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50萬人心臟驟停，公共場所配AED，院士建言解急救難題

在我國的公共衛生領域，有一組數據不容忽視。根據相關統計，我國每年發生心臟驟停的人數超過了50萬。這是一個極其龐大的患病基數，意味著每天都有大量的人群面臨突發的健康危機。

比發病人數更值得社會各界高度關注的，是此類突發疾病在特定環境下的生存概率。數據顯示，心臟驟停一旦發生在院外環境，其存活率目前不足1%。在絕大多數缺乏專業醫療設備和急救人員的現場，患者往往只能指望偶遇剛好路過的專業醫生來施救。這種高度依賴概率和運氣的被動局面，使得院外急救成為了一個亟待破解的公共難題。

面對不到1%的院外存活率，僅靠單純的呼吁顯然不夠，必須要由國家層面統籌規劃，進行系統性的硬件與軟件建設。

這份行動計劃明確指出了未來幾年的核心任務：在2026年到2030年期間，明確推動在機場、地鐵站、體育場館等公共場所配備自動體外除顫器（即AED）。

從政策指定的地點可以看出，機場、地鐵站和體育場館均具備人流密集、人員流動性強且突發狀況難以預測的特點。在這些關鍵樞紐和大型聚集場所強制性、規范化地配備AED，是從頂層設計上構建城市急救網絡的第一步。AED作為能夠自動識別心室顫動并進行電擊除顫的便攜式醫療設備，其核心價值就在于能夠在救護車抵達前，為患者爭取到最寶貴的黃金救援時間。國家多部門聯合推動設備的普及，是在用切實的財政和行政力量為公眾的安全兜底。

當然，僅僅在墻上掛滿AED設備，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院外存活率低的問題。如果公眾對急救設備存在認知盲區或畏難情緒，再先進的設備也只能淪為擺設。

因此，《傷害預防控制行動計劃（2026-2030年）》在強調硬件配備的同時，也下達了對“人”的培訓要求：必須要在全社會廣泛的開展心肺復蘇等急救技能的培訓。

這一政策導向直指當前院外急救的核心痛點：大眾急救知識的匱乏。很多時候，路人并非不愿意施救，而是受限于不懂心肺復蘇的手法、不敢操作未曾接觸過的AED設備。在全社會廣泛開展這類培訓，目的就是打破醫學常識的壁壘，讓急救技能從少數專業醫護人員的專屬，轉化為普通大眾的必備生存技能。只有當社區居民、職場員工、公共場所的服務人員都掌握了基礎的心肺復蘇術，公眾才能真正從“旁觀者”轉變為“施救者”。

在國家大力推進急救設備普及和全社會技能培訓的大背景下，如何提高救援的響應速度和覆蓋面，成為了醫學界深入探討的課題。

針對這一問題，中國科學院院士葛均波提出了一個極具現實可操作性的創新建議。他提出，在普及AED培訓的過程中，應該重點發動外賣、快遞小哥等高頻流動人群參與其中。

葛均波院士的這一建議，精準地切中了城市交通與院外急救的時效性矛盾。在擁堵的城市早晚高峰，或者是在地形復雜的城中村、老舊小區，大型救護車的通行往往會受到嚴重阻礙。而外賣員和快遞小哥則不同，他們是城市里對路況最熟悉、機動能力最強的一個群體。

讓這部分高頻流動人群接受急救培訓，等同于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部署了一支全天候巡邏的“流動急救隊”。一旦發生心臟驟停事件，附近接收到求救信息的快遞或外賣員，極有可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攜帶附近的AED設備趕到現場，填補專業醫療力量到達前的空白期。

發動高頻流動人群參與施救，邏輯上完全可行，但在實際操作中必然面臨一個現實的阻礙：外賣員和快遞小哥的工作收入直接與時間掛鉤。如果因為參與施救而導致訂單超時、遭到客戶投訴甚至平臺罰款，那么這種善舉將很難持續。

對于這一基層痛點，葛均波院士在提出建議時也給出了配套的解決方案。他明確指出，在發動這些群體參與培訓和施救的同時，可以考慮給予他們適當的補助。

這一考量體現了極強的務實精神。見義勇為需要道德的驅動，更需要機制的保障。給予適當的補助，一方面是對他們付出時間和精力參與專業培訓的經濟補償，另一方面更是為了徹底免除他們在緊急時刻伸出援手的后顧之憂。只有建立起不讓好人吃虧的保障機制，這種利用社會流動資源進行急救的模式才能真正落地生根，形成常態化。

面對每年超過50萬的心臟驟停發病人數和不足1%的院外存活率，國家與社會已經行動起來。從15個部門聯合制定五年行動計劃，到明確在人流密集的重點公共場所配備AED；從倡導在全社會廣泛開展心肺復蘇等技能培訓，到專業學者提出將高流動性群體編入急救網絡并給予實際補助。這一系列的措施，正在從設備、人員、機制等多個維度，合力編織一張更為嚴密的生命防護網。

針對國家大力推動AED配備以及院士提出讓外賣小哥參與施救并給予補助的建議，您有哪些個人的見解？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