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建“新G8”,對俄羅斯的這個提議，我們該怎么看？

執筆/胡一刀、刀小胡&斬魄刀

“美國正促使俄羅斯與一些國家組建‘新G8’。”

俄國家杜馬（議會下院）主席沃洛金日前這一表態，引起了輿論的關注。俄羅斯真的打算領銜，推動成立一個組織來對抗現在西方主導的G7組織嗎？

沃洛金提到的8個國家是俄羅斯、中國、印度、印尼、巴西、墨西哥、伊朗、土耳其。

有俄羅斯國內專家認為，如果“新G8”成立，將對美國的霸權構成極大挑戰，美國將徹底失去世界霸權的地位。

但也有學者認為，“新G8”要真正落地，還面臨很多機制性的問題，而且不少發展中國家并不希望脫離現有的國際體系，在美歐與俄羅斯之間選邊站隊。

那么，沃洛金提出的這一構想，到底出于什么考慮？

01

根據沃洛金的觀點，美國及其盟友對世界現有經濟關系的破壞，導致世界上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與此同時，西方的反俄制裁打擊了G7國家的經濟。而美國等國家的這一行為，為希望建立平等對話和互利關系的國家形成“新G8”集團創造了條件。

自俄烏沖突爆發后，沃洛金作為俄羅斯國內對西方的強硬派，之前也發出了不少聲音。俄羅斯國內一些觀點認為，沃洛金畢竟是俄國家杜馬主席，身份特殊，所以他的話并非圖一時口舌之快。

沃洛金出生于1964年2月，1999年至2011年擔任國家杜馬副主席，自2016年10月5日起擔任第10任國家杜馬主席。

他曾經是俄羅斯總統普京的助手，擔任過統一俄羅斯黨的黨主席。沃洛金經常在公眾場合宣傳統俄黨的政策，還與反對派展開辯論，在俄羅斯人氣很高。從2010年到2012年，他還擔任過俄羅斯副總理。也是俄羅斯總統辦公廳的第一副主任。

所以，一些俄羅斯媒體稱，從沃洛金身上能看到些許普京的“影子”。

普京對沃洛金也很欣賞，2011年12月27日，普京讓沃洛金接任克宮的“灰衣主教”蘇爾科夫，任總統辦公廳第一副主任，主任是普京的老友伊萬諾夫，兩人共同輔佐普京，并在2012年大選前，為普京掃清了各種障礙。

例如2011年，俄羅斯杜馬選舉時，有很多人上街示威，要求重新選舉。沃洛金簡化政黨登記程序，讓一批新黨派成立，也讓一批舊黨派重新登記。沃洛金要求恢復對225名單席代表的直接選舉，就分化了反對黨的選票。此后也證明這一點，單席位選舉的地區大多數人支持統俄黨。

通過沃洛金的改革，統俄黨在杜馬中創造性地贏得195個席位，也得到其他政黨的支持。

沃洛金一直認為，非常有必要深入宣傳俄羅斯的價值觀和愛國主義。他擔任總統辦公廳副主任時就主張立法，對未經授權的抗議示威進行嚴厲打擊。他還推進俄羅斯出臺“外國代理人法”，建議給安全部門更多的監控權力。

實際上，自俄烏沖突發生后，雖然沃洛金是國家杜馬主席，但是他在俄對外關系問題上的發聲一點都不少。

比如，4月20日，沃洛金曾表示，杜馬有關委員會著手研究俄羅斯繼續留在世貿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衛的必要性。沃洛金稱，俄烏沖突中西方對俄羅斯制裁，一些國際組織是美國的霸權工具，美國隨時修改既定規則，但前提是對西方有利。

一天之后，沃洛金就俄央行資產被凍結表示：“我們不會丟失自己的財產，現在被凍結，我們要定下任務，把財產要回。否則他們認為從俄羅斯拿點什么，國家正在要回這些拿走的東西，包括資產和領土”。

“今日俄羅斯電視臺”稱，沃洛金提到的這8個國家，俄羅斯、中國、印度、印尼、巴西、墨西哥、伊朗、土耳其等8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超過G7集團24.4%。盡管美國當前面臨嚴重的經濟困難，但該國繼續在世界上制造緊張局勢，以犧牲他國的利益來解決自己的問題。

俄國家杜馬國際事務委員會成員別利克支持沃洛金的這一說法。他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新 G8” 將進一步擴大。盡管俄羅斯面臨西方國家的制裁壓力，但世界上約有2/3的居民生活在支持俄羅斯或保持中立的國家。

俄政治學家巴利別克稱，在“新G8”中，所有參與者的權利將是平等的。

“今日俄羅斯電視臺”的評論稱，沃洛金之所以認為美國為希望與俄建立平等對話和互利關系的國家形成“新G8”創造條件，是因為美國正試圖對俄采取“全面遏制戰略”，但卻產生了相反的效果，與此同時，受到美國軍事和政治壓力的國家變得更加團結。

俄人民友誼大學戰略研究和預測研究所副所長費利德曼認為，沃洛金的觀點反映了一個客觀現實：很多國家離開美國仍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當然，他所說的“新G8”國家還缺乏凝聚力和行動的相互協調。但在未來，潛在的“新G8”可能成為一個可行的一體化聯盟，不僅專注于創造自由的歐亞市場，還專注于集體自衛。

02

有意思的是，西方媒體對俄方提出的“新G8”這一新概念顯得興趣寥寥。

不僅沒有媒體的報道，也沒有政客出來反駁。

這與他們背后的心態是有關的。

事實上，G7曾經短暫地經歷過“G8”的時代，俄羅斯于1991年起參與G7峰會的部份會議，直至1997年，被接納成為第八個成員國，正式成為八國集團。2014年因克里米亞事件，G8中的西方七國暫停俄羅斯的成員國資格，存在17年的G8再次變回了G7。

如今的西方世界不得不面臨G7影響力正在不斷塌陷的事實。G7占世界經濟中的份額，已經從上世紀70年代的80%降到現在的約40%。今年第一季度，美國的GDP下降1.5%，通脹率達到1981年12月以來的最高值，升至8.6%。

G7誕生于上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時期，最初是7個工業國的經濟協調平臺，素有“富國俱樂部”之稱。

然而近年來，各成員國分歧加深，G7峰會風波不斷。

2018年，美國時任總統特朗普公開拒絕在聯合聲明上簽字；2019年，峰會成果寥寥，只發布一頁聲明；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響，線下峰會被迫取消。

2021年，隨著全球疫情趨緩，美國政府換屆后，G7峰會似乎又重新找到了一些抱團取暖的“安慰感”。

拜登上臺后重拾美歐同盟，跨大西洋聯盟的氛圍不斷升溫。在去年7月康沃爾峰會召開前， G7已在外長會、財長會、衛生部長會等多條渠道密集磋商。

去年峰會的最大亮點，是拜登首次以總統身份出訪，美歐領導人實現了疫情來首次面對面會談，此外，拜登還在訪問中打出組合拳，見完七國集團領導人，再參加北約峰會、美歐峰會、美俄峰會，成為拜登團隊自夸“外交成績單”中一個很大的噱頭。

今年的G7峰會將在6月26日德國召開，俄烏沖突成為這屆峰會的主題，但在全球通脹高企，油價居高不下，供應鏈深受沖擊的背景下，這次峰會能達成什么實際成果，外界普遍抱有懷疑。

G7將往哪里走？實際上這個問題自本世紀初以來一直困擾著西方。

2001年熱那亞峰會遭遇大規模反全球化抗議；2002年艾伯塔峰會被“9?11”恐怖襲擊事件籠罩；2004年格倫伊格爾斯峰會因倫敦爆炸案而中斷。

G7的輝煌時刻似乎一去不返。

未來G7還能閉著眼睛繼續站在世界舞臺中心嗎？盡管G7重要性已大幅下降，但對美國來說，它仍是拉攏盟友、實現目標的現成抓手。拜登政府與特朗普時期最大區別在于，特朗普是不顧盟友關系、單槍匹馬地推行對外政策；拜登是不惜代價、千方百計調動所有能拉攏盟友的機制和措施。他希望從“實力地位”應對中俄，但這個實力不是美國一國，而是“美國+n”。盡管盟友未必能完全受他差遣，但G7仍是不能松手的重要機制。

正是在拜登政府擴大“朋友圈”的要求下，2021年的G7峰會還邀請了澳大利亞、韓國、印度和南非的領導人出席。

因此，雖然G7建立之初主要是面對經濟議題，但如今試圖將觸角更多延伸到政治領域，G7未來的影響力可能會隨著實力下降越來越力不從心，成為G7的焦慮，然而越是焦慮，便越有抱團取暖的需求。

03

俄國家杜馬主席建議組建“新G8”的背景之一，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無論在安全領域還是經濟領域，都以意識形態聯盟、陣營化邏輯為基礎進行布局規劃。這意味著，除了美國及其盟友之外的其他國家，都成了“二等國家”乃至“邊緣國家”。

從這個層面來看，沃洛金的構想具有一定的積極性和戰略上的對沖意味。其實不光俄羅斯，很多新興經濟體、發展中國家都希望在經濟、安全層面創新合作機制，推動全球經濟格局塑造沿著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發展。

但即便如此，“新G8”構想如果要真的實現落地，需要做的工作和面臨的挑戰還是非常大的。

據俄聯邦新聞通訊社12日報道，俄經濟學家米羅諾夫表示，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確實被用來衡量國家之間的經濟實力，但現在談論創建“新G8”還為時過早。相較而言，G7集團已經制度化。

一位國際問題研究學者告訴“補壹刀”，“新G8”不失為一種新穎的說法，但這很大概率是俄國家杜馬主席在應急的情況下提出的。

畢竟，在俄烏沖突的背景下，美國等西方國家跟俄羅斯徹底撕破了臉，對俄進行了多輪制裁。如今，俄羅斯在經濟層面和外交層面都面臨一定的困難，相對來說更有動力去推進。

但這一主張想要落實將面臨很大的阻力：

首先，美國肯定會竭力阻撓。在俄烏沖突當中，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沒有“選邊站”，參與到美國構建的反俄陣營中。這本來已經讓它們面臨很大壓力，如果再展露出要加入“新G8”的意向，必然會招致更多來自美西方的打壓。

其次，“新G8”構想帶有一定的“借力打力”意味。對俄方來說獲益當然明顯，但卻忽略了一個事實：世界依然處于全球化的時代，大多數新興經濟體與西方經濟聯系十分密切。如果在這個時候推進“新G8”，付出的代價將是切斷與西方聯系的紐帶，這顯然不符合各國的國家利益。

其實，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不選邊站，不搞陣營對抗，才是最符合其國家利益的選擇。

一位拉美問題研究學者向“補壹刀”表示，這些年來，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對美國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感到反感。由于美國在經濟、金融等多個全球性機構中占據壟斷地位，很多新興經濟體的發展利益很難保。

對這些國家而言，目前最大的愿望不是徹底推翻現有的國際體系和秩序，相反它們更希望對此進行完善。

這些年，發展中國家在推動全球經濟治理機制變革中做出了一系列切實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比方說，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份額改革后，金磚五國的話語權得到了顯著的提高。

雖然今后發展中國家仍將面臨來自美西方的不斷阻撓，但依然會迎難而上，盡最大可能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平衡、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在現有的國際體系內一些重要平臺上，新興經濟體的話語權是在上升的，更希望在這套比較熟悉的體系下維護自己的權益，與美國的霸權行為展開斗爭。

而俄羅斯目前的情況與眾不同，莫斯科可能需要新的平臺與美西方形成對沖和制衡，當然輿論上的沖擊可能是最短時間內就能實現的。

因此，對于“新G8”概念的下一步發展，我們可以保持觀望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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