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峰：保護世界遺產，傳承人類文明

景峰，聯合國官員、世界遺產領域國威專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地區辦事處文化部門負責人

中國文化人物記者 蘇晴/報道

聯合國官員，世界遺產領域國際權威專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地區辦事處文化部門負責人景峰以《保護世界遺產，傳承人類文明》為題做主旨報告

中國文化人物（記者 蘇晴）2025年9月21日，以“應變·煥新”為主題的第十屆清華同衡學術周在京開幕，22日下午“世界遺產·四十載同行”主題論壇成功舉辦。聯合國官員，世界遺產領域國際權威專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地區辦事處文化部門負責人景峰以《保護世界遺產，傳承人類文明》為題做主旨報告，圍繞三個方面展開交流。以下為報告內容：

具有突出普遍價值、不可復制的世界遺產，是波瀾壯闊的人類文明圖譜和大自然最美的華章，是連接歷史與未來的紐帶，也是促進人類相互理解和不同文明交流互鑒的載體。1972年誕生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簡稱《世界遺產公約》），歷經50多年的發展，對保護世界遺產產生了巨大影響。這一公約，不僅吸納了196個締約國，還有1，248處世界遺產進入《世界遺產名錄》，包括972處文化遺產，235處自然遺產和41處自然與文化混合遺產（數據統計截止2025年7月）。其中，亞太地區共有298處世界遺產，占遺產名錄總數的25%，展示出多樣的遺產類型和不同的保護管理模式。

在此背景下，作為中國世界遺產事業40年發展的見證者和當事人之一，景峰先生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具體分享：1.中國在世界遺產事業中取得的成就；2.世界遺產之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義；3.世界遺產未來的發展趨勢，涵蓋重視城鎮遺產保護、多形式遺產的協同效應和整體管理、世界遺產能力和教育體系建設。
一、中國與世界遺產事業
中國自1985年12月12日加入《世界遺產公約》以來，歷經40年的探索和實踐，積累了非常豐富的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經驗，無論在理論層面還是實踐方面，具有了相當強的遺產保護實力，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遺產大國。
（一）中國主動推動了世界遺產事業的發展。不僅前后4次入選政府間世界遺產委員會，還分別于2004年、2021年先后在蘇州和福州主辦世界遺產大會，并于2005年在西安主辦了第15屆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大會。
中國世界遺產數量，位居世界前列。中國目前有60處文化和自然遺產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其中有41項文化遺產，15項自然遺產和4項自然和文化雙重遺產。得益于積極的普及和宣傳，各級政府、各類機構、廣大民眾對世界遺產申報和保護的意識空前提高。

回顧過往取得的成就，就能看到中國為世界遺產事業發展作出的重要貢獻。
作為見證者，我參與推動了“絲綢之路綜合研究項目”的持續開展。早在20世紀90年代UNESCO就開展了該項目，2003年我在世界遺產中心正式發起“絲綢之路系列跨國申遺項目”。經過10多年努力，在2014年舉辦的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由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共同申報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它具有深遠的意義：它是亞太地區第一個以聯合申報方式列入名錄的文化遺產，不僅推動了世界遺產理論與實踐的創新，也貢獻了促進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國智慧，成為帶動沿線多國攜手合作、共同繁榮的重要紐帶。我還參與見證了“澳門歷史城區”的申遺工作。2005年7月15日，在第29屆世界遺產大會上，“澳門歷史城區”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標志著澳門的歷史文化遺產得到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重視，它如今也是粵港澳大灣區的第一處世界文化遺產。
近年來，中國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項目更是引起全球關注。2025年，中國“西夏陵”申遺成功；2024年，“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中國黃（渤）海候鳥棲息地（第二期）”和“北京中軸線——中國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同時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其中，“北京中軸線”作為體現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標識，彰顯了北京在世界著名古都中的突出地位，對世界城市規劃史、建設史產生了深遠影響。

2023年，云南普洱景邁山古茶林文化景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彰顯了我國的茶文化以及與之相關的傳統儀式和節慶活動；2021年，“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包含的22處古跡遺址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增添了一顆來自海上絲綢之路的東方明珠。2019年，中國良渚古城遺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彰顯了中華文明的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
這些遺產，是中國申遺路上的里程碑，充分展示了中國加入《世界遺產公約》40年以來逐步探索形成的寶貴經驗，激勵著我們砥礪前行。
二、世界遺產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
每種文明有其獨特魅力和深厚底蘊，都是人類的精神瑰寶，中國古語就有言，“和羹之美，在于合異”。使文明交流互鑒成為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維護世界和平的紐帶，這是中國自古以來的優秀傳承與正在踐行的大國責任。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正是對中國尊重文化多樣性這一理念的高度提煉與生動體現。
中國這一理念，對世界遺產事業的發展具有深遠意義。世界遺產本就是推動經濟發展、增強社會凝聚力、實現和平發展的關鍵要素，是人類文明發展歷程和地球自然奇觀的重要見證，昭示著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規律。在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理念的影響下，發展世界遺產事業的目標得到進一步深化：不僅僅是單純的遺產保護，而是要推動人類文明交流互鑒，弘揚文化多樣性和生物多樣性，助力可持續發展，最終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對聯合國事業發展也有著深遠意義。當今國際形勢復雜，不同文明間沖突仍存，人類本身也面臨應對戰亂、氣候變化、消除貧困、經濟復蘇、環境保護等多個全球性議題。對于如何平衡好集體權益與個人權利，如何將兩者有機融合而不是走向對抗沖突，通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提倡的“和諧發展、天下大同”，我國給出了有效的中國方案、貢獻了負責任的中國智慧。
總之，保護世界遺產的目的不僅在于傳承，還在于讓世界遺產在當代充分發揮其促進世界和平與可持續發展的作用，與推動文明交流互鑒的根本目標高度一致，且最終匯聚于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宏偉愿景。
三、可持續發展與世界遺產城市保護
2015年，聯合國通過了《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UNESCO通過了《世界遺產可持續發展政策文件》。實際上，《世界遺產公約》和《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緊密相聯。《世界遺產公約》通過之初，其核心詞就是可持續性，希望把文化和自然遺產傳給子孫后代。在《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里面，除了第11個主要目標是保護文化和自然遺產，其實文化領域的所有項目和實現可持續發展議程也都密切相關。

促進可持續發展，全民參與世界遺產保護的重要性得到不斷強調，希望讓多層次的利益相關者，包括政府、地方社區、民間組織、私營部門、高等院校，以及公民個人參與世界遺產的保護。與此同時，城市遺產得到特別重視。《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就明確了保護城市遺產的重要性，可持續發展目標11就提出，“使城市和人類住區具有包容性、安全性、恢復力和可持續性”。
的確，城市是文化、社會和經濟活動的載體，是新思想的源泉，既是應對各類現實危機和挑戰的主要場所，也是落實全球治理倡議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主要空間。而世界遺產城市是人類創造性的杰出代表，實證我們的過去，也展示我們的現在和未來，保護城市遺產有助于確保環境的可持續性，促進生態文明建設，確保社會、經濟的包容性發展。
UNESCO在2011年通過了《保護歷史性城鎮景觀建議書》（The UNESCO Recommendation on the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提供了保護和管理城鎮遺產的方法和策略——城市遺產保護也是世界遺產保護未來挑戰和機遇的主場。同時，博物館在城市遺產保護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是未來規劃工作應該考慮的因素。總之，歷史文化遺產守護者有義務研究、保護和傳承這些珍貴的城市文化遺產。

因此，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的未來更需要重視城鎮經濟發展。但如何在文化遺產的法律框架中充分體現城市遺產的系統性、完整性保護，又如何兼顧城鎮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城鎮經濟發展，都需要探索。城鎮作為活態遺產的類型，既需要在法律、政策層面有更明確的指導，也需要結合城市的創新展開實踐，但如何兼顧保護和創新，推動城鄉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傳承體系建設，并助力文明城市建設，也都需要深入思考。

四、自然與文化遺產結合、物質與非物質遺產的有機結合與共融
世界遺產是弘揚文化多樣性、生物多樣性和助推可持續發展的國際平臺。從《世界遺產公約》通過之日起，它就一直強調自然與文化遺產保護的結合，也就是保護代表“自然與人類聯合的工程”。50多年來，文化遺產的概念一直在不斷拓展，比如1992年起就引入了“文化景觀”的概念，強調“人與自然環境的結合”，而“全球戰略”的倡導、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遺產線路、歷史性城鎮景觀等理念以及目前推廣的自然與文化之旅（Nature-Culture Journey）, 都充分體現了UNESCO重視自然與文化遺產的結合，重視文化多樣性和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它們都體現了未來工作的趨勢。
UNESCO在文化領域的其他國際公約，也豐富著遺產保護的理念。比如2003年公布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和活態遺產的概念帶入公眾視野，2005年《保護文化表達多樣性公約》中，文化多樣性和文化創意的理念被提出。這些公約之間的互動、協作也突出了世界遺產未來發展的重點。比如物質文化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活態遺產）、博物館、文化與創意等多種形式的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如何做到共生共融、有機結合，正是最近關注的趨勢。因此，我們對傳統文物和文化遺產的認識也應該與時俱進，反映21世紀業界的前沿狀況。
UNESCO在2023年底和2025年6月召開的“21世紀文化遺產那不勒斯會議”，就強調物質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協同發展。該會議旨在紀念《世界遺產公約》頒布50周年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誕生20周年，強調遺產保護實踐中加強整體管理的思路和方法，并認為社區發揮著核心作用。因此，未來的遺產保護應邁向整體管理。

物質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之間的相互聯系是遺產整體管理的核心。物質遺產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表達、傳承和延續提供了必要的空間和平臺。同樣，非物質文化遺產則賦予物質遺產以意義、身份和文化含義，確保這些物質元素不僅得到傳承，而且保持活力并與社區息息相關。從傳統工藝、本土知識體系到表演空間和精神體驗，物質遺產和非物質遺產之間的協同作用促進了文化的傳承、可持續發展和社區賦能。通過探索這兩種遺產形式在文化景觀、經濟互補效應、適應性再利用和數字保存等方面的多種互聯方式，我們可以更好增強它們對社會的整體影響， 確保當地社區的福祉和可持續生計。
另一方面，《世界遺產公約》也是生物多樣性保護相關的公約之一。加強各個公約之間的協調與合作，推動能力建設、發展共贏機制，也是國際社會正在努力的目標。世界遺產大會通過的《福州宣言》就倡導遺產保護關注生物多樣性喪失、生態系統退化、氣候變化帶來的一些負面影響，并強調要采取系統性、綜合性方法保護自然和文化遺產地，促進人與自然構建新型關系。

總而言之，《世界遺產公約》在文化方面，促進了人類對自身文化多樣性的認知覺醒，也促進了人們保護、傳承文化多樣性的生動實踐；在生態環境方面，促使人類認識到環境的改變對人類自身的影響，促進了對作為人類生存環境的地球，無論地質環境，還是生態環境可持續保護的發展。
在這個領域，我們結合中國提倡的生態文明建設、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以及最近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議，可以提出新的中國方案，貢獻新的中國力量。
五、《福州宣言》的落實與世界遺產教育
2021年世界遺產委員會通過的《福州宣言》強調“世界遺產應當成為促進文明交流互鑒、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積極力量，保護世界遺產將從社會、環境、經濟、和平與安全等多個維度對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作出貢獻。”《福州宣言》號召各國面對生態環境和氣候變化挑戰時攜手合作，呼吁締約國深度參與全球環境治理，支持最不發達國家和小島嶼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對世界遺產的挑戰，鼓勵和支持公眾和社區更多參與全球氣候變化背景下世界遺產的保護。

《宣言》還認為有必要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重新審視《世界遺產公約》所倡導的保護目標，強調應針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地區、戰后或沖突后地區以及小島嶼國家，采用創新且具有變革性的解決方案，協助其平衡世界遺產工作與可持續發展，并鼓勵所有締約國支持非洲優先全球戰略，支持非洲開展世界遺產能力建設活動。

《宣言》同時鼓勵各締約國教育及文化部門間的合作，通過將世界遺產教育納入學校課程，使年輕一代加強生態環境和生物多樣性保護意識、了解和尊重文化多樣性，推動人類社會的和平與可持續發展。呼吁締約國、教科文組織、咨詢機構、世界遺產二類中心及其他相關方面共同推進世界遺產保護管理領域的能力建設、技術培訓及國際合作，鼓勵和支持構建世界遺產網絡，以加強遺產的集體韌性。
在這樣的背景下，做好世界遺產教育尤為重要。的確，囊括了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種類、多元文化的世界遺產，是進行遺產教育、培養年輕一代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良好載體。中國的世界遺產教育就以多元人類文明為視角，培育學生對多元文明與文化的理解包容和交流互鑒的胸懷，為維護世界和平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奠定了思想基礎。比如清華大學就多年開設世界遺產相關課程，培養了一批世界遺產領域的優秀人才。近年來，又與UNESCO的相關機構多次組織中外學校開展遺產教育交流并成立了文化遺產保護教席（UNESCO Chair）。

面對應變和煥新，如何構建新時期的世界遺產教育體系和培養年輕人對文化遺產傳承的興趣和技能；如何突出創新性、充分運用現代新技術，不斷創新世界遺產教育的形式與內容；如何把世界遺產教育納入產學研一體化、系統化的渠道，這也是應該思考的課題。

40年來，中國的世界遺產事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在積極傳播中華優秀文化的同時，包容并蓄，交流互鑒，做出了文明古國巨大的貢獻。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為保護好、管理好、傳承好全人類共有的遺產而不懈努力。

（責編：劉升、張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