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海論漢｜艾朗諾：蘇東坡的“次要文本”與李清照的“才女之累”

在采訪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教授時，我們談及宋代女作家李清照，她向我推薦了艾朗諾（Ronald Egan）教授的著作《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The Burden of Female Talent: The Poet Li Qingzhao and Her History in China），并稱這是一部“非常出色的研究”。李清照是濟南章丘人，而我同樣來自山東濟南。這個從小耳熟能詳的名字，在那一刻忽然被重現點亮，也讓我對這位研究李清照的漢學家充滿了好奇。

稍做功課便發現，《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在中文世界頗受歡迎，不僅銷量可觀，在豆瓣也獲得了9.1的高分。而艾朗諾教授的研究視野遠不止于此，他長期致力于宋代文學與文化研究，對歐陽修、蘇軾等重要文人亦有深入闡釋，出版了《歐陽修的文學作品》《散為百東坡：蘇軾人生中的言象行》《美的焦慮：北宋士大夫的審美思想與追求》等多部重要著作，可謂當之無愧的“宋代專家”。此外，他參與撰寫了《劍橋中國文學史》，并將錢鍾書的《管錐編》選譯為英文，在中西學術之間搭建起重要的溝通橋梁。值得期待的是，今年夏天，他的新著《流放與創造：蘇軾散文中的書寫實踐》（Exile and Invention in the Prose Writings of Su Shi）即將出版，再次將目光投向蘇軾的散文世界。

艾朗諾，美國斯坦福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研究系教授

線上采訪約在4月初的復活節假期。時間定在艾朗諾教授當地清晨八點，我原本略有擔心時間是否過早，然而采訪中他輕描淡寫地說，自己通常五六點便已到達斯坦福大學的辦公室，開始一天的工作：有時下午授課，傍晚五點左右回家。此時正值學年教學剛剛結束，要到秋季再重新開課。他說：“我喜歡早點來，因為整棟樓里只有我一個人，很安靜，沒有任何干擾。”生于1948年的艾朗諾教授，至今仍繼續授課并指導學生，他對學術與學生的投入，以及持久的自律與熱情，令我由衷敬佩與感動。

更難得的是，為了讓我更直觀地了解他的工作環境，艾朗諾教授通過視頻向我“展示”了他的辦公室。只見他身后整面墻從地面延伸至天花板，被白色書架整齊覆蓋，書架分隔成均勻的小格，每一格都塞滿了書——有精裝本、平裝本，也有一些略顯陳舊、紙頁微微泛黃的舊書。房間中央是一張黑色的小圓桌，配有兩把黑色椅子。空間雖滿，卻秩序井然。他告訴我，書架上的書一側為中文，另一側為英文。他還向我展示了幾幅“漂亮”的書法作品，其中一幅是蘇軾的《卜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艾朗諾教授解釋說，這首詞是蘇東坡被貶黃州后寫下的第一首詞，夜深人靜時，他獨自外出散步，見一只孤鴻在冷空中盤旋，無法棲息——“其實寫他自己。”這幅書法作品由學者鄭培凱親筆題寫，并贈予艾朗諾。

鄭培凱親筆題寫的書法作品

不知不覺間，我的腦海里浮現出那片清冷的夜空：孤桐、殘月、微風，一個孤獨的身影緩緩行走其中。霎時間，不由生出一種奇妙的錯位感——這畫面，竟也與清晨早早來到辦公室的艾朗諾教授重疊在一起。他在無人打擾的靜謐中開始一天的工作，堅定而從容，不以孤獨為苦，反而在這份清寂之中，與文本、思想和歷史緩緩相遇，自有其充實與安然。

艾朗諾在接受線上采訪

“他的樂觀和灑脫，其實是一種有意識的展演”

澎湃新聞：您最近在忙些什么？

艾朗諾：我正忙于兩本書，這兩本書都會在今年夏天出版。一本是《流放與創造：蘇軾散文中的書寫實踐》，另一本也與蘇東坡有關。德古意特（De Gruyter）出版社有一個雙語翻譯項目，即“中國人文學科叢書”（Library of Chinese Humanities），專門推出中國重要作家的雙語譯本。這系列書非常精美，里面有中文原文，也有對應的英文譯文。難得的是，這系列書全部開放獲取，全球讀者可免費閱讀。我目前負責其中四卷本的蘇東坡選集，涵蓋詩、詞、賦、文等，由我自行選編，大約900篇，總計約3000頁。第一卷將在今年夏天出版，其余三卷會以每年一卷的節奏陸續推出。

澎湃新聞：祝賀并期待您的新書！能否介紹一下《流放與創造：蘇軾散文中的書寫實踐》的內容？

艾朗諾：這本書聚焦蘇軾的散文。相較于他的詩詞，無論在中文還是英文研究中，這一部分都長期被忽視。我發現，他的散文在不同人生階段呈現出顯著的變化，而這些變化與他因詩文而遭受的政治打擊密切相關。他的詩歌不斷給他帶來麻煩，甚至連一些地位較高、較為正統的散文體裁，也被拿來指控他。因此，蘇軾開始將越來越多的精力投入到那些不那么正式、“高雅”的散文類型中，如尺牘、題跋、紀行以及雜記等，這其實是一種非常合乎邏輯的對策。這些原本被視為非主流的文體，在他的筆下數量大增。若追溯至唐代乃至北宋早期的文集，幾乎找不到題跋或雜記，可以說在蘇軾之前，這類文本基本不存在，而蘇軾卻創作了成百上千篇。這表明，蘇軾在散文表達上極具創造性與開拓性。我的這本書正是討論他如何探索、發展出這種更為非正式、較少規范約束的散文形式。對他而言，這類寫作更自由，幾乎可以隨心所欲地表達。這些文體本身并無既定的規范，相比之下，“記”（record）、“序”（preface）、“論”（essay）等較為正式的散文體裁，早已形成固定的規范。蘇軾逐漸遠離這些傳統形式，轉向非傳統的寫作。然而，在大多數關于蘇軾的研究中，這一部分往往被忽略，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人們對蘇軾的片面理解。

艾朗諾即將出版的新作《流放與創造：蘇軾散文中的書寫實踐》，哈佛大學亞洲中心，2026年10月版

澎湃新聞：您三十多年前就研究蘇軾，并出版了《散為百東坡：蘇軾人生中的言象行》，您現在對蘇軾的理解與之前有何不同？

艾朗諾：我現在對蘇軾的了解，確實比三十二年前深得多。那時，我對蘇軾的了解比較有限，只關注蘇軾那些最著名的作品，也就是大家都熟悉的文本。而這一次，我已經超越了那些“經典作品”，我閱讀了他的全集。當然，我早期也研究過蘇軾的詩、詞、賦，但這一次我深入研究的是他全部的作品。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蘇軾全集校注》是一套非常棒的書。這套書總共20卷，約16000頁，由三位總編主持完成，幾乎對蘇軾的所有作品進行了系統性的注釋與校勘，包括那些實驗性的、較少被重視的散文寫作，如題跋、雜記等，大約有3000篇。這是史無前例的。以往學界主要關注蘇軾的詩歌和重要散文，“次要文本”長期缺乏系統整理。依靠這個注釋版本，我順利閱讀并理解了蘇軾的全集。

澎湃新聞：蘇軾最出色的散文可能就體現在他的書信之中。然而，這些書信卻長期被忽視，為什么？

艾朗諾：文學傳統中的學者和文學批評家本質上往往比較保守。當某些重大變化發生時，他們未必能夠識別，也未必會重視。他們常常帶著一種“偏見”或“濾鏡”，認為這些新變化不重要。比如“宋詞”，如今我們會說“唐詩宋詞”，仿佛二者地位相當。但事實上，宋詞被確立為重要文學形式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宋詞是一種新的、富有創造性與創新性的文學形式，直到19、20世紀，人們才逐漸將唐詩和宋詞并列看待。我認為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蘇東坡身上。他所探索的，是一種在當時地位較低、較不受重視的文類。要讓批評界與文學史家真正承認其重要性，需要很長時間。

澎湃新聞：很多讀者認為，蘇軾是一個大膽開明、堅韌機智且充滿生命力的人。在您看來，這種形象是蘇軾本人有意識地塑造出來的，還是后世建構出來的？

艾朗諾：我們完全可以理解大眾為何對他產生這種印象，以及他為何如此具有吸引力。他樂天知命，從不沮喪，總開玩笑，享受生活……他在作品中不斷強化這種氣質。在某種意義上，這可以說是一種“自我呈現”（self projection）。但現實要復雜得多。他并非始終那么歡快、輕盈、樂觀的人。恰恰相反，他比這種簡單化的形象要深刻、內省得多。他也有抑郁、挫折和憤怒的時刻，尤其是面對政治處境的時候。畢竟，他的政治生涯非常艱難。他曾被捕、下獄，長期處在一種嚴厲而持續的政治迫害中。而他之所以經常呈現出輕松樂觀的形象，其中一部分是策略性的：他在向政治上的迫害者表明，他們并沒有打垮他，他的精神仍然完整。但當他為自己寫作，或寫給最親密的朋友時，會展現出更沉思、更反省的一面。他有時會自我批評，會對敵人感到憤怒甚至怨恨——因為這些人試圖置他于死地。有這樣一個故事：蘇軾被貶到廣東惠州之后，寫了一首詩，描述自己睡得有多么香（注：“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這首詩傳回京城，他在京城的一個主要政敵便說：“蘇軾在惠州過得太舒服了，我們得把他發配到海南島去。”看來這個故事是有一定真實性的。也就是說，當時確實有人試圖“擊垮”他、摧毀他。蘇軾當然不愿意讓這種事情發生，他要展示的是：你們沒有成功。所以，他的樂觀和灑脫，其實是一種有意識的展演，是一種以憤怒為底色的堅韌表達。

澎湃新聞：我們往往把蘇軾視為一位詩人和文學家。在您看來，蘇軾本人會如何看待自己？他把自己當作文人，還是官員？

艾朗諾：好問題。今天我們往往把蘇軾看作一位詩人、文人，但這并不是他唯一看重的身份。我認為，他將自己視為這些身份的綜合體。他不僅將自己視為作家，同時也將步入仕途，為國家做貢獻視為人生目標。并且，他也將自己視為學者。在生命的最后幾年，他被貶至海南島，并在那里完成了三部儒家經典《易經》《尚書》和《論語》的注釋。其中，《易經》的注釋僅存部分，但因為這注釋最初由他的父親開始撰寫，在當前版本中，父子之間的責任劃分無法確定；《論語》注釋大部分失傳；只有《尚書》注釋保存至今。當他在海南完成這三部著作后，他曾寫信給一位朋友，說：“如今我完成了這三部注釋，可以說，我這一輩子沒有白活。”由此可見，這些工作對他來說意義重大。因此，他希望在經典研究中也有所貢獻。當然，做官對他來說至關重要，但他在仕途上屢屢受挫，他覺得自己當官期間沒有做出什么有價值的事情，為此感到沮喪。

《散為百東坡：蘇軾人生中的言象行》，趙惠俊/譯，上海古籍出版社·抱樸BOOK，2024年8月版

“對他來說，寫作就像呼吸一樣，是一種本能”

澎湃新聞：蘇軾最終也沒能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和理想，為什么？

艾朗諾：不是因為他的運氣不好，而是因為他的性格并不適合仕途，因為他說話太直、太坦誠。他看到不喜歡的事情會直接說出來，遇到自私自利的人，也會直接說出來。他不夠圓融，甚至可以說是完全不懂得圓融。因此，他并不適合當官。他自己也反復說過：如果我心里有一個想法，說出來可能會得罪人，但如果不說——把它吞下去——反而是在為難自己，那我寧愿把話說出來。他知道，這是一個缺點、弱點，往往容易得罪人，他的朋友們也一直勸他少說點，學會圓融，但他始終做不到。蘇軾非常認同陶淵明。有些人認為，他欣賞陶淵明，是因為兩人都愛飲酒、喜歡閑適、向往歸隱生活，但并非如此。蘇軾曾說，有一次讀到陶淵明的一首詩，詩中寫道：我這一生有個毛病，心里一有想法，便忍不住說出來，哪怕會得罪別人。蘇軾表示，這一點最令他佩服，這才是他真正欣賞陶淵明之處。蘇軾說：“我也是這樣的人！”他甚至說：“我就是陶淵明的轉世，東坡就是陶淵明。”

但實際上，他們兩人太不一樣了。陶淵明既沒有當過高官，也沒有經歷過艱苦的流放；而蘇東坡則兩者都經歷過，既做過高官，也經歷過艱難的貶謫生活。陶淵明會抱怨貧窮，抱怨沒錢買酒，但他從未被流放到像海南島那樣遙遠而艱苦的地方。事實上，他退隱后主要生活在廬山一帶。與蘇軾相比，他的生活要安適得多。

澎湃新聞：這樣看來，蘇軾的文學作品和其政治生涯密不可分。

艾朗諾：如果我們只把蘇軾當作一個詩人或文人來研究，便無法真正理解他的作品。他成年后的近十五年都在貶謫之中，他最重要的大量作品恰恰是在他在流放期間完成的。身處流放之地，他每天都必須以這樣的身份生活，每天都在反復思考自己的處境。他稱自己為“罪人”——在當時的政治語境中，他確實被視為“罪人”。因此，我們必須把他的全部掙扎放在他的政治身份中去理解，結合他作為官員、被貶謫者的經歷。

澎湃新聞：您認為，蘇軾寫作的原因是什么？

艾朗諾：蘇軾天生就是一個寫作者，寫作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對他來說，寫作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流露，是他的性格使然，他幾乎無法停止寫作。對他來說，寫作就像呼吸一樣，是一種本能，是每天都會發生的事情。即使他一再因寫作惹上麻煩，朋友勸他不要再寫，他的弟弟甚至對他說：“不管你在哪里，都要把寫字的紙和筆燒掉，否則，只要它們在，你就一定會寫。”從被貶到黃州開始，蘇軾也一再對別人說：“我現在已經不再寫了。”在寫給朋友的信中，這樣的話他說了幾十次，但這并不是真的。恰恰相反，他寫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他寫下了自己最著名的一批作品。他一方面對所有人說“我不寫了”，另一方面卻根本停不下來。他連一天不寫都做不到，甚至在睡夢中，他也在“作詩”。他說過好多次：“昨晚我做了一個夢，在夢里我讀到一首詩，或是我自己寫了一首詩，或是杜甫出現在我的夢里，告訴我一些詩句……”蘇軾醒來，就把這些內容一一寫下。

澎湃新聞：蘇軾最打動您的是什么？

艾朗諾：今天，我對蘇軾的理解更深了，也更加欣賞他這個人。他不只是一個表面上富有魅力的人物，而是一個真正有深度、有自我意識，并且對他人懷有真切同情心的人。我在《流放與創造：蘇軾散文中的書寫實踐》中花了不少篇幅寫他被貶到惠州之后的經歷。按理說，作為流放之人，他是不允許參與任何政務的，但事實上，在惠州，他不知疲倦地提出各種公共工程的設想，試圖改善當地百姓的生活。比如，原有的橋梁毀壞，百姓過河非常危險，經常有人溺亡，因此，他主張必須新建橋梁；再比如，士兵和民兵駐扎在當地，但缺乏足夠的住所，只能分散在外租房，結果難以管理——他們常常夜里喝酒賭博，與百姓發生沖突，甚至鬧出人命，對此，蘇軾提出增建三千間營房，讓士兵能夠集中居住，接受統一管理。他寫了很長的信，仔細計算修橋要花多少錢，建營房要花多少錢，遞交給地方官員，并設法籌集資金，推動這些措施落實。蘇軾有著開闊而深切的同情心，為當地百姓著想，并付諸行動。

“他們未能公正對待一位才華橫溢的女性”

澎湃新聞：漢學家宇文所安曾評價《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可能會成為關于李清照的權威之作，而這本書也確實廣受中國讀者的歡迎，并被視為該領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什么最初吸引您研究李清照？您希望呈現怎樣的李清照？

艾朗諾：我很高興中國讀者喜歡這本書。我之前寫過歐陽修和蘇軾，就想，差不多該寫一位女作家了。后來，我讀了更多李清照的作品，了解了更多她的生平，對她越感興趣，并越來越覺得，如果她來到我們這個世界，看到人們通常如何想象她、描繪她，她大概會很不高興。因為在大眾的想象中，她常常被塑造成一個完全依賴丈夫的女人：丈夫在世時依附于他，丈夫去世后被悲傷徹底擊垮。但我逐漸覺得，她其實是一個非常堅強、獨立的女性。我之所以產生這種想法，部分原因是受臺灣學者南宮搏寫的《李清照的后半生》的啟發。南宮搏是一位歷史小說家，寫過不少以中國歷史人物為主角的小說。他早年曾寫過一部李清照傳，基本沿襲了傳統看法，認為李清照在丈夫去世后余生都生活在孤獨與絕望之中，并且否認她再婚的可能。但后來，他逐漸對此產生懷疑，認為真實情況并非如此。于是，他寫了《李清照的后半生》。這本書不是小說，而是一部嚴肅的學術著作。他在書中探討了李清照再婚以及再婚后很快離婚的經歷，還有這些事件對她造成的復雜影響。他呈現出一個與傳統形象截然不同的李清照：一個內心堅韌、有決斷力、并不依附他人的女性。我很認同他的觀點。正是這本書促使我研究李清照。同時，在20世紀90年代，一些中國女性學者（如陳祖美、鄧紅梅等）也開始對傳統李清照形象產生質疑。她們也是最早接受李清照再婚并很快離婚這一說法的學者。這些學者——主要是女性學者——更愿意接受這種挑戰傳統的李清照形象，而許多男性學者仍然停留在她柔弱、依附他人的傳統敘述之中。隨著中國女性權利與女性解放思潮在1990年代及21世紀初的興起，新的李清照形象逐漸被更多人接受。所以，這并不僅僅是我個人的“發現”，而是一個逐漸形成的學術轉變。

我看到的是一個非常堅強的女性。她會去做那些明知會受到批評的事情，但仍然堅持去做。比如再婚，李清照再嫁的那個人其實并不好，只是因為她仍然擁有不少財富和珍貴收藏才與她成婚。結果，她在一百天內就與他離婚。這件事被很多人拿來攻擊她、嘲笑她：一方面指責她不該再婚，另一方面又批評她再婚才三個月就離婚，說明她判斷力差、行事輕率。她當然清楚，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離婚會對自己的名聲造成很大損害，可她仍然做出了這個決定。我的書中呈現出的是一個與傳統印象完全不同的李清照：她并不是那個柔弱、飄忽、完全依附他人的女性，而是一個非常堅強、完全自立的人。

《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夏麗麗、趙惠俊/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3月版

澎湃新聞：今天我們所認識的“李清照”，恐怕不只是那位真實生活在宋代的歷史人物，而是在宋、元、明、清等不同時期不斷被浪漫化、道德化，甚至神話化的形象。那么，我們應當如何更恰當地理解她的形象？

艾朗諾：好問題。如同蘇軾，李清照也是一位天才型寫作者。她的這種才能似乎是與生俱來的，而且在當時幾乎得到普遍承認。在她所處的時代，沒有人讀到她的作品會說：“這個女人沒有才華”，人們普遍會認為她寫得非常好。但讀者的評價是一回事，學者與批評家的評價則是另一回事。他們往往并不知道如何理解、定位并評價這樣一位卓越的女性作者。這也是我試圖解釋“誤讀何以如此廣泛存在”的原因。我認為，關鍵在于前現代中國的文學體制整體上由男性主導，寫作者是男性，批評者是男性，文學史的書寫者也是男性，因此，當他們面對一位不僅會寫作，而且寫得如此出色的女性時，他們能夠接受她的唯一方式，就是“曲解”她的才能。難以想象的是，他們甚至會這樣解釋：她為什么寫得這么好？為什么她的作品如此動人、有感染力？因為“她深愛她的丈夫”。換句話說，他們并不把這種卓越歸因于她本人的天賦，而歸因于她對丈夫深厚、忠貞的情感，仿佛這種自然流露的情感化為動人的詩詞。這是一種相當扭曲的解釋，甚至可以說是病態的。

澎湃新聞：后來，李清照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是如何發生變化的？

艾朗諾：20世紀50年代，中國學者黃盛璋最早明確指出這種傳統形象有誤。他比南宮搏更早提出這一質疑。黃盛璋撰寫了李清照與趙明誠的詳盡年譜，通過細致考證揭示：流傳已久的相關敘述并不可靠，而所謂的“傳統形象”實質上是清代學者所建構的。然而，這一觀點一經提出，當時中國文學史領域的一批權威學者——也就是早期中國文學通史的主要撰寫者——幾乎一致對其加以批評。他們長期延續并書寫李清照的傳統形象，而黃盛璋提出的新觀點，對其既有學術框架構成了挑戰。對李清照的重新認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了數十年的爭論與積累，才逐漸在學界獲得認可。真正的轉折點大約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隨著女性主義學者越來越多，相關論證也愈發有力，使得舊有觀點難以維系，這一新的理解也由此獲得更為廣泛的認可。

澎湃新聞：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艾朗諾：濟南有一座李清照紀念堂，其中有一個房間，墻上有她一生經歷的年譜。但你會發現，其中并沒有提她再婚。也就是說，在公眾觀念中，她再婚這件事至今仍不被接受，仍不能談。在中國文學傳統中，詩歌與作者的生平幾乎是分不開的，讀者很難把文學作品和作者的個人生活分開來看。

澎湃新聞：另一個現象是，讀者在閱讀李清照的詞時，往往傾向于以“自傳式”方式加以理解，把她的詞簡化為她人生的文獻證據，這樣解讀合理嗎？

艾朗諾：如我們所知，李清照留存下來的作品大多是“詞”，而不是“詩”。在詞這一文體中，我們通常無法確定其寫作時間。這首詞究竟是李清照十九歲時寫的，還是四十九歲時寫的，我們無法判斷。因為詞的名稱往往只是音樂曲調的名稱，比如《減字木蘭花》或《浪淘沙》等，并不像詩那樣具有明確的題名。詩的題名可以幫助我們進行推斷與定位。許多學者試圖將她的詞與她人生中的某一年或某一階段對應起來，但這仍屬推測。再者，詞往往是假借他人口吻寫的，宋代男作家就往往為各種原因假借女性身份寫詞，有些為增加詞的戲劇性，有些假借閨怨表達自己的尷尬處境，有些根本是在社交場合上寫給歌女唱的。我們讀晏殊或柳永的詞，都明白他們并不一定是詞中說話的那個人，讀李清照的詞卻一口咬定都是自傳性的，不是一種偏見嗎？

澎湃新聞：您在《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中提出才女之“累”，也就是“負擔”（burden）。您為何使用“負擔”這一概念？這種“負擔”是源于李清照本身的才華，還是后世讀者的解讀？

艾朗諾：這其實回到我剛才提到的問題，整個文學體系由男性主導，他們未能公正對待一位才華橫溢的女性。因此，對女性才華存在各種偏見，這正是“負擔”的來源。她作為進入男性主導文學創作領域的女性，從一開始就承受這種結構性偏見，這便是她所背負的“負擔”。這種“負擔”不僅在她生前存在，在她去世后，她的聲譽同樣長期承受這一影響，并持續約九百年，直到近代才逐漸獲得較為公正的評價。此外，這種“負擔”的一個重要方面還在于，她的《漱玉集》和《漱玉詞》均已散佚，我們今天所見的作品，多為后世文獻中的引用片段。因為缺乏可靠的原始文本，她的作品極易出現誤歸屬或誤判，甚至偽托或偽作的情況。例如明代有人稱：我在一份古老手稿中發現了它，并確認其為李清照所作，于是，歸屬于她名下的作品不斷增加。而這類“發現”，往往出現在她去世幾百年之后。從概率上說，一篇在她去世很久后才突然出現、此前從未被記錄的作品，其真實性通常是值得懷疑的，但我們又難以直接否定其真實性。

《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英文版，哈佛大學亞洲中心，2014年2月版

澎湃新聞：李清照常常被視為宋代最杰出的女詞人。您認為，她作品的魅力體現在哪些方面？

艾朗諾：我認為，即便讀者未必明確表達，他們內心往往隱約意識到：詞這一文體本就與詩截然不同。它更為感傷，也更為浪漫化，因此吸引了大量熱情的讀者。而當人們讀到李清照的詞時，往往會立刻意識到：“這不一樣。”她的寫作方式明顯不同于男性詞人。即便是相同的題材，將她的作品與男性在同類題材下的創作相比較，也會感到鮮明差異。她的情感、語言以及思維方式，都呈現出獨特的面貌。

澎湃新聞：是否像蘇軾那樣，李清照也是“為寫作而生”？

艾朗諾：她確實“為寫作而生”。與蘇軾不同的是，蘇軾對自身的理解更為復雜：他既是詩人，也是官員、佛教徒，還是一位講究飲食的美食家，呈現出多重身份；而李清照則不同，她首先將自己視為寫作者，這一點非常明確。她將自己視為“文人”，這種自我認知在她的一些作品中可以清楚地體現。此外，據我所知，在當時很少有女性將自己定位為“文人”，在這一點上，她幾乎是獨一無二的，至少就現有材料來看，只有李清照如此。這一點正凸顯了她的特殊性。

澎湃新聞：如果請您回到宋代，向李清照提出一個問題，您最想問她什么？

艾朗諾：那我真是太幸運了。我們可以想象——當她還是少女時，有多少人走進房間，看見她在寫作，對她說：“你在做什么？這是男孩子做的事，不是女孩子該做的，快把它收起來，去刺繡，去做針線活……”因為在她所處的時代，寫作并非女性通常從事的事情。但她卻堅持了下來。所以，我最想問她的是：“面對這么多的阻礙與勸阻，你是如何堅持下來的？你如何抵抗這些聲音，始終堅持寫作？”

“在文學作品與其所依托的各種背景材料之間來回穿梭”

澎湃新聞：回顧您的學術歷程，您最初是如何走上中國文學研究之路的？是否有某位老師、某本書或某個關鍵時刻，將您引入漢學領域，并讓您意識到這將成為一生的事業？

艾朗諾：我也很難說得清楚。我是在大學時期開始學習中文的，大概在十九、二十歲左右，在那之前對中文一無所知。我的第一位中文老師——臺灣作家白先勇，給予我很大的鼓勵。當時他主要教我中文口語，卻不斷鼓勵我閱讀中國古典詩歌、研究中國傳統文學，還送給我一本《唐詩三百首》。能夠遇到這樣的老師，我覺得很幸運。我最初打算主修英國文學，但在白先勇老師的影響下，逐漸轉向中國文學。隨著學習的深入，我對中國文學越來越感興趣，并堅持了下來。學習中文并不容易，但我這個人比較固執，也喜歡接受挑戰，并樂在其中。直到今天，我仍與白先勇老師保持聯系。就在幾年前，他和我的妻子陳毓賢（Susan Chan Egan）合寫了《紅樓夢》的英文導讀《紅樓夢指南》（A Companion to The Story of the Stone: A Chapter-by-Chapter Guide）。

30年前，艾朗諾在南京和程千帆夫婦合影

澎湃新聞：您的博士研究關注中國文學更早期的階段，包括先秦文獻以及《左傳》，后來您將研究重心轉向北宋，這一轉變的原因是什么？

艾朗諾：相比之下，宋代文本要比先漢時期的文獻更容易理解。《左傳》晦澀難懂，我很慶幸曾以此為基礎接受訓練，但我并不想一輩子都從事這類研究，希望轉向一個相對容易的領域。我之所以喜歡研究宋代，還在于這一時期的研究材料極為豐富，留存下來的文獻不僅包括文學作品，還有大量傳記、史書等，體量十分可觀。我很享受在文學作品與其所依托的各種背景材料之間來回穿梭——正是這些文獻，共同構成了理解文學作品的歷史語境。宋代之所以特別，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印刷術的發展，使得當時的文獻保存遠比唐代多。唐代當然同樣是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時期，但與宋代相比，傳世材料要少得多。

澎湃新聞：那么談到宋代，您是否認為它在某種意義上類似于現代社會？換句話說，在您看來，當時的社會形態與人們的生活，與今天相比如何？

艾朗諾：當然，它并非現代社會，更不是現代中國，兩者之間存在著顯著差異，但宋代確實呈現出許多“早期現代社會”的特征。例如，當時形成了一個規模龐大的受過良好教育的群體，也就是所謂的士大夫階層，他們往來頻繁、互相寫信、討論；同時，這些受過教育的人（當然主要是男性）一方面積極追求仕途，成為官員，但另一方面，他們也努力維持某種獨立性，以與皇帝及政治權力保持適度距離為榮，這一點非常吸引人。

澎湃新聞：您曾選譯了錢鍾書的《管錐編》（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您為何選擇翻譯錢鍾書的作品？您在翻譯過程中有哪些收獲？

艾朗諾：我在哈佛大學的一位老師是方志彤 （Achilles Fang），他曾就讀于清華大學，與錢鍾書同年出生，也是他的同學。我當時是方老師的學生，他鼓勵我去研究錢鍾書。可以說他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引導我走上了這條道路。在閱讀與翻譯《管錐編》的過程中，我學到了很多。我也翻譯過蘇軾的作品，這兩位作家的作品我都很喜歡。翻譯是一項極具挑戰性的工作，要翻譯好非常難，但我很享受這個過程。當你讀到自己完成的一段譯文，并且覺得翻譯得還不錯時，那種滿足感是非常強烈的。當然，這絕非輕而易舉之事，對心力的消耗非常大。在翻譯過程中，你必須對每一行文字做出判斷，對每一句的意義進行取舍。實際上，這種決斷甚至比傳統的注釋工作更為繁重。注釋通常只解釋疑難之處，并不會逐句闡明意義，除非是把文本翻譯成白話文，但翻譯則要求你面對每一行文字，這確實是一項高強度的智力勞動。

艾朗諾選譯的《管錐編》，哈佛大學亞洲中心，1998年5月版

澎湃新聞：我知道您的妻子陳毓賢是華裔，她的中文非常好，寫作、翻譯了很多作品，并曾獲得美國現代語文學會翻譯獎。你們如何“互相幫助”？

艾朗諾：我經常向她請教，她會幫助我解決一些我不理解的問題。但她有自己的研究與寫作項目。她一直在持續寫作，主要研究20世紀中國的學者與知識分子，幾乎每年都會在《上海書評》發表多篇文章。除了和白先勇合作，為《紅樓夢》撰寫英文導讀《紅樓夢指南》，她和白睿文（Michael Berry）合作翻譯了王安憶的小說《長恨歌》。我認為她的這些工作都非常有影響力。她一直非常高產。她通常在家里寫作，有自己的書房；我在學校工作，這里有我的辦公室。到了晚上，我們會交流心得，聊聊各自的工作。

（謹致謝徐紅霞女士為采訪提供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