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具被標價為“150歐元/小時”的身體,今年23歲。它月入過萬,卻買不起阿姆斯特丹一間能看見陽光的普通公寓
性工作合法化24年后,一個東歐女孩站在阿姆斯特丹紅燈區(qū)的櫥窗后面。她數(shù)著每一個15分鐘。租金、稅費、寄回老家的匯款,層層剝掉了她賺到的每一歐元。她用自己最值錢的東西,去買一個永遠買不起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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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進來吧,反正今晚生意也不好”
我是在德瓦倫的一條小巷子里遇見她的。
晚上十點多,運河邊的風吹得人骨頭縫里發(fā)冷。游客們成群結隊地走過,有人舉著手機偷偷對準櫥窗,被保安一聲喝住。從2020年1月1日起,阿姆斯特丹就已經禁止旅游團進入紅燈區(qū),但散客還是絡繹不絕。
她的櫥窗在一棟老建筑的底層,紅光照著她的側臉。我在這里站了快一個小時,等著櫥窗前的客人走完。
她沒有拉上窗簾——那意味著她還在營業(yè)。
但我還是鼓起勇氣走到櫥窗前。她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帶著警覺。那種警覺我太熟悉了——那是一個長期處在危險邊緣的人才有的眼神。性工作在荷蘭雖然合法,從業(yè)者需要注冊、納稅、接受健康檢查,但暴力風險依然存在。
她推開了櫥窗的側門。
“進來吧,”她用帶著口音的英語說,聲音比我想象的要輕,“反正今晚生意也不好。”
工作室大概只有幾平方米,但收拾得很整潔。一張床,一個衣架,一瓶消毒液,角落里放著一臺小冰箱。墻上沒有裝飾,只有一面鏡子。她叫艾拉(化名),今年23歲,來自羅馬尼亞。她的收費標準貼在門內側——半小時100歐元,一小時150歐元。
“我每天至少要接到三單,”她坐下來,從冰箱里拿出一瓶水,“才能把櫥窗的租金付了。”
她笑了笑,笑得很淡,像是在說一件跟自己沒關系的事。
櫥窗的租金不便宜——白天80到100歐元,晚上150到180歐元。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她每天晚上站在這兒,前面三個客人賺的錢,連櫥窗都還沒屬于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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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我在大學學的是經濟學,但現(xiàn)在我只算15分鐘的賬”
她在羅馬尼亞讀完了兩年的大學,專業(yè)是經濟學。后來家里出了變故,父親生病,母親一個人的工資養(yǎng)活不了全家。她聽說過阿姆斯特丹的紅燈區(qū)——一個朋友的朋友在這里工作,一個月賺的錢比老家一年都多。
她來了。
“最開始的那一周,我每天晚上回到出租屋都會哭。”她說這話的時候語氣很平,像是在讀一份病歷,“不是因為客人對我做了什么。是因為我看著鏡子里的自己,覺得她不認識我了。”
但哭完第二天還是要站回去。
租金不等人。
阿姆斯特丹共有約1000名性工作者,其中德瓦倫街區(qū)大約有300個櫥窗,每天有數(shù)百人在這里輪班。她們中的大多數(shù),都有一個遠在千里之外的家庭等著她們寄錢回去。
“我每個月大概能賺4000到5000歐元,”她說,“但你要知道,從這里面要扣掉多少東西。”
櫥窗租金每天150歐元,一個月按20個工作日算就是3000歐元。稅費——她們需以自雇身份申報個人所得稅,荷蘭第一檔稅率約為35.82%,每賺100歐元就有超過35歐元上交政府。還有健康檢查的費用,還有她在阿姆斯特丹租的那個小房間的租金。
“最后真正能剩下寄回羅馬尼亞的,也就1500到2000歐元。”
一個月入過萬人民幣的人,買不起一間能看見陽光的公寓——這句話聽起來像一句標題黨,但算完賬你就知道,這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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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我的身體是商品,但我的臉不能讓別人看見”
她告訴我一件讓我很難過的事。
她說,每天站在櫥窗里的時候,游客會拿手機拍她。他們會假裝在自拍,鏡頭卻對準了櫥窗里的她。有人在社交媒體上發(fā)她的照片,有人把照片發(fā)給她的家人看。
“我的孩子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是的,她有孩子。一個五歲的兒子,在羅馬尼亞跟她媽媽一起住。她每個月寄錢回去,在電話里告訴兒子,媽媽在荷蘭的一家餐廳上班,當服務員。
“如果他在網上看到我的照片,我該怎么解釋?”她的聲音終于有了一絲顫抖,“我該怎么告訴他,為什么媽媽穿成這樣站在櫥窗里?”
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府為了保護性工作者,出臺了多項措施——在紅燈區(qū)拍照是禁止的,違者可能面臨口頭警告、罰款甚至逮捕。但法律是一回事,現(xiàn)實是另一回事。游客的手機防不勝防。
她說她有一個朋友,照片被傳到社交媒體上以后,整個村子都知道了。她朋友再也沒有回過老家。
“我們在櫥窗里展示自己的身體,那是一種交易。但我們的臉,我們的身份,那些不是商品。可是游客不理解這一點。他們覺得你站在櫥窗里,你就是展覽品。”
她說完這句話,沉默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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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我的極限是一天十個客人,但我不是機器”
我問她最多的一天接過多少個客人。
“十個。”
她說是去年夏天的一個周末,紅燈區(qū)的游客比平時多了好幾倍。“那天我從下午五點站到凌晨兩點,中間只休息了半小時吃了個三明治。”
她說她的身體是有極限的。“有時候下班以后,腿都在發(fā)抖,不是因為累,是因為你的身體在告訴你,它被用了太多次了。”
艾拉說,大多數(shù)客人是正常的。有些人甚至很禮貌,會聊天,會問她今天過得好不好。但也有那種人——喝醉了酒的,對她動手動腳的,試圖摘下避孕套的,提出一些她無法接受的請求的。
“我們有權利拒絕客人。”她說。在紅燈區(qū),客人不是付得起錢,性工作者就要接。如果客人是粗魯無禮、酗酒或者給人潛在危險的感覺,她們有權拒絕。
“但拒絕是有代價的。你今天拒絕了兩個,可能就少賺了300歐元。櫥窗租金不會因為你拒絕了客人就減少。”
她說她有時候會算一筆賬——一個月接了多少個客人,一年接了多少個,從入行到現(xiàn)在總共接了多少個。“然后我就覺得自己像一臺機器。一臺被標了時薪的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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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我想買一間看得見陽光的公寓”
我問她,你覺得你未來會一直做這個嗎?
“不會。”她說得很干脆,“我會做到三十歲左右吧,然后回羅馬尼亞開一家小咖啡館。”
但她說這句話的時候,自己都不太相信。
“我不想一直做這個。但是說實話,我還能做什么呢?我大學沒讀完。我在阿姆斯特丹只有一個紅燈區(qū)的人脈。我回去開咖啡館?我在羅馬尼亞的鄉(xiāng)下開一家咖啡館,一個月賺的錢可能連我在阿姆斯特丹一周賺的都不如。”
她說她有一個夢想——在阿姆斯特丹買一間屬于自己的公寓。“我想買一間看得見陽光的。我現(xiàn)在租的那個房間朝北,窗戶很小,白天不開燈的話,跟晚上沒什么區(qū)別。”
但她知道這幾乎不可能。阿姆斯特丹的平均房價已經超過了50萬歐元。以2026年初市中心約10,191歐元/平米的均價計算,50萬歐元只能買到一套不到50平米的公寓。她每個月存下來的1500歐元,要存28年,才能湊夠首付。
“我最大的價值就是我的身體。每小時150歐元。但我的身體不是房子,它是有期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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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政府的櫥窗越關越多,我們能去的地方越來越少”
近年來,阿姆斯特丹市政府一直在嘗試減少紅燈區(qū)的規(guī)模。政府計劃用10年時間關閉近500間櫥窗,將性產業(yè)逐步遷出市中心。根據2015年的計劃,已有117間櫥窗被關閉,大部分被改造成了住房或藝術工作室。
“他們想把我們趕到城市的邊緣去,”艾拉說,語氣里有些憤怒,“他們說要建一個‘情色中心’,把所有性工作者集中到那里。但沒有人問過我們愿不愿意。”
紅燈區(qū)的性工作者們對此強烈反對。2023年,數(shù)百名性工作者及其支持者走上街頭抗議,要求保留她們在市中心的工作場所。她們的訴求很簡單——我們有權利在自己選擇的地方工作。
“游客在紅燈區(qū)喧嘩、拍照、騷擾我們,政府不解決這些問題,反而要把我們趕走。這是什么邏輯?”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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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有一天櫥窗的燈滅了,我不知道自己是誰”
已經是凌晨了。她看了一下手表,告訴我還有客人要來。
“謝謝你愿意聽我說這些。”她站起來,整理了一下裙子,“大多數(shù)人來這里只是想看看櫥窗里的我們長什么樣,就像逛動物園一樣。很少有人真的想跟我們說話。”
她說她有時候會在凌晨下班以后,一個人走在運河邊上,看著自己的倒影。她問自己——你是誰?你是那個在羅馬尼亞大學校園里散步的女孩,還是這個站在紅燈櫥窗后面的性工作者?
“我有時候分不清了。”
她說她喜歡阿姆斯特丹的運河。“運河的水面會倒映出天空。你看久了,就覺得天空是倒過來的。一切都是倒過來的。”
她推開門,走回櫥窗后面。紅燈重新亮起來。
我站在運河對岸,看見她的側影映在玻璃上。一個年輕的身體,標價每小時150歐元。它月入過萬,卻買不起一間能看見陽光的公寓。
它今年23歲。
凌晨的紅燈區(qū)終于安靜了。醉酒的游客已經散去,只剩下運河的水聲和櫥窗里那些還沒有拉上窗簾的身影。她們有的人站著,有的人坐著,有的人盯著手機屏幕——屏幕的光打在她們的臉上,像另一種顏色的紅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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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人物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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