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證實的夏朝，真名是不是夏？天文測算大禹建國時間有Bug

　　夏朝真名是不是叫夏？這個疑問貌似前后矛盾，但卻是一個不能回避的現實問題。

　　眾所周知，每一個朝代的國號（名字）都由本朝開國君主擬定并昭示天下，寓意改朝換代。而朝代名字或源自開國君主即位前的封號，或出于宗教等目的擇吉字作名。

　　比如商朝這個國號，周武王在牧野戰后曾興奮地告祭上蒼“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這里的大邑商就是周人對商朝的稱呼，并且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也證實“商”就是商朝的自稱，而非它稱。同樣，周、秦、漢等朝代名也都是源自本朝的自稱，這個并無爭議。

　　但夏朝這個朝代名，卻沒有任何直接證據表明是夏人的自稱。

　　目前已知最早的提到“夏朝”的記錄來自周代，無論是春秋青銅器—叔夷鐘上的“尃受天命，翦伐夏祀”銘文，還是《尚書》《史記》等史書文獻，年代均不早于周朝甚至更晚。即便是對三代史研究影響巨大的《竹書紀年》和《清華簡》，也是成書于東周時期。

　　而周代距夏朝已過去了近千年之久，這對于“夏”這個朝代名而言，無疑缺少了一錘定音的關鍵依據。

　　當然，朝代稱謂的疑問，并不代表“夏朝”不存在。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的考古發掘，已經證實了在商朝之前中原大地存在著一個強大的廣域王權的政治實體，在時間上，上承部落聯盟時代的龍山文化，下啟早商的二里崗文化；而在地域上，又與文獻所載的夏人活動區域吻合。

　　著名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正是基于對夏朝存在這個共識基礎上開展的斷代研究，并將夏朝存續的時間范圍劃定在了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左右。

　　既然夏朝的存在與否已經沒有爭議，那么接下來我們再重新回到文章開篇的疑問：夏朝真名是不是叫夏？

　　這個疑問基于兩點認識：其一，包括二里頭遺址在內的所有夏文化遺存當中，沒有發現“夏”字以及夏后氏族徽，即便是殷墟的甲骨卜辭中，也只發現商王在燎祭一個叫“西邑”的已滅亡政權，把西邑與夏建立聯系的，依然是東周以后的事（《清華簡》）。

　　其二，中國歷史上從來不乏自稱與它稱不符的現實案例。比如春秋戰國時期的楚國，常被它國稱為荊國；商朝又被周人稱為“殷”或“衣”；史書中頻頻出現的“隨國”卻找不到考古遺跡，直到曾侯乙墓的發現，人們才知道史書所謂的“隨國”，人家自己的稱謂其實是曾國。

　　此外，還有出于政治目的而故意降格稱謂的情況，比如西晉就硬生生創造出“蜀”這個國號來指代劉備建立的漢政權，后世學者為了便于區分，又創造出“蜀漢”這個政權稱謂。以至于一些三國題材的影視劇中出現打著“蜀”字大纛旗喊出“大蜀國萬歲”的低級錯誤。

　　基于此，對于周人而言，“夏朝”這個稱謂就有了兩種可能性：一種是的確沿襲自夏人的自稱；另外一種情況則是周人只知道商朝之前存在過一個政權，便籠統的稱之為“夏”或“有夏”（夏：大的意思，意指一個大的國家）。

　　現有的考古發現也已證實，二里頭遺址三、四期時，并沒有任何暴力破城、毀墓現象，在商朝易代之后，二里頭文化甚至依然延續了近80年（商朝建國時間為前1600年，二里頭文化下限為前1520年），很難想象宮殿、手工作坊遺跡能保留下來，而作為最重要的時代符號的“夏”字卻找不到任何蛛絲馬跡，合理的解釋是找“夏”本身就步入了誤區。

　　值得一提的是，根據文獻記載，夏朝初期的禹、啟都城或在陽城（今河南登封）、或在陽翟（今河南禹州），直到太康以后，夏都才遷徙到洛陽盆地的斟鄩。而二里頭文化在時間上限（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和地望上（洛陽盆地）都和夏朝中晚期遺址相吻合，與禹、啟等早期時代并不吻合。

　　所以，想要搞清楚夏朝稱謂的可靠性，還需要從大禹和啟這兩位政權開創者身上找到突破點，畢竟，任何一個朝代的名字，都必然起源于第一代君主所處時代。

　　上文已述，夏商周斷代工程將夏朝的建國時間定在了公元前2070年，從考古學文化上講，這個時間點囊括了二里頭文化、河南新砦文化，并延伸到了龍山文化時代。

　　聯想到堯舜命禹治水的記載，那么大禹生活的年代上承堯舜部落聯盟的龍山時代，下啟夏朝家天下的二里頭文化時代，也屬合理。

　　但是，這里有一個時間上的Bug。

　　如果夏朝建立時間是前2070年，那么大禹出生以及治水的年代肯定要比這個時間更早，假設他10歲就受堯帝之命開始治水，前后歷時13年，倒推他出生年代至少也在前2100年左右了。

　　然而，這個時間點卻與夏朝時的一起天象事件存在較大時間差。據《孝經·鉤命訣》記載：“禹時五星累累如貫珠，炳炳若連璧”。

　　進入現代以來，天文學家通過采用計算機進行測算，得出過去5000年中五星匯聚于15°以內的共有19次，其中小于7°且可在長江中游和黃河中游區域肉眼明顯可觀察到的是4次，分別是前1953、前1059、前185年以及公元710年。

　　后三個五星匯聚時間已不可能是夏朝，而公元前1953年2月24日發生的這次五星匯聚事件，不僅時間上與夏朝存續時間吻合，而且是5000年來罕見的天文奇觀，角度最小時甚至只有4.351°，且匯聚時間長達24天之久。

　　史書中的“禹時五星連珠”事件無疑是當時天象的真實記錄，后世占星家并無能力逆推編造。但從大禹出生到五星連珠，時間跨度長達150余年，遠遠超出了正常人生命的極限。

　　同樣的天象事件還有禹伐三苗時的“日夜出，晝日不出”（即日全食），禹伐三苗發生在夏朝建立之前，這次日全食經天文測算，鎖定為前1964或前1974年，距大禹出生超過了130年，依然是一個違反常識的時間Bug。

　　合理的解釋有兩種：一是大禹公元前2070年建國這個時間定的過早，應為前1950年左右或者更晚，才能與夏朝建立前后發生的數次天象事件時間上吻合；二是未留名事情在文化記憶中都被歸于同一位英雄人物身上，換言之，文獻中的禹并非是指個人，而是一個朝代。

　　先來說第一種可能，如果大禹出生年代在前2000年左右，那么從他成年到受命治水、征伐三苗、涂山會盟，并最終建立夏政權，時間點在前1950年左右，符合實際。

　　但這種可能性會帶來另外一個問題，即大禹生存年代距堯舜時期會被拉開一個空當期，這跟文獻記載的大禹和堯舜屬同時期人物的記載相悖。當然，文獻記載或許有不可靠之處，但考古發現卻再次否決了這一點。

　　山西襄汾的陶寺遺址，經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李學勤教授判定為堯帝陶唐氏文化遺存，絕對年代為公元前2300年—前1900年，其中發生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暴力事件，是導致陶寺最終衰落的主要原因。

　　換言之，如果大禹治水發生在公元前2000年以后，那么當時的陶寺已經從區域性王都淪為了普通聚落（堯舜已不存在），大禹又是受誰之命去治水呢？

　　同樣的證據還有登封王城崗考古發掘。

　　登封王城崗曾是史書記載的禹都陽城所在地，根據王城崗考古發掘顯示，該處遺址發現了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和二里頭文化早期遺存，碳十四測定的絕對年代為公元前21世紀的前半，時間上與鼎盛時的陶寺文化存在近100年的重合，與史書記載的堯舜禹同時期人物的內容相符，也與氣象學研究發現的公元前2200年至前2000年中原大地氣溫異常下降，極易發生暴雨等極端天氣的時間線吻合。

　　這就否決了第一種可能性，因此，在有確鑿天象推算證據的前提下，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依然把夏朝始年定在了公元前2070年。

　　接下來我們再來說第二種可能。上古時期，將許多模糊不清的事跡統一歸結到一位著名人物身上的事情，其實非常普遍。比如陶寺文化前后跨度長達三四百年，根本無法承載僅有堯舜兩位帝王，所以，堯舜除了代表個人以外，多數情況下指代的是一個部落族群，即每一任首領都冠名堯帝。

　　所以，“禹時五星累累如貫珠，炳炳若連璧”中的“禹”并不一定指代的是大禹一個人，而有可能指代的是夏王朝。同樣的例子還有《易緯》記載“禹四百三十一年”，這里的“禹”顯然指代的就是整個王朝。

　　如果我們把文獻中的禹區分成個體和王朝兩部分，那么就解釋了大禹建國時期和天象發生時間間隔超長這個Bug。這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全新思路：在沒有明確自證材料的情況下，夏朝的真名有沒有可能叫禹，即當時的人們用禹這個英雄稱號來指代自己的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