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楷書，不學唐楷會寫成啥樣？

虎軸（局部） 元 佚名

幫主斯唔恩·超 ：“鄧石如對當代人的啟示其實最重要的是如何保持獨立性?！?br/>

閉上眼睛，點開聽 富貴·李·祘尼稟斯 朗讀此文

方履錢在《鄧完白先生墓表》中說:

竊考先生之書，實始于篆，由篆出隸。由隸出真，由真出行，故其意則同條其貫，其美則自葉流根，情質宣融，修短起伏，力不外傅，險必內含。

這是一個大致的說法，意思是鄧石如的楷書學習是在篆隸之后的，實際上我們認為這種說法卻不一定準確，但從其學書思想和取法對象上看，卻可以認定鄧氏楷書和篆、隸書是一脈相承的。

我們先來看看鄧石如在篆隸書學習傳統上的全面取法:

余初以少溫為歸，久而審其利病，于是以國山石刻、天發神讖文，三公山碑作其氣，開母石闕致其樸，之果廿八字端其神，石鼓文以暢其致，彝器款識以盡其變，漢人碑額以博其體，舉秦漢之際殘碑斷碣，靡不悉究。閉戶數年，不敢是也。暇輟求規之所以為圓與方之所以為矩者以摩之。

可見鄧石如的篆隸是以秦漢為本的，在美學思想上是以雄強壯美一路書法為取法對象的。他的學習軌跡是﹃由篆而隸而真而行﹄，因而鄧氏對楷書的取法在魏、隋和南北朝之間就是很自然不過的了，在這種取法上既有其對秦漢書風之繼承，也有對民間書法之借鑒。

而當時之學書者對楷書多取法唐朝，時風多出于歐、虞、顏之范疇，而作為與正統反叛的鄧石如在復古思想的引領下，直入南北朝，融冶漢魏，而獨樹新風，自成家數，顯示了其藝術思想上的成熟和獨特之個性。 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說:

自宋明以來皆尚唐碑，宋元明多師兩晉，然千年以來法唐碑者，無人名家。南北碑興，鄧頑伯、包慎伯、張廉卿，即以書雄視千古。故學者適逢世變，推陳出新，業尤易成。在清人有復古思想，唐以下皆不足取。

鄧石如楷書在對魏隋六朝全面取法的同時，還得力于其對漢隸和秦篆的兼容和吸收。李兆洛在《養一齋文集·跋鄧完白真書》中說:

完白真書，深于六朝人，蓋以篆隸用筆之法行之，姿媚中別饒古澤，固非近今所有。

由此可見，鄧石如楷書學習在其復古思想和實證主義思想的雙重影響下，力求唐以前的魏、隋楷法，定位于隸、楷過渡之間，他能跳開時風，避開唐人之影響和館閣時風 而直追魏晉，自是高人一等，是深諳取法乎上之道理的。

康有為有評:

吾見鄧頑伯學六朝書，而所成乃近率更誠懸。吾為鄭文公而人以為似吳興。吾作魏隋人書，乃反似九成皇甫樊府書，人亦以為學唐人碑耳。蓋唐人皆師法六朝，故能與之爭道也。

鄧石如的楷書成就還因為其職業化的人生實踐和獨立的藝術品格而熠熠生輝。據《清稗類鈔》中說，山人﹃ 少以貧故，不能從學，逐村童，采樵，販餅餌，負以鬻，日以其贏給饘粥。 ﹄他利用勞動空隙，勤學苦練，弱冠即能為童子師。但他二十余歲即棄館不教，負岌從師訪友，精研書刻，長期的遠游生涯，表現了一個職業化書家的特征。 清史稿《鄧石如傳》中記載:

弱冠孤貧，游壽州，梁聞山見其篆書，驚為筆勢渾鷙，而未盡得古法。介渴江寧梅镠，客梅氏八年，學既成，遍游名山水，以書刻自給，游黃山至歙，鬻篆于賈肆。編修張惠言故深究秦篆，時館修撰金榜家，偶見石如書，語榜曰:﹃今日得見上蔡真跡﹄。乃冒雨同訪于荒寺，榜備禮客之于家。薦于尚書曹文埴，偕至京師。大學士劉墉，副都御史陸錫熊，皆驚異曰:﹃千數百年無此作矣﹄。時京師論篆分宗內閣學士翁方綱，方綱以石如不至其門力詆之，石如乃去?？蛢珊偠疆呫?，沅故好客，吳中名士多集節署，裘馬都麗，石如獨布衣徒步。居三年辭歸。沅為置田宅俾終老。

山人的一生，可謂浪跡江湖，足遍吳楚，早年游匡廬，入越游天臺、雁蕩，取道新安江，遍覽黃山三十六峰，入楚則登衡山，泛洞庭，望九嶷，后渡黃河謁孔林，登泰山時兩峰子羅聘曾為其作《登岱圖》，后六十一歲時始歸故里，以布衣終生。其學書經歷，一直是伴隨著其游歷生活而展開的，在其藝術成長過程中，因梁聞山之薦客金陵梅家八年和受程瑤田之傳授，是其眼界開闊和藝術成熟的兩大關護。

歷來書家多在朝不在野已成定式，而鄧石如以一介布衣而獨步書壇，很自然會遭到所謂主流文人的非議和排擠，他在晚年訓誡后人時也不由感慨:﹃ 我少時未嘗讀書，艱危困苦，無所不嘗，今垂老矣，江湖游食，人不以不識字人相待，蟄能讀書獲益如此，汝輩可不即使自勉哉。 ﹄

從一方面可以看出其作為職業書家的純粹性，同時他的廣泛交游對其學問上的欠缺也起到了一定的補益作用。

鄧石如楷書的藝術成就歷來都認為是在其篆隸之下的，許多書論中都有述及，這一點我們并不否認，但值得注意的是，鄧氏楷書也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卻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我們從其傳世的作品來看，他四十歲之前所做的《贈也園楷書冊》，在筆下尚有著跡處，還沒有達到包世臣所謂的﹃簡肅沉深，蒼古質樸﹄的境界，其成熟期在五十至六十歲之間，這顯然較篆隸書之成熟要晚。

但鄧石如楷書在其大的書風統一之下，卻又與篆隸書的沉雄剛勁的特點有著較大的區別。他的楷書主要是取法南北朝之《張猛龍》《賈使君》《石門銘》和《梁始興王碑》等，起收筆處多表現為外方而內蘊，結體上中正平直，穩健中有疏朗之韻致，并間以漢隸之波挑筆畫出之，在氣格上往往較篆隸書更清雅靈秀，在活潑中彰顯大氣。

陳式金在《跋鄧石如寄鶴書》中說:﹃完白山人書，氣體沉雄，不規規點畫間，能得唐以上碑版神髓。而一種排宕渾融之致，非他人所可及。﹄

包世臣也說:﹃山人正書方寸以上者，簡肅沉深，雁行登善，非徐裴以下所及﹄。鄧氏楷書在清人學唐書碑帖和館閣之風盛行之時，而專習魏隋碑版，在結體謹嚴之中，顯現變化疏朗，由剛狠而致秀勁中的開張，呈現出一種健康的復古之風，在當時是需要極大的勇氣的。

我們從其五十多歲時所書的《滄海日楷書長聯》和《洛陽城外詩楷書冊》中可以看到其楷書的成熟風貌。另外，他的楷書的開張氣勢還深受《瘞鶴銘》影響，他在三十九歲從梅家學成后，出金陵，遍游名山大川，客邗上，為好友畢蘭泉刻印，蘭泉以舊拓《瘞鶴銘》相贈，對他的楷書風格的形成有著極大的助益。

本文節選自《中國書法》

原題為：《鄧石如楷書取法及其意義》

作者：陳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