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頭為什么選擇重慶作為陪都？

1937年10月底，淞滬會戰已近尾聲，國軍部隊從上海撤出，三個月的血戰傷亡超過二十五萬。上海這一門戶失守，南京便直接暴露在日軍兵鋒之下。建于此，國民政府啟動遷都計劃，而最終選定的戰時中樞正是重慶。為什么是重慶？這事兒并非臨時起意。早在全面抗戰爆發前的三五年，蔣介石就帶著高級將領和德國軍事顧問塞克特借追擊紅軍的機會深入四川。

明面上是督戰，暗地里還有個更重要的盤算，尋一處能支撐民族長期對日作戰的戰略根據地。當時東北已淪入敵手，以日本軍部的擴張野心，斷不會止步于關外。而那時空軍十分薄弱，華北平原與長江中下游平原在地形上無險可守。一旦開戰，日軍地面部隊極易長驅直入武漢，縱使是工業中心，但從軍事地理角度看，缺乏縱深，不宜定為最后的抗戰基地。

至于廣州，當時海軍實力多為清未遺留的南洋艦隊底子，難與日本聯合艦隊抗衡，沿海城市同樣不穩，唯有重慶。在孫中山先生的《建國方略》中，本就與廣州和上海并列為建設核心。到了20年代末國民政府形式上統一全國后，重慶已有一定的現代化工業底子，這是物質基礎。更關鍵的是戰略位置，重慶東面橫著長江三峽與大巴山脈，構成天然屏障。

日軍地面機械化兵團無法展開，海軍艦隊也不能溯江而上。即便是空中力量，受限于當時的技術條件。1935年日本尚未列裝遠程重型轟炸機，現有的飛機從武漢起飛到重慶往返直線距離近一千九百公里，即便加掛副油箱也難以持續執行任務。此外，重慶的山地條件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在制空權上的劣勢。四川當時人口約四千萬，占全國十分之一，且位置居中，北連陜甘、西接青藏、南抵云貴，是尚未受日軍染指的核心腹地。

長江與嘉陵江環城而過，形成西部最大的水運樞紐，兵員、物資、軍備均可通過水路向重慶匯集。后來事實也印證了這一點，政府內遷人員九成以上是乘船沿長江抵達重慶，大量機器設備也是先經水道運至重慶再分轉各地。基于上述判斷，國民政府西遷行動秘密展開。1937年11月15日，先搬檔案印信。17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乘永綏艦西行。20日在武漢脫離險境后，中央通訊社才正式發布移駐重慶宣言。

南京陷落后，武漢一度成為軍政重心。直到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國民政府方才徹底證至重慶。重慶由此從西南工業城市一躍成為戰時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中心，但也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日軍因陸軍無法突入四川盆地，遂改用新列裝的九七式重型轟炸機，對重慶展開長達五年半的戰略轟炸，市區死傷約六萬一千人。有人問，為什么不選擇離重慶僅三百公里、號稱天府之國的成都？

答案其實很現實，兩個字：防空。當時空軍力量薄弱，地面高炮火力稀疏，主動防空手段極其有限，最有效的辦法就是靠防空洞硬扛。成都地處平原，一馬平川，難以構筑大范圍的有效防空工事。而重慶山城地勢利于挖掘防空洞，天然彌補了制空權的不足。正是在這種條件下，重慶才扛住了日軍的空中打擊，成為當時擁有防空洞最多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