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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按 ·2026·04·23
中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結束為期6天的大陸參訪行程,于12日率團返回臺灣。島內輿論對鄭麗文大陸之行所取得的成果普遍給予正面評價,同時批評民進黨當局對待大陸只有對抗邏輯,呼吁其為島內百姓做實事,而非一味操弄政治斗爭。不論國際形勢、臺海形勢如何風云變幻,人類發展進步的大方向不會改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趨勢不會改變,兩岸同胞走親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會改變。
本文認為,島內防務預算案持續爭議暴露了臺灣政治出現極度分裂。在此背景下年輕選民的選舉傾向開始不穩定,20-29歲對國民黨偏好高于民進黨。越來越多的年輕選民開始接受“一個中國”的觀點,同時,支持“臺獨”的人數也在下降。政治僵局導致防御開支決策遲遲未能出臺,更進一步削弱了公眾和美國對臺灣防衛能力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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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于《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原題為“Taiwan’s Political Crisis Is a Security Nightmare”, 囿于篇幅,有所刪減,供讀者參考。
臺灣正面臨數十年以來對其政治體制最嚴峻的考驗。2024年大選后出現分權,這原本只是民主選舉的常規結果,然而如今已演變為一場曠日持久的體制對峙。臺灣當局的行政與立法陷入程序性博弈,預算案陷入停滯,臺灣地區“憲法法院”實際上已陷入癱瘓。臺北的這場危機正在削弱公眾的信任,并動搖其在國際上的戰略公信力。
防務預算的僵局是這場政治危機的最新表現,其根源可追溯至2024年島內“大選”,那次選舉結果“四分五裂”。在三方角逐的島內最高領導人選舉中,民進黨的賴清德以40%的得票率勝出,但在“立法院”選舉中,民進黨卻失去了多數席位。113個席位中,國民黨獲得52席,民進黨獲得51席,民眾黨(TPP)獲得8席。另有兩名傾向國民黨的無黨籍候選人也進入立法機構。因此,沒有任何政黨達到通過立法、批準預算和確認行政任命所需的57席門檻。臺灣地區的“雙首長制”進一步加劇了行政與立法部門之間的緊張關系。島內領導人無法主動解散立法機關:只有在立法機構通過對行政機構負責人(譯者注:卓榮泰)的倒閣案、且行政機構負責人隨后提出解散請求的情況下,才能解散。其領導人也無權否決立法機構通過的法案。
然而,法律須經行政機構負責人副署方能生效,這在制度上形成了一種“事實上的否決權” ,但歷史上該權力從未被行使過。更常見的情況是,行政機構負責人可在法案通過后要求重新審議,但若立法機構重申其立場,行政機構負責人必須批準該法案。若認為某項立法違憲,行政部門也可向臺灣“憲法法院”申請審查。
在此制度設計下,2024年選舉的結果為國民黨和民眾黨的聯盟(譯者注:即所謂“藍白合”)提供了利用其立法優勢制約行政部門的機會。國民黨與民眾黨的聯盟正是如此行事,一方面阻撓行政部門的優先事項,另一方面推動擴大立法權的措施。
防務預算鬧劇
體現島內嚴重政治分歧
這場危機的當前表現,是自2025年11月下旬以來圍繞2026年總預算持續進行的爭端。行政部門提出了一份總額略高于3萬億新臺幣(約960億美元)的預算案,并配套一項總額1.25萬億新臺幣(約400億美元)的特別防務方案,其規模遠超以往任何同類方案,計劃在八年內分期執行。在各種政策爭端中,國名黨和民眾黨的聯盟利用預算程序向政府施壓,已十次阻撓這兩項提案的通過。
這一需求十分迫切,因為常規防務預算不足以支撐對大規模、機動性強、生存能力高的系統進行采購,然而這些系統在臺海的任何潛在沖突中都至關重要。特別預算對于臺灣地區并不罕見。《預算法》允許在應對防務緊急情勢時采取此類措施,過往案例包括2019年的戰斗機采購計劃以及2021年的海空戰力提升計劃。如今,跨黨派共識日益形成,認為特別防務預算是提升軍事戰備狀態的必要手段,但對于其所需規模仍存在激烈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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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2025年總預算案就曾在立法院會遭藍白聯手退回程序委員會,立法院會在表決院會議程時,國民黨、民眾黨立委再度聯手,封殺民進黨團所提增列將總預算案列入院會報告事項議程的提案(圖源:臺媒)
執政的民進黨提出的特別防務預算案規模遠超以往任何一屆。該計劃旨在提前投入并持續投資于不對稱作戰系統。臺灣地區國民黨則提出了一項規模小得多的3800億新臺幣(約120億美元)預算案,僅夠支付特朗普政府去年12月宣布的110億美元軍售方案中所包含的八套武器系統。國民黨的草案僅涵蓋至2028年,但其中包含一項條款,若需要追加武器,可再提出“第二階段”的特別防務預算。
然而,國民黨內部卻對此存在爭議,部分黨內人士強調有必要增加對軍事能力的投資,包括擴大特別防務預算。民眾黨提出的版本金額為4000億新臺幣(約127億美元),列出了民進黨方案中提出的大部分軍事裝備采購項目,但對各類別支出設定了上限。民進黨表示,較小的預算將迫使軍隊局限于短期規劃周期,且不足以支持無人機長期的本土生產。
三黨提出的方案,折射出在經濟穩定與安全風險之間如何平衡的更深層分歧。民進黨的方案優先考慮擴大自衛能力,并與美國更加緊密地合作,以增強威懾力和提升在持久戰中的韌性;國民黨和民眾黨則要求立法監督,并認為過度的防務開支可能會擠壓社會福利、醫療保健和公共服務的資源。此外,國民黨與民眾黨更側重于通過與大陸接觸來緩解兩岸緊張局勢,而民進黨則傾向于加強與美國的安全協調。
“大罷免”運動加劇政治對抗
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政治極度分裂的背景下——即使以臺灣地區紛爭不斷的政局來看也是如此。2024年2月1日新一屆立法機構成員宣誓就職后、賴清德5月20日就職之前,行政和立法關系將尤為尖銳的跡象就已初露端倪。國民黨和民眾黨提出并通過了一系列備受爭議的立法改革法案,以顯著削弱行政部門權力的方式擴大立法監督。這營造出有毒的政治氛圍,并為后續升級埋下伏筆。
政治對抗在2025年7月的“大罷免”運動期間進一步加劇。根據臺灣地區憲制性規定,罷免民選政治人物是合法的,也并不罕見。從2024年末開始,某些公民活動人士因國民黨和民眾黨試圖修改立法程序和阻撓政府預算提案而感到憤怒,他們發起罷免國民黨立法人員的請愿活動。
民進黨將此視為贏得立法機構多數席位的良機,便支持該運動,黨內領袖和島內領導人也公開為罷免行動“站臺”。國民黨則指責執政黨進行政治操縱并破壞民主規范。盡管罷免最終失敗,但加深了黨派對立和互不信任。
與此同時,臺灣地區“憲法法庭”的癱瘓使局勢雪上加霜。由于2024年10月七名大法官任期屆滿離任,立法機構否決了賴清德提名的所有繼任人選,導致該法院在作出重大憲制性裁決時無法達到法定人數。2024年底對所謂“憲法訴訟法”的修正提高了法定人數要求,使得該法院僅剩八名現任“大法官”時無法正常運作。
該法院長期以來一直是行政與立法機構之間糾紛的仲裁者,其運作能力的削弱直接損害了臺灣所謂“民主”體制的運轉,因為政治沖突有演變為自我延續的風險。2025年12月,“憲法法院”自行裁定廢除了立法機關此前制定的高門檻法定人數要求,使法院得以恢復運作。然而,立法機關繼續阻撓或拖延新的司法任命,導致“憲法法院”人手不足,權威受損。
隨著賴清德當局日益“積極”地運用臺灣憲政性規定框架下可用的程序性手段,行政與立法兩院之間的緊張關系正進一步加劇。去年12月,行政機關負責人卓榮泰拒絕簽署《財政規劃法》修正案,實際上阻撓了該修正案的實施。在此之前,他曾八次要求立法機關重新審議已通過的法案,但均未獲通過——這是歷任行政機構負責人中提出此類請求次數最多的一次。
反對的立法人員認為這種拒絕行為違反憲政性規定,但當時法院的癱瘓狀態使得司法審查無法進行。隨后,卓榮泰邀請立法機構對行政機構提出不信任案,但反對黨不愿冒著立法機構被解散的風險,尤其是考慮到領導人可能會任命另一位政治立場相近的負責人。
即使在法院恢復運作后,卓榮泰仍繼續拒絕簽署若干其他法案,且未事先尋求重新審議。其理由是擔心這些立法損害了權力分立和財政紀律的原則。反對派立法人員則對此進行批評,認為其是在規避既定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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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28日,民進黨立委站在立法院一張寫有“罷免”字樣的海報上(圖源:法新社)
島內政治僵局下,
年輕選民立場明顯轉變
政治僵局的演進,正值年輕選民的立場發生顯著轉變之際,他們不再像以往那樣支持民進黨的立場——即強調獨特的所謂“臺灣身份認同”和強烈支持“獨立”。由綠媒《美麗島電子報》(My Formosa)和“臺灣民意基金會”(TPOF)聯合開展的民調顯示,尤其是在20多歲和30歲出頭的選民中,對身份認同和兩岸關系的態度正在發生變化。
數據顯示,在這一人群中,越來越多人開始接受“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觀點,同時對親“獨立”立場的認同有所下降。“一個中國”的支持率在整個政治光譜中均有所上升,其中曾支持民眾黨的人群(其中許多人是年輕人)轉變最為顯著,盡管這種轉變尚未完全轉化為對“統一”的支持。與此同時,民調顯示,2024年12月至2025年10月期間,支持“臺獨”的人數從52%下降至44%,表明在兩岸問題上,人們的態度更加謹慎務實;這種下降趨勢同樣在年輕受訪者中最為明顯。
年輕選民的選舉傾向也變得越來越不穩定。自“大罷免”運動以來,20至29歲的受訪者普遍表現出對國民黨的相對偏好高于民進黨,但在鄭麗文當選國民黨主席以及與美國完成關稅談判后,曾出現短暫例外。與此同時,這一年齡段人群中仍有相當一部分人保持政治中立。
年輕選民對“獨立”的支持率下降以及選舉形勢日益不明朗,促使“藍白合”采取更具對抗性的立法策略。與此同時,這些趨勢也可能反映出公眾對臺灣安全環境日益增長的擔憂。政治僵局導致防務開支決策遲遲未能出臺,更進一步削弱了公眾和美國對“保衛”臺灣地區決心和能力的信心。
圍繞美國作為伙伴是否可靠的不確定性上升,也強化了公眾的不安全感。在此背景下,部分選民對獨立支持率的下降,可能反映的是規避風險而非意識形態的轉變。
本文作者
葛萊儀 (Bonnie S. Glaser)
美國德國馬歇爾基金會印太項目的負責人。
Jennifer Lan
美國德國馬歇爾基金會印太項目的實習生。
本文譯者
周宇笛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GBA學術編譯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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