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觀念到權力：美國革命如何成了一項“愛國的事業”？

去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愛國觀念的轉化與北美獨立運動的興起》，是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系何芊基于其博士論文形成的專著。這本書討論了這樣一個核心問題：美利堅人如何從前現代的政治思想資源中汲取、改造并捏合一系列的核心概念，以論證獨立運動的合法性。此書調動多種理論資源，深入挖掘題材和史料的意義，為理解美國革命話語形成以前反英派的意識形態提供了富有啟發性的新思路，并在愛國觀念轉化與獨立運動興起之間建立了事實關聯。此前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杜華教授組織了關于本書的讀書會，本文整理自各位學者的發言，經審定、授權，由私家歷史發表。

《愛國觀念的轉化與北美獨立運動的興起》，何芊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25年2月出版

何芊（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系）：這本書想討論的核心問題是，為什么美國革命是一項“愛國的事業”，尤其是建國以前的殖民地人為什么要用愛國話語來描摹他們的反英抗爭。在新的國家觀念尚不明確，現代革命話語尚未建立的年代，殖民地人的“愛國”話語究竟是什么意思？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將“愛國”放回18世紀中后期北美殖民地的政治語境中去理解。具體說來，就是要回答以下三個問題：18世紀的“愛國”意味著什么？殖民地人為什么要用“愛國”話語來描摹反英的事業？在反英獨立的過程中，殖民地人的“愛國”觀念產生了哪些變化？

從“愛國”觀入手討論殖民地人的抗爭邏輯是要以“愛國”為核心，重新理解殖民地人在抗爭過程中對于不同思想資源的組合與安排，這就必然涉及“愛國”與其他相關概念之間的關聯。這些相關概念有兩個來源，一是來自以往涉及“愛國”研究的提煉，比如古典共和美德和國族主義等；二是來自殖民地人“愛國”言辭的指向，比如自由、效忠、主權、共同事業、輝格派、叛國等等。要說明“愛國”觀與這些概念之間的牽連，我主要借鑒了來自政治意識形態理論的分析方法。

20世紀90年代后期，政治學家邁克爾?弗里登（Michael Freeden）提出了一套理解政治概念與政治意識形態的“構詞學”（morphology）路徑。弗里登將政治概念的形成分解為三個層次：“不可磨滅的成分”（ineliminable component）、“邏輯毗鄰”（logical adjacency）與“文化毗鄰”（cultural adjacency）。不可磨滅的成分指的是一個概念最為核心的內容，一旦失去了這個內容，相應的概念也就隨之瓦解。邏輯毗鄰是在邏輯上臨近概念核心內容的其他觀念，而文化毗鄰則是限制和決定哪些在邏輯上接近概念核心的內容可以最終構成概念的文化因素。文化毗鄰往往是造成不同意義內容進行組合或分化的社會和歷史環境。弗里登對于意識形態的構成分析基本照搬了他對政治概念的解讀。他將意識形態分解為核心概念、毗鄰概念與邊緣概念。核心概念決定意識形態的最本質的內容，比如自由之于自由主義。毗鄰概念決定意識形態的構成。邊緣概念是與核心概念在觀念與情感上不直接相關的內容，因為歷史的層累保留在了意識形態的概念組合之中。意識形態是不同概念的組合。毗鄰概念、邊緣概念與核心概念之間關聯的變化會產生概念次序的變動，進而改變意識形態的特性。意識形態也會變更其“麾下”概念的意義構成，消除概念之間的語義沖突。一套意識形體所蘊含的每個概念都有其在這套意義體系中獨有的內涵與地位。

政治學家邁克爾?弗里登（Michael Freeden）

我將“愛國”作為“愛國”觀的核心概念，將自由、效忠、古典共和美德、主權、共同事業、公共精神等視為支撐“愛國”概念的邏輯毗鄰概念；將帝國、派系斗爭、輝格派和國族主義等視為影響和制約以“愛國”為核心的意識形態特性的文化毗鄰概念。

以“愛國”為核心的概念組合，在獨立前夕北美殖民地人的思想意識中經歷了一場劇烈的變動。“愛國”觀的轉變體現為其下概念組合的變化，比如不同概念內涵和指向的變動，以及毗鄰概念與核心概念之間相對關系的調整與轉化。

殖民地人原有的“愛國”觀以忠君愛國為主要特征，效忠概念是最靠近核心概念的關鍵毗鄰概念。對英帝國的認同、對自由的推崇、對商貿利益與繁榮的向往、對身為英國臣民的榮耀感以及對母國政治腐化的不滿等等觀念與效忠觀念一道，共同組成了殖民地人的“愛國”觀念。

隨著帝國危機的爆發，效忠概念中蘊含的政治服從與殖民地人的自由權利之間產生了潛在的張力。原本的“愛國”觀愈發不能調節效忠與自由之間的話語矛盾。最終，自由取代效忠，成為了新的美利堅愛國主義中最毗鄰愛國的關鍵概念，而忠君觀則被徹底地邊緣化。

從書的主要內容來看，按照時間邏輯展開，遵循線性敘事的思路：一是《印花稅法》風波正式暴露了傳統“愛國觀”之中自由與忠君的矛盾。二是通過主權論戰，傳統的效忠概念被分解為效忠與服從，但這種新的效忠概念繼續被激進派推向了邊緣，以自由為導向的概念組合成為了愛國主義的核心。三是“共同事業”口號的流行可以看成是以自由為導向的新“愛國”觀在殖民地人中的一次“試測”?！肮餐聵I”在各地具有的政治動員力與號召力，表明新“愛國”觀迎合了民眾的激進情緒，在共同事業的號召下，各地通過法外大會，完成了政治權力與權威的實質轉移。四是法外大會的合法性與潛在的叛國罪風險，在決定從抗爭走向獨立之前，仍然是殖民地激進派顧慮且憂思的核心問題。而“愛國”話語所涵蓋的新舊觀念為這種顧慮提供了保護。五是叛國概念的轉化。其中最關鍵的是獨立的宣布，圍繞新的主權實體，形成了相應的法律規則，嚴格確立了新的效忠與叛國的概念。

美利堅愛國主義的形成與北美獨立運動的發生發展相伴相生。“愛國”觀在殖民地人由抵制走向反抗再到獨立的過程中，被賦予了新的重心，改變了傳統不列顛愛國觀的組合結構，反過來又支撐了殖民地脫英獨立的事業。不可否認，革命一代在宣布獨立之時心中懷有對未來的希冀；但同時也不能忽視，隨著美國革命的展開而依次浮現的各項宏大意義，比如民主化、現代化、憲制主義等等在宣告獨立之際都遠未呈現明朗的前景。在成為美國革命的開端之前，政治獨立實際處于緊張的政治和道德困境之中。從親歷獨立的美利堅人的視角來看，宣告獨立是為了捍衛自由而不得不終止對英王的傳統效忠。在一個仍是君主制當道的時代，臣民對君王效忠一貫被視為不可終止，美利堅人的舉動與叛亂無異。以叛亂的方式謀求獨立，意味著美利堅人既脫離了對英國內戰與光榮革命“劇本”的簡單效仿，又無法通過此時尚未明朗的美國革命“劇本”來化解獨立產生的焦慮。 殖民地人對“愛國”觀的改造過程，也是殖民地人將反叛正當化與合法化的過程。在革命尚未成型，革命話語暫時缺失的情況下，殖民地人既利用了“愛國”話語，又改造了“愛國”中的關鍵結構，從而有效地紓解了獨立所產生的“叛國”困境。從這個角度來說，對“愛國”觀念的考察為理解美利堅的獨立增添了新的肌理。

在以忠君愛國為特征的“愛國”觀向以自由為特征的愛國主義的轉變過程中，國族主義傾向曾短暫地影響過這一進程，尤其是在“共同事業”的想象過程中。然而，獨立既宣告了殖民地與英王之間效忠關系的終結，也意味著各殖民地成為了擁有完整主權的共同體。美利堅共同體隨著獨立的宣告被消解了。一度以美利堅共同事業為服從目標，呼喚美利堅人以美利堅自由事業而付出的國族化愛國內涵也隨著獨立的宣告而逐漸淡化。

第二次大陸會議簽署美國獨立宣言，油畫約繪于1783年。

這本書的問題意識來自十幾年前，采用方法也來自同一時期。放在今天來看，我很可能會采用更新的研究方法來介入這個問題，比如用一些主題模型來做，可能在史料的豐富性上、相關概念的層次與概念之間的邏輯關系方面都能有更好的呈現。當然，考慮到很多綜合因素，這本書能以博士論文的本來面目順利出版，雖然倉促，但也已經很令人安慰了。各種不足之處，還請各位師友多多指正。

陳浩宇（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何老師談到她所借鑒的主要方法是弗里登教授意識形態的分析方法。我博士期間在牛津大學交換，合作導師就是弗里登教授。弗里登教授專門研究意識形態，他對意識形態有非常寬泛的定義：意識形態是認識世界的一套價值觀念。在政治世界中，很多價值之間是存在相互沖突的，比如自由、平等或者民主等等，這些價值處于不穩定狀態中。意識形態相當于提供了一個模組，讓這些相互沖突的概念整合到一個體系里面，賦予相對穩定的位置，幫我們形成一套比較自洽的認識世界、理解世界的方法。

何老師非常精彩地把這種分析思路運用到對“愛國”觀念的理解之中?！皭蹏庇^包含不同的內涵，而何老師區分出效忠和自由這兩個可能會存在沖突的概念，是如何在不同的“愛國”觀的模塊，不同階段模塊被很好組合到一起的。何老師在書中非常好地勾勒了不同的要素，它們互相轉變，取得重要地位的過程。這樣敘述是非常精彩的。我特別喜歡第二章的討論，即在主權之爭被引入之后，對意識形態的組合帶來巨大的沖擊和調整。在現代政治中，主權觀念已經成為我們理解現代政治的非常重要的概念。尤其是主權所強調的獨立最高不可分割的特性，給殖民地人理解他們和母國的關系，提供了一個非常大的難題。正是這樣一個難題，變成牢不可破的邏輯，最后才導致殖民地的人不得不走向了獨立。但是為了應對主權看起來牢不可破的這個邏輯，殖民地人是如何通過重新協調愛國觀中效忠和自由的占比或比重，來取得價值平衡。我覺得整個書的思路、邏輯非常精彩，呈現了思想觀念動態演變的過程。

讀書過程中，我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和疑惑。首先，“愛國”的對象到底是什么？在何種政治實體上凝結了“愛國”意識，或者“愛國”到底指向了哪個政治實體？共和學理論家維羅里（Maurizio Viroli），他區分了兩種愛國主義，一種是愛國主義是民族主義。就是因為我們這樣一個民族特殊的文化、傳統、習俗甚至語言，產生了民族自豪感，這就是民族愛國主義。還有一種是共和愛國主義。比如我愛這個國家，并不是因為我是意大利人、法國人、德國人，而是因為一個國家，它有一套能夠保障政治自由的制度，能夠保障自由，維護平等。因為這樣一個原因，我才愛國。這樣的愛國觀在盧梭、孟德斯鳩那里都能非常清楚地看到，他稱之為這是一種共和主義的愛國主義。從最初的效忠觀，其實也能看到殖民地人是對于他們英國人自由身份的自豪，也得益于英國在光榮革命之后所建立的自由的政治體制。這樣一種自由的情感，也是構建愛國觀的重要內涵。之后，殖民地人選擇反抗帝國議會暴政的時候，其實對所謂自由體制或者對自由政治的觀念的信仰，也是構成他們愛國觀重要一點。他們對自由的愛似乎是一以貫之的，對自由政治體制的概念，似乎始終構成了他們的愛國觀很重要的內涵，就是相對穩定或者相對模糊的一個概念。

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名譽教授毛里齊奧·維羅里

但在另一方面就會有疑問：他們的“愛國”到底指向什么，是指向帝國的自由，還是美利堅的自由？愛國到底是依托在何種政治實體之上？愛國是如何在不同政治實體之間轉移的？何老師提到，國族主義是非常短暫的過程，依系在整個美利堅共同體上的愛國主義故事，是一個非常短暫的過程。

第二個方面是關于何老師對效忠問題的看法。我上一次比較認真閱讀的關于美國早期的書，是埃里克·納爾遜（Eric Nelson）的《王權派的革命》，他是哈佛大學政府系的老師，也是研究政治思想史的。納爾遜在書中提了一個很激進的觀點，就是美國革命時期，有很多革命者，他們希望恢復國王的專權，希望借國王的專權來實現對議會的專斷統治。這種對國王專權的信仰，是一直持續到美國憲法對美國總統權利的賦予。當然納爾遜的這本書也引發了很多的批評。有學者指出，納爾遜并沒有解釋清楚，國王專權，到底是革命者根深蒂固的真誠的信仰，還是他們在這個主權之爭的辯論中情境化的反應。何老師將效忠視作早期“愛國”觀中最核心的內涵，所以也引發了我的一個疑問，就是以效忠為最核心概念的“愛國”觀，到底是殖民地人一以貫之的觀念，還是在18世紀70年代，在英美的主權辯論之后，殖民地人的情境化回應和反應？對這個問題的理解也涉及在政治辯論中主權話語的修辭與行動的關系。也就是說，革命者所表達出來的話語，是他們根本性的政治行動的行動原則，還是他們在政治辯論中傳達政治意圖的某種工具。

黃逸云（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在閱讀過程中，有兩個地方讓我覺得印象比較深刻。一是何老師很清楚地指出，“愛國”概念不僅是停留在少數幾個政治精英頭腦中的概念，而是滲透到社會的不同民眾之中。何老師在第一章中對布道詞的分析，尤其精彩地證明了這一點。這些布道詞盡管是牧師所寫，但是牧師寫的布道詞一定會照顧到整個會眾，所以他寫的東西不會超過會眾的認知水平。當這么多的牧師，不管是在新格蘭，還是在中大西洋，還是在切薩皮克，或者是在弗吉尼亞，提及“愛國”這一概念的時候，他們一定是知道在他們的會眾里，愛國已經一種大家熟知的精神或者概念。同時我也在想，有沒有普通的民眾，在他們所寫的信件或日記里面，直接提到他們是怎么樣看待“愛國”的。在第一章里面，何老師說在《印花稅法》的風波里面，報刊作者講到民眾已經成為愛國事業的參與者乃至主角。我好奇的是，那些普通的民眾是不是真的這樣認為？也就是說，在愛國者內部，普通的民眾有沒有彼此之間有沒有認同？

二是何老師在第三章對“共同的事業”這一話語的分析非常有力度，比較實證地展示出“愛國”觀在這一話語的塑造中發揮的作用。從意識形態的層面來看，這一分析對我們理解美國革命的起源很有幫助。畢竟就連約翰·亞當斯在1815年給杰斐遜的信也說，美國革命是在人們的頭腦中。

正如何老師在書里面提到，革命是復雜的過程，而不僅僅是觀念的交鋒。何老師在書中也有引用到學者T.H.Breen，他在2004年出版的一本書叫Marketplace of Revolution。我自己做物質文化史研究，嘗試從茶葉的角度切入，去探討美國革命的起源。所以想向何老師請教一個問題：物質文化與意識形態是怎樣互相影響的？“愛國”話語是怎樣對多種行動所塑造的？

約翰·亞當斯

任姝歡（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其實我之前就關注到何芊老師的研究。多年前，我嘗試寫一篇文章，從“美利堅人”（Americans）這個詞在18世紀中期的語義轉變，來探討當時北美殖民地人的共同體意識。當時我就把何芊老師發表在《史學月刊》上的論文當作范文，仔細地讀過很多遍。這文章應該是成了這本新書第一章的內容。我也拜讀過何老師的博士論文，如果我的記憶沒有出現偏差的話，這個書和博士論文相比應該還是有比較多的改進，尤其是在導論部分有明顯的修改。

我自己最感興趣，覺得幫助最大的是弗里登的“構詞學”路徑。因為我自己也關注詞義變遷和概念史。此前，我比較關注萊因哈特·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的概念史方法，它更注重時間性的轉化，也就是一個概念是怎么在“經驗空間”和“期待視野”之間承載社會變遷的。弗里登進一步指出，政治概念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處于彼此競爭、相互界定的語義場之中。在這一語義場內部，意識形態呈現出由“核心概念—毗鄰概念—文化毗鄰”構成的層級結構。真正的競爭往往發生在毗鄰概念和文化性概念之間，它們通過相互形塑不斷影響核心概念的實際含義，從而推動意識形態的動態重構。這一理論框架在方法上給我很大的啟發。

從上述這個角度來看，何老師這本書所探討的，是“愛國”這樣一個核心的概念是怎么樣通過與其他概念的毗鄰關系不斷重構的。因為“愛國”本身是一個高度政治化而且可爭奪的符號，故而在當時的語境當中，誰能定義愛國就能掌握這種反抗的正當性。最初，核心毗鄰概念是效忠，忠于英王，就是愛國。但是1770年代殖民地與母國的關系發生危機時，尤其反《印花稅法》危機時，效忠概念被相對化，它強調的是忠于國王而非議會。但獨立戰爭爆發之前，效忠概念被邊緣化，強調忠于自由而非國王。在此過程中，自由——最初強調作為英國臣民的自由——作為一個次要的概念上升為核心概念，在“無代表不納稅”等話語的改變下，逐漸上升為核心概念。這些毗鄰概念之間的權重轉移，使得“愛國”概念的核心內涵從忠于英王轉化為捍衛自由，成為了合法抗爭的象征。

總體來說，何老師是分為三步來解釋這些概念之間的相互斗爭的。第一步是把愛國拆成了一系列相關的毗鄰概念，比如說自由、效忠、主權、公共精神、共同事業。第二步是分析毗鄰概念之間關系的變動，比如自由是怎么樣取代了效忠，成為了一個核心毗鄰概念，共同事業怎么樣被拉入到這個核心毗鄰概念的圈子里面。最后一步就是此書最后一兩章，大陸會議聯合協議，它規定了誰不簽名，誰就是美利堅自由的敵人。因此愛國話語就獲得了一種強制力，完成了一種從觀念到權力的閉環。

這一研究思路對我研究19世紀晚期的科學慈善運動非常有啟發。我一直比較關注 “慈善”（charity）這一概念，它此前最核心的關聯概念是基督教的“慈愛”。此前我一直從時間鏈條上追溯 “慈善” 概念的這種變化，但何老師的研究給了我新的啟發——我可以從毗鄰概念之間的替換入手，比如將它們串聯起來分析。內戰之后，“慈善”其實常與“science”（科學）或“social science”（社會科學）這些毗鄰概念處于核心地位，慈善就必須注重統計與調查。到進步時代之后，“social work”（社會工作）通過專業訓練的完善，又逐漸擠到了最核心的概念位置上。

此外，我還有一個小問題想請教何老師：您本身也從事數字人文研究，不知道您是否關注過量化研究？比如能否以1760年為節點，再搜集一些18世紀中后期的殖民地報紙或小冊子，將它們全部進行量化分析？比如像“charity”（慈善）、“liberty”（自由）、“loyalty”（忠誠）這類關鍵詞，它們的使用情況如何？又或者在多維（或高維）空間中，這些關鍵詞之間的相對距離會發生怎樣的變化？不知道您是否有關注過這一方向？如果有的話，能否為我們介紹一下這方面的研究情況？

反《印花稅法》運動中，抗爭者為“自由”而戰。圖為塞繆爾·亞當斯（Samuel Adams），美國獨立運動關鍵人物，他創立自由之子組織，先后領導了反對《食糖法》《印花稅法》《唐森德稅法》的抗爭。

魏崴（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我對早期史，特別是早期政治史的了解不夠深入，所以就非常簡單地匯報一下學習何老師大作的一些心得。

首先是這本書在寫作方法和謀篇布局方面帶給我的啟發。我非常認真地讀了緒論部分，發現何老師對這項研究的意義、框架、邏輯、視角各方面做出了非常清晰地闡釋和界定。這一點看起來是理所當然的，但我自己在做研究時，不論寫一篇小文章，還是寫學位論文時，發現怎么用嚴謹的學術語言把自己的問題講清楚，其實是一件難度很高的事情。這本書的另一個優點是問題意識很鮮明，在恰當的問題域中，圍繞一個高度概念化的理論框架展開深入、集中地研究。這一點其實也是很難做到的。我自己在進行關注文化史研究時候，有時候很容易被各種分散的文本材料所吸引，導致研究的主旨被沖散。而這本書從頭到尾始終圍繞一個概念來探討，就是“愛國主義”在美國革命的不同歷史時期，到底是怎么變化流動的。

這本書給我的第二個啟發是如何語境化地研究歷史。其實我們在平常在學習、上課的過程中，對語境主義都所有來了解。前輩學者和我們的師長也經常強調，歷史學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必須要進入具體的歷史語境進行思考和寫作；那些看似十分熟悉的概念，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受權力、意識形態和社會變遷的影響，其內涵會發生變化。何老師的書在這方面就處理得很出色。她深刻地揭示出愛國概念在革命的不同的時期，以及革命之后所發生的流變。我自己在研究美國早期國族認同的過程中，經常會無意識地忽略語境的變動。比如，建國初期的史料和19世紀20年代的史料，經常會使用同一個詞語、同一套話語討論一個相同的問題，我在處理這些文本的時候，就自然地認為他們的觀念是一致的，沒有深入思考這些相似性背后的差異。何老師這本書給我的啟發是，要想在語境中深入探究一個概念的內涵及其變動，需要圍繞自己研究的主題，對所研究的概念進行分解。

這本書給我的第三個啟發是如何使用政治文化的方法去研究經典的政治史課題。我其實對經典的政治史課題，比如政黨政治、議會政治、選舉政治有興趣，也覺得它們很重要，也想嘗試以新的方法做一些探索。這本書恰好給我做了一個示范，書中其實涉及不少經典的政治議題，但是何老師采用政治文化史的方法，關注到當時人的觀念、態度、情感的變化，分析不同的群體如何利用“愛國”話語來為自己的這個行動賦予合法性，以及由此引發的概念本身的變動。這種觀念與行動融為一體的分析方式，使得經典議題更具歷史性，具有新的意義。

這本書是基于文本進行研究的。這些文本是當時的政治和文化精英留下來。但是“愛國”觀念本身它存在于很多普通民眾的頭腦當中，所以我覺得關于早期愛國觀念的研究，還有一些可以探索的空間。比如說從物質文化史的角度，考察革命前后的家具的鋪騰、懸掛的板畫等物質材料，或許也能考察愛國觀念的變化。

總體來說，這本書采用了一個非常精巧的的分析框架，把紛繁復雜的史料編制成 一個連貫的敘事，這是一種很高明的歷史寫作方法。但是我在閱讀的過程中也有一些困惑，有時候可能不能迅速地理解到底哪個是毗鄰概念，哪個是核心概念，因為概念在歷史中流動是非常復雜的。另外，我想請教何老師，在從事政治文化史的時候，必須要把各種復雜的概念歸結到一種總體的敘事中，這樣做是否存在一些風險和問題。我自己處理美國早期文化史的材料的時候，發現無論是來自普通民眾的材料，還是一些官方背景的材料，都很難去將它們歸結到一個統一的線性敘事當中。所以我在學習何老師的大作的時候，也有類似的疑惑：“愛國”觀念存在于不同對象的頭腦中，它本身又是思想和觀念層面的東西，是否也遵循著一種線性敘事？但如果我們去用線性敘事去展現它的時候，是否存在一種簡單化的傾向？

許松影（華中師范大學政治學與國家治理研究所）：我是做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嘗試談一點這本書對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意義，特別是何老師這本書如何推進了維羅里的“愛國”觀念的思想史研究。如果說維羅里的研究能幫我們更好地理解何老師這本書的話，那我覺得也可以反過來說，何老師的這本書顯著推進了維羅里有關“愛國”觀念的譜系學梳理。在1995年出版的《關于愛國》（For Love of Country: An Essay on Patriotism and Nation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里面，維羅里他最終的落腳點就像陳老師剛才講的那樣，目標是區分開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倡導一種沒有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為了說明民族主義實際上是從愛國主義演變出來的，維羅里梳理了西方世界“愛國”觀念的幾個比較重要的階段，比如希臘與羅馬時期的古典共和主義的“愛國”觀念，這時的“愛國”意味著捍衛公共利益與對同胞的敬重；在中世紀的愛國主義中，共和式的理解保留了一部分，也增添了一些神圣的內容。這個時候就出現了忠誠或效忠的含義，只不過效忠的對象是上帝，是神圣信仰，而不是公民美德。14至15世紀，意大利的共和國恢復了古典愛國理念，同樣倡導共和自由和公民美德。但是這一時期“愛國”觀念比較復雜，包含了對軍事文化、祖先和語言等方面純潔性的優越感，也是一種對出生地的驕傲和自豪的感覺。按照斯金納（Quentin Skinner）在《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的闡述，這種復雜性跟城市共和國它身處的語境、背景有關，它夾在教廷與世俗當局中間。16世紀之后，隨著絕對主義和國家理性學說的興起，古典共和主義式的愛國理念就慢慢落入下風。對國家的愛，不再意味著對共和國的愛，而是忠于國家或君主。但是這種絕對主義式的理解在英格蘭情況更加復雜，共和式愛國與效忠式愛國是并存的。一方面是忠誠于君主或王朝愛國主義，另一方面是熱愛自由與共同生活的共和者愛國主義。因此就像何老師在書中說，18世紀的英格蘭的“愛國”觀念處于轉變期，是一個很復雜的階段。首先，它是各方推動的正面意識形態，輝格黨和托利黨都利用這套話語，比如說也像何老師提到博林布魯克（Bolingbroke）這樣的忠英派，有時候也會使用很多共和式的愛國主義語言，這樣一來，形成了一套交織了效忠與自由的復雜話語。由于“愛國”的過分泛濫，出現了一些負面評價，其中最知名的是約翰遜（Samuel Johnson）的“愛國主義是無賴最后的庇護所”。

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

維羅里對英語世界“愛國”觀念演變的梳理討論到這里，也就是說維多里實際上完全跳過了北美的情況，沒有討論獨立運動前后的變遷。即使不放在美國史研究的語境中，單就政治思想史方面來說，何老師這本書也延續并且大大擴展維羅里的討論。我認為這種延續和擴展表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是何老師這本書補充“愛國”觀念的演變譜系，她增添了一個階段，而且寫得非常清晰，讓我們更加完整看到了現代政治文化的形成過程。北美獨立運動前后，“愛國”觀念經歷了一場從以效忠為主要特征到以自由為主要特征的演變過程，這也是美利堅愛國主義的誕生過程，是何老師這本書最核心的論點。其次，何老師這本書詳細闡述“愛國”觀念演變的歷史語境，這種語境既是社會背景，也是辯論與對話的氛圍?！皭蹏痹捳Z實際上是在雙方的對立中或者己方的對立中，辯論的過程中逐漸清晰起來的。這點在維羅里的作品中只是一筆帶過。最后，何老師這本書指出“愛國”觀念不只是北美獨立運動的結果，同時是這場運動的動力。所以我可以對何老師這本書的標題《愛國觀念的轉化與北美獨立運動的興起》理解為，“愛國”觀念的演變伴隨著北美殖民地的內部斗爭。之所以說伴隨，是因為它不是簡單的后者決定前者，而是雙方有很密切的互動。這樣一來，何老師這本書在我看來有雙重性質。它既是傳統意義上的政治文化史研究，但同時也是一種很新的文化政治學。在這里面政治文化就不再是一種宏觀的國民性格或者民族精神，也不是一個孤立并且往往局限于精英的群體性觀念，而是所有人都會在政治行動中采用的或者說進行行動時所采用的理由和腳本，這樣一來我就又回到了陳老師最后提到的第二個問題——“愛國”觀念，究竟是一種根深蒂固的信念，還是辯論意圖中的臨時性的話語工具？我自己對這個問題也沒有答案，我就是從個人偏好上來講，答案或許是一種臨時性的舉措，最終產生了一個比較穩定的后果。

這是我對何老師這本書的一點個人理解，與任老師想法一樣。因為何老師提到了主題模型對于人文科技的意義，社會學里面其實也有一些相關的研究，比如說針對當前美國政府的民粹主義，政治宣傳中的民粹主義和權威主義，社會學家做了一點研究，通過分析總統競選文本，指出今天美國政府的這幾項特征，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權威主義實際上并不特殊，在之前是存在的，只不過最近的幾屆政府很擅長創造性地把很多不同的因素結合在一起。與任老師一樣，我也特別期待何老師在這方面能有更多的指點和指導。

杜華（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感謝幾位點評人從政治思想史、概念史、史料的使用，學術著作的寫作等各個層面做了非常深入地探討。接下來請何老師對前面的討論進行回應。

何芊：非常感謝各位老師的精彩點評，很受益。下面我對老師們提的問題進行簡單的回應。

特別感謝陳浩宇和許松影老師，你們對維羅里理論的分析，一下子把我的記憶拉回到十幾年前。在我的博士論文開題會上，我就一直在說服北大歷史系的老師們，我可以用維羅里的理論來研究這個題目。其實，當時我對他的理論理解得不是特別深，只是認為從政治學角度對愛國主義類型進行劃分，是很有啟發性的，沒有充分意識到這個理論與我的歷史學研究之間的深入契合程度，所以沒有遵循他的路徑深入下去。

陳浩宇老師提到了兩個很重要的問題。一是“愛國”到底指向哪里，對英帝國的愛，還是民間自由的愛，還是各殖民地自由或者各殖民地一致的愛。我覺得三者是共存的，也存在偏重，而且隨著時間推移，偏重會發生比較大變化。到18世紀70年代，對英帝國的認同已經比較邊緣化了。我最開始做這個研究，是想試圖從三者變化的角度去探究美國早期的國族主義構建。但是我發現這個問題的難度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圍。我在從事愛國觀念變動的研究時，發現美利堅國族主義的形成是一個瞬時性的事件，或者是瞬時性的呈現，只體現在“共同的事業”理念形成的這幾年。此后，各殖民地該奪權奪權，該建立法外政府建立法外政府，各自搞州的立憲，對所謂的共同事業，其實也不是那么上心。當然，革命結束之后，一定會有新的情形出現，不過這也不是我這本的研究內容了。

1774年波士頓的傾茶事件

陳浩宇老師還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愛國”話語究竟是一種情緒化的辯論時的反應，還是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我也是認為二者皆有。我目前在做的研究是探討18世紀80、90年代到19世紀40年代，美國人“愛國”話語的發展和演變。在此過程中，我發現“愛國”話語存在很強的延續性。因此，回過頭來看，并不能說“愛國”話語純粹是殖民地人在語言上的發明，或者說他們為了逃避叛國罪指責而創造的話語策略。目前我現在還有一個困惑，在早期的美國史中，“愛國”在更多的時候是作為反對派的話語出現的；是不是到19世紀的中后期，它才開始跟美國的國族主義合流，并與保護主義意識形態深入結合？我還想繼續研究這一話題，并期待向老師們請教。

黃逸云老師提到普通民眾的愛國書寫，我在本書的最后一章中有所提及。我在里面講了一些有趣的小故事，可以展現普通民眾與愛國話語的關系。對一些普通民眾來說，革命激進派所把持的“愛國”話語，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更具壓迫性的，或者是更具專制性的武器；革命委員會、安全委員會對他們管理，讓他們受到了很強的束縛。比如，他們要開“愛國”證明，才能自由地出入這些城鎮，尤其是穿越與英軍敵對的陣線。在當時，一個普通民眾要證明自己是愛國的，其實不太容易。他要找到不少在地方上很有影響力的鄉紳，證明他在1775年前就表達了對美利堅自由事業的認同，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而不是首鼠兩端。這些故事可能是我能夠找到的，能展現普通民眾與愛國理念關系的史料，當然這里面其實很有值得進一步拓展的空間。

任姝歡老師提到的詞頻統計、詞向量、詞語之間的距離這些問題也非常有趣。我的這個研究在2017至2018年完成，當時的數字人文的技術可能還停留在AI革命之前。但當年就有朋友提醒說，這個特別適合做一個主題訓練。我現在覺得，這個研究其實特別適合做一個主題模型。之后有時間，我會嘗試利用新的技術，把目前搜集到的材料和文本做一些分析。不過，技術上其實有一定的難度，因為美國早期的報紙，印刷質量不太好，OCR技術識別起來有困難。而且，早期的報紙和早期印刷品數據庫，對于大規模的文本挖掘也是很不友好的。當然，我還朝著這個方向嘗試，這也是我很感興趣的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