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的“存亡危機事態”論斷引發的深層反思

作者：蔣豐 來源：日本華僑報

近日，日本政壇再度因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關于“臺灣有事”的答辯而掀起政治與社會輿論大震蕩。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在東京市民集會上公開批評高市早苗的論斷破壞日中關系，并呼吁選民在即將到來的眾院選舉中、以這一問題為判斷高市早苗是否適任首相的關鍵因素；前政治評論家古賀茂明更指出高市早苗未及時撤回相關言論，其后果如“在傷口上撒鹽”，令對方不信任感加深，日中交流損失“難以估量”。一個八十九歲市民也表態希望用投票表達抗議。這一連串反應，不僅暴露出日本社會對外交政策的分裂，也凸顯出高市早苗政府在外交戰略判斷上的根本性失衡。

首先，必須明確“存亡危機事態”這一術語在日本政治法制中的基本含義：它指日本與他國有密切關系的國家遭遇武力攻擊，從而對日本的存續造成“根本性威脅”的狀況，是日本自衛隊可能依據安保法制行使集體自衛權的觸發條件。此概念第一次制度化是在2015年的安全保障立法中，其設計初衷是限定在最極端、防御性的情形下保障日本國家與國民安全，而非將日本的外交戰略全面外推到鄰國內政與地區沖突之中。

因此，高市早苗首相在國會明確將“臺灣有事”可能構成日本“存亡危機事態”的具體示例，不僅在法律語境上是一種極端推論，而且在外交現實上具有極大的風險。歷屆日本政府都盡量避免在公開場合將臺灣海峽情勢與本國的存亡直接掛鉤，這既是對地區敏感性的戰略把控，也是對國內外政治穩定的審慎態度。高市此次在未經充分外交協調的情況下，更具體地將此類狀況納入可能的安全法制解釋，實質上突破了過去政府對“戰略模糊性”的謹慎政策，將臺灣問題外推到日本的戰略核心。

這種突破不僅在法理上令人質疑，在政治效果上更是顯著而深遠的負面影響。中國官方與智庫迅速對此做出強烈反應，強調日本首相此言是對中國核心利益的挑戰，質問日本意欲將兩國關系引向何方，更將日本視為“試圖改變現狀的力量”。隨后，中方向日本實施多項反制措施，包括對旅游、教育交流發出預警、暫停進口某些產品等，使得原本依存緊密的民間與經濟聯系出現明顯萎縮與損害。這種損失的代價難以估量，而日本社會中的反對聲音也因此高漲。

正如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所提醒的，外交政策不應僅圍繞意識形態或政黨利益強化，而必須以國家長遠利益為衡量標準。一個國家首腦的戰略口誤，不應變成國家關系惡化的導火索。高市早苗政府在處理這一敏感話題時，顯然忽視了日中長期的經濟交往和地區和平穩定的重要性。中國是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之一，是主要的出口與進口來源地，同時中國游客在日本消費總額長期位居前列。日中關系的惡化，最終將首先傷害的是兩國普通民眾的利益，而非某一政治派別的短期戰略算計。

從更宏觀的外交戰略視角來看，日本身處東亞核心地緣位置，其安全利益與大國競爭格局緊密交織，但絕不應在未經周密評估的情況下貿然擴大安全法制邊界，將鄰國敏感議題納入可能的軍事響應范疇。任何國家的外交與安全戰略都必須平衡現實利益、地區穩定與國際法原則。用過度武斷的語言去重新界定外交框架，容易激化誤判風險，尤其是在臺灣問題這樣高度敏感、涉及中美戰略競爭與地區和平穩定的問題上。高市早苗的言論恰恰放大了日本成為“引發危機的因素”的可能性，而這與日本應當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國際行為體的角色背道而馳。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戰略誤判不僅是外交上的失策，也反映出日本政治界內部對國家長期利益與當前國際局勢理解的分裂。日本社會已有明顯抵觸情緒，老一輩選民以投票表達抗議，政界老將公開反對，這說明這種外交政策的制定缺乏廣泛社會共識與戰略透明度。民主政治下，外交政策最終應回應民意與國家整體利益，而不是單一領導人的短期政治需求。

綜上所述，高市早苗關于“臺灣有事”可能構成“存亡危機事態”的具體言論，是一個在法律、外交與政治上都具有重大風險的戰略失誤。它不僅破壞了日中關系，也帶來了對日本國家利益的實質性傷害，并引發國內外對日本外交戰略方向的廣泛質疑。日本未來的外交政策應回歸理性與穩健，加強周邊關系的互信機制，而非借由激進言論去擴大安全語境，否則最終受損的將是日本自身的國家利益與地區和平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