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爾木茲海峽的持續動蕩,正接連不斷地考驗著美國對全球海上通道的控制力。分析人士指出,華盛頓在維護海上秩序方面表現出的搖擺不定,將對更廣泛的國際體系產生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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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美國與伊朗在霍爾木茲海峽的對抗不斷升級,雙方甚至互扣船只,這條戰略水道已然成為兩國“博弈與談判的核心樞紐”。
4月19日,華盛頓的行動進一步升級,開始在海峽附近直接攔截與伊朗有關的航運。作為美方封鎖行動的一環,美軍強行登船并扣押了一艘駛向伊朗的集裝箱貨輪。僅僅三天后,伊朗武裝力量于4月22日針鋒相對地扣押了兩艘船只。這一系列沖突使得外界對特朗普此前宣稱該海峽“航運照常”的說法產生強烈質疑。
在海灣盟友的支持下,美國與以色列連續數周展開聯合打擊,但未能實質性削弱伊朗的軍事實力,也未能動搖其政權根基;伊朗同樣無法迫使美軍撤退。雙方的僵持導致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航量斷崖式下跌。作為全球最“核心的石油運輸咽喉”之一,全球約百分之二十五的海運石油和百分之二十的液化天然氣都需要途經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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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有船員甘冒風險穿越這條狹窄的海峽,飆升的保險費用也足以讓眾多航運公司望而卻步。盡管華盛頓設立了規模達400億美元的海上保險基金,意圖為海上貿易保駕護航,但美伊雙方釋放的信號卻自相矛盾。兩國官方渠道口徑的反復無常進一步加劇了局勢的不確定性,導致航運遲遲無法恢復。大宗商品價格與金融市場在危機初期曾出現劇烈波動,但如今對這些充滿噱頭的政治博弈已逐漸脫敏。
外界常將此次危機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兩伊戰爭期間霍爾木茲海峽的襲船戰相提并論。當年,美國海軍不僅為過往油輪護航,還允許外國船只改掛美國國旗,并在美軍遇襲時予以強硬報復,最終迫使巴格達和德黑蘭雙雙收斂攻勢。那場沖突確立了華盛頓作為全球海上貿易“終極擔保人”的地位。隨著美國此次再度介入,這一歷史定位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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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華盛頓表面上仍在努力維持海峽暢通,但分析人士指出,美國對航運中斷的容忍度正在不斷上升。這一態度轉變與特朗普政府“美國優先”的戰略導向高度契合。隨著美國本土能源產量的持續攀升,其能源進口早已擺脫對中東地區的單一依賴。在伊朗深陷封鎖的背景下,傳統能源供應鏈的斷裂以及隨之推高的國際油價,反而讓美國的能源生產商和出口商賺得盆滿缽滿。
強行打通海峽絕非易事。如今的美國海軍完全暴露在伊朗龐大的廉價無人機和彈道導彈火力網之下。如果訴諸武力來確保航道安全,美軍可能面臨難以承受的人員傷亡與裝備損失,這使得保持武裝對峙成為一個更具吸引力的選項。
對美國而言,將海軍艦艇部署在安全距離之外,同時通過施加經濟壓力來維持海峽通航,顯然是更為明智的策略。旨在摧毀伊朗安全基礎設施的“史詩狂怒行動”雖然展示了美軍的肌肉,但其暴露出的局限性表明,在無人機和彈道導彈泛濫的新時代,美軍面臨著全新的作戰現實,而非重返過去那種毫無爭議的軍事絕對控制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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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爾木茲海峽的持續動蕩,無情地揭開了國際海洋法長期存在的模糊性與執行力缺失,而這一殘酷現實此前一直被美國的霸權體系所掩蓋。事實上,無論是美國還是伊朗,均未批準《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且當今世界幾乎沒有哪個國際機構或國家具備足夠的影響力來提供絕對中立的斡旋。美伊兩國完全基于各自的國家利益來解釋在海峽的合法權利與義務,這種根本性的分歧為更廣泛的和平談判設置了難以逾越的障礙。
面對霍爾木茲海峽的危機,華盛頓的策略并非被動應對,而是試圖預判并利用這種動蕩。分析人士指出,這種策略的形成,源于近年來美國主導的海上秩序所經歷的一系列嚴峻考驗。自2023年以來,胡塞武裝在紅海對商船頻繁發動無人機和導彈襲擊,導致該海域的油輪通行量始終未能恢復至危機前水平,即便在美國牽頭進行軍事干預并于2025年達成停火協議后,情況也未見好轉。
彭博新聞社援引歐洲官員的表態稱,隨著胡塞武裝揚言重啟襲擊,加之伊朗正暗中慫恿其“做好準備,一旦美國對伊朗的軍事行動升級,便再次對紅海航運發動全面打擊”,這份脆弱的停火協議隨時可能被撕毀。
在胡塞武裝攪動紅海局勢的同時,鄰近海域的索馬里海盜活動也呈現出死灰復燃的態勢。回顧二十一世紀頭十年末至一零年代初,由于外國船只在索馬里海域非法捕撈及傾倒有毒廢料,該國沿海的海盜活動曾一度猖獗,直到美國、北約和歐盟牽頭展開曠日持久的國際聯合打擊,才勉強將其壓制。如今海盜活動的卷土重來,深刻折射出國際海上安全合作機制的日益渙散,以及美國全球執法能力的力不從心。
事實上,在霍爾木茲危機爆發之前,主權國家間的海上沖突便已初露端倪。自2022年俄羅斯對烏克蘭發起軍事行動以來,戰火不僅大幅削減了黑海的商船通行量,更撕毀了多項由國際社會斡旋達成的航運協議,致使這片廣袤海域的大部分區域淪為危險的“無人區”。在西方嚴厲的制裁與封鎖下,俄羅斯船只進出黑海及丹麥海峽的通道也受到了極大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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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十年來支撐美國海上霸權的西方全球執法架構,如今在跨大西洋聯盟內部的利益博弈中正面臨解體的風險。特別是特朗普政府近期對格陵蘭島表現出的濃厚戰略興趣,直接激化了美國與丹麥及其他歐盟成員國的外交摩擦。這種西方陣營內部暴露出的深刻裂痕,使得早在霍爾木茲海峽危機全面爆發之前,國際社會在海上采取集體行動的難度就已大幅攀升。
華盛頓在海上安全事務中日益濃厚的“交易主義”色彩,正在急劇推高全球宏觀風險。隨著國際體系逐漸走向國家利益本位和區域陣營化,國際海洋法的權威性與清晰度將被嚴重削弱。各方圍繞海上咽喉要道及爭議水域控制權的激烈角逐,不僅極易誘發新一輪的區域軍備競賽,更將不可避免地大幅推高全球貿易的整體運作成本。
胡塞武裝與索馬里海盜對國際航線的持續襲擾,向世界展示了一個危險的趨勢:非國家行為體完全能夠憑借廉價的非對稱技術手段,公然挑戰正規國家武裝力量,甚至在關鍵海域劃出事實上的“禁航區”。這種針對商業航運的非傳統安全威脅,意外催生了私人海上安保行業的畸形繁榮,而這一游走在灰色地帶的新興行業本身,正面臨著嚴重的法律監管真空與合規性危機。
如果霍爾木茲海峽的危機能夠迅速平息,或許還能勉強避免對現行海上秩序造成毀滅性沖擊。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全球海上秩序的崩塌早已持續多年。種種跡象表明,華盛頓似乎正傾向于放棄其長期提供的全球海上“安全公共產品”,轉而追求一種更加狹隘、基于利益交換的有限存在。
不可否認,主動放棄對全球主要咽喉要道和關鍵航線的絕對控制權,必將動搖以美元為結算核心的國際貿易體系,并從根本上削弱美國的全球地緣政治霸權。但硬幣的另一面是,這種戰略收縮也將迫使不得不將大量資源投入到保護自身海外利益的無底洞中。分析人士指出,這深刻反映出在大國博弈日趨白熱化、且新興技術不斷瓦解傳統軍事威懾力的今天,華盛頓正在進行一次痛苦而冷酷的戰略優先級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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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乏明確替代性國際機制的權力真空中,美國這種“挑肥揀瘦”的選擇性執法模式,勢必會加速全球海洋秩序向碎片化的區域陣營演變。平心而論,盡管美國在歷史上的海上霸權從未達到絕對無懈可擊的地步,但其所維持的相對穩定局面,確實惠及了全球絕大多數經濟體——甚至包括其最大的戰略競爭對手。如果國際社會在尚未建立起一套切實可行的替代方案之前,就任由這套舊有的海上安全體系徹底崩塌,那無疑將對全球的和平穩定與多邊合作造成不可估量的毀滅性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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