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水的人那么多，為何只有大禹得了天下？考古：大禹手段高明

治理水患是古代政治生活無法回避的重大事件。據粗略統計，在過去的2000年中，僅黃河決口次數就超過了1500次，較大的改道則多達26次，而洪災帶來的直接后果便是百姓流離失所，繼而引發社會動蕩和洗牌。

所以，水患治理的成功與否，關系著古代王朝統治根基的穩固。

從古至今，中國都不乏帶領民眾治水的英雄人物，如上古時期的共工、鯀，春秋戰國時期的孫叔敖、西門豹，宋元時期的王安石、郭守敬……

但若論功績，大禹治水成功所贏得的威望在中國歷史上恐怕無出其右。

春秋時期齊國的叔夷鐘刻有“尃受天命，翦伐夏祀……處禹之堵”銘文，而西垂秦國的秦公簋上同樣刻有“受天命鼏宅禹跡”字樣。

不僅如此，從黃河上游的甘肅，長江上游的四川，再到山東、浙江、江西，都流傳有大禹相關的遺跡，這說明上古時期的滔天洪水的確給先民留下了刻入骨髓的記憶，也印證了古人對大禹治水的真實性有著普遍的共識。

而正是通過治水，之前默默無聞的大禹積累起了空前的威望，最終打破血緣氏族部落間的輪流執政，建立了家天下的夏王朝，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突破地理單元的廣域王權政體。

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大禹也是歷史上唯一一個通過治水繼而登頂君位的人。

那么我們不禁要問，中國歷史上治水的人物那么多，為什么只有大禹治水得到了天下？

在搞清楚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需要梳理一下在大禹受命治水前的天下局勢。

《史記》記載：“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氣象學研究證實：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全球遭遇了“全新世事件3”，氣候突然轉冷，在東亞地區，夏季風鋒面南移，導致了雨帶在黃河中游地區頻繁活動，這種氣候異常現象一直持續到了公元前2000年左右。

而考古發現的山西陶寺遺址，經過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李學勤判定為堯帝居邑，碳十四測定的陶寺文化絕對年代剛好是公元前2300年至前1900年左右。

不僅如此，包括洛陽盆地王灣、新砦，豫北的孟州，晉南的周家莊都發現了洪水沉積的遺跡，就連陶寺遺址的西城墻都因洪水沖刷而被掏空，被迫選址重建。

這表明，堯舜時期的滔天洪水事件并非是史書的夸大其詞，而是有著真實的歷史背景的。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上古時期先民常有將未留名的文化記憶歸于同一位英雄人物身上的做法，陶寺文化前后跨度長達三四百年，所以史書里的堯舜，并非是堯、舜兩位帝王，而是陶唐氏和有虞氏的每一位執政的君主都被冠以帝堯或帝舜稱號。

持續數百年的洪水，直接改變了氏族部落間相互對抗的格局，不同部落先后在共主陶唐氏和有虞氏的號召下，開始了共同治水。

《尚書》中留下了關于堯帝下令治水的一段對話：“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義？’僉曰：‘於，鯀哉！’……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四岳是部落聯盟陣營當中舉足輕重的幾位首領，在共同商議過后，眾人紛紛舉薦有崇氏的鯀來負責治水。然而，鯀治水最終以失敗告終，繼位的舜帝震怒，下令將鯀殛死，并指令大禹繼續完成治水任務。

這里存在一個疑問，既然洪水是所有部落共同面臨的天災，為什么最后負責治水的卻只有有崇氏部落，而且即使是鯀失敗被殺后，舜帝依然啟用了鯀之子禹？

對此，《呂氏春秋》和《世本》中留下了只言片語“夏鯀作城”“鯀作城郭”，這里的城，并非是指城墻。著名歷史學家徐旭生先生曾專門解釋過：“城同堤防本來是同一的東西：從防御寇盜說就叫作城；從防御水患說就叫作堤防。鯀所沿用的堤防（也就是鯀所作的城或城郭）大約就像今日北方鄉間所筑的土寨子或叫作護莊堤”。

鯀和禹究竟是真實父子，還是后世附會，目前沒有確鑿證據分辨，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是有崇氏還是夏后氏，其聚居區域都在崇山（嵩山）一帶，即今天的河南洛陽盆地。

考古發現顯示，嵩山南北剛好存在河南龍山文化的兩大文化類型的遺存：煤山類型和王灣類型，二者聯系緊密，且為后來的二里頭文化貢獻了遺傳基因（河南龍山文化是二里頭文化的源頭之一）。

而洛陽盆地地勢低洼，黃河中游洪水傾瀉后會流入洛陽盆地，故而生活在這里的族群在長期與洪水的斗爭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可以說，有崇氏和夏后氏既是洪水的最大受害者，同時也是治水經驗最豐富的群體。所以，堯舜才先后啟用鯀、禹部落進行治水，這便是史書所謂的“夏鯀作城”（鯀善于修筑堤壩）的真相。

不過，肩負重擔的鯀，卻落了個悲慘的下場，被舜殛死于羽山。史書對鯀被殺的原因前后矛盾，《尚書》是說他“九載績用弗成”所以被殺；《山海經》說他是“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所以死罪；《韓非子》則說“堯欲傳天下于舜，鯀諫曰：‘不祥哉’。’堯不聽，舉兵而誅鯀于羽山之郊。”

雖然鯀的死因說法不一，但有一個共同特點：鯀損害了堯舜部族的利益。

考古發現龍山時代晚期城址的宮殿基址都是選擇高土臺上，比如著名的堯都陶寺遺址以及時間上略晚一點的石峁古城，由此，史書中留下了“帝堯臺、帝嚳臺、帝丹朱臺、帝舜臺”的叫法。

所以，當大洪水來臨之時，地處晉南和陜北的龍山時代城址，受影響最小，保存有實力的堯舜部落才能在大災難來臨之時成為部落聯盟的主導。

然而，地處黃河泄洪區的鯀部落，卻從臨近的有虞氏搬運土壤修筑堤壩防洪，帶來的結果便是“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原本地勢較高的晉南地區，也遭到了洪水的侵襲，這是有崇氏和有虞氏矛盾的根源，也是鯀被殺的直接原因。

即使到了現代社會，遇到山洪之時，首先采取的辦法也是修筑堤壩防洪，之后堵疏結合。但鯀錯就錯在只維護了洛陽盆地族群的利益，卻忽視了上游的堯舜族群。所以《國語》才說鯀有“共工之禍”（只為自己族群修筑堤壩，導致洪水傾瀉至其它部落）。

那么繼任的治水總工程師—禹，又做了哪些改變呢？

出土的西周青銅器《遂公盨》總結了四個字：墮山浚川。“墮山”就是開鑿阻礙積水排泄的山丘巖石，“浚川”就是疏通河道，但大禹做這兩項工作的地點卻并不在自己族群所處的洛陽盆地，而是鑿通黃河中上游的龍門（山西河津），疏通防原泒（山西雁門泒水），使之注入滹沱河，以及在黃河下游地區“辟伊闕，導廛澗，平通溝陸，流注東海”。

這不僅讓地處洛陽盆地上游的宗主虞舜十分滿意，也保全了下游的不少部落，故而《呂氏春秋》稱贊說“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此禹之功也”。

然而，大禹所作的遠不止這些，考古發現顯示出大禹手段的高明。

根據張莉博士的統計研究顯示，從公元前2200年的龍山文化時代再到公元前1900年左右的二里頭文化前期，黃河中下游地區的聚落數量從1669個驟降至180個，降幅高達89%，這些消亡的聚落中，都發現了大量的泥沙淤積，表明消亡原因與大洪水有關。

在氏族部落聚居地大量銳減的同時，豫中嵩山南麓卻崛起了一座新的聚落大城，這便是著名的登封告成鎮王城崗遺址。

經發掘勘測，王城崗遺址共存大小兩座城，小城存在年代約在前2122年左右，大城存在年代約在前2055年左右，且確認大城是在小城毀棄后所建，這也是龍山時代中原地區最大的城址。

王城崗遺址無論是存續時間、地望、考古發現還是性質認定，均與禹都陽城吻合，故大城被考古界公認為大禹的陽城，而早期小城則被認為是鯀所作城。

禹都陽城的發現表明，大禹對于鯀筑堤治水的辦法并未完全摒棄，反而是有所加強，采取了疏堵結合的方式。

不僅如此，在王城崗所在的登封盆地還發現了12個同期的小聚落遺址，與王城崗形成了金字塔型社會結構，意味著有外來“移民”加入到了禹的部族。

而反觀晉南的陶寺，大洪水雖然并未對其造成毀滅性傷害，但從墓地的情況來看，陶寺晚期卻出現了大衰退的征兆，換言之，陶寺出現了大量的人口流失，而導致這一現象的除了戰爭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農業無法蓄養更多的人口。

翻閱史書，我們同樣會發現端倪。

《尚書》：“堯遭洪水，萬民皆山棲巢居，以避其害。禹決江疏河，民乃下丘營度爽塏之場，而邑落之。”《史記》：“（禹）令益予眾庶稻，可種卑濕；命后稷子眾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余相給，以均諸侯”。

可見，大禹筑堤護民的同時，還悄然將農業的主導權掌握在了自己手中，洪水過后的豫中存在了大量的腐殖質，在農業還處在初級階段的先夏時期，地力的肥沃程度是糧食產量的最關鍵因素。

所以，原本處在晉南“山棲巢居”百姓紛紛來到禹都聚居，人口數量的膨脹讓大禹崛起成為大邑之主，舜帝死后，“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舜之子）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

此后，在夏后氏的帶領下，包括東夷在內的更多先民族群紛紛移居更適宜農耕的洛陽盆地，最終形成了二里頭廣域王權文明。

大禹所處時代，是中國從原始社會走向國家文明的轉折期，戰爭、洪水、生存是當時社會的主題。然而，由于傳世文獻的錯漏、矛盾，以及不同專家對考古發現解讀的差異，讓人們對這段歷史的認知也迷霧重重。這本《史前中國》以人類遺傳基因作為切入點，以考古研究成果為論據，對史前中國從原始社會走向大禹封邦建國的發展歷程做了一個全面的解讀，觀點可謂新穎，這也是我讀過的最通俗易懂的探求中華文明起源的著作。對史前歷史感興趣的讀者，歡迎點擊下方鏈接購買。