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囂與共鳴：在分化中尋求整合（上） | 社會科學報

當前，正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深刻調整期。我們身處互聯互通時代，技術的連接本應促進溝通，現實中卻導致部分群體的隔閡。因此，如何彌合多元表達與統一共識之間的裂痕、化解輿論演變中的結構性矛盾與“疏堵”困境，已成為網絡輿論研究與治理的核心議題。

原文 ：《喧囂與共鳴：在分化中尋求整合》

作者 |北京交通大學語言與傳播學院教授 蘇林森

圖片 |網絡

當前網絡輿論呈現出一種新傾向——在圈層內部基于身份認同出現同質化的“微共識”，在圈層之間出現一定程度的對抗性現象。面對這種“微觀共鳴、宏觀喧囂”的復雜圖景，傳統的輿論學視角已顯解釋力不足。重新審視網絡空間中分化與聚合并存的內在張力，我們從“極化共識”（polarized consensus）這一概念可以發現，這并非傳統共識的簡單瓦解，而是一種在分化社會中尋求整合的過渡性形態，從而探尋通往社會整合的新路徑。

微輿論的崛起與共識的“碎片化”重構

公共輿論產生的基礎是公眾。在社交化、移動化和可視化傳播的背景下，互聯網打破了傳統的時空區隔，重構了基于“趣緣”聚合與價值認同的群體連接方式。技術賦權下的原子化個體在網絡空間中重新結盟，形成了觀點高度分散甚至壁壘森嚴的“信息繭房”。這導致輿論形態從大眾傳播時代的“宏大輿論”轉向了社交媒體時代的“微輿論”。在微輿論生態中，能夠凝聚全社會主流共識的普適性議題被稀釋，取而代之的是聚焦于特定領域、群體或價值體系的碎片化議題。

這種“微輿論”生態呈現出鮮明的雙重特征：圈層內部，閉環化的信息流通增強了群體意見的穩定性，成員間基于共同的興趣或利益極易達成高度一致的“微共識”；圈層之間，如果缺乏有效的連接和溝通機制，技術鴻溝、文化差異和價值沖突被放大，就容易導致涇渭分明的對立。圈內觀點的高度同質化與圈層間的對立互構，構成了網絡輿論的獨特景觀。從某種意義上說，微輿論生態中共識并未消失，而是被“粉碎”成了無數個互不相通的“微共識”。這種內部聚合與外部割裂并行的深層矛盾加深了輿論演變過程中的分合裂痕，影響傳統的社會整合機制作用的發揮。

“極化共識”：分化社會的過渡性整合機制

網絡輿論中“分化”與“聚合”并存的復雜生態并非混亂或無序，而是一種新型共識形態的生成過程，本文將其定義為“極化共識”。“極化共識”并非傳統意義上全社會范圍內的“求同存異”，亦非簡單的混亂與無序。它描述的是一種特殊的輿論狀態：在特定的網絡圈層或群體內部，成員基于共同的身份認同、價值觀或利益訴求，通過高密度的互動，達成了高度同質化甚至極端化的內部共識；與此同時，這種內部共識的達成，往往是以對外群體的排斥、對抗甚至敵視作為邊界和代價的。簡言之，“極化共識”是“內群體的高度共鳴”與“外群體的高度對抗”的辯證統一。它承認分歧，卻又在對抗中尋求著有限的團結，是介于個體意見與廣泛社會共識之間的一種過渡形態。

從生成機理上看，“極化共識”是內群體身份認同與外群體對抗相互作用的產物。在網絡社群中，成員為了獲得歸屬感和安全感，往往需要通過強調“我們是誰”來凝聚內部，同時通過界定“我們反對誰”來確立邊界。這種機制導致了“極化”與“共識”的奇妙耦合：極化非但沒有消解共識，反而使“極化”本身成為了一種維持群體內部團結的共識機制。與哈貝馬斯所理想的基于協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理念的共識不同，“極化共識”往往帶有濃厚的情緒色彩和排他性。它承認分歧的不可消弭，卻在有限的共同行動（如共同抵制、共同聲援）基礎上為彌合裂痕提供了某種可能。在原子化社會中，人們渴望團結，但這種團結往往是以“部落化”的形式出現的。極化共識雖然具有破壞性的一面，但也折射了公眾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和尋求社會歸屬的深層心理需求。

[本文后續詳見2026年4月15日頭條推送]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96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社會科學報》2026年征訂

點擊下方圖片網上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