“古人盜天地，利源不可窮。今人盜農(nóng)夫，歲暮山澤空。紛紛九衢內(nèi)，連袖如長虹。共笑沮溺鄙，各事游冶雄。悠悠方自此，袞袞何時終。”基于此，那么敵視私鹽販子方國珍的劉伯溫，竟然也在《感時述事十首》中為販賣私鹽辯護，因為“海鹺實天物，厥利何可專……官征勢既迫，私販理則然”。在《郁離子·羹藿》篇里更明白地說：“若鹽，則海水也。海水，天物也，煮之則可食，不必假主權(quán)以行世，而私之以為己，是與民爭食也，故禁愈切而犯者愈盛，曲不在民矣?！睆娦薪频脑?，則“盜賊由此起，狼籍成蔓延”。誠所謂天盜息則人盜起。

這種與現(xiàn)實社會問題相聯(lián)系并據(jù)以提出切實可行解決方案的思想，才是劉伯溫思想的特色與核心。他廣泛關注社會現(xiàn)實問題，自然疏于性理空談。

[明]沈俊《明朝帝王功臣冊頁》，館藏地不詳。

劉伯溫志在大儒，固然在儒學或者理學思想上有自己的追求，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心目中的大儒的定義或者價值取向。他心目中的儒，是能坐而論道，更能起而行之。他在《菜窩說》中說：“談無用之空言，強相名而曰儒……不亦悲乎？”就是這個意思。這種行，還必須是智勇之行，如在《石抹公德政碑頌》說：“人謂公生太平時與縉紳為文墨交游，彬彬然儒者也，及其臨遇事變，則智勇奮發(fā)，動不失機，撫循士民，則仁慈豈弟，惠無不及，可謂有用之奇才矣?！逼鋵嵾@話石抹宜孫是當不起的，劉伯溫不過是“君為李煜亦期之以劉秀……友為酈寄亦待之以鮑叔”，也是對自己的期許。所以他后來能出山輔佐朱元璋，建長策，立功勛，成為兩位獲封伯爵的文臣之一。

志在大儒的更進一步體現(xiàn)，就是在禮樂制度上能建長治久安之策。他在《感懷詩》里大罵叔孫通，就是這個志向的反映：“昊天厭秦德，瑞氣生芒碭，入關封府庫，約法惟三章。英雄不世出，智勇安可當。叔孫一豎儒，綿蕞興朝綱。遂令漢禮樂，遠愧周與唐。逝者如飄風，盛時安得閑。寤寐增永嘆，感慨心內(nèi)傷?！币布窗言镜睦Ь郑瑲w咎于元初儒士在禮樂制度方面的缺乏作為。他最后選擇了朱元璋作為靠山，乃是希望能夠通過他實現(xiàn)儒家從古以來的政治藍圖。盡管朱元璋對他進行“限制性使用”，先做太史令，后短暫做了御史中丞，但他還是參與了刑律、衛(wèi)所、禮樂、科舉等多方面的制度建設，惜未得大用爾，所以大儒終究是沒有做成的。

最后，理學家往往有重理輕文的現(xiàn)象，劉伯溫可不是，當然他所謂的文，也絕不是徒重形式上的文辭之文，而是載道明理之文，所以劉伯溫自己就敢在朱元璋面前稱：“今天下文章，宋濂第一，其次即臣基，又次即孟兼”，還“往往以此語諸人，自以為確論”。徐朔方甚至認為，劉伯溫內(nèi)心里還是自認為第一的，說他在《二鬼》詩里，自比日神郁儀，比宋濂為月神結(jié)鄰，就寓含此意。而且這還真不是一家之言一人自負，而是有時代的社會心理認知的，看看明初修纂的《元史》，一改前朝史傳分列《文苑傳》與《儒林傳》，將儒林與藝文合為一體稱《儒學傳》，即可窺知。今人錢仲聯(lián)則徑稱：“劉伯溫政治、道德、文章，在明初首屈一指，較之同時之宋濂，實為過之?！痹谶@個意義上，劉伯溫是堪稱大儒的。

劉伯溫輔佐朱元璋反元，但他之前在元朝曾四次出仕，他對元朝的感情究竟是怎樣的？

周松芳：單從元代進士錄取人數(shù)不多，而年輕中第者尤為少見這一點來看，劉伯溫對元朝毫無疑問是充滿感激之情的。有元一代總共才開科十六次，錄取總數(shù)不過一千兩百人。趙翼《元末殉難者多進士》，列舉了十六人，與劉伯溫同科的有四人，就頗能說明問題。劉伯溫四隱四仕，也表明他是很難忘情元朝的。當然還有一個基本面，就是元朝待士不薄。元代特設儒戶，除了擁有田產(chǎn)應納地稅，營商應納商稅外，此外一切差發(fā)（賦役）盡行免除，唯一的義務，就是子弟必須至少有一人進學，而進學期間還能獲得各種膏火之資。儒戶的比例也甚低，北方漢地只占0.17%，江南最高的慶元路也只有1.41%，最低的松江府則只有0.11%。既稀則貴，心存感激，宜屬自然。

討論劉伯溫對元朝的感情問題，尚須明白一個前提，即元代言論的極度開放，且不說沒有人會深文周納制造文字獄，即使你公然辱罵當朝，也沒人理你。宋遺民不僅可以在元代詩酒逍遙，在詩文中咒罵元室的文字也比比皆是，“九儒十丐”這種“造謠”文字能夠“謬種流傳”，也是一證。劉伯溫寫了大量諷刺詩，筆觸直刺“今上”。錢謙益《列朝詩集》就列舉了劉伯溫的一系列刺上之作：“《巫山高》：刺奇后也。庚申君寵高麗奇妃，立取為后，濁亂宮闈，故作巫山高以諷諫焉?！薄啊冻鷩@》：亦刺奇后也。”“《王子喬》：刺愛猷識里達臘也。太子阻兵拒父，白瑣住挾以出奔，不稱主器，宗社將覆，故托王子喬以刺焉?！薄啊蹲唏R引》：明宗被弒于晃忽，又庚申帝即位七年，乃以尚書之言撤文宗于太廟，而詔書但以私圖傳子為言，昧于《春秋》復仇之大義矣。公此詩蓋深譏之也?！薄啊读焊σ鳌罚捍嗽娫啤G妻’‘牝雞’，亦為奇后而作。”“《孤兒行》：此詩亦有感于文宗兄弟而作?！薄啊陡艄雀琛罚捍嗽娕c《孤兒行》，皆為文宗?！薄啊额}釋驂圖》：方國珍遣人浮海納賄中宮，遂定招安議，故引襄夫人事以刺焉?！边@些刺上文字，即使擱在史稱待士最厚的宋朝，也難逃死罪。

當然，對于宋遺民來講，罵就是罵，對于劉伯溫來講，還真有點“打是親罵是愛”的味道。他四仕四辭，不過是想大有作為，不安于小位而已。1336年做高安縣丞，甫上任即作官箴以自警，任上發(fā)奸擿伏，也欲大有作為，卻無奈官小難為，處處被穿小鞋，調(diào)任江西行省職官掾史也難有作為，遂于1342年辭歸。復于1346年進京干謁，得官儒學副提舉，以今律古，當然是教育廳副廳長，比縣長官大，也好當。但當了幾年，還是于1351年12月辭了。不過這第二次辭官與1352年1月復起之間只差一月，而且浙東元帥府都事比儒學副提舉的位置更重要，且更能展其所長。顯然有“拿捏”當局的自信在——盜亂已起，必當用我！故以退為進。然而，當局最終因循茍且，一意招撫納降，劉伯溫也改調(diào)行省都事。盜首方國珍卻先降后叛，再撫不從，而張士誠之亂又起，官軍也自作其亂，為免委罪背鍋，同時也要挈家避亂，遂于1353年底再辭，然后奉母避居紹興。從其《至婺州，聞官軍自溫、處之江東，所過皆空，遂從間道還鄉(xiāng)》及初到紹興時所作《登臥龍山寫懷二十八韻》等詩，即可窺見事情原委。

避居紹興期間，劉伯溫也是十分關注時局，并時時期待再起的。正好至正十六年故鄉(xiāng)處州山寇再起，行省再以都事起用他，回鄉(xiāng)協(xié)助浙東宣慰副使石抹宜孫共襄討賊事宜。雖然以都事辭復以都事起，頗有“更張豈吾能”“進退維窳臼”的尷尬，但主政的石抹宜孫在士紳中頗有聲名，胡深、葉琛、章溢、蘇友龍等處州賢達已為其所用，所以又燃起些奢望，以一州一邑而徐圖大用。初期也感覺良好，屢屢形于詩篇，如錢謙益所謂：“其在幕府，與石抹艱危共事，遇知己，效驅(qū)馳，作為歌詩，魁壘頓挫，使讀者僨張興起，如欲奮臂出其間者?！敝皇鞘ㄒ藢O“后好自用，幕下士多散去，部將胡君深、章君溢亦擁兵觀望”，劉伯溫當然也是識時務者為俊杰，提前“散去”。當然還有一個判斷，就是時勢已不可為，元室已經(jīng)無望——不是他不愛元朝，只是元朝實在“太渣”。但是，不能效力元室，則寄希望于新的王者，如其在此后所寫的《郁離子》的終結(jié)篇《九難》中所說：“仆愿與公子講堯舜之道，論湯武之事，憲伊呂，師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明法度，肄禮樂，以待王者之興。”《郁離子》是他前半生學而不得其用的智慧結(jié)晶，終不過是為了“以待王者之興”。他們浙東事功學派的傳人，終究是無法投閑置散歸隱江湖的。

正德本《誠意伯劉先生文集》插圖，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

后世一些人對劉伯溫貳臣的指責，您怎么看？感覺他并不是出于夷夏之辨才投奔朱元璋的？能否介紹一下當時元遺民的情況？

周松芳：被指責為貳臣，這是他意料之中的事。首先他自己這一關一開始就沒過。且不說出山之前反復猶疑，決定應朱元璋之聘赴南京，途經(jīng)桐廬時，隱士朋友徐舫“立于江濱，揖劉君而笑，且以語侵之”，就引發(fā)了他的貳臣之慮。對此，宋濂二十余年后給徐舫作墓志銘時還感慨萬千：“君子出處，固立志之不同，然亦有命焉。當劉君之出也，銜方舟以隱自高，數(shù)欲挽起之，會有故而止?！彼约汉髞硪蔡钩杏匈E臣之慮：“庚子之歲，予與金華宋先生俱來京師時，上渡江未久浙東方歸附。先生與予及予同鄉(xiāng)葉景淵、章三益同居孔子廟學，惟日相與談笑，雖俱不念家，而予三人者亦皆不能無芥于心，惟先生?然耳?！保ā端退沃夔襁€金華序并詩》）朱元璋禮聘的他們浙東四先生，確實只有宋濂沒有祿仕元室，雖然也曾獲以布衣召為翰林，但辭未就。依此而言，劉伯溫當然不是因為辨夷夏而投奔朱元璋，而是為了實現(xiàn)自己的帝王之師的理想，如其在《太公釣渭圖》中所詠：“璇室群酣夜，璜溪獨釣時。浮云看富貴，流水淡須眉。偶應非熊兆，尊為帝者師。軒裳如固有，千載起人思?！?/p>

但是，以劉伯溫之才干，他是不做貳臣想做遺民或者逸民都難。在打天下過程中，朱元璋需要用士，而且各家都在競聘，張士誠、方國珍都幕下多士，他當然不能落后。但朱元璋還有控制士人不為他人所用，至少不能成為反對力量的一面，征召浙東四先生就有這方面的考慮。朱元璋后來對劉伯溫說：“括蒼為卿鄉(xiāng)里，地壤幽遐，山溪深僻，承平之世，民猶據(jù)險，方當起兵，乘時紛紜。原其投戈向化，帖然寧謐，使朕無南顧之憂者，乃卿之嘉謨也?！庇煤涂氐碾p重意義都可在這段話里有很真實的體現(xiàn)。建政之后，當然就更強化控制，出臺“寰中士夫不為君用者，是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的空前絕后的苛律?！盁o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大戮官民，不分臧否”的暴戾行徑，士人無法忍受，求隱求逸是自然的了。錢穆以為，明初修禮修史，忙不迭地一項接著一項，實是朱元璋挽留士子的用心，其實主要還是控士之心，所以，每一項甫完工，士人即紛紛求去。

在這種情形下，元代的遺民須得分辨其中的逸民，甚至具體到某個人，其心態(tài)或兼有兩種成分。在宋末元初，因為既有理學帶來的忠貞之嚴，更有外族入主帶來的華夷之辨，同時還有幾無文網(wǎng)地任由他們發(fā)遺民之思，所以南宋的遺民現(xiàn)象，在歷史上是最突出的。元末明初則情形大不同。朱元璋雖然在1367年10月定都建康后派兵北伐，發(fā)布《奉天北伐檄文》說：“元以北狄入主中國”，“不遵祖訓，廢壞綱?！?，“當此之時，天運循環(huán)，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圣人，驅(qū)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收濟斯民”，“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但到1368年1月在應天府即皇帝位后，承何統(tǒng)而來，成為亟須解決的“歷史敘事”，“元正統(tǒng)”成為選項。所以洪武三年（1370）六月中書省欲榜告天下應昌之捷，朱元璋卻告諭：“元雖夷狄，君夏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生養(yǎng)。天訖其祿，于朕何與！捷音夸，非所以示四方，速改之。”為此還做出一些讓人“哭笑不得”的事。比如說“凡北方捷至，爾等元臣不許賀”，又比如說派降臣危素去為元朝死節(jié)的余闕守墓等。既要人家歸順，又以貳臣羞辱懲罰人家，那還不如做遺民的好；但又嚴厲約束遺逸之士，則遺民、逸民皆難做。錢謙益說的：“或言犁眉之在元，籌慶元，佐石抹，效驅(qū)馳，幾用自殺。佐命之后，詩篇寂寥，彼其志之所存，與元吉何以異乎？嗚呼！皋羽之于宋也，元吉之于元也，其為遺民一也。然老于有明之所二十年矣，不可謂非明世之逸民也。”也就是說，這些人在被視為遺民的同時，是應該以逸民視之的；連他們都可被視為逸民，那劉伯溫應該更多地被視為逸民。更何況他也心心念念于此：“我如野馬貫藪澤，絡以羈鞿知必踠?！薄暗湼Ｏ嘁蟹M不在所招？寧為樸樕莖，莫作長松梢?！薄笆潘y重回，芳時愁坐換……安能作野馬，脫略謝羈絆?！碑斎蛔詈檬亲龀缮躺剿酿┠菢拥倪z逸之民：“焚書千古訝嬴秦，逃難茫茫走縉紳。尚憶商山近京洛，白頭容得采芝人。”但有幾個人做得了逸民？他劉伯溫更不行，所以朱元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將其放回。

總而言之，元代理應很多遺民，因為前元可資懷念的太多了，包括懷念張士誠。元末明初劉伯溫的朋友葉子奇就說：“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輕刑薄賦，兵革罕用，生者有養(yǎng)，死者有葬，宿泊如家，誠所謂盛也矣?！保ā恫菽咀印罚┍戎鞒?，也是“前元取民最輕”（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尤其是江南，清潘耒說：“自唐以來，江南號為殷富，宋時畝稅一斗。元有天下，令田稅無過三升，吳民大樂業(yè)，元統(tǒng)、至元之間，吳中富盛聞天下……蓋吳中之民，莫樂于元?！保ā端蜏珴撯盅矒峤闲颉罚┑牵^大多數(shù)人都是做遺民和逸民皆不可得，尤其是吳中之人，多少富庶士人和出仕張吳的官員被發(fā)配遷徙到朱元璋的老家臨濠？

姚品侯藏《明劉文成公伯溫畫像》，載《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1934年，第58期。

朱元璋對待儒生非?？量蹋▌⒉疁卦趦?nèi)的浙東四先生在明初的邊緣化，某種程度上似乎折射了儒生群體在明朝的定位？或者說，朱元璋對劉伯溫不以儒者視之，只看重他術(shù)數(shù)之才。對他的猜忌，也因為其“術(shù)數(shù)”之才？

周松芳：朱元璋待士嚴苛，史不絕書。但是否意味著整個儒生群體的邊緣化，以及劉伯溫是否因此而邊緣化，要分階段來論。在打天下的階段，他是偏重軍人而抑制儒士的。如劉辰《國初事跡》說：“所克城池，令將官守之，勿令儒者在左右議論古今，止設一吏，管辦文書，有差失，罪獨坐吏。”“在金華時，朱文忠用儒士屠性、孫履、許元、王天錫、王袆干預公事，聞于太祖，差人提取屠性等五人到京。內(nèi)王祎、許元、王天錫以充書寫，惟屠性、孫履誅之?！彼麚娜迨俊肮睃c子”多，“帶壞”了武將。但越到后來，儒士越不可或缺，特別是在治天下的階段，先是大量啟用富于理學傳承的浙東文人集團制禮作樂、建章立制、纂修史書，但因為雄猜的性格，又對其領袖人物如劉伯溫、宋濂等動輒折辱。與此同時，對他們的子嗣，包括弟子門生，又表現(xiàn)出親善的一面，比如為建文帝著意培養(yǎng)了方孝孺。當然，他也不只雄猜打擊浙東文人集團，對淮西軍功集團同樣下狠殺手，三大黨獄可謂登峰造極?？梢哉f，在皇權(quán)高度集中專制的明朝，不僅儒士的地位的邊緣化了，軍人的地位也同樣邊緣化。

至于說朱元璋對劉伯溫不以儒者視之，只看重他術(shù)數(shù)之才，對他的猜忌，也因為其術(shù)數(shù)之才，大體上是成立的。他不以儒者相視，乃是對志在成為安邦濟世大儒的劉伯溫的一種打壓方式。早在至正二十一年平江西時，王祎進《平江西頌》，他就對王袆說：“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此時劉伯溫尚在朱元璋身邊，算是主力參謀之一，這明擺著從一開始他就把劉伯溫當術(shù)士參謀用。入明之后，朱璋甚至連宋濂也否定了，如他對桂彥良說：“江南大儒，惟卿一人。”桂趕緊回對：“臣不如宋濂、劉基?！敝煸皠t說：“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泵鞒踔澹釀⒒⑺五?，誰與爭鋒？王袆、桂彥良哪是敵手？顯然是為了否定而否定。

劉伯溫的軍事才能、術(shù)數(shù)才能后世被神化，但是在史料中卻幾乎找不到多少他參與軍情出謀劃策的地方，這是為什么？

周松芳：劉伯溫是有軍事才能的。辭掉儒學副提舉后，不到一個月當局即起用他為行省都事協(xié)助征討方國珍，顯然說明他已顯露軍事才能。后來亂中去職，奉母避居紹興，在家鄉(xiāng)山寇蜂起時，當局再以行省都事起用他協(xié)助石抹宜孫剿寇，便是對他過往軍事才能的認可，而他在任上一個時期內(nèi)與石抹甚相得，則其計得用，其能得顯。但這些都屬僚佐之職，具體有何施設，有何建樹，不易得知。當然他最后辭絕元仕，回到家鄉(xiāng)，稍加部署，賊不敢犯，這是實打?qū)嵉谋Ｕ相l(xiāng)里的本領。后來與劉伯溫一同征赴南京的葉琛、章溢，都是先起兵保障鄉(xiāng)里，后為元所用，再擁兵觀望。

劉伯溫之被禮聘赴南京，雖然形式有點“三顧茅廬”的意味，但上門禮聘的，不過總制處州的孫炎，與劉備枉駕親顧何止道理計。到南京后，其余諸人皆有職使，劉伯溫只是沒有名分的參謀顧問；關鍵此時朱元璋也非當年走投無路的劉備，而天下三分的格局差不多已經(jīng)奠定，相當于劉備已經(jīng)得了益州，借了荊州，下一步也即關鍵的一步是如何席卷天下。在這種背景下，即使朱元璋同意給劉伯溫三軍指揮權(quán)，軍事將領們也不會聽命，就像當年關羽、張飛最初不賣諸葛亮的賬一樣。劉伯溫是無法獲得軍事指揮權(quán)的。后來《行狀》里說的劉伯溫甫見朱元璋即陳十八策，決定先迎強敵陳友諒，再攻張士誠，而忽略只堪自守虜?shù)姆絿洌@種戰(zhàn)略決策，頗有點隆中對策的氣象，大體應該是屬實的。這可以說是劉伯溫主要的軍事貢獻之一，盡管我們在《太祖實錄》等一手史料中并未獲得切實的佐證。再則，劉伯溫既有軍事上的深謀遠略，又有元室的功名官職，以及相當?shù)纳鐣曂?，那在軍旅之中，授予何職，也不易定奪?；蛟S因此之故，劉伯溫就只做個無名無分的行軍參謀了。當然也更合朱元璋限制使用的初衷——打完陳友諒，元軍實力尚強，張士誠更加不弱，方國珍也有牽制，他就可以打發(fā)劉伯溫離開軍隊，去做太史令的閑職，就很可以說明問題。

其實，作為無名分的參謀，劉伯溫的作用很難得到記錄體現(xiàn)，你看《明太祖實錄》中，關于龍灣之戰(zhàn)這么重要的戰(zhàn)役，沒有提到劉伯溫一個字，當然里面提到一些其他人的意見，有的應該就是劉伯溫的意見，不過已變成僅供參考的意見，絲毫見不出重要性來。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當時記載的關于劉伯溫參與帷幄的具體材料，主要來自朱元璋與劉伯溫的往來通信，即劉伯溫文集所載的“御書”之中，重要性也完全可以從中推斷出來。比如從征江西時，劉伯溫母親去世，從朱元璋奪情不讓奔喪的《御制慰書》中，即知其作用之關鍵而難以須臾離開。尤其后來軍情稍緩，回家奔喪那一段的往來書信中，最見真章，但主要還是體現(xiàn)在陰陽風角之上。如《御名書》說：“頓首奉書伯溫老先生合下：愚與先生自江西別后，屢有不祥，皆應先生前教之言。幸獲殄?奸黨，疆域少安，收兵避暑，遣人專詣先生前?求一來（函），望先生發(fā)蹤指示耳，日夜懸懸。六月二十二日克期回得教墨，諭以六月七月間舉兵用事，不利先動，當候土木順行，金星出見，則可。使愚一見教音，身心勇躍，足不敢前，如此者何？蓋以先生一二年間，以天道發(fā)愚，所向無敵，今不敢違教。然擇在七月二十一日甲子，未得吉時，是以再差人星夜詣前，望先生以生民為念，德教為心，早賜來臨，是所愿也。如或未可即來，可將年月吉日時辰方向門戶擇定，密封發(fā)來，實為眷顧，惟先生亮察。”而在緊接著的另一封《御名書》里，則是陰陽風角之術(shù)復兼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的準確預判：“頓首奉書伯溫老先生閣下：去歲先生行，曾言湖廣之事一去便，得然得不得直候正月盡間二月內(nèi)可得。果然，初至湖廣，賊人詐降，后又堅壁不出，至今未下，實應先生之言矣。茲者再行差人赍書詣前，專望先生早為起程前來，萬幸，希亮察不具?！边@當然也隱示了劉伯溫在具體戰(zhàn)術(shù)攻防上的能力，因此才迫切希望他能早早歸來。

盡管如此，剿滅陳友諒集團之后，張士誠不是對手，方國珍更不是，那劉伯溫也就靠邊去做他的主管天文歷法的太史令去了。朱元璋倚重的還是他的同鄉(xiāng)淮西軍人集團，對外人特別是劉伯溫這種志在大儒之士，誠如孟森所謂：“好便給任事之才，不欲用以道自重之士，若劉基即終不能深倚?！痹谥煸斑@種心態(tài)下，劉伯溫的軍事才能如何能夠得到充分施展？軍事功勛如何能夠得到積累建立？加之實錄等書寫中的刻意遮蔽，后世更難以確知。好在朱元璋開國封賞時，還講了點良心，以文臣而授伯爵，給了我們對劉伯溫軍事才能與功勛足夠的想象空間，這也是后世通過附會傳說，對劉伯溫給予歷史補償?shù)淖钌詈竦臍v史基礎吧。

您在書中提到，元代士人仕途既窄，士人去而為僧道，為醫(yī)，為風水師，為相人業(yè)，如是之類，猶不失為士，說此乃中國歷史上士之一變相，劉伯溫是否代表了這種群體？

周松芳：其實這種情形從宋代就開始了，因為宋代取士甚多，讀書人更多，而朝廷所供職位有限，另覓出路勢所必然，但會相對精擇，比如為醫(yī)，所謂“不為良相則為良醫(yī)”之說，就興起于宋代；以邵雍為代表的數(shù)之學也促興了宋代的命理之學，《淵海子平》等命學著作至今廣為流傳。元代則更進一步，陰陽學與醫(yī)學在元代均列為官學，可資取士。劉伯溫當然也具備了這些方面的知識和技能，除了朱元璋在給他的信函中提到的種種陰陽風角之術(shù)，他后來做太史令，以及我整理過的他的《靈棋經(jīng)注》，都能說明這一點?！鹅`棋經(jīng)》被譽為中國唯一一部完整、系統(tǒng)地記述古代雜卜的著作，它為后代術(shù)數(shù)中影響最大的簽書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開辟了路徑，世庫館臣稱，舊傳晉顏幼明、宋何承天皆為之注，李遠為之敘，元廬山陳師凱占卜之屬臣又為作觧，明初劉伯溫復仿周易傳體作注，以申明其義。又說：“所存諸家疏解，或詞旨淺俚，不無后人之緣飾，而青田一注，獨為馴雅，實基所自作，觀其詞簡義精，誠異乎世之生克制化以為術(shù)者矣，故錄而存之，以備古占法之一種焉?！庇嗉五a《四庫提要辯證》也深以為然，并認為坊間托名劉伯溫所作陰陽術(shù)數(shù)之書盡屬偽托，唯此為真。盡管如此，這并不表示劉伯溫是這一群體的代表，畢竟他的家世、功名決定了他不能安于代表這一群體。朱升之言可能就是最好的參照。朱升曾在至正九年印行了一本自著的地理陰陽五行方面的書，但自序里卻說：“余幼而窮困，于卑猥事，蓋多致力，俯察之學，猶為留心。”朱升即因勸朱璋“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而頗獲信任的謀士之一，他倒是可以作為這一群體的代表。

[清]顧見龍繪劉基像，藏中國歷史博物館。

劉伯溫的神化，似乎從其死后被平反就開始了，并且得到官方的背書。您能簡單介紹他后來神化的過程嗎？所謂半仙的形象是如何造就的？包括傳說中《燒餅歌》又是如何與劉伯溫發(fā)生關系的？

周松芳：學界多認為，對劉伯溫的神化始于永樂初劉伯溫的孫子編制族譜，以及請人撰寫行狀。但這種神化，會牽涉到朝廷的認可問題，那就得追溯到所謂的平反之時。這集中見于《誠意伯次子合門使劉仲璟遇恩錄》。朱元璋在興起明初第一大案殺掉胡惟庸之后，為了進一步諉罪于胡，同時收買籠絡先前被打擊的浙東文人集團，于洪武二十年冬開始召見劉伯溫次子劉璟等人，多有賞賜，并連續(xù)數(shù)年征召。就在洪武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早朝時，朱元璋第一次提出胡惟庸毒殺劉伯溫說：“劉伯溫他在這里時，滿朝都是黨，只是他一個不從他，吃他每蠱了。他大的兒子，這小的也利害，不從他，也吃他每害了。這起反臣都吃我廢了，墳墓發(fā)掘了?！眲⒉疁乇欢練⒄f的始作俑者是朱元璋，他之所以這樣說，不過藉此減輕他心中或有的“逼”得劉伯溫早逝的愧疚吧。這樣說出來，確實帶有“平反”的意味。此后數(shù)年每年都提，并且表彰意味逐步增強：“（洪武二十二年正月十八日）這劉伯溫是個好秀才，吃胡陳蠱了。那胡家吃我殺得光光的了?！薄埃ê槲涠暾鲁跛娜眨﹦⒉疁厮缸觾扇硕汲阅谴醭济亢α?，我只道他老病，原來吃蠱了。”“（洪武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劉伯溫在這里時，胡家結(jié)黨，只是老子說不倒圣旨，你父兄做一世好人，都停停當當?shù)牧?。你父親吃胡家下了蠱藥，哥也吃他害了。你老子雖然吃些苦么，你如今恰光榮。”“（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我到婺州時，得了處州，他那里東邊有方谷珍，南邊有陳友諒、西邊有張家，劉伯溫那時挺身來隨著我。他的天文別人看不著，他只把秀才的理來斷，到強如他那等。鄱陽湖里到處廝殺，他都有功。后來胡家結(jié)黨，他吃他下了蠱。只見一日來和我說：‘上位：臣如今肚內(nèi)一塊硬結(jié)，怛諒著不好。’我著人送他回去家里死了。后來宣得他兒子來問，說道：脹起來緊緊的，后來瀉得鱉鱉的，卻死了。這正是著了蠱。他大兒子在江西也吃他藥殺了。如今把爾襲了老子爵，與他五百擔俸……宣劉廌進見襲爵?！边@就是真正的平反而且開啟神化之路了——最初封伯爵的時候明確規(guī)定不得世襲，現(xiàn)在可以世襲，那接下來“變本加厲”地“封神”，也就有內(nèi)在的邏輯了。

這后續(xù)的“封神”之路，當然是劉伯溫的子孫在主導。先是，在朱元璋為劉伯溫“平反”前，劉伯溫次子劉璟洪武十三年請永嘉儒學訓導葉蕃受為乃父詞集《寫情集》作序，第一次提出劉伯溫的“伊呂”之志，也等于說劉伯溫是“有志（宰執(zhí)之志）未竟”；二是把劉伯溫的“蓋世之姿、雄偉之志、用天下國家之心”拔到千古罕匹的地位，而其時開國豪杰多數(shù)俱在，不可謂不大膽。再到洪武十九年，劉伯溫的門生徐一夔為乃師的《郁離子》作序，也不避嫌地高度贊美：“公學足以探三才之奧，識足以達萬物之情，氣足以奪三軍之帥，以是自許，卓然立于天地之間，不知自視與古之豪杰何如也。”

及至正德九年，劉伯溫從官方獲得的榮譽臻于極致：明武宗稱他為“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并贈太師，謚文成，位居三公之首。國師地位，從此奠定；文成之稱，于焉不忘；穩(wěn)穩(wěn)地取代了宋濂“開國文臣之首”的地位，在死后的歲月里實現(xiàn)其生前的宰執(zhí)理想。在嗣后的嘉靖年間，王世貞為其作傳，將他列為明三大功臣，這是儒家理想的勝利?；诖?，楊廉編《國朝名臣》，首徐達而次劉伯溫，位居絕大多數(shù)王侯之上。緊接著，嘉靖十年配享太廟，為人臣者，夫復何求？

風吹草偃，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朝廷既嘉勉，民間可封神，況且當年刻意遮蔽的軍功，后來易成神跡的附會。這首先還是來自署名黃伯生撰的《誠意伯劉公行狀》，狀末系年是洪武十六年（1383）春，面世則在永樂二年（1404）附于劉廌所編之《翊運錄》后。后世津津樂道的一些神跡，即首現(xiàn)于此。如西湖望云，說“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后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諸老大駭”。這真是一眼假——當眾說元室將亡，乃逆天大罪，怎么可能？朱元璋下金華、定括蒼后，劉伯溫置酒大會，指乾象謂天命有所攸歸，決計趨金陵，也與劉伯溫自述與時人記錄的出處大異，顯系編造。至于從朱元璋征江西，如何以陰陽風角之術(shù)為制勝之道，是連朱元璋自己都不樂道的，只說：“他的天文別人看不著，他只把秀才的理來斷，到強如他那等。”這些神跡，成為后人筆記中的主要出處，也為后世小說家言加倍放大提供了因由。不過隨《翊運錄》而面世，倒也頗合拍。

真正的神化，還得靠小說家言。門生和后人的美化神化成為筆記小說的取資，筆記小說又成為傳奇小說的取資，最著名的傳奇小說《英烈傳》，正是糅合《翦勝野聞》《庚巳編》《高坡異纂》《龍興慈記》等筆記小說，大肆編造神化而成。雖是傳演朱元璋開國事跡，而以劉伯溫最為突出，并頗多借用《三國演義》的敘事模式，把劉伯溫塑造成一個能呼風喚雨、逆知未來的神機軍師，神跡甚至遠勝諸葛亮。

入清之后，清初統(tǒng)治者對劉伯溫十分推崇，如《清史稿·世祖本紀》載：“順治二年三月甲申，始祀遼太祖、金太祖、世宗、元太祖、明太祖于歷代帝王廟，以其臣耶律曷魯、完顏粘沒罕、斡離不、木華黎、伯顏、徐達、劉伯溫從祀?！泵鞒純H止二人。推波助瀾的結(jié)果，是到清中葉，排滿的秘密會社假托附會，劉的故事演變更加神奇玄秘，《燒餅歌》也在這一階段產(chǎn)生。劉伯溫從此躍升為先知先覺、預言推翻滿清的漢民族英雄，這使他在近代國民革命中占有一席神格化的不朽地位。章太炎就對其倍加推崇，心心念念死后要跟他葬在一起。

《燒餅歌》言明代事比較詳明有據(jù)，言清代事則隱晦難解，有人據(jù)以言晚近及將來事，那當然更屬妄言。言明代事比較靠譜，是因為據(jù)嘉靖鄭曉的《今言》和萬歷顧起元的《客座贅語》，今傳《燒餅歌》大抵脫胎于明初鐵冠道人張中撰《蒸餅歌》，言道人應明太祖之詢未來天下大事，不過把道人換成了劉伯溫，內(nèi)容當然也隨之多有更改；今坊間所傳《燒餅歌》，陳學霖先生認為編于咸同，或同光之間，或為太平天國編造的宣傳工具，作者絕非劉伯溫。之所以編排上劉伯溫，應當是明代以后，再沒有如此有神跡的人物了。

魯迅曾評價諸葛亮之智近乎妖，劉伯溫的神秘有時也近于妖，您怎么看待這種將士人神秘化的風習？

周松芳：魯迅先生評價諸葛亮“多智而近妖”，出自他的《中國小說史略》，是批評《三國演義》表現(xiàn)人物時分寸把握不夠，所謂“夸過其理，則名實兩乖”。但是，魯迅可能不會接受他的死對頭顧頡剛的“層累地造成”說，特別是其時中國古代小說世代累積型敘事的理論和方法尚未提出，所以魯迅批評有些過——沒辦法，都是一代代傳下來，最后寫定的人，也不可能盡棄前言，否則就是新的創(chuàng)作方法了。從對劉伯溫神化過程的考察看，劉伯溫的傳說或小說中的形象，也是很多代人多種情形下合力“創(chuàng)作”的結(jié)果。撇開這種創(chuàng)作論，進一步探求其背后更深的因由，則發(fā)現(xiàn)妖、道、仙常在一線之間。在世間積弊愈多而又無人無力解決的時候，人們只能寄望虛幻的民間正義。所謂俠客，所謂包青天，其實也無不近乎妖。社會現(xiàn)實背后更深層次的社會心理，則是在專制社會里，什么都會走向神秘化，就像宮廷最不透明，所以宮廷戲最受歡迎，迄今依然。再從歷史心理上講，中國人其實是喜歡走極端的，所謂物極必反，就既有極致的追求，也有必反的自慰。對于歷史人物，特別是智謀之士，一至其極，自然近乎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